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蔚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一、对立的前提：机器替代劳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范围普及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是机器首次在生产领域大范围取代人力劳动。机器开始取代劳动者参与关键的生产过程。在物质生产领域，原始的“体力崇拜”逐渐消失，因此造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劳动力贬值。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确立，资本开始在全球范围寻求扩张，资本家为获取更高额的剩余价值，竞争日益加剧。资本家为了减少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展开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生产效率的竞争，科技也因此成为决定竞争结果的关键性因素。至第二次工业革命，科技已经成为推动变革的主要力量。这时，资本已经完成初步吞并整合，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积累的历史进程加速了科技的进步，而同时科技的进步也进一步加速了资本积累的速度。机器进一步发展为更复杂的机器体系，进一步取代了人类劳动力劳动过程中的大部分复杂技艺，机器在生产领域进行了更广泛的应用。时至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是纯粹的科技革命。信息技术的进步使科技本身成为资本，在人类的脑力劳动领域开始替代人类劳动。普通的办公室职员承担了过去工厂中棉纺女工的角色。简单的脑力劳动就像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被替代的高强度体力劳动一样，日渐贬值。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达成共识，第四次科技革命已经到来，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将逐步取代更为复杂的脑力劳动。

科技对劳动力的替代从最初的机器取代体力劳动发展到科技本身取代人类的脑力劳动，始终遵循着由简单替代到复杂替代的规律。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的人力劳动将集中在创造性劳动领域，简单的脑力劳动者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而这一类的创造性工作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也就是劳动力教育水平的需要，将达到空前高度。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被剥削的程度逐步加深，从最初的体力剥削发展到技艺的剥削，再发展为脑力劳动者的剥削，至今已经开始进入到创造力剥夺的时代。创造力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是人类劳动同动物劳作最根本的差别。创造力劳动的剥夺实际上是劳动力作为人的本质的完全丧失。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由此而引发的新一轮危机是失业率将震荡性攀升。

特定地区的失业率攀升与全球化的影响有着一些特定的关联，但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整体而言，这种失业率的攀升实际上是在对科技进行资本主义运用的必然结果。同时，震荡攀升的失业率也导致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加剧，劳动过程的紧凑程度和劳动强度也不断提升，为了应对这种激烈的竞争，更优质的教育成为劳动者获取劳动机会的主要选择。由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后更多的人力劳动工作岗位将需要高水平高素质劳动者，教育几乎成为普通中产阶级稳固阶层的唯一选择。因此，教育投资占家庭支出的比例也逐步攀升。高昂的教育成本以及教育贵族化也开始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显著事实。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这种对立也许能够通过一些有效政策措施得以缓解，但却难以逆转这种对立将继续扩大的趋势。因为，这一对立的产生过程和趋势，不是由个别人的主观意识所决定，而是建立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下文，将对这一过程进行具体分析。

二、对立的过程

(一)机器体系转化为不变资本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讨论科技与劳动力的对立问题首先应当理解的是科技转变为资本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首先从机器及机器体系转变为不变资本开始。

最初，在生产领域，科技并不能单独作为不变资本而存在，科技的载体是机器以及庞大的机器体系。因而，机器与机器体系转变为资本是这一切的开端，这一开端也有其特定的历史前提，这就是资本与劳动发生交换。如果没有这种交换关系的发生，劳动与资本以及资本的构成之间将不会产生关系。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具体对机器体系、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劳动过程是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活劳动的统一，但“在资本同劳动能力交换以前，在实际的过程以前，这三个要素只是表现为资本本身在量上的不同的部分，表现为价值量，而作为总和的资本本身则构成这些部分的统一体”[1]183。这就是说，在资本同劳动能力交换以前，换言之，在雇佣劳动产生以前，劳动的资料与劳动本身都只是作为价值量存在于劳动过程中，彼此之间并不构成相互的对立或者构成更复杂的关联。

当资本与劳动能力交换开始以后，这种关联才得以建立。再具体考察这一交换过程，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这一过程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环节：首先进行的过程是，工人的劳动作为商品，像其他商品一样拥有交换价值，同定量的资本进行交换；第二个过程则是，资本家获得劳动力后将这种劳动运用于生产领域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资本家换来这样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倍增，从而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2]232。在《资本论》中，这两个环节相统一起来的整个过程被进一步清晰地被论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剩余价值的产生，通常来看是由于雇佣劳动产生以后，资本家购买劳动者的劳动而榨取其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来源于可变资本，也就是“活劳动”。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这种活劳动是孤立存在的，单次交易后就不再继续创造价值。应该注意，商品生产是环环相扣的过程，这一生产过程中的原料就是上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因此，剩余价值的剥削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次性的剥削过程，单次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来自以往所有生产过程的剩余劳动的不断积累。

机器与机器体系既是生产的条件，也是生产机器领域的商品，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原料和劳动工具本身已经是对象化劳动，因而是产品”[2]257。机器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只是作为对象化的劳动，作为特殊的商品发挥其特定的使用价值。这一使用价值就是机器应用的成本必须要比雇佣同样生产能力的工人更低。通过生产资料领域的生产与流通，机器就从人的劳动产品变为特殊的商品加入生产资料当中，作为固定资本发挥其特有的使用价值。

一些学者在不理解机器作为固定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情况下，盲目指出劳动价值论“错了”，认为机器本身也创造价值，实际上不过是为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所辩护，是人为扭曲马克思关于科技与劳动关系的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精辟地解释，“尤其是说到劳动资料，那么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3]212。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过程中，实际存在着两个相对独立的环节，“它们可以在时间上分开，完全不必同时发生。第一个过程可以在第二个过程刚开始以前就已完成，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已大部分完成。第二个行为的完成以产品的完成为前提”[2]232。在这整个过程中，劳动与劳动资料，即原料和工具之间不再是互相独立而存在的个体，原料和劳动工具产生了差别。在雇佣劳动产生以后，劳动过程实际上与资本的增殖的过程相统一，在这一过程中，自在存在的原材料、工具与劳动发生关系后逐渐转化为对象化的劳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逐渐发展为整个复杂的机器体系。因此，整个机器体系实际上也是对象化以后的劳动。

劳动资料具有历史性，是人的活动的积累。从这一意义上出发，庞大的机器体系实际上也是人类劳动的积累。可见，机器体系不是天然的存在，创造价值的始终是人类劳动，不变资本中的机器体系实际上是人类劳动的积累。

(二)劳动从属于资本：形式从属向实质从属的转变

在机器体系转化为不变资本后，科技与劳动实现彻底的对立之前还有一个关键性前提。这就是，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形式已经彻底实现了由形式从属向实质从属的转变。

马克思指出：“两种剩余价值形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如果就其本身单独来考察，绝对剩余价值总是先于相对剩余价值——相适应的，是劳动从属于资本的两种单独的形式，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的两种单独的形式。”[1]393马克思将以绝对剩余价值为物质基础的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形式叫作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相对的以相对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形式叫作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上的从属。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向实质从属的转变实际上正是资本主义一般的生产方式向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最初的情况来看，活劳动是最主要的生产力，也是剩余价值获取的主要来源。但是在这一过程，劳动力对资本的依附程度只是初级的形式上的从属，这时所获取的剩余价值是相对剩余价值。伴随着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相对剩余价值已经无法满足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提高科学技术，节约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取绝对剩余价值成为主要的渠道。

在劳动仅是形式上从属于资本时，劳动力买者和卖者双方之间仅是买卖关系，劳动者仍然是自由的劳动力。这时，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开始，劳动力也成为一种商品，但是与之相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未全面建立，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的依附关系并不存在。在这一过程中，大机器的使用仅是一个开端。随着机器体系逐渐应用以及资本家之间的吞并整合，大资本日益得以发展，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普及，劳动对资本变转化为了实际上的从属。

在劳动力对资本实际上产生从属关系的生产过程中，分工逐渐精细，单个的劳动者无法完成某一产品完整的生产过程，因此劳动力逐渐细分，在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同时也随之不断提高了专业化程度。专业化使劳动向着两个极端方向发展，第一类劳动主要是具体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变得更简单、枯燥；第二类劳动主要是出于对日益复杂的分工进行管理的必要和操控复杂机器的需要而诞生的脑力劳动，对劳动者的教育需求日益提高。

在劳动对资本完成实质上的从属以后，实际上劳动的紧张程度并未由于机器的应用而降低，反之，劳动的紧张程度却提高了。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分析了有关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马克思看到，这种斗争虽然表面上取得了胜利，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能够使工人的劳动负担减小，反而是使得劳动负担加重。马克思指出，“资本通过使劳动更加浓缩的办法来回答对劳动时间的这种强制限制，而劳动浓缩本身到一定时刻又会导致绝对劳动时间的新的缩短。这种以提高劳动强度来代替松弛劳动的趋势，只有在生产发展的较高阶段才会出现”[1]321。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随着资本增殖的需要，能够存活的资本家不得不设法减少自身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在这一过程中，科技被大范围应用并完全转化为不变资本。这时，生产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阶段。

在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形式的转变中，劳动力买卖的双方——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两种从属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发生了转变，劳动过程中的各个要素也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从最初拥有的形式上的自由转变为彻底丧失自由，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也从简单的货币关系转化为更为固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过程中，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进步，科技得到快速发展，劳动力的组织性、纪律性得以发展，伴随新的生产关系也随之诞生了新的文明与纪律。但是，这种进步性中又蕴含着毁灭的因素。

(三)机器与劳动的对立

在科技彻底独立以前，机器仍然作为科技的载体，作为主要的劳动条件与劳动者相对。这一对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的天然目的是追求更高额的剩余价值。伴随资本追求剩余价值，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变化，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此消彼长呈现在经济社会中就是机器与工人在生产领域的此消彼长。

马克思指出，在劳动仅仅是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仅仅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而劳动实质上从属于资本以后，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也进入到追求相对剩余价值阶段，资本积累成为生产的目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看到，当资本的构成不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但在实际积累过程中，资本的可变部分却由于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而不断减少，资本的有机构成呈现出不断扩大不变资本所占比例的趋势。这是由于，资本积累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而实现的”[3]725。为了更为清晰地看到这一逻辑，现将《资本论》中关于资本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公式再现。

由此可见，由于m总是有固定的限制，一天只能有24小时，因此资本积累到最后只能通过提高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比值来获取更高的剩余价值，即获取相对剩余价值。为了获取更高的相对剩余价值，意味着社会必要劳动作为分母不断缩小，必要劳动越少，工人受剥削的程度越高，剩余价值也就越多。

必要劳动的减少显而易见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水平而实现的，这一实现的前提就是机器体系的运用以及科技的进步。作为资本积累的结果，不变资本所占资本总量的比例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而不断提高，科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重要性就越突出。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疯狂催生科技革命，却又无法控制科技革命的社会后果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机器体系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在英国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的“鲁德运动”，就是这一矛盾爆发的典型示例。这一运动得名于工人领袖耐·鲁德，约在1760年于谢菲尔德和诺丁汉兴起，在1811—1817年的危机期间，迅速扩展到了整个英国，在这一运动中，工人不断通过砸毁机器进行抗议。

(四)科技与劳动相对立

机器体系、科技与普通劳动力在商品生产的环节中所占有的重要性程度实际上随着资本积累的历史进程而不断发生变化。伴随着从属性质的转变，劳动对机器体系的依赖日益加深，劳动过程对资本彻底地从属。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过程对人的脑力劳动需求日益提高，但却对具体的物质生产资料的需求降低。这时，资本终于脱离了其具体的物质外壳，成为纯粹的资本，仅作为资本而非机器控制着劳动过程。

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对立最初形式是机器与劳动的对立。最初，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情形中，科技总是需要载体，机器体系就是科技的载体。但是伴随劳动过程的变化，在新兴的第三产业中，科技已经实现了相对独立，作为知识产权、技术条件等关键因素，成为资本的核心。此时，科技与劳动的对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更显著的特点。

马克思曾指出，“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3]495。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转化为过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3]495。这时，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机器本身或者科技本身的发展与劳动者相对立，而是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运用导致这一对立。这一对立的后果就是相对过剩人口的诞生。由此，失业问题成为这一对立的必然结果。

三、对立的结果：失业率震荡性上升

科技与劳动的对立的直接结果就是大范围的劳动力替代问题。虽然每一次的技术进步在造成旧职业消亡的过程中诞生了新的工作机会，但是这一过程在时间上具有错后性，阶段性失业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

根据OECD 数据显示，从已有的失业率数据情况来看，自开始有记录数据的1955年起到2017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欧盟、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的失业率实际上并未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进步而得到降低，反而在许多国家呈现出震荡性升高的趋势①OECD数据库：Harmonized unemployment rate.。其中明显失业率升高的几个年份分别是1983年、1993年以及2013年。为了更清晰地看到这一趋势，将自1980年以来的失业情况再次拉伸，可看到从1980年左右开始，失业率在震荡中呈现明显上升趋势②OECD数据库：Harmonized unemployment rate.。

为什么自1980年左右开始，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情况呈现出明显的总体性上升的趋势? 一定程度上，这种现象与全球化的进程有一定关联，但是在这一特定的时间节点面前，另一种力量成为不可忽视的主要原因，这就是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中，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与发展使得机器体系发展到空前成熟的高度，并且实现了机器生产的自动化。在主要生产领域，人力式微，机器成为生产的主要力量。第三次科技革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最大的不同，从字面上也可以看出，“科技革命”取代了“工业革命”，科技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主要力量。随之迎来的问题是大范围的劳动力替代。当然，新的技术发展也造就了新的产业转型，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就业需要。只是，这种新的需要的满足要求劳动力受过更适宜生产力水平发展的教育，需要时间培养新的劳动力。这种补充，实际上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普通劳动者是无法对未来劳动需要做出最及时的判断。当新补充的劳动力进入新兴行业，技术进步却又马不停蹄继续向前，继续替代先前的劳动力。只有当科技进步暂时放缓，或者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大范围的人力劳动力替代以后，这种现象才可能放缓。

在互联网已经诞生50年的今天，工人的概念与马克思最初所说的工人虽然本质上相同，但是形式上又相异。工人本质上仍然无法占有生产资料，本质上工人仍然失去了自己劳动的所有权，因而剥削仍然存在。但是，当已经完成两次社会范围内的劳动力替代之后，大量工人已经脱离了物质生产领域，向第三产业转移，从事科技、文化、娱乐、服务行业。目前，中国社会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已经远超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在当今时代，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的占有，而是对创造力、艺术能力的剥削，因而将造成的后果是对人的本质的剥削，造成的后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与自由的完全丧失。

四、基于劳动过程理论的结论

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基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推断，在马克思之后，劳动过程理论进一步发展对这一问题的时代变化进行了阐释。继哈里·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之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LPT(劳动过程分析)方法被确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与就业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最初阶段，它已经被应用于各种工业环境。这种方法被证明特别适合研究工业资本主义内部的自治、控制和同意，以及布雷弗曼的书中强调作为资本积累的一个关键特征的技能“退化”的逻辑。

劳动过程核心理论的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四个要点：第一，研究工作场所中劳动力在资本积累中的“功能”，即生产环节；第二，特别注意技能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第三，集中注意雇主对劳工过程控制的逻辑，作为将工人的劳动力转变成商品或劳动力的关键先决条件；第四，在生产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拆解为“结构上的对立”，从而导致对工作中的自主性、同意和反抗的关注[4]。亚历山德罗·甘迪尼等学者从这种社会关系上的对立性出发，对最新兴产业的数字经济进行了分析，指出了随着资本与劳动对立关系的演进，过去单纯的生产关系的控制与同意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并发展到情绪同意环节。通过对Facebook、Uber等社交媒体、网络软键平台的零工经济进行讨论，甘迪指出，顾客反馈评分直接影响了工人的业绩表现，因此工人必须为了获得订单而锻炼社交能力从而获得情感好评。通过对最新兴行业的分析，甘迪认为，零工经济的兴起值得各个学科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因为这种经济活动在生产关系是流动的，工作中的社会关系是高度交易化的背景下工作所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影响。甘迪认为由于LPT 在劳工研究前沿的独特定位，它完全有能力为这场辩论做出重大贡献，并在数字平台工作中建立起一个突出的、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声音[5]。

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认为，机器替代劳动是科技与劳动对立的前提。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广确立，机器逐渐转变为不变资本，劳动对资本由简单的形式从属转变为实质从属，此时劳动者彻底失去了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并体现出了社会关系的依附性，导致了作为不变资本的机器与劳动者的对立。随着科技脱离机器的外壳而独立作为资本而存在，机器与劳动者的对立转变为了科技与劳动者的对立。通过甘迪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可以看到，当劳动对资本实际上从属之后，正如布若威所指，资本制造出了同意。从工人从事产业由生产性行业向数字经济以及服务业的转变，工人不仅仅是从生产活动、生产方式上服从于资本，到情绪上的管理，都要服从资本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指出，资本在不同行业之间的转变非常迅速，并且随着资本与劳动对立的发展，工人不断被替代。虽然不断有新兴产业兴起，但是被旧行业淘汰的工人难以在新行业获取与过去相同的报酬。

机器替代劳动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与劳动资料相异化，工人的劳动是丧失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孤立劳动。因此，解决对立必须要实现劳动与所有权的统一。盲目顺应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只能导致人类被异化的科技所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