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我是1963年成为初一学生的，那一年长我六岁的哥哥成为唐山铁道学院的学生。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是一所很边缘的大学，实际上那时候这所学校的分数线和清华大学不相上下，甚至铁道设计专业的分数线还要高于清华。为什么我的哥哥要考铁路大学呢？因为哈尔滨市最好的房子是苏俄和日本留下来的铁路员工房。母亲每每带哥哥到街上的时候总是会说：“你将来上完大学毕业，如果能进了铁路机构，多少年以后，咱家就可以住上那样的房子。”连我心里都是那样想的。哈尔滨市的那种俄式小砖房，红瓦，刷成黄色的墙体，每一户人家都有白栅栏和绿色的园地，还有门廊，门前还有木台阶。冬天我初一下学期刚开始某天，我在上课，外面天都黑了。我的班主任悄悄把我叫到外面说：“你哥哥到学校来了。”因为我哥哥和我的初中是同一所学校。我一愣，我哥哥不是在上大学吗？班主任接着说：“他找不到家了。”进了教研室我才知道哥哥患了精神病。他确实找不到家了，学校的两位老师陪着他，他只能认识他的中学母校是二十九中。外面下着雨雪，我陪着一路上疯话连连的哥哥往家走，当时的我心里十分紧张。母亲也没想到，她精心培养的长子会成这样。初一我是班里的优秀生，到初三，再到“文革”的第二年，1968年，家里的生活就完全塌陷了，首先哥哥要住院，第一次学校给报销，第二次第三次学校是不能报销的，母亲那时候就是东借钱西借钱，认为一切民间的偏方都能治好她长子的病。本来我们家的生活就很困难，所以在初二初三的时候，我是班里什么样的学生呢？那时候我们已经是全日制，下午两堂自习课，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是躲开的，因为同学们要自己带饭，而我的饭盒里除了窝头和咸菜几乎没有其他。我必须躲出去，因为其他同学带的要好一点。有时候我走在路上，样子非常像圣诞老人，头上戴一个旧的狗皮帽子，身上穿着光板羊皮袄，这还是我父亲在西北大三线工作的时候，花便宜钱买来寄回家里的，那时没有钱买新棉袄。脚上的鞋是我父亲在工地上捡的，别的工友抛弃的劳保鞋，有的时候还不是一双，都是左脚或者都是右脚的。我在雪后的操场上跑步，留下的脚印都是偏向一边的，所以同学们就会笑。后来我的学习一落干丈，已经不能经常上课了。老师最后说：“你无论几天没来，不用请假，你什么时候来，打开教室门，你进去坐就是了。”我的座位也被挪到了第一排。

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一直到1968年的时候，靠什么支撑着一个青年觉得生活还有希望？就是文学，就是读书。我觉得最温暖的时候，就是我手里有几分钱，我跑到小人书铺去，到了中学我依然喜欢看小人书。我最温暖的家庭时光是，母亲出去借钱了，我在家里守着锅台，锅里煮着玉米粥或者是高梁米粥，那需要很长时间，我坐在炉子旁边看着火，灯泡的度数也不够，在那里翻看長篇小说。那时候真想挣钱，那时的中国和现在不同，现在你一个人想挣钱不那么难，至少好多饭店的门面还贴着招工启事。而当时一个大男人即使身强力壮，有技能，也没有工作，仍会挨饿。因为你敲开任何一扇单位的门说给我一份工作吧，我用力气换钱，回答都是没有！扫垃圾的工作都是国家安排的。因此在那时候我怎么能赚到钱呢？我那时候捡过煤渣，剥过树皮，那简直是行为秀，以此证明我在作为，我作为家里实际上的长子，我是有作为的。实际上家里缺你剥的树皮？熬两顿粥就没有了，剥树皮的时候还是借的工具，还被人家抓到，把工具没收了，我还要找我的班主任，班主任还要给我开介绍信，说我是好学生，然后去把借的工具讨回来。

在那样的情况下，终于熬到了1968年6月份，学校里听报告，有农场的人说我们那里招知识青年，月工资32元。还说什么？二话不说，立即报名。就是为了母亲，为了哥哥，为了家庭，要把那32元挣回来，不管那是什么样的地方，但是真去了以后还多出来10元，因为被分配在最寒冷的地方，就是一团。我有42元的工资，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才不过46元，因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下乡这件事，是一种幸运。什么累，什么辛苦，什么工作，什么都不在意。每个月能往家里寄20元，那是什么概念？有一年回去，当我从兜里掏出100元给母亲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几乎是最幸福的。何况我下乡时吃得也不错，都是白面馒头，菜也很多。实际的知青生活，我是不是很喜欢呢？当然也有很喜欢的地方。到春天秋天，窗户外面就是人们今天去旅游看的景色，有时候劳动，上山采花，我们留下的足印有可能就是那个地方第一行人类的足印。因为原来没有人去过，很美。但是那是一个极“左”的年代，什么书都没有。没有书到什么程度？就是眼睛看到印在纸上的字就会发光，我在我们指导员家里突然看到一本书《俄布共论战文件汇编》，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文件汇编，它终归和语录不一样，还是苏联的，因此，把那个都拿回来看。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又当着班长，有了责任。为什么我笔下的知青是有责任的呢？你凭什么没有责任？你当班长，粮食歉收的时候你得少吃半个馒头吧，工作最艰苦、最累的时候，排哑炮的时候你得在最前面吧。这不用说的，因为你是班长，这就是现实生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所有的班长都这样，但是精神上苦闷。我又为什么能上大学呢？没背景，什么都没有，我在小学当老师的时候被调到了报道组，有一年给的任务是让我到木材加工厂去，作为工作组的先入人员，了解一下知青在中苏边界紧张情况下的心理状况。我们团要随时准备上前线了，那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鹤岗的一位知识青年抬木头的时候摔断了腿，他在师部治好了腿以后，偷偷回家探了一次假。这件事被发现了，被发现了就会被作为典型，作为典型意味着什么？他有可能被开除团籍，遣送到离边境较远的连队，他就成为二类知青。我们不知道这以后对他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是团里派来的，是一个工作组的先导，我就想，用什么办法来帮一下这个知青，我不认识他，那个时候我还没见到他，他还在家里呢，等他回来就要开除团籍。我开始做每一个团员的工作，咱们根据团章，犯了错误要批评教育为主，保留住他的团籍。最后，我这件事情做成了。我为什么这样做呢？文学作品告诉我的，文学作品里有过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候他们是这样思维的。因此我做完了以后，团里精简机构，精简了两名知青，一个男生，一个女生，那个男生就是我，我要回到老连队去，我不能说我没有犯错误。我那时候作为男知青，也有一种勇气，不就在这个木材加工厂犯的错误吗？我就到木材加工厂去。所以现在回忆起来，我到人家连部去的时候，连长说他没想到我会到他的连里。他说：“这里工作都很累。”我问他：“最累的是什么？”他说：“抬大木。”我说就到抬木班。连长也来火了，说：“给他一副垫肩。”于是我就成为抬木班的一员。在这之前，那个女孩怎么办？她是新华书店的一个女孩。我就想我能为她做什么呢？四十八里外的一个连队有她的姐姐，我送她到她姐姐的连队，回来我再到木材厂去报名，这也是书籍教给我的，我在模仿那些书籍里的人，他们是可敬的，在特殊情况下会那样做，我也去做，做完了以后会怎么样，我不管。所以那个年代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不是现在评论者说的那种，卑微的，浑噩的，全都疯了，全都不是人了，不是那样。这个连队的知青，对我十分关爱。抬木班的知青，在遇到大木头的时候，都对我说：“你在这里吸烟，等休息的时候给我们讲故事。”第一次推荐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知青，他来的时候都是为咱们矿工的儿子，我们送他走。”但第一次让团里卡下来了。第二次，我就到了复旦大学。

所以我不太知道，难道很多人在生活中碰到的都是坏人么？还是他仅仅碰到了几次坏人，或者某个人做了对他不利的事情，他就从此认为这社会人人都坏。一位复旦大学的老师不过是在兵团报上看了我一篇文章，便走了四天，到我的团部去，跟我谈文学，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复旦大学意味着什么。但是至少那时候，我已经读了文学作品，还读了杜勃罗留波夫、别林斯基，还有高尔基的《论文学》。为什么读了那么多书？“文革”的时候我家隔壁是收破烂的，可以从那里得到很多书。复旦大学的老师问：“你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看？”你没读过你就不能谈。那时候《人民日报》正在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我说：“这将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件羞耻的事情。”我就讲我的理由。最后他说：“我要走了，希望你三个月内，劳动安全，政治安全，不要告诉别人我们说的事情。”我回去跟我们的老高三说。老高三叹气：“都跟人家谈了些什么，完了，你错过了一次上大学的机会。”但我那时候想，我也不能去上大学，家里还需要我挣钱。三个月之后，来了录取通知书，这名额还不能转让。这样我就上了大学，当然，我的大学也是风风雨雨的大学。要不是粉碎“四人帮”，我最好的命运是又被遣送回北大荒，不好的命运，就是像我前面那些学生被打成这个那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的档案里，我的同学们觉得，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在特殊时期的性格特点，就说：“他和‘四人帮做过斗争。”而我没有。

最初写作我没有接触知青题材。《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之前，我在很多学报上发表了一些作品。如果没有一件特殊的事情，我可能还不会接触知青文学。就是《北方文学》复刊，并来组稿，来组稿的又是我们的知青，又是一个专辑：北大荒兵团知青写知青生活。为此我才专门虚构了一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叫“遥远的荒原”，后来又叫“鬼沼”，后来编辑给改了这个名字，郭小川的诗嘛：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这里实际上有这几种元素构成，第一是《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这首歌对我有影响;《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对我也有影响，然后还有我读过的小说和圖画，俄国十二月党人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我们的河对岸就接近西伯利亚嘛，我想，我也写一篇像那样的小说，有冰雪，有荒原，有鬼沼，这样的小说和这样的爱情很像，关于一个男知青和一个想爱又爱不成的副指导员的爱情悲剧。它得了奖，当年其实有两篇，还有一篇是我的《西郊一条街》，同时进榜，而且《西郊一条街》排的是第五名，但是有些老先生特别偏爱“土地”。得奖我也很意外。得奖以后我成为得奖作家，又是知青作家，那时候我又听到了一些知青返城的事情，只有这时候我才开始想，我要用笔写知青，而且要把他们写得可爱一些。为什么这样？当时是1982年，返城知青都被积压在城市里，分配不了工作，如果你不是干部家庭上不了大学，你家长也没有接班单位，而这些是多数，好多单位是不要的，想到了他们的前身，是红卫兵，他们回来了，变成大老爷们了，以后进了单位怎么办？但是我觉得我是知青作家，我得用我的作品告诉大家，这些知青经历了什么，他们变了，变成什么样的人？我写出来给你们看，这时候才那样写，写了《今夜有暴风雪》，写了《雪城》的上部，那个时期的作品基本上是基于这个，城市你要同情这些你的长子长女，要了解他们这十年你不知道的事情。要给他们机会，他们中有些知青是好的。这些作品起到这个作用没有呢？至少在我们东北，在哈尔滨是起到了，有些单位说：“只要是黑龙江兵团的来多少，招多少。”很多看到是黑龙江兵团的，是那么信任，有些就当面跟我说：“都是看了你的小说，看了你的电视剧。”而那时候有知青要抬着匾到北京来送给我。作家可以用他的作品，为同代人做这样的事，我觉得评论怎么说，我根本不在意。当然，《今夜有暴风雪》里有没有英雄主义？实际上是有的。就是最后的那些结尾，等等，都是从当时的小说保尔·柯察金那里来的。所以我完成了我对知青应该做的这件事，但是后来到了《年轮》《返城年代》的时候其实是另一种状态了，这个状态就是中国对“文革”的反思，我个人认为没有做好，但是已经不能进行了。什么题材可以展现出这点呢？只有知青题材。我写的是一代人，我把这个作为背景，因此，今天的年轻人如果问那个极“左”的年代是怎样的，那么至少能从知青文学中隐约感受到。有的评论家可能会以为，这才写到哪儿，我的回答是，当年作为一个作家已经贴近了“电网”的边缘。《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拍电影的时候，同时下马。今天的评论家觉得那多理想主义，可当时已经就被“枪毙”了，同时下马。那时我给中央领导同志、中宣部的同志写信力争重拍，观众才能见到。当年我们做的事情这么难，回过头来，今天的人说，你粉饰太平，你如何如何，我觉得那是今天的人太不了解情况了。这些我从来不想说。整个知青文学实际上是使我卸下了对这一代最下层的青年感到的道义上的那种责任。当然这不包括插队知青，因为我不了解他们的生活。至于《知青》这部电视剧，我也不愿意起名字为“知青”，我的想法是“知·青”，中间加一个分隔符，又是知识青年，同时还处于青涩状态，有一个分隔符会很好。我也不知道歌词中有“理想的花环”几句，我那时候天天在跟领导沟通哪些别删，哪些保留，等等，天天忙于这事情，播出来以后人们争论纷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家看的那个带子，是没有合成的，没有配音乐，直到在电视上看到才发现王敏同志的歌词写成了这样，因为他是省委秘书长，他也是知青，所以他写成了这样。

我觉得中国人要学习很多事情，有一次万里的儿子万伯翱同志召开了一个会议，还有董必武同志的长子，还有胡耀邦的小儿子，还有贺龙将军的小女儿，都是他们那一辈的干部子弟，那里最小的都是中将的儿子，部长级的，万伯翱大哥是早就下乡了，他当时就是想学董加耕他们，他没有错，我听我爸爸的话，觉得自己应该锻炼一下。当时，贺龙的小女儿说了一句话，她说：“伯翱大哥，我跟你是不一样的，我的经历是另外一种。”我们可以想象她的经历。所以，在那个圈子里面实际上大家感受不一样，轮到我发言了，我是怎么想的，我说：“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够包容对方而一定要对方认同自己的感受？你的就是你的。”假如是我，我听完伯翱大哥的话，我会说：“大哥你很幸运，你没受太多的苦，你现在还不后悔，我很尊重你的感觉，你有这样的感觉很好，我不需要跟你成为论敌，真没有这个必要。”对贺龙的女儿我会说：“我很理解，我真的很同情，不是你的罪过。”这两种不同的感觉现在好像变成两个营垒、两大派别，在势不两立地做斗争。我觉得中国人缺少包容的教育。我们为什么不能包容，不能包容不同的个体的感觉？好人文化是什么意思呢？无论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还是雨果、屠格涅夫，他们都提出过文学要引导人向善向上。甚至包括胡适，当年他已经提到好人政府，我们中国人好像一提到好人，就有作秀嫌疑，中国现在好多人想最好我们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没有好人。你怎么知道中国就没有好人呢？我们提好人文化，写好人有什么不可呢？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文革”中在一个大院里，傍晚时分，有一家门口正在批斗，人家的初中女生突然回来了，发现父母在自己家门前被批斗，那种惊骇是多么难以形容，这时候有一个比她大两岁的男少年，牵着她的手悄悄离开，陪着她坐公共汽车，坐了一站又一站，一直到十点以后大院里安静下来了，然后再把她送回家门口。还有这个院子里有一户人家的父亲自杀了，而且是在公厕里，大家不能进公厕了，晚上害怕，那家就剩一个男孩，男孩非常孤独，弄不好也有自杀的倾向。有一个少年想，我虽然跟他并不好，但是他可能自杀啊，我这两天每天都陪着他，陪他度过那个心理最危机的时期。如果我们写在文学作品里，背景放在那个时代你们怎么看？你们一定说，理想主义，虚构，可信吗？评论也会指斥太理想主义了，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个少年就是我们的作家同行中的一位。这不就是生活吗？在我抬木头的时候，肝炎复发了，我坚持不了了，我给我们兵团的崔干部写了一封信，我说允许我回山东插队吗？他说：“晓声，中国还需要作家。”我那时候想，什么作家，我没想到这一点。他让我给他时间。我以为他早就把这事情忘了。他号称弟子三干，贤者七十，所有北大荒文艺青年都是他麾下的，长得又帅，人又好，牡丹江大学1964年的毕业生，我为他写了一篇很长的长篇。我以为他都忘了。我也想到了人情淡薄，有一天政治部打电话，告诉我到政治部去。我一推开政治部主任办公室的门，老崔坐在那里，我们叫他老崔，但是他只比我们大几岁，为了我，他跑那么多天的路程来了，而且借了一身军装。他一定要借一身现役军人穿的军装，我们的团政治部主任才把他当回事。他当着我的面对团政治部主任说：“如果你们不能照顾晓声的话，我今天就把他带走好不好？”这样的友谊不就是那个年代发生的事吗？我的知青战友办完学习班到我家去，一看是那样的家，他身上只有15元钱，走的时候把10元放在被子底下，他带了一条大马哈鱼，切成两半，把尾部留下给我。我在黑龙江出版社实习的时候，有一位老编辑叫肖沉，他年长我二十多岁，带着我到虎林去组稿的时候，在虎林林场的食堂里，突然看到角落里有一个人，他跟我说：“晓声跟我过来，我认出那个人了，是《红灯记》那部电影的编剧，他在劳改。”肖沉问他：“有什么我能做的？”对方不敢承认自己是谁。肖沉从桌子底下塞过去钱和粮票，也是那个年代发生的事呀。谁敢告诉我说那个年代的人都疯掉了，对说这样话的人，我们也要质问，你在当时是什么样的人？还有件事我非常难受，某人家女儿在电脑前看《战马》，母亲就让她学习、洗澡、睡觉，女儿说：“这里的人都挺好。”她妈说别信，没那样的好人。这样的母亲甚至还可能受过高等教育。想一想有多少人对自己的儿女说：别信。而另一方面是我们的那些电视剧里面，那些宫斗剧却都信，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我看到有知识女性说：“我是把那当作成功学来看的。”只有在这个国家里才有这样的文化现象。把那个当成成功学，而我到外国专家家里去，人家的小孩也在看我们的电视剧，他们都问：“妈妈，妈妈，这里的人怎么那么坏呀？一个比一个坏。”人家的母亲说：“别信。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才不是那样的。”

我经常问文学有什么意义，如果是需要稿费的话，写一篇散文，吸着烟，肺也不好，然后寄出去，三个月之后给你寄两干块钱。悲催不悲催，就缺那两干吗？一本书印多少册，你得到多少稿费？再说了，我也没有畅销书啊。所以到了这时候已经不可能再为稿费写作，也不可能再为名利写作，不可能再为得奖写作。因为我经常觉得，七十多岁，可以把写作看成在街头街尾开包子铺的老师傅，你这个店面是值得信任的，大人孩子进来说吃一碗面，那是食料安全的、绿色的、环保的。精神食粮、物质食粮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可以让人家看完了以后觉得有一点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经常想到，我们真是要对下一代首先提出关于善的教育。好人文化的第一条我就谈到了，人道主义，人性善。我曾说过这样的话，剔除了人道主义这一元素，我不知所谓人文文化是什么意思。要把这个剔除了，人文文化还剩什么呢？而且，这一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时候开两会前有专家阅读《政府工作报告》，并且让提意见，我记得那次我提的就是，要加上一句，关于文化的，通過文化加强对我们下一代的人道主义教育。后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真的加进去了，只不过前面加上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那时候我就想过，直到今天，我都觉得这是文化可能做到的。

在谈谈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我接触现代主义应该在作家中是相当早的，想想我1977年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每个星期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去观摩，我们那时候要从头学起，中国电影从低谷走出要看外国电影是什么样。因此我们学了一个时期的现代电影，那非常直观，《八又二分之一》《去年相会在玛丽昂》《老姑娘》《党同伐异》《苏联的峨眉》，包括（《我不愿长大》等，儿童现代片都有现代意识。我也喜欢过，我也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中国我还是喜欢现实主义，喜欢《静静的顿河》那样的作品，喜欢《战争与和平》《复活》《悲惨世界》，尤其喜欢《悲惨世界》。在一万个被劳役过的苦工中，能有几个能像冉·阿让那样成为一个善人、义人，那样践行他对一个妓女的承诺！放在中国人这里，这本书还有吗？我们的编辑是不是要对中国的作家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写？太理想主义了，以雨果的智商，他比我们低吗？他一定是在想，我们把对人性的理想放在一个高度，我们只能做到不坏的地步。《双城记》不也是这样吗？更理想主义得离谱，但他们都不是智商低的人，这些都让我想到了现实主义存在的意义。当然现实主义很难，今天的现实主义也必然掺杂了其他的一些方法。我的朋友阎连科，他前一时期也在说文学有什么意义，六十多岁了，他肯定在想，找不到这个意义的话，真的觉得写作就没劲。这个意义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写了某本书，挣了几十万、几百万，买房买车就是意义，吸引了异性的目光就是意义。我们不可能是那样，我们那样也晚了。文学还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我想把它降至0很低的一个层面，就是史外之史的意义。我们是通过《战争与和平》了解了历史的人性化面向的。单靠历史是不行的，历史中的底层永远是数字，永远是名词，永远是人民、百姓等概念，如此而已。只有文学作品中，底层才化为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比现实生活中更加鲜活，更加有特点。第二，文学的意义它在这里，我们谁都是通过读文学的书籍开始读更多的书籍的，我们后来成了一个读书人，一辈子享受和书的关系，那是因为我们从小是有文学这个媒介，我们都是从读带故事性的书开始的。但是我老实说，我已经很长时间不读小说了，除非是特殊的小说，但我依然在读书。我前一个时期读的书是关于最后一个维京人，关于十字军东征，关于西方宗教那些书。第三点是，文学中有不一样的朋友，有和现实中完全不一样的朋友，仅有现实中的朋友是不够的。当然我比较幸运，我有他们这样的朋友可以互相谈心，但是想一想就像《人世间》中的秉昆一样，他们不读书的时候所谈的话题有多少，有多窄，一般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让他们在聚会时东拉西扯地谈那么多事，其实我就是有意识地写出他们无话可说，一些不读书的人碰到一起是没什么有意义的话题可说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个人认为，一个人的心灵和思想发育史，一定和他的阅读史有关系，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就在于大多数读书太少，只上过学，成了一辈子不读书的人。虽然也感觉到没有缺失，但它会导致什么情况呢？同样是知青，谈起来，有悔或者无悔争论不休，势不两立似的，不知包容别人便是善待自己。北大荒来人召集我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带了一些产品来，大家都高兴地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最后告诉大家说，那里有红酒，有豆油，那里有五常大米，就会忘了体面，这就是生活。老了，但是变成了这样，油洒了，酒瓶子碎了，大米袋子散了，这是真的悲伤。我们老到最后，怎么就变成了这样。所以作为我个人，让《人世间》里的周蓉，她最后和蔡晓光的想法一致。蔡晓光劝她，你这一生该做的什么都做了，现在咱俩开一辆车，去做咱们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给山区的孩子们讲讲课等，忘了那些尘世中和名利紧密相连的事情吧。

我的人生中有两类朋友，一在现实中，二在书中。有两类朋友比有一类好。书中的朋友对我帮助也很大。好书应该像镜子，既映出现实，也映出我们自己的内心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