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顺，刘瑞喜

(商务部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北京 100710)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作为反映经济走势的先行指标，企业家信心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下跌。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市场信心的恢复，疫情面前提振企业家信心更重要还是提振消费者信心更重要? 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对产业的影响存在哪些差异? 鉴于此，本文尝试对中国企业家信心、消费者信心与二、三产业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以期为疫后经济政策合理制定、推动中国经济平稳运行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早在凯恩斯时代，公众信心就被视为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凯恩斯用“动物精神”一词来形容这种由情绪驱动的公众信心。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学术界愈发关注市场参与者情绪对经济的影响。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也让学者们再次把目光投向在金融危机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公众信心等因素上。

国外有关公众信心的研究要早于国内且更为充分，学者们不仅对信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Beltran和Boef等[1-2])，而且从不同的角度对信心与各宏观经济变量关系展开研究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Harrison和Taylor等[3-4]认为，信心能够深刻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经济系统中存在的多重均衡随着公众信心的转变而转变。Eusepi等[5]强调稳定市场信心对宏观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并在新凯恩斯理论框架下，探讨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稳定市场参与者信心的措施。Bachmann等[6]对信心与政府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分析。Dees等[7]对欧美国家消费者信心和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消费者信心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显著的。Klopocka[8]发现，消费者信心对家庭储蓄和借贷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并提出将经济基本面指标和消费者信心等主观指标结合起来以改善家庭金融行为预测。Peric等[9]基于1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消费者信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总体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发现消费者信心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为显著。

陈彦斌等[10]认为，短期内公众情绪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利率都具有显著的作用。苏飞[11]构建了情绪因子和货币政策的综合模型，发现在模型中加入情绪因子后，货币政策效果相较于忽略情绪因子更明显。耿鹏[12]认为，公众信心的自我实现特征与宏观经济中的乘数效应相互配合，从而使市场主体的信心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卢学英等[13]认为，市场信心通过关联财政政策影响宏观经济，应将稳定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作为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韩国高等[14]认为，企业家信心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显著，企业家信心的提高能够降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李成[15]发现，中国消费者预期指数与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预期指数对于产出变化具有一定预测力，而且预测能力随时间有所变化。张亚青等[16]采用ARDL模型研究了信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短期动态关系，发现相对企业家信心，消费者信心在长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姜伟等[17]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入手，发现消费者信心的预期效应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是通畅的，能够引起宏观经济波动。于庆东等[18]基于TVP-VAR 模型研究发现，企业家信心的预期效应能够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徐德顺[19]针对疫后经济的复苏治理，从多个方面提出了提振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的措施。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国内外关于信心问题的研究文献数量远少于主流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有关企业家信心、消费者信心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联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变量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同时也有部分学者从不同视角结合不同研究方法对企业家信心、消费者信心影响各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国内对信心问题的研究仍然较为分散，鲜有文献从产业角度比较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冲击作用的差异性。为此，本文从信心和产业双重视角出发，构建VAR 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侧重于研究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对二、三产业影响的差异性以及信心所引发的动态效应，这对疫后经济政策合理制定和推动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企业家信心、消费者信心与产业关系的理论假设

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是通过干预企业家和消费者的人为决策过程，进而影响市场参与者的经济行为，从而导致产业层面的经济波动。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分别体现了生产领域和需求领域的景气状况，二者影响的市场主体不同，引致的经济行为也存在差别，因此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

企业家信心能够影响生产者在生产端的经济行为，进而对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当企业家信心高涨时会对投资前景和未来收益产生积极的投资预期，从而带动投资的增加，进而影响产业层面，使产出增加。而中国第二产业是投资驱动型经济的“排头兵”，相对第三产业来说，投资要素的驱动对第二产业的作用效果将更为明显。相反，当企业家信心低落时会产生消极的投资预期，从而抑制其投资活动，进而使得产出受到抑制，且第二产业所受抑制作用大于第三产业。具体作用机制可表述为：企业家信心→投资者预期→生产者经济行为(企业家投资增加或减少)→产业发展层面(产出增长或衰退)。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企业家信心对中国第二产业的影响大于第三产业。

消费者信心能够影响消费者在消费端的经济行为，进而对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当消费者对市场充满信心，其当期的购买欲望也会增强，从而使得消费支出增加，进而影响产业产出增长。而消费者消费活动主要体现在服务业，服务业消费的增加又间接影响其他产业，所有二、三产业比较来看，提振消费者信心与第三产业消费有直接联系，而跟第二产业的联系更多的是间接关系，即短期内消费者信心对第三产业的影响会大于第二产业。相反，当消费者信心受到打击时会抑制其购买欲望，消费支出减少，使产业发展受到抑制，而第三产业所受抑制作用将大于第二产业。具体作用机制可表述为：消费者信心→消费者购买欲望→消费者经济行为(消费者消费增加或减少)→产业发展层面(产出增长或衰退)。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消费者信心短期内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大于第二产业。

三、企业家信心、消费者信心与产业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企业家信心、消费者信心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基于研究假设H1和H2，本文构建了包含信心和产业产出变量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使用统计软件Eviews7.2进行统计分析。VAR 模型的形式为：

Yt=A1Yt-1+…+ApYt-p+εt

其中，t为样本个数，p为滞后阶数，Yt为内生变量，矩阵A1，…，Ap为系数矩阵，εt为随机扰动项。

VAR模型对于计量结果具体数值的大小并不太关注，更主要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来判断模型整体的动态特征，本文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来观察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对二、三产业产出的差异性影响。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用于观察当给某个内生变量施加一个标准差冲击时，对VAR 模型中自身和其他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取值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方差分解可以用来分析每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程度，从而了解不同冲击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二)指标和数据

本研究涉及的变量是信心变量和产业产出变量。

1.信心变量(ECI、CCI)。分别采用“企业家信心指数(ECI)”和“消费者信心指数(CCI)”作为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的代理变量。企业家信心指数是国家统计局负责统计的一项季度数据，样本范围涵盖了各个行业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作为企业家信心的代理变量；消费者信心指数由国家统计局每个月度发布，反映了消费者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感受与预期，可以作为消费者信心的代理变量。二者均以100作为指数临界值，数值范围介于0～200 之间。

2.产业产出变量(GDP2、GDP3)。研究所涉及产业包括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借鉴张亚青等(2018)使用的产出衡量方法，采用每个季度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实际增长指数(GDP2)作为衡量第二产业产出增长的代理变量，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实际增长指数(GDP3)作为衡量第三产业产出增长的代理变量。产业增加值实际增长指数由国家统计局发布，是以上年同期为100计算的同比指数，反映了各产业产出的变动程度和趋势。

企业家信心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及二、三产业增加值实际增长指数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库涵盖了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官方数据，研究的数据范围为上述变量2001—2019年的季度数据。由于消费者信心指数是月度数据，为了统一起见对每季度3个月数据取平均值作为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当期季度数据。

(三)单位根检验

通过对模型中所有变量取对数处理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问题，取对数后得到新的产出变量LNGDP2和LNGDP3以及新的信心变量LNECI和LNCCI。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可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表1是取对数后各变量的水平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所得结果。将各序列的t统计值与临界值进行比较并观察p值，发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原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对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得到的序列ΔLNGDP2、ΔLNGDP3、ΔLNECI和ΔLNCCI均是平稳序列。也就是说，变量LNGDP2、LNGDP3、LNECI和LNCCI均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协整检验。

表1 各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四)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可以判断变量间有无长期稳定关系。检验之前需要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AIC信息准则是确定模型滞后阶数的常用方法，通过观察不同滞后阶数下AIC 准则计算值的大小可以比较模型的拟合效果，能够使AIC取值最小的滞后阶数即为最优滞后阶数，借助Eviews软件分析得到在模型滞后阶数为4时AIC取值最小，为-20.881，所以这里将模型的滞后阶数设定为4阶。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可以检验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LNGDP2、LNGDP3、LNECI和LNCCI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可以进行进一步回归分析。

(五)稳定性检验

VAR模型对于计量结果具体数值并不太关注，主要可以用来分析模型的动态特征，本文主要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来观察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对二、三产业影响的差异性。分析之前需要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AR 根检验方法是常用的对模型稳定性进行检验的方法，如果AR 根都小于1，即点都在单位圆内，则认为构造的VAR 模型稳定。图1是AR 根检验所得到的检验结果，可以直观地看出估计点都在单位圆内，表明模型是稳定的，能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

(六)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用于观察当给某个内生变量施加一个标准差冲击时，对VAR 模型中自身和其他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取值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图2反映了对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变量施加一单位标准差冲击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20期的响应情况，其中1期代表1个季度。

图1 AR 根检验结果

图2 脉冲响应图像

图2左上图反映了对企业家信心变量施加冲击后第二产业产出的脉冲响应情况，左下图是对企业家信心变量施加冲击后第三产业产出的脉冲响应情况。每个图中位于中间的实线反映了各变量在冲击下的响应情况，虚线代表了上下波动的阈值。面对企业家信心变量的冲击，二、三产业产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波动，二者均在第2期响应程度达到最大，且第二产业响应峰值大于第三产业，在第2期之后开始下降，在第14期响应程度趋向于0，之后再无明显波动。图2右上图反映了对消费者信心变量施加冲击后第二产业产出的脉冲响应情况，右下图是对消费者信心变量施加冲击后第三产业产出的脉冲响应情况。面对消费者信心变量的冲击，第三产业在第2期响应程度达到最大，且第三产业响应峰值大于第二产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信心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效果在第15期出现一个峰值，在15期之后逐渐下降。图2下方两图比较来看，企业家信心对第三产业产出的冲击作用在第4期便下降为0，而消费者信心直到第6期才下降为0，可见消费者信心对第三产业产出的冲击更为持久。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对二、三产业产出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企业家信心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相对第三产业，企业家信心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消费者信心短期内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大于第二产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信心对第二产业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这是因为消费者信心与第三产业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也更为直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信心对第二产业的间接推动作用逐渐体现出来。总体来看，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对产业的冲击作用随着时间的进一步延长呈现出减弱趋势，这是因为提振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短期内使投资和消费环境发生变化，相关产业迅速发展，之后随着市场参与者情绪逐渐趋于理性，信心冲击作用减弱。相较企业家信心，消费者信心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更为持久，而且消费者信心对第二产业产出的影响相对滞后，这一定程度上表明在长期消费端对产业发展的影响较生产端更为显著。

(七)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通过分析每个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程度来比较各变量的相对重要性。表2和表3分别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方差分解，其中1期代表1个季度。比较来看，除了第1期之外，消费者信心对第三产业的解释率均大于第二产业，到第10期，消费者信心对第三产业产出的解释比例占8.997%，对第二产业的解释比例仅为3.251%；企业家信心对第二产业的解释率均大于第三产业，第10期企业家信心对第二产业产出的解释比例占9.321%，对第三产业的解释比例为3.577%。同时也可以发现，影响中国二、三产业发展最大的因素均为其自身，这意味着在没有外部冲击影响时，中国经济将会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增长相对稳定。因此，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是必要的。

表2 第二产业方差分解

表3 第三产业方差分解

四、疫情对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的影响

千百年来，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疫情冲击。14世纪以来，有记载的国际性重要疫情包括：1346年欧洲黑死病(鼠疫)、1918年西班牙流感、2003年“非典”、2009年甲型H1N1流感、2012年和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2015—2016年巴西寨卡病毒、2014年和2018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等。在每次灾难冲击之下，企业家和消费者的信心均会遭受沉重打击。市场参与者通常会根据自己的直觉判断作出自认为正确的决策行为，如果企业家和消费者的信心受到打击，在羊群效应的作用下，悲观情绪会不断蔓延，进而使得整个市场充斥着恐慌情绪(Akerlof等[20])。也就是说，在经济遭受外部冲击时，公众的消极情绪会不断强化市场的悲观预期，生产者和消费者会减少投资与消费，导致宏观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恶化。徐德顺在分析COVID-19流行病对产业和消费者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人类流行病的频繁爆发催生了流行病经济学的诞生与发展，呼吁国内外学者加强这方面的理论探索，并针对正在蔓延的新冠肺炎提出了重振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的举措。

图3是2001—2019年企业家信心指数(ECI)、消费者信心指数(CCI)、第二产业增加值实际增长指数(GDP2)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实际增长指数(GDP3)的变动时序图。从图3中可以看出，企业家信心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二、三产业增加值实际增长指数走势大体一致；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2016年的产能过剩与经济增长乏力，使企业家信心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均出现下降趋势，但是相比2016年，2003年“非典”和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信心指数曲线下降更为陡峭，是一个骤降过程，且金融危机影响下信心遭受打击更为沉重。这不仅说明外部突发性冲击对公众信心的打击非常沉重，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程度和类型的外部冲击对信心的影响大小存在差异。

图3 信心指数与二、三产业增加值指数变动时序

作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国内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与新冠疫情最具相似性，通过对非典疫情期间信心指数和产业产出变化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窥探此次新冠疫情冲击对经济的影响。从非典疫情对信心的影响程度来看，企业家信心遭受的打击相较消费者信心更为沉重。2003年第二季度是受非典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时期，这一季度的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15.37，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02.30，较前一季度分别下跌了17.14和11.70，企业家信心指数的跌幅大于消费者信心指数。从三大产业来看，疫情对不同行业企业家信心的影响具有差异，第三产业遭受打击最大，特别是旅游、餐饮、酒店等消费型行业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且这些消费大项在遭受疫情冲击后的恢复往往比生产项要慢一个季度。疫情有所恢复后，企业很快能够复工，但复工后消费未能跟上，市场主体信心依然不足。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修整期，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也已由2003年的42%上升到2019年的54%，这意味着此次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打击较2003年更加严重。因此，为应对新冠疫情对公众信心和产业发展的打击，政府不仅有必要采取措施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也要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考虑到疫情对行业影响的差异性，从而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

五、主要结论

经济社会系统属于复杂系统，信心与产业的关系研究将心理学和经济学链接起来，能够更加精准地分析经济社会系统中非线性现象并进行有效控制管理。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2001—2019年的季度统计数据，通过信心和产业双重视角的差异性分析，试图在混沌中发现秩序。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构建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考察了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对二、三产业影响的差异性以及信心所引发的动态效应，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并表现出一定的时间滞后性。相对于第三产业，企业家信心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消费者信心短期内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大于第二产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信心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效果也愈发明显。这是因为消费者信心与第三产业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也更为直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信心对第二产业的间接推动作用逐渐体现出来。由于不同地区间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存在差别，疫情面前有必要结合产业差异性特征和区域未来发展方向制定市场信心刺激政策。

2.相较企业家信心，消费者信心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更为持久，而且消费者信心对第二产业产出的影响相对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长期来看消费端对产业发展的影响较生产端更为显著。同时，中国经济有其内在的规律，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是必要的，通过兼顾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作用效果的时间特征有利于制定协同配合的长短期经济政策。

3.企业家信心与消费者信心变动方向大体一致，在外部负面冲击下，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均会出现骤降，但不同程度和类型的外部冲击对信心的影响大小存在差异。这意味着受新冠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遭受的打击更为沉重，且通过对非典疫情的分析，疫情对消费型行业的冲击大于生产型行业，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考虑到新冠疫情对不同地区及行业的差异性影响。同时，还需要兼顾外部疫情对中国企业家信心、消费者信心和中国产业、经济的影响。

六、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与疫后经济复苏思路

(一)政策组合拳齐发力，提振市场主体信心

企业家和消费者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应关注信心对经济的影响，注重对市场预期的引导，从市场主体出发，给市场主体创造更多机会，维护市场主体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可以从以下方面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第一，加强与市场主体的信息沟通。密切关注信心衡量指标的变化，并在疫情特殊时期强化市场调研，了解民意、反映民意、解决民意。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齐发力。实施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把降低企业税费落实到位，扩大中央国债和地方债券发行规模；实施稳中有松的货币政策，稳定人民币汇率，定向降准，降低基础利率，减少中小银行流动性不足，缓解受疫情影响行业与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第三，稳物价、稳工资、稳就业。保持物价和工资水平稳定，为增强消费者信心打下坚定的基础；多种途径拓宽就业渠道，提供就业指导服务，最大限度增加就业机会。第四，加强舆论引导。做好各项宣传工作，引导群众正确理性看待疫情，增强信心，汇聚民心。

(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准施策

结合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差异、疫情影响程度以及不同产业对信心变化的敏感度制定信心刺激政策。一方面，由于企业家信心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消费者信心短期内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更为显著，所以短期内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地区应更多采用企业家信心刺激政策，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地区更多采用消费者信心刺激政策。另一方面，对于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不论是企业家还是消费者所遭受的打击都十分沉重，应加大疫区经济扶持力度，通过更大幅度的补贴、财税减免和信贷、保险支持等多种措施提振消费者和企业家的信心。

(三)注重对特定产业的信心引导

兼顾产业未来发展方向和疫情对产业的影响差异，改善信心对相关产业的偏向。第一，引导资金流向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借此次经济“准休眠”期间，加快落后产能淘汰与僵尸企业市场出清，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的发展。非典疫情为电商的异军突起带来机遇，此次新冠疫情也可能会催生一批新的产业业态，应加大对电子政务、在线零售、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在线游戏等行业的扶持力度。第二，启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在补齐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加快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大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的基础设施投入。第三，重视修复与发展疫情相关经济。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餐饮、住宿、旅游等行业实施适当信贷倾斜，同时重点推进医用物资、生活必需品、物流等关键行业及上下游产业复工，以为其他行业提供保障。

(四)制定协同配合的长短期经济政策

结合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作用效果的时间特征，制定相互配合的长短期经济政策。为应对疫情，中国要打出兼顾远近的组合拳，短期经济政策应从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齐发力，一方面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保证受冲击行业平稳运行并挖掘新的经济热点和消费增长点；另一方面保持工资、物价和就业的稳定，稳步提升公民幸福感。长期政策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企业家和消费者最为关切的问题和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上，应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更多关注民生和人民幸福，做到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第一，增强企业家投资信心，释放近亿家中小微企业投资活力。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拓宽融资途径，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第二，在兼顾企业家投资信心的同时，更多从消费者角度考虑，以消费促发展。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消费升级需求迫切。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民生问题上，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稳步提升消费者信心和幸福感，激发14亿市场参与者消费活力。第三，改革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这次疫情暴露了快速转型期的中国在社会治理、应急体系、舆论监督、信息公开、医疗科技等方面的一些深层问题，要保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改革中使这些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五)开展全球合作，以信心固全球经济之本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扩散至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仍有一些国家的疫情处在扩张期。新冠疫情已经发展为全球性大流行病，这使得全球经济雪上加霜，沉重打击了全球市场主体信心，冲击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增添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国际金融市场近期所表现出的持续动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投资者对疫情潜在影响的担忧。国内与国外市场主体信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越是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和更多国际合作共同抗击疫情。第一，强化各国刺激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畅通世界经济的资金流、信息流。第二，加强国际疫情防控合作，加强流行病经济学研究，共同抵御流行病对经济的侵害，同时重点发展与疫情相关的产业经济，保障国家和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第三，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要主动分享抗疫经验，对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以共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为契机，构建新型国际经贸关系，加快推进经贸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