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桑

我国明代金属加工异常发达，南方的金银首饰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镶嵌、花丝、錾刻、制胎等工艺十分纯熟，还出现了烧蓝。崇尚奢华的风气于明末发展到极致，不管贵族妇女、大家闺秀，还是优伶婢娼，都是满头珠翠。与明代妇女相比，民国随生活方式的激变和妆饰的西化，首饰的佩带数量明显减少，但无论身份多么卑微的女性都少不了发簪和银耳环这两样东西，可见首饰作为装饰品的普遍性。从明朝开国的1368年到民国末期的五百多年间，中国首饰表现的题材基本可以归纳为花卉果实、吉祥瑞兽、人物神仙、吉祥符号四个主要方面。

与明清和民国对应时期的西方首饰在这五百多年里，经历了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等等，不但在加工工艺方面，如宝石雕刻、镶嵌、浇铸、珐琅工艺等得到高度发展，而且与我国承袭贵金属、珍珠、宝石相对，西方首饰运用的材料也得到了极大发展。从文艺复兴时期黄金、彩色宝石，高度繁复装饰的盛行到装饰艺术运动时期铂金、钻石，相对简约外形的盛行，其间还出现了异型珍珠，煤玉，以玻璃替代宝石，铁质的首饰等等。在题材方面也越发广泛，可归纳为花卉果实、动物、宗教及神话、情感表现、历史人物、现实生活反映等六个方面。

为了体现明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与对应时期的西方在首饰表现题材方面的差异，以下就主题相似部分及不同部分重新进行了分类比较。

一，题材相似部分

1、花卉果实

花卉作为大自然中最美妙的产物，千百年来为人们喜爱，成为各种艺术、工艺创作的灵感源泉。中国明、清、民国传统首饰大量运用了花卉作为装饰题材（图1），牡丹、莲花、葡萄、桃花、竹、灵芝、佛手、蔓草等等，表达了对生活的美好意愿和憧憬。如石榴是多子的象征：玉兰花、海棠花、牡丹花一起被寓意为“玉堂富贵”;竹子，有节挺拔向上则被称为“节节高升”，寓意人的禄位和生活不断进步，和松、梅一起被称为“岁寒三友”，以此颂扬品德、志节高尚。

在这段时间里，西方也有几个以花卉为主题的创作时期，与中国不同的是，花卉在西方首饰初期仅为装饰，后来才被赋予意义。首先是18世纪下半叶，花束的主题极大流行，为女性紧身束衣设计的花束首饰可达20厘米的长度，通常汇聚不同品种的花卉，用缎带形制捆缚成一整体，以宝石、钻石体现色彩（图2）。到19世纪早期，随着浪漫主义运动出现，以清晰可辨识的花卉和果实为题材的自然主义风格首饰大行其道，其中从异域引进的欧洲植物占了很大比重。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此为创作主题的首饰在规格上极大缩小，到19世纪中叶发展出奢华、复杂的样式。同时特殊品种的植物也被赋予了含义，来表达高尚的品性或情感，如山谷的百合代表回归的幸福，常春藤代表友情等等。以花卉为表现题材的首饰，在后来的新艺术运动时期也大量出现。

2.动物

明清和民国时期，首饰中出现的动物为吉祥瑞兽，在题材中涵盖比例仅次于花卉果实，有孔雀、龙、麒麟、狮子、龟、松鼠、蝙蝠、蝴蝶（图3）、蝉、鱼、蟾蜍、十二生肖等。与花卉一样，都被赋予了吉祥的含义。以蝙蝠为例，其单独存在，可以称为“福到”或“福在眼前”，若再加上桃子，就被称为“福寿双全”。其它如猴子骑马被喻“马上封侯”：喜鹊梅花被喻为“喜上眉梢“。所谓“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相比之下，西方首饰中动物形象的选择更为自由。伊丽莎白王后时期，由于她对动物主题首饰的喜爱，朝臣准备了以白色犬、蝎子、斑鸠，夜莺、海豚为题材的吊坠作为她的新年礼物。19世纪60年代后期名为“Noveltes”的小饰物风行，为满足需求，机器生产了大量以写实风格动物形象为主的首饰，其中以乌（图4）、猪、熊、长毛狗、驴等形象为题材的别针、耳环大受欢迎，这种流行风潮持续到20世纪初。其它也有某些動物因为作为笑话、故事的主角或为普遍理解的象征意义等原因被选择成为首饰的题材。

3.宗教与神话

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魏晋时期到南北朝前后大概三百多年间，修行的教徒们追求单纯精神性的印度佛教本土风格，崇尚苦行、苦修，极端排斥物质享受。反映在早期敦煌壁画中，佛教人物形象简略，注重表现经书的内容。到情唐时期，壁画人物形象变得丰满，色彩也开始明快，画面氛围出现世俗的味道。其在传入中国的几百年里完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宗教的历程——烧香拜佛、祈福求财，一种更世俗的，为现实生活、物质生活服务的宗教活动。明清、民国时期，以宗教为主题的首饰深入人心，很多人喜欢出门佩带具有观音形象的首饰以求平安，还有些人常年佩带佛珠。另外吉祥符号里的八吉祥（佛教八宝）

（图5），万字、法器等也常作为佛教的符号出现在首饰中。

在西方文化历史中，基督教出现过一个极端的鼎盛时期：从罗马帝国末期到文艺复兴初期（5-15世纪）。这个时期西方在物质文明上大大落后于东方的中国，而精神的渴望和追求却异常激烈，跨度大约有900～1100年，称为宗教的严肃时期或黑暗时期。中世纪基督教不仅笼罩了整个西方，而且教徒占了人口比例的大部分，除了生存和劳作，宗教几乎成了西方中世纪人们生活的全部意义，不可避免地对当时的欧洲首饰主题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表现在项链、吊坠、胸针中。在后面的文艺复兴时期，虽然首饰的表现题材比中世纪有了很大的拓展，但基督教仍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具有基督教教义的形象，比如圣经场景、圣徒生活、体现基督精神的十字架等等被广泛运用，直至今日仍旧流行。而从15世纪到17世纪，由希腊语的耶稣名字——IHS交织字母构成的吊坠等首饰（图6），受到民众普遍欢迎。

与宗教密切联系的是以神话为题材的首饰。从某种程度上说，神话有和宗教纠结在一起的部分。通常把希腊神话归为早期的自然宗教，事实上人类早期的宗教在中国、印度、埃及以及古巴比伦都是一种自然宗教。表现于首饰中的神话形象，在我国有八仙过海，和合二仙等，在西方有勒达——斯巴达王后、阿波罗——太阳神、达夫妮——女神、玛杜萨——女妖等等。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罗马的这些神话人物成为众多首饰的主角。

4.人物和情感

明清，民国时期的首饰中常见人物形象，往往用来描绘故事或戏曲，比如“三娘教子”“空城计”“三叟弈棋”等，其他还有讲述传统习俗，如“赛龙舟”。再就是表达吉祥寓意，如男女两个人物用莲花相接，表述“男女相合，连生贵子”。人物尺寸小，往往展现全身，面部不很清晰，与花卉果实、吉祥瑞兽相结合，或被处理在独特场景中，仅仅出现人物的首饰极少，单独人物往往是童子。而西方对应时期的首饰上出现的人物主要为历史人物，通常为君王，比如颂扬查理一世和二世、保皇党人戴的吊坠。伊丽莎白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她本人肖像为主题的首饰，她将它们颁发给朝臣作为忠实于皇家的奖章，或作为外交、个人礼物，此类的首饰以描绘人物的头部为主。

情感是中西方所共同拥有的表现题材，但在表现方式上跟人物一样有很大不同。明清、民国延续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情感婉约、含蓄的表现方式，戒指、钗等常被用来作为爱情的信物。但在题材方面比较局限，通常以鸳鸯为代表{图7），如“荷花鸳鸯”“鸳鸯同心”等等。中国传统中崇尚的其它爱情象征如连理枝，比翼乌等却在首饰装饰上极为罕见，倒是爱情戏曲故事，如“西厢记”、“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时常被作为题材结合在首饰创作中，多体现于戒指和手镯，在微小的空间里展示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完整巧妙的场景，但符号性并不是很强。

歐洲从中世纪开始出现了大量表现爱情的首饰，并且多种题材长期流行，比如丘比特、箭、心形等（图8），其中心形到今天仍旧是最受大众欢迎的爱情符号。除这些为人所熟知的形象，17世纪还流行让工匠在外部表面平滑的戒指环内圈隐蔽处，刻上表达爱意文字再馈赠对方的表意方式，其功能与中国人以戒指为信物相仿，但更具有针对性。在1650年到1700年间，名为“真爱结”的结形式成为了爱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意思是只有死亡才可将爱情的连接分开，形式像“数字8”，被大量运用在17世纪关于伤感的爱情主题上。

西方首饰中的情感表达，除爱情还有与之相对的哀悼。在欧洲19世纪后期出现了表示伤感或哀痛的首饰，创作灵感来自现存或离去的爱情或对亡者的追思。此类首饰男女都可佩带，经典的样式就是在椭圆形首饰的背后有两个圈，垂直相连，然后用丝带环绕、连接它们，戴在手腕或脖子上。新古典主义表现的死亡形象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灰暗，以哭泣的柳树、破烂的柱子、骨灰盒、悲痛的遗孀形象代替赤裸的亡者头部及骨骼，某些还提了警句、列了姓名、年龄和死亡日期等。

二、题材相异部分

中国明清、民国与西方首饰主题的相异部分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中国的吉祥符号和文字，西方的现实生活反映。

吉祥符号为中国所特有的主题，是对“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思想强烈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佛教里的八吉祥，还有八卦、文房四宝、祥云、如意等，另外福、寿、喜（图9）、长命百岁、长命富贵等吉祥文字也常出现在首饰中。可以看出，虽然以宗教为表现目的的首饰所占比例并不大，但“中国特色”宗教的观念——一种祈福，为现实、物质生活服务的思想却从主观上导致了具有美好寓意的植物、动物、人物、吉祥符号和文字在首饰上的发展，通过物体，使人们的主观欲望与客观美在形式上达到统一。

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是西方特有的主题。16世纪初的欧洲，对远洋勘察和远程贸易发展的兴奋、激动，及对远涉重洋的想象和期待都被表达在吊坠的创作中，以微型雕塑的样式，出现了大量以帆船、海怪、美人鱼为题材的首饰，并广受欢迎。伊丽莎白宫廷时代，某些首饰纪录了当时的事件，在一枚镶有钻石和缅甸红宝石的胸针背面（图10），四周的题词和中心的方舟共同传达着“和平的驶过风浪”的信息，意指伊丽莎白是英国教堂的保护人，暗示了之前教堂所受到的冲击。

结语

对明清、民国与同时期西方首饰题材的比较，展现出不同文化、思想背景下中西方首饰在这个时期的面貌，有助于了解我国历史上指导首饰创作的思想，理解这个时期之后西方首饰艺术运动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