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书写“审美文化研究”史

2020-06-23郑惠生

美与时代·下 2020年3期

摘要：高建平先生等著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史》一书总体上讲有史有论、阐述平实、结构清晰、层次分明、语言晓畅，所以读之有清新之感。不过，其中也存在着不够客观、不够全面等问题。以该书的第十二章“文化转向及其影响”为主要对象进行学术批评，与高建平等先生商榷，并建议《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史》修订或重写。

关键词：文艺学批评;学术批评;文学批评观念;审美文化研究;学术史;文本细读法

2019年8月，高建平先生等著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史》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下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均只注明页码）[1]。对于近70年来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的变化发展，该书只用了约24万字进行勾勒、描绘和评判，可谓是要言不烦。由于该书总体上讲有史有论、阐述平实、结构清晰、层次分明、语言晓畅，所以读之有清新之感。不过，笔者在阅读时，也感觉到其中的一些不足。这里，以该书的第十二章“文化转向及其影响”为主要对象进行学术批评，与高建平等先生商榷。

一、谁先倡导建立“审美文化学”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史》第十二章“文化转向及其影响”指出，“审美文化研究贯穿了20世纪80-90年代美学研究的主要历程”，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阐述。

在述说第一阶段即“理论倡导与初步发展”时，该书首先指出潘一早在1984年便于《青年审美文化研究纲要》一文中使用了“审美文化”概念，同时也指出其概念“强调的是艺术社会学研究中的‘青年审美文化的概念，区别于后来美学研究中作为单独概念使用的‘审美文化概念”（第270页）。应该说，这样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后面的这一段话，却让人产生疑问：

20世纪80年代，较为明确地在美学研究领域提出审美文化概念的是北京大学的叶朗教授。叶朗在发表于1988年的《审美文化的当代课题》中首次将审美文化研究提升到美学理论研究的层面上。在这篇论文中，叶朗先生提出了通俗艺术与严肃艺术的不同功能，批判了西方先锋派艺术的反传统、反艺术、反文学的倾向，提出了‘审美文化的两极运动律，并对现代科技与审美文化的关系做出了理论说明。（第270页）

首先，应该说的是，叶朗先生的《审美文化的当代课题》一文在其发表的那个年代是有一定深度的，不过，其讨论的焦点是“通俗艺术与严肃艺术”“艺术的传统与反传统”“现代科技与审美活动”关系等三个问题，文中既未厘定“审美文化”概念，更未提出应该有一门与之相称的学科，并且，其“审美文化”概念的重心仍放在“艺术”层面上，与后起的远远逸出“艺术”的各式各样的专门“审美文化”研究相去甚远。如此，怎能说该文“将审美文化研究提升到美学理论研究的层面上”呢？

其次，从时间上看，比叶朗先生的《审美文化的当代课题》一文更早论及“审美文化”概念的，有李欣复先生于1987年公开发表的《对美学和文化学研究的历史反思——兼论审美文化学的建设及其重要意义》[2]和《审美文化学二题》[3]两篇论文。

李先生的前一篇论文强调“美学研究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审美文化学是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而在后一篇论文里，不仅明确提出，“烹饪、服装、家具、摆设、城建、街道、技术以至举止、行为、谈吐等文化形式，都有美的问题和审美形态在内”，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从审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中国式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发展道路和方法是可行的和切合时代特点的”。很可贵的是，李先生没有“掠人之美”——他是在引述钱学森的“大文艺也即是大文化、大美学观念”和王元化的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来阐发个人观点的。

当然，作为草创阶段的审美文化研究，李欣复先生的这两篇论文免不了粗疏，但不管怎样，同属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都还处于朦胧状态期的一种理论倡导，论文发表的先后并非无关紧要，更何况与叶朗先生只把“审美文化”当作“审美社会学”的一个方面内容来谈[4]相比，李欣复先生确实是更进了一步——他是从可以独立成“学”的角度来论述的。

二、谁先拿出“审美文化学”专著

在述说第二阶段即“理论高潮和集中阐发”时，该书写道：“……真正形成了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高潮，并创作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如夏之放、刘叔成主编，肖鹰作为执行主编的‘当代审美文化书系（此书系也是国家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成果，包括夏之放的《转型期的当代审美文化》、肖鹰的《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陈刚的《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帮》、李军的《“家”的寓言——当代文艺的身份与性别》、邹跃进的《他者的眼光——当代艺术中的西方主义》，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周来祥主编的《东方审美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林同华的《审美文化论》（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王德胜的《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聂振斌的《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陶东风的《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徐岱的《艺术文化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周宪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一川的《张艺谋神话的终结——审美与文化视野中的张艺谋电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汕头大学出版社的《审美文化丛刊》（1994年版）等……”（第272-273页）可以说，仅罗列著作的这一段话，就有若干可以讨论的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文中有两个明显的错误。一个是周宪的《中國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一书出版的时间为1997年，而非1998年;另一个则是林同华于1992年出版的专著为《审美文化学》，而非《审美文化论》。由于笔误、排版和校对等原因，出现这样的错误可以理解。但是，从效果上看，后者的错误会让读者对著作的类型和分量乃至学术发展史的认识产生偏差;就字面的一般意义而言，专著中“论”是思想层面的，而“学”则是学科层面的。显然，在众多被列出的著作中，林同华的《审美文化学》是特别的，其被错写是不应该的，因而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其次，文中对众多著作的罗列，看不出有归类的努力——既不按主题的不同，也未按价值的大小，就连最简单的按时间先后顺序罗列都没有。关于这一点，实在让人有些困惑。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著述者的这种做法有时候并不影响学术史叙述的宏旨，但如果能不随意罗列，就可让人更清楚学术的进展。比如，若按时间排序，就能发现“审美文化研究”的第一个勃发期是在1996—1999年之间，因为许多有分量且带有浓烈批判色彩的学术专著都出现在这个时间段。

相比之下，林同华先生的《审美文化学》在出版时显得很不“热闹”。这一方面与其学科化的平稳阐述方式有关，也与1992年“审美文化研究”环境的冷清不无联系。但也正因为如此，林同华先生才称得上有真正的拓展之功——它连接了李欣复先生在1987年提出的建立一门“审美文化学”的新设想，以非“批判性”的方式写出了一部名实相符的学术专著《审美文化学》（计278页，21万字）[5]。

三、还缺了什么

第十二章第二节的标题为“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叙述的内容是“在中国”“与审美文化研究相交织的、另一种冠以‘文化之名的学术潮流”——“文化研究”（第275-280页）。然而，在5页多的篇幅约3450字中，用了约3页2000多字来介绍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赛义德的《东方学》等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只用了约2页1000多字概括介绍“文化研究在中国的状况”。这种“重外部影响”的描绘而“轻内部演化”的勾勒，使本节的内容未能呈现出中国“文化研究”学术潮流，此为问题之一。

由于上述的“问题之一”，结果就有了问题之二：只见结论，不见作为论据的“必要的史料”。比如，书中写道：“……涌现了一批优秀研究者。如陶东风、周宪、金元浦、戴锦华、王德胜、陆扬等，他们活跃在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像这样重要的断言，理应提供一点依据。也许著作者会说，像陶东风，谁不知道他是中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凭印象断言，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可这是在写学术史，理该有高一点的要求，更何况陶东风先生还是名副其实的“文化研究”领军人物，确实有很多学术史料可证。由此，引出了下面要谈的第三个问题：该详不详，该略不略。

尽管笔者不完全认同陶东风先生在前期文化研究中的一些思考，如在文艺学扩界[6]、文艺学教材弊端[7]等问题上，但其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期大众文化所采取的“历史主义”态度[8]以及在文化研究的“路上”不断地行走，确实是令人赞赏。从个人研究成果来看，暂不论其出版了多少部颇有影响力的“文化研究”专著，仅以期刊论文为主的文章就有400多篇。其虽不证明质量，却能表明学术影响力的H指数也达到了令人瞩目的程度——据“中国知网”2020年2月13日的检索结果为“45”。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里，陶东风先生无疑具有“首席的地位”。对于这样一位在“批评观念”上具有先锋性且在20多年里持续不断地产生学术影响的“文化研究”专家，本节的书写理当给予多一点的笔墨。然而，情况似乎刚好相反，在单独介绍陶东风的思想时，只说他认为赛义德的《东方学》对中国有多大的影响（第277页），即是说，介绍陶东风的文字少于介绍赛义德的文字，并且前者还只是后者的一种“手段”。如果对比一下第十三章第二节“强制阐释论与对西方文论的反思”（第295-310页），看看对于2014年才出现的张江先生“强制阐释论”及其反响的详细书写，就可知不要说介绍陶东风先生“文化研究”的文字太少了，就是对于整个学术潮流的“文化研究”的书写，也都显得过于单薄了。

话说回来，虽然陶东风先生的“文化研究”思想被略写，但毕竟著作里面还是给了他一席之地。而有些学者及其思想，本该被论及或提及，可书中却未见其影，此为下面要谈的第四个问题：不该省的省了。

在审美文化研究领域，潘知常先生的成果及影响不该被忽视。这里不说其在审美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持续耕耘以及有大量著述的问世，只说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两本书——《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1995）[9]、《美学的边缘：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观念》（1998）[10]——在年轻学人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就可知审美文化研究领域里不谈他是很不恰当的。当然，如果将其置于第十二章第二节“文化研究”的名下会很牵强，但将其放在第十二章第一节“审美文化研究的突围”就非常合适。然而，纵观此章各节内容，竟然只字未提。

与潘知常先生相类似的情况还有李西建先生。虽然李西建先生的审美文化研究成果比不上潘知常先生的丰厚，但其《审美文化学》[11]（1992）与林同华先生的《审美文化学》（1992）、《超艺术：美学系统》[12]（1992）一样，都是中国审美文化研究“早期阶段”标志性的成果。然而，纵观第十二章第一节的“突围”内容，也同样是只字未提。

应该指出的是，像上述的这种“完全省略法”，同样出现在别的章节里，如第十三章中的“强制阐释论与对西方文论的反思”一节（第295-310页）。该章节在详细描绘“强制阐释”论的出台以及所引发的热烈讨论时这样写道：“立论与观点上有赞同，亦有分歧。”（第298页）然而，对于较为明显的“分歧者”如魏建亮[13]、马草[14]、李庆本[15]等多位先生，乃至最大的“分歧者”张玉能先生回应的两篇长文——《本体阐释论质疑——与张江教授商榷》[16]《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不应该否定——与张江教授商榷》[17]，该章节虽约有一万字却都是一样地“不著一字”。

如果说上述的“缺斤少两”还只是局部上的某些不足，那么，像“文学经典”研究内容的“完全不予以述评”，就属于整体性的某方面缺失了。据“中国知网”2019年10月30日检索结果，“篇名”中含有“文学经典”的2366篇（其中期刊论文1939篇），“关键词”中含有“文学经典”的1928篇（其中期刊论文1687篇）——后者的数据还远远超过“审美文化”的1539篇（其中期刊论文1232篇）。从时间看，20世纪末少有人研究这一问题，本世纪初开始研究的人逐渐增多，2007年起每年发表的论文都在一百篇至两百多篇之间。从具体的主题看，有“经典观”“经典建构”“经典化”“去经典化”“经典终结”“红色经典”“经典改编”“经典阅读”“经典消费”“经典传播”“经典教育”等。其中，有不少的文献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如《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18]《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19]《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20]《红色经典：在官方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下）》[21]《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22]《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23]等，也不乏针锋相对的讨论，如《现在“是一个不需要经典的时代”吗——对季广茂教授〈经典的黄昏与庶民的戏谑〉的学术批评》[24]《论文学经典的生成、意义和特性——兼与王确〈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和存在方式〉商榷》[25]《驳“文学经典的终结”——与吴兴明教授商榷》[26]等。这一盛大的学术景观，乃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种种因素所使然——大众文化的崛起、图像时代的到来、个人欲望的膨胀、消费主义的泛濫、急功近利的氛围，等等，让原本不是问题的“文学经典”问题成了必须重新讨论的课题。当然，这一话题能点燃学界“批评之火”，一方面固然是文学外部压力倒逼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文艺学界内部通过自我调整以求能更好地应对挑战的一种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经典”问题的探讨与争鸣，不仅是近20年来各式各样的学术文化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试验的一场盛宴，而且还是近20年来中国文艺学界最具有“文学理论批评意味”的一次旅行，故可以说，它也是最能够集中表现“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一段历史。然而，《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史》的书写，却把这样一段轰轰烈烈并且还更具“专业性”的批评历史全给省略掉了。

由上述，引出了下面的第五个问题：书名。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史》的书名为“史”，而从其有限的篇幅以及上面简略的“缺这少那”的分析看，用“史略”或“简史”命名会贴切些，或者说更“实在”一些。当然，用“史稿”命名也不错，至少它会让人觉得命名者是谦虚的。

四、结语

写学术史难，写一部“纷繁复杂、变化急剧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的历史更难。从这个角度讲，高建平先生等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学术工作，很值得赞赏和庆贺。不过，由于写史是对过往的记载，其客观全面、公平恰当与否，会影响后人的认知，也会影响后人进一步的行动，所以，学术史书的写作，应该慎之又慎。从另一个角度讲，书写历史，表层上是写他人，深层里也是在写自己，因为在历史老人那里，写他人的人终将也被他人所写。故而，书写时只有“如实地思考历史而非一厢情愿地思考历史”[27]，才对得起他人和自己。基于此，也基于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高建平先生在“后记”中所说的：“希望本书对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研究者、教师和学生有所助益”（第354页），笔者不揣冒昧，建议《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史》修订或重写。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本学术批评的方法主要为“文本细读法”[28]，而重心则放在专著中某些史料的评估和使用上，对于其中涉及到的各种著述均未做详细分析，更未顾及相关著述者的身份背景、道德品质乃至复杂的人际关系。这后一点，也可以说是笔者倡导的“文艺学批评”所使然——就事论事，看著述本身[29]。

参考文献：

[1]高建平，等.當代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2]李欣复.对美学和文化学研究的历史反思——兼论审美文化学的建设及其重要意义[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2）：26-32.

[3]李欣复.审美文化学二题[J].山东社会科学，1987（4）：43-46.

[4]叶朗.审美文化的当代课题[J].北京社会科学，1988（3）：4-14.

[5]林同华.审美文化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6]郑惠生.论文艺学的越界——与陶东风教授商榷[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97-100.

[7]郑惠生.对大学文艺学的批评能这样吗——就《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与陶东风教授商榷[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17-25.

[8]郑惠生.审美时尚与大众审美文化[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83.

[9]潘知常.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10]潘知常.美学的边缘：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