汤序波

新近蜀中贺宏亮兄微信传来郭沫若致时任《新建设》杂志主编陶大镛（1918—2010）信札之影印件（广东崇正2019年秋季拍品）。《新建设》前身是北平知名民主人士创办于1948年7月《中建》（北平版），仅出10期即因“言论荒谬”而被国民党当局查禁；1949年9月复刊，易名为《新建设》，刊名为毛泽东题签。该刊被誉为彼时“国内唯一的学术刊物”（胡绳语）。1951年经济学家陶大镛出任该刊主编。兹照录信原文如次：

陶大镛同志：

您的信接到，谢谢您的关注。

纪念马克思的文章，我估计我写不出来。因我这几年简直把学术研究工作丢得太生疏了。二月初也还有其它工作要做。因此，请您原谅，我不能接受您的提示。

汤炳正先生的文章，草率地看了一遍。他的研究方法很成问题。他肯定“在远古时，各民族都是用物名纪月”（这是他的出发点），这是无征而必。其实中国古时并不以物名纪月。十二支，在古与十干相配，只以纪日；单独用时以纪岁。用十二支纪月，是东周星历家才开始。十二支与十二肖象（兽）相配，更在汉代。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用物名纪月，分明是受了汉民族文化的影响，绝不能在“远古”。用物名纪月之先，须有分一岁为十二月的星历智识为前提。各少数民族在“远古”，并没有这样高度的文化。因此，汤先生的文章可以说是白费气力。

致礼！

郭沫若28/1

在当时那样的政治、学术生态环境中，郭先生有这样的审稿信，正可用“同情之理解”（陈寅恪语）况之；我想若先祖父汤炳正①汤炳正（1910-1998），字景麟，山东荣成石岛张家村人。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并曾担任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声韵学、文字学主讲。著名语言学家、楚辞学家。1985年被选为首届中国屈原学会会长。著有《屈赋新探》《语言之起源》《楚辞类稿》《楚辞讲座》等。还在的话，看到这通信也会一笑了之。信使用会议用笺，右上端印着法语“CONGRèS DES PEUPLESPOUR LA PAIX，VIENNE1952（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维也纳1952）”，天头右端有钢笔标注“1953”（笔者按：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于1952年12月12日至20日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举行）。其主要内容是代《新建设》审议汤炳正关于十二支字起源的论文。陶氏看到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先生之否定信函，自然就不会刊发汤文了。这通重要的信，已来不及放进笔者所撰《汤炳正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即出），颇为遗憾。宏亮兄约我写稿，踌躇良久始勉力为之。

关于十二支字起源的问题，汤氏在《我对“百家争鸣”的感想和体会》（载《成都日报》1956年11月17日）中曾说，1949年前，他“从研究精神上讲，却很有些‘争鸣’的勇气，对新、旧派的权威学者的某些结论，往往不敢苟同”。“我这种初步的研究精神，受章太炎先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当我受业于章太炎先生时，曾觉得他对中国文字中的‘表数字’虽然讲得很透辟，但却有很多使我不能同意的地方，因此我写了一篇《释“四”》送给他看，他不但不反对，反而非常同意我的意见，并且在他主编的杂志上把它刊登出来，这样就使我非常佩服章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同时也就培养了我对权威学者的结论提出商讨的勇气”。但1949年后，“我的态度变了，尤其是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研究学术的进步学者，我更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见。这虽然主要是因为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低，但思想顾虑也是有的。例如郭沫若在他的《甲骨文字研究》一书中提到中国十二支字是起源于巴比伦的十二辰，结论有些牵强，我是不同意的。我在解放前，曾以西南少数民族物名纪月的遗俗，来证明中国十二支字是从先民物名纪月而来的，并不是来自西方。这个稿子，解放后曾加以修改，但至今不敢拿出来发表。认为万一这个结论并不正确，而冒然提出来，那是很不恰当的”。对照上述郭先生信函，汤文中“这个稿子，解放后曾加以修改，但至今不敢拿出来发表”，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这篇稿子乃汤本人投稿（他投稿的多为大刊物）；二是汤可能将稿子寄给京城诸友看，结果友人转给了该刊（或许也经过汤本人同意）。汤说“至今不敢拿出来发表”，应是收到退稿信的结果了。

汤炳正这篇文章初稿应写于1949年7月之前（其时他正任国立贵州大学教授），1952年修改“完稿”，也就是在这以后向《新建设》杂志投稿的（郭沫若的审稿信在时间上正与此吻合）。“至今不敢拿出来发表”的“这个稿子”，三十年后经补充证据修订方揭载于1983年第8期《江汉论坛》，即《试论“寅”字的本义与十二支的来源》一文。1990年12月，汤氏将此文收入《语言之起源》（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提要”云：“十二支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本文则以正月为寅月的‘寅’字为例，从形、音、义各方面加以探讨，知道‘寅’之古义本为表示‘虎文’，它是从古人以十二物名表十二月而来，从而揭开了十二支字来源之谜。此文运用了大量民俗学的资料，从新的角度探讨问题。否认了郭沫若氏十二支来自巴比伦的论点。”汤氏1991年12月2日又在致刘信芳信中说：“（此文）系以西南诸多民族的物名纪月，说明汉族以十二支字纪月，乃由物名纪月演化而来。这跟楚帛书由十二月物候演化到《尔雅》十二月，其发展规律是一致的。亦即人类思维由具体事物到抽象符号的一般历程。只是西南民族的物名与十二月的季候无关；而楚帛书之物候则与季节有关，且又有由物到神这一中间环节耳。”窃谓汤言这个“历程”可表述为：物名纪月→十二支字→十二生肖。汤文正可作“礼失而求诸野”之佳例。

另据1966年汤炳正写的“交代材料”——《我生平写作的目录表》中，列有“《从西南兄弟民族‘物名纪月’说到汉族十二支的起源》（附交原件）。新中国成立前的旧稿，成立后重新整理，未发表”条，汤文开始还不叫今名。

汤文分三个方面：“‘寅’字的古音、古形、古义”；“从‘物名纪月’到十二支的起源”；“结语”。文后署的日期是“一九五二年三月初稿，一九八一年三月修改”。窃以为“初稿”是作者后来改写的。前几年周学涛小兄从成都某拍卖行传来此文毛笔竖写影件。有意思的是文末作者将三行日期皆作了涂抹，第一行完全看不清楚。细审第二行年份依稀是“一九五二年”，月份已看不清楚了，月后“完稿”两字还能认出。第三行比较清晰是“一九七九年”（月份与后面的字涂得很重，已看不清楚。据原件收藏者说像是“七月”二字）改为“一九八一年三月修改定稿”。稿中引用罗福颐发表在1979年第2期《故宫博物院院刊》上的《中山王墓鼎壶铭文小考》一文。该期杂志1979年5月出版，则此文的改定必在其后。

汤文开篇说：“郭沫若同志在《甲骨文字研究》一书里，把古文字学跟历史学互相结合起来，使问题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十二支是来自巴比伦的十二宫。这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创见。但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同志在该书重版序言里又说：‘《释支干》篇所谈到的十二支起源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个谜。’这说明了任何科学，都要经过无数科学家的努力探索，才能使它逐步接近真理。本文即拟在郭沫若同志的结论之外，从另一个角度对十二支的来源作一番研讨；亦即以‘寅’字作为突破点，对十二支的来源提出一项新的看法，以就正于学术界。”观此，其探究真理的治学态度如何可想而知。

考郭沫若先生《甲骨文字研究》一书（全二册），由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5月初版，1952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再版。其《重印弁言》云：“《释支干》篇所谈到的十二支起源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谜。我把它解释为起源自巴比仑的十二宫，在今天虽然还是没有更好的直接物证，但也没有更坚实的反证。”（“弁言”写于审读汤文之前）1962年11月科学出版社又出新版（“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号”），《出版说明》云：“本书是著者早期研究甲骨文字的论集，初版于1931年，改订本1952年由人民出版社印行。这次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由我社出版，只就改订本校改了个别字，有几处著者加了眉批。一九六二年十月。”1982年9月是书又由科学出版社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出版，《出版说明》云：“收入《全集》的著作在这次出版时，一般采用作者亲自校阅订正的最后版本，进行校勘工作，个别地方在文字上作了修订，除保留作者自注之外，又增加了一些简要的注释。”2008年6月收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第六册。港台还有蓝灯出版社、民文出版社、中华书局（香港）等版。由此看来，此书版本甚夥，影响亦甚。从上述郭书出版的情形看，汤文初稿写作前当已读过其《释支干》1952年以前的两个版本。因此他的文章显然是试图在十二支字的学术探讨上再前进一步的。

细揆其内容，则《甲骨文字研究》由《释祖妣》《释臣宰（附：《土方考》）》《释耤》《释》《释和言》《释朋》《释五十》《释岁》《释支干》九篇组成，以《释支干》篇幅最大。从《郭沫若全集》页码编排来看，九篇中前8篇共计135页，而《释支干》一篇即达184页。由此可知这篇文字在《甲骨文字研究》中的分量。我们再来看看《释支干》的结构：一、支干表；二、十日；三、十二辰；四、何谓辰？五、十二辰古说；六、十二辰与十二宫；七、岁名之真伪；八、十二次；九、馀论；十、附录：西纪前二二〇〇年代巴比伦之恒星天图。其中，“馀论”又有十九个方面的内容。结语云：“以上即余释支干之事之大凡也，依余之说，于古今来所存之疑团，大率可迎刃而解。惟事在三四千年以前，所据之资料又至有限，故余亦不敢遽信已说之必当于事实。然此说一创通，其旁证之丰富实若取诸左右而逢其源，将来地底发掘盛行时，或有更显豁之古物出而为余说之左证者，固所企而时待望者之。”其核心观点则为“十二宫起源于巴比伦之说已成为学术上之定论”（第252页），“（十二生肖）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十二之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者”（第332页）。笔者按：郭氏当时没看到后来的出土文献如秦简，已经有以兽、禽纪时了，只是与“十二生肖”略有不同。参见《睡虎地秦简日书（甲）》（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 2009年版）。

说到审稿信，汤炳正也写过一些。如《汤炳正同志关于〈屈原生年考〉一文的来信》（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兹录全信于次：

编辑部负责同志：

寄来陈久金同志的《屈原生年考》嘱审阅。本人对天文历算是外行，但读了文章之后，感到很有创见。因为作者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结论，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至于作者之所以能提出新的结论，主要由于他在推算依据和推算方法上突破了三个传统观念的束缚：

（一）关于岁星超辰问题：当前学术界推算屈原生年，一般都是根据某书岁星纪年的记录，再加“超辰”这一推算方法。例如郭沫若同志等即如此。而陈久金同志则认为岁星纪年法起于战国中期，当时是合乎天象实际的，但这以前或这以后典籍记载的岁星纪年，多系用十二年周期推演出来的，故不存在“超辰”问题。因而，也就（原误作“做”）解决了拘于“超辰”说而造成的推算屈原生年的某些矛盾。

（二）战国时期，楚国是用的夏正，这是屈原研究者几乎一致的看法。例如，游国恩同志等就曾以屈赋中有关时令、季节的诗句作了不少的考证。因而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孟陬”是指的夏历正月。而陈久金同志则根据典籍资料与“科学手段”所推算出的岁星位置，认为楚国当时是用的周正，而不是夏正。这也是一个突破。

（三）关于日本新城新藏所推算出的战国朔闰表，当代的屈原研究者几乎都把它作为推断屈原生于“庚寅”日的惟一科学根据。凡是该朔闰表里某年正月没有“庚寅”日，就要排除屈原生于这个月甚或这一年的可能性。例如浦江清同志就曾为此煞费周折。而陈久金同志则能破除迷信，揭示出新城新藏朔闰表的论据薄弱而不可靠，从而冲破了它的束缚，作出新的判断。

这篇文章，能在学术界不断深入探索屈原生年的过程中，提出新的看法，这无疑是极其可贵的。当然，在论据的资料方面能再丰富一些，就更有说服力了。其次，“庚寅”究竟是周历正月的哪一天，如果能作出初步结论，则陈久金同志这篇文章，在屈原的生年、月、日上，就构成了更为完整的体系。再其次，如屈赋《怀沙》云：“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又《抽思》云：“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如果指的是周正，则时令未免过早；而如果指的是夏正，则不仅跟自然现象相吻合，而且跟“孟陬”的提法也一致。这类问题如能进一步作出具体分析，则文章的科学性就更为坚实得多。当然，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些枝枝节节的小问题，决不影响全篇文章的学术价值。

汤炳正

十二月十六日

关于此信，汤炳正曾做过说明：“因为我认为，在探索屈原生年问题上的任何创新都是可贵的，建议《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发表这篇文章，并很委婉地提出了我的意见，指出了他文章的不足之处。我的审读意见，《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决定与陈久金的文章同时发表。发表后，又有了不同的反映。有的青年同志来信说，我扶持新生力量，很受感动。有的同志则说：既然陈久金的文章问题还多，就不应该支持，说我是抱着学者兼长者的态度，迁就了陈久金。”笔者曾致函汤先生说，某人发表一篇屈原生年考证文章，不同意你的观点。他复信说：“屈原的生年月日，是学术上的老大难问题，多有些人参加讨论是有益的。”“学术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它要靠一代一代地向前推进，一个人的力量永远不可能穷极真理。所以要尊重别人的不同意见，欢迎大家共同探索，以推动学术的发展。”以上文字俱见《楚辞讲座》第六讲。在给黄中模的信亦说：“我对学术上的老大难问题，一向抱着发动群众、共同攻关的态度，从不想一个人说了算。只要言之成理，我鼓励新颖意见尽量发表。因此，我对陈君的敢于创新、勇于破旧的精神，予以充分肯定。”

说到现当代屈原与《楚辞》研究，郭沫若自是前辈了。郭氏的《屈原研究》1946年7月由群益出版社出版。而汤氏也是差不多这时开始了他相关的研究。其第一篇论文《楚辞》“些”字与苗民祝语之研究》1949年5月发表于梁漱溟主编《勉仁文学院院刊》创刊号上。郭氏的著述汤当全部研读过，他在给研究生上课时曾说：“‘五四’以来研究《楚辞》的大家，有闻一多、郭沫若、游国恩、姜亮夫。”（见《楚辞讲座》第一讲）后来有学者在“这四位”之后又加上汤炳正，称“楚辞研究五大家”。黄中模《现代楚辞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版）的《内容提要》称，“弘扬了郭沫若、姜亮夫、汤炳正等现代著名《楚辞》专家关于屈原与《楚辞》的正确文艺观”。“2019年屈原与楚辞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八届年会”在汨罗召开，其邀请函介绍了郭沫若、姜亮夫、汤炳正三位“屈原研究大家”。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曾选举屈原等四人为当年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为了呼应这次大会，文化部成立以郭沫若为组长的“屈原研究领导小组”。汤炳正1962年在《文史》创刊号上发表《〈屈原列传〉新探》，1963年在《江汉学报》第10期发表《〈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探索》，两文皆其代表作，亦是楚辞研究史上的两个大难题，加上这两种杂志在当时皆有名，以郭氏彼时的身份与兴趣或许应读过。我们寄希望以后有新材料的出现，能证实这一点。这才是他们二人真正在学术上的交集。

近代以来，学者们致力于探索中国文化的源头。郭沫若、汤炳正关于十二支的起源说，正是这一探索的延续。可惜二人未能直接对话，没有发展成为十年后（1965年）郭沫若、高二适“兰亭论辨”那样的学术讨论，实在令人备感遗憾与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