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结

我曾在为先父撰写的诗传《诗囚》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父亲小时候第一个启蒙教师就是希白公（许商彝，我的曾祖父）。……希白公说：雅士读《古文辞类纂》，俗人读《古文观止》。后来父亲也对我们这样说，这也许是桐城文脉的传统吧。”任职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严寿潋教授读后，来函说他父亲也是这样对他讲的。无独有偶，后在网上看到李克强总理回忆他的老师李诚先生（桐城学者），记述了“文革”期间学校停课，他拿着一本《古文观止》在读，李诚对他说了应读《古文辞类纂》同类的话。另，柳亚子的《自述》也说他儿时读古文，其父要他读梅曾亮的《古文辞略》，这是“从姚姬传（《古文辞类纂》中摘要的东西”，而不是（《古文观止》，因其父是“诸杏庐太老师的学生”。考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诸杏庐（福坤）“私淑桐城文学”。由此可见，这是当年很多读书人的共识，至少是桐城读书人的看法。倘做进一步思考，两部选本的区别甚大，抽绎几点，试为解读。

“古文辞”的意义

姚鼐以“古文辞”冠选本名，当与泛言“古文”不同。“古文”是针对时文而言，后亦针对与“骈文”区分，其源自唐代进士科试文及中唐古文运动，“古文辞”亦源起唐宋古文运动，然其以“文辞”组义，则有更为广远的背景。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文辞显然具有不同于泛称之“文”的技术性表达。对此，可比较刘勰《文心雕龙》的两则话语，一则是“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原道》），一则是“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丽辞》），显然有泛论“文”和具体用“文辞”的不同，刘勰所言“文辞”有着骈俪之“辞”的内容，这也说明了“文辞”讲求语言之构造的写作性特征。当然，姚选的“文辞”不同于刘勰，而冠以“古”字，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的直接继承，例如韩愈“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答尉迟生书》）。柳宗元“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李翱“仁义与文章，生乎内者也”（《寄从弟正辞书》）之文行、文实、文义诸端，皆融织其间。尤其是首次提出“古文辞”这一概念的曾巩，其《王无咎字序》所谓的“补之明经术，为古文辞，其材卓然可畏也”，宜为姚选遵循的旨义，而在加以形象化的总结过程中使之具体而完备。换言之，认识《古文辞类纂》所选“古文辞”的意义，先须从教习“文辞”的技术层面介入，然后再勘进于对文德、文道及文用的追求。这其中又内含了由宋到明以迄清的“经义”与“文辞”、“古文”与“时文”相争锋、相互渗的历史。例如司马光于宋仁宗朝上书论科举云：“臣窃以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近世以来，专尚文辞。夫文辞者，乃艺能之一端耳，未足尽天下之士也。”（《上仁宗乞举孝廉及更立明经格式》）此以“文辞”归“艺能”，与“德行”“经义”“政事”相对待，而至神、哲两朝，则归于“經义”与“文辞”（诗赋）之争。这一旷时日久的论争，也就衍生出明代如唐宋派的“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的提法，这也说明了“古文辞”说在沿革中处于建构与解构过程中。明人所说为学及文之道如黄佐《翰林记》所谓“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如果对应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后》追述桐城派“三祖”之首的方苞是“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其间思想的契合与衔接，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姚编《古文辞类纂》绝非一般的古文选本，而是对“古文辞”这一历史记忆的追踪、辨析与总结。因此，由清人民国的王葆心复为《古文辞通义》（六篇：解蔽、究指、识涂、总术、关系、义例），书中倡言“论文居今日，南方居其极盛。自程鱼门、周书昌发为天下文章在桐城之言，世人类以桐城派称南方之文。然隘以桐城之称，不如竟称以南派为得其实”，实推扩而论，而其复于卷六云“桐城统绪相承一派盛于姚姬传，姚氏义法垂于所选《古文辞类纂》，故凡守姚选者即承其学者也”，则不乏精粹之论。正因为“选”即“学”，姚选之后又有“古文辞”的多种续选，包括梅曾亮《古文辞略》的节选与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继承与发扬。

分“类”选文的承变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归纳历代的“文选”有四种，即以时代、家数、作家、文法划分，并认为综其法“皆归于姚选”。倘以常见的划分法，很显然《古文观止》是以时代划分，选录自周到明的文章;而《古文辞类纂》则依“文类”划分，也就是姚永朴在同书卷一《门类》中所言：“自惜抱先生《古文辞类纂》出，辨别体裁，视前人乃更精审。其分类凡十有三……举凡名异实同与名同实异者，罔不考而论之。分合出入之际，独厘然当于人心。乾隆、嘉庆以来，号称善本。”“类”是古人治学与文的重要方法，这从汉人对物与事的分类到第一部文章总集萧统《文选》的分类，可见其演变与发展的历程。冯友兰《新事论》第一篇《别共殊》说“汉人知类，汉人有科学底精神”，此言汉人分类意识的觉醒;萧统《文选序》说“各体互兴，分镳并驱”，“次文之体，各以汇聚”，此言依类分文之要则;欧阳询《艺文类聚》说“《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爰诏撰其事且文……比类相从”，“事居其前，文列于后”，此集事类与选文为一体;刘本《初学记序》说“出道以为文，因文以驾道。……为今人之文，以载古人之道，真学者之初基”，此以“文以载道”提升类书编纂的价值。由此可见，“文”与“类”的渊系之深，功用之大。而自《文选》分类选文，后世演而成习，又多漫漶无际，如《文苑英华》全仿“类书”方法分文四十二类（“天象”等），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按“文类”分至一百二十七类之多，由此来看姚选“十三类”的划分，既是汇总其要的分类方法，又是对文类学的总结与提炼。如姚氏《古文辞类纂·序目》自述“辞赋类”谓：“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为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独辞赋，则晋宋犹有古人韵格存焉。”倘辨其义，宜有多端：其一，论赋尊汉，扬弃《文选》分赋碎杂之“陋”;其二，以古文不取六朝，而赋兼取之，是分“类”观“用”，自有选择标准;其三，兹选重楚汉赋兼及晋宋，以及将“辞赋”列系“古文辞”，既表彰辞赋体的特征，又与前引《汉书·地理志下》“司马相如……以文辞显于世”有着历时的关联。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卷一“门类”全录姚选“十三类”加以演绎构论，也可见桐城后学信守该选之深之笃。

形象化的桐城派“文统”

选“文”是文选的首要任务，对比《古文观止》与《古文辞类纂》，前者以时代划分，选文求其均衡，或可谓“名篇”是选;后者选文却具个性，有极强的偏重与偏胜。其所选之文，除了重视经史如《左传》《史记》外，更重“唐宋八大家”，约四百余篇，占全编半数以上。这或许是其选文的一大特点。由此特点来看桐城派之学统与文统，主要由（《春秋》义法经（《史》《汉》（尤其是太史公书）到唐宋八家以及明代唐宋派诸家（尤其是归有光）。值得注意的是，文派源自学派，中国学术自韩愈《原道》发生了一重大变化，先前之原道（如刘勰《文心雕龙》首篇《原道》）仅本土经义的传承，多归“三才”之道，而韩愈《原道》则借佛教宗派化的“判教”方法“辟佛”，归复儒学，故而梳理道统（孔、孟、荀、扬），其倡导古文，实当作如是观。桐城古文家也是如此，是以“判教”之方式判别真伪，传法定祖，来审视古文传统，所以既要“尊体”（古文之体），又主“禁体”（古文不可掺杂他体），《古文辞类纂》正是以选文承担了这一责任与义务。同时，桐城文人从来都是尊古而不废今，姚选大量采录乡前辈方苞、刘大櫆的文章，又为其另一特点。观今本《古文辞类纂》，计选方苞文十一篇，刘大櫆文十六篇。如此推尊乡前辈，尤其是自己的老师刘大櫆，姚氏晚年颇顾忌遭时人“党同乡”之讥，有将方、刘文章从《古文辞类纂》中删除的想法，结果其弟子方东树进言谓“此只当论其统之真不真，不当问其党不党也”（《答叶溥求论古文书》），才使姚打消了这一念头。于是我们再看姚选收录当朝文章仅方、刘，收录桐城文章亦仅此，这正为他的弟子确立方、刘、姚为桐城派“三祖”奠定了基础。而最初提出“三祖”说的又正是反对删除方、刘文的方东树。方氏在（《刘悌堂诗集序》中说：“望溪方氏、海峰刘氏、惜抱姚氏三先生出，日久论定，海内翕然宗之。……其文所取法，足以包屈宋之奇，盖非特一邑之士也，亦非特天下之士，而百世之士也。”又于《书惜抱先生墓志后》并论其文之特色，以为“配为三家，如鼎足不可废一”。這是典型的将唐宋文章延伸到桐城古文，以彰显其文统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选本昭示“因声求气”的古文法

与《古文观止》选文中的零散评点相比，姚鼐为编《古文辞类纂》所写的长篇《序目》，堪称其选文的理论纲领，更具有文学的批评价值。《序目》的主构，显然是对“古文辞”之“类”划分的说明，然其首、尾叙述及总括之语，则具有将文“类”推致文“体”而昭示文“法”的功用。《序目》首端作者先叙述“闻古文法”于姚范、刘大櫆而“少究其义”，及后来自己在扬州梅花书院教书时学生“从问古文法”，于是萌生编此书的想法，并认为“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而于结尾处，作者又总括选文之“当”谓：“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其“十三”者为文之“体类”，“八”者乃文之“体要”，前者类同《文心雕龙》所谓的“明诗”“诠赋”等，而后者则似刘勰所言之“八体”。然姚氏论“类”或“体”，实皆归于文“法”，即示范学文由“粗”而进于“精”。这里又寓含了桐城的文法传统，如戴名世的“精气神”说、方苞的“义法”说，但姚鼐却特别指出过“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与陈硕士书》），所以他在提出文章“精粗说”的同时，又提出了“道艺说”“阴阳刚柔说”“义理、考据、词章说”等，以拓扩其堂庑。然就兹选特别提出的“精粗说”来看，却更接近于其师刘大櫆的“因声求气”的论点。试观刘氏《论文偶记》：“近人论文，不知有所谓音节者。”“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对应刘氏的因“声”求“气”与姚氏的精（气）粗（声）提法，其传承关系自明。张裕钊在《答吴挚甫书》中记趣一则1：“往在江宁，闻方存之云：长老所传刘海峰绝丰伟，日取古人之文纵声读之;姚惜抱则患气赢，然亦不废哦诵，但抑其声，使之下耳。”如果说刘乃天生“丽质”，姚则自觉追随，其“八字箴言”不仅是对“因声求气”的追附与解读，更是指导其编选“古文辞”的自觉思想，而使这一理论落实到众多的历史文本，得以系统化与经典化。

2019年8月7日匆草于南京龙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