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绪保

摘   要：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但新时代我国基层还呈现出矛盾主体多元化、矛盾客体复杂化、矛盾类型多样化、矛盾群体规模化、矛盾调处疑难化等问题。这需要我们通过建立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矛盾调处机制;主动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健全矛盾纠纷排查机制;用大数据搭建多元共治的社会矛盾纠纷预警管理系统;创新优化矛盾纠纷社区多元化解联调机制等方法实现源头治理，从而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矛盾;社区;协同治理;源头治理

中图分类号：K92         文献标识码：B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0.02.013

文章编号：1009-6922（2020）02-85-04副题引题题一题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重大判断，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特征，党和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更加注重协调发展，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但是由于经济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离人民群众的要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一个时期以来，一些群众的获得感仍然不强，有些地方仍有群体性事件发生，住房难、看病难等民生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正确认识当前基层社会矛盾的新特征，必将有助于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

一、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矛盾呈现新特征

新时代，党和政府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此在基层发生的社会矛盾纠纷不再像社会急剧转型期时通过暴力对抗的方式来解决，而是通过相对温和理性的方式来解决。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转型、城镇化加速以及人口流动性增强等新的发展态势，我国当前基层社会矛盾呈现新的时代特征。具体来看，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呈现以下新特点。

（一）矛盾主体多元化

新时代，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社会转型加快，各类矛盾变得更加突出，社会矛盾主体日益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一方面，矛盾主体从公民之间较为单一的矛盾纠纷，逐步演化为公民与村委会（居委会）之间、公民与企事业单位之间、公民与政府部门之间、企事业单位与政府部门之间多元主体矛盾冲突并存的局面。另一方面，矛盾冲突的主体也不仅限于是公民自身，还包含城市居民、下岗职工、农民工、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各类经济组织、行政机关以及其它社会组织。这些利益主体的错综复雜性导致利益主体价值观的复杂性和主体间的利益矛盾冲突。

（二）矛盾客体复杂化

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传统习惯等各方面都会有差异，这导致人们在获取自身的利益时也会有许多差异性。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简单的“一因一果”转化成为目前的“一因多果”“多因一果”或“多因多果”。矛盾纠纷形成的社会因素增多，生成的过程复杂，导致的后果严重。在矛盾纠纷此消彼长的过程中，还关联诸多不稳定因素，其后果涉及众多当事人的利益，从而增加了基层矛盾纠纷的复杂性。

（三）矛盾类型多样化

以往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单纯的民事冲突，新时代矛盾冲突的类型呈现多样化特点。经济矛盾、刑事纠纷、行政冲突同时存在，涉及民生类的社会矛盾持续增多。在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领域，如住房、医疗、教育、劳资、干群关系、环境污染、征地拆迁等领域的矛盾纠纷频发。

（四）矛盾群体规模化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广大民众的法治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再加上部分群众受“法不责众”心理的驱使，参与矛盾纠纷的人数增多，规模越来越大。利益群体抱团，几十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组成的“集体闹访”事件经常发生。同时往往呈现出有组织、有计划的特点，出现情绪化、过激化甚至暴力化倾向。这种群体化趋势严重影响了基层社会的稳定。

（五）矛盾调处疑难化

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主体多元、矛盾类型纷繁多样、群体规模化现象明显，矛盾冲突表现出千差万别的特性，这些毫无疑问加大了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难度。有些严重的矛盾冲突不能在基层第一时间得到解决，长时间的拖延和贻误加大了纠纷解决的难度。还有许多矛盾纠纷带有对抗性，在极短时间内会被激化放大，矛盾性质迅速转化，加大了化解难度。虽然近年来具有明显价值冲突的暴力对抗性矛盾明显减少，但是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总体上仍然频发、高发，大多以上访、聚众抗议、打条幅罢工示威、静坐等方式来表现。但是这种相对温和方式表现的基层矛盾纠纷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其演化转变成暴力对抗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加大。因此，类似社会矛盾纠纷处置的难度、复杂性依然不容小觑。[1]

二、构建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社会矛盾源头治理模式

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更多的是以与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需求相关的物质利益矛盾为主，具有明显政治价值诉求的矛盾冲突逐渐弱化。这些矛盾无论从矛盾涉及的内容还是从当事人诉求方式上来说，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而且这些矛盾大多从基层产生、演化甚至升级。社区作为社会的最基层，直接服务于基层，也最了解基层群众的民生需求。因此，社区理应成为社会矛盾纠纷有效化解的首要场所。积极构建社区多元主体协同的基层社会矛盾治理网络体系，可以使关口前移、重心前置，从而实现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

（一）建立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矛盾调处机制

社区治理是包括社区居民、街道党组织、群团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各项公共事务治理的协同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机理是通过多元主体相互间的沟通协调合作，建立共同预防与处置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协同网络系统，从而发挥多元协同、综合治理的功效。在这个网络系统中，各类治理主体行动目标一致，相互之间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利益分摊、风险共担，共同来应对社区出现的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社会矛盾纠纷。其中，社区居民是协同治理网络的基础，也是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只有让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协同治理的整个过程中来，才能及时有效地排查矛盾纠纷信息，让群众的利益诉求得以充分表达，也才能使居民之间相互帮扶，通过各自的行动为构建社区共同的良好生活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街道党工委是社区协同治理网络系统的领导核心，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领导和指导社区矛盾纠纷的排查、预警、调处和善后等工作。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充分发挥其对社区的全面管理和服务功能，从而实现落实社区矛盾纠纷调处的具体工作与责任。社会组织是平衡国家和社会、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中介和桥梁。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可以发挥政府起不到、不好起、起不好的作用[2]。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网络的重要参与主体，通过成立六支队伍（群众工作队伍、志愿服务队伍、社会工作队伍、应急管理队伍、舆论引导队伍、心理服务队伍）积极弥补社区工作的疏漏和缺失，发挥矛盾纠纷处置“减压阀”和“调节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