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平原

作者系重庆市文史馆特约研究员

旧中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以中小工厂为主体，在重庆成立了中小工厂联合会。联合会团结了中国中小工厂的广大工人阶级，维持了当时涌向重庆的一大批平民的基本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旧中国工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为重庆重工业大城市奠定了基础。

依据党的统战指示创建重庆中小工厂联合会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海岸被封锁，外援断绝，沿海工业区域沦陷，不少工厂纷纷迁往西南大后方重庆。加上原有的和新开设的工厂，到1945年底，重庆已有1649家工厂，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型工厂。尽管这些厂家规模不大，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但是他们都担负起“自力更生”“支援抗战”的任务，为当时的军工和民用作出了贡献。为自救图存，重庆织布业动员了近6万台铁木织机，织成了近3亿尺大小布匹，供应国内大部分军服和民用布。中小工厂不仅成为后方物资供应的重要基地，为支援神圣抗战赢得了最后胜利，而且也为日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旧中国时期重庆街道

抗战胜利后，中小企业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认为中国从此可以走上独立、和平、民主的道路，建设富强的中国。但是蒋介石倒行逆施，妄图独吞胜利果实，消灭革命力量，搞起“假和谈、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反革命两面策略。战争给旧中国中小工业占主体的中国工业的发展，以及全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团结就是力量，许多民族工商者，为了自救图存，不得不奋力掀起前所未有的“中小工厂自救运动”。当时机成熟时，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重庆第一药品生产合作社与影响较大的军布业联谊社负责人田钟灵、李学民商议扩大组织，积极筹备组建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

在党的统一战线指引下组建中小工厂联合会的经过

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未成立之前，当时重庆的工商业者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和需要，在党的统一战线的指引下，已经建立了一些工商群众团体。中小工厂联合会就是在原有军布业联谊社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对棉纱实行管制，其军需署向民营布生产厂家投放军布加工任务时，便以克扣工料，“欠圈短码”（短码：每圈纱短少十五公分），压低工缴费用等种种巧取豪夺手段，对织户厂敲诈勒索，肆意掠夺，这样致使不少织布厂亏损巨大，纷纷停工倒闭。而军需署反诬民营布厂偷工减料，破坏军需生产，非法逮捕织户数十人，使不少织布厂主家破人亡，惊恐不安。海燕织布厂负责人田钟灵、裕服织布厂负责人李学明为了谋求同业利益，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残酷迫害，联系同业王智仁、朱俊明、高树德、杨正谊等十多人，发起建立同业公会。而当局多方刁难。几经交涉，重庆市社会局准备组织“军布业联谊社”，于1943年秋在南岸弹子石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当时各个厂家纷纷响应，据统计有300多家承织军布的布厂参加，成为合法民营团体。

军布业联谊社成立后，在地下党领导的直接指挥下，就军布问题，采取多种形式，对军需署展开了坚决斗争，大量揭发其贪污舞弊，坑害织户的种种罪恶行径，提出了同业的合理要求，博得了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著名的进步律师沈钧儒主持正义，义务担任军布业联谊社的法律顾问。《新华日报》和《商务日报》《新民报》等报纸，大量刊登军布问题的消息，支持织户的斗争，谴责军需署的罪恶，使该署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成都、万县、西安等地同业闻风而来，协同抗争，声势更加扩大。鉴于军需署百般狡赖，东推西诿，问题得不到解决，军布厂倒闭更多，工人流离失所，情形越发严重，乃至决定进行集体请愿，动员了100多家布厂负责人背着“欠圈短码”的棉纱，到黄山公路上，等到蒋介石乘车经过时，排成一字形，站在公路上，高喊“伸冤！”蒋介石闻声大惊，询问得知军布业厂户亏本请愿，于是，口头上不得不答应办理。当天晚上蒋介石怒目训斥特务头子戴笠警戒不严，车遭拦截。戴笠又转身向军需署长陈良发泄，军需署这才不得不邀请布厂代表到署商谈，经过田钟灵、李学民等代表当面数纱，据理力争，在事实面前，军需署理屈词穷，才被迫答应：“原发给各承织户的地纱，只收回百分之十，并按官价折交现款，不收实物；原被关押的同业工人，一律全部释放。”就在这时，为了巩固和发展军布业斗争的成果，团结各行各业众多的中小工厂，重庆第一药品生产合作社负责人罗叔章，带来重庆共产党的指示，与田钟灵、李学民商量，决定扩大组织，在军布业联谊社的基础上筹建中小工厂联合会。

1945年9月8日，田钟灵、李学民、罗叔章、张群华、陈钧、王智仁等9人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了商讨筹建中小工厂联合会的第一次会议。

1946年1月10日，在迁川工厂大厦正式召开筹备大会，到会的有土布、军布、煤矿、酒精、炼油、造纸、毛巾、染织、化工、制药等业的工厂或同业公会共17个单位。

历史记载了这个难忘的日子：1946年3月7日，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会员工厂140余家，代表已登记入会的有280家。大会上选出徐崇林、彭友今、田钟灵等23人为联合会理事，李学民等9人为监事。第一次理事会、监事会又选出徐崇林、田钟灵、陈钧、张群华、王智仁、吴宗楷、蒋代延等7人为常务会理事，李学民等3人为常务会监事，选举徐崇林为理事长。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经理事会研究决定，由各行业推举一人为设计委员，组成设计委员会，并选出徐崇林、王道衡、彭友今、徐守真4人为召集人，负责拟定中小工厂的生存发展方案。又经理事会、监事会联系会议决定，聘请马寅初、章乃器、李烛尘、施复亮等12人为顾问，出版会刊《中小工业》，面向社会，公开发行。

小工厂联合会理事长 徐崇林

联合会在重庆正式成立后，得到广大中小厂家重视和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支持，组织日益发展壮大。截止1946年6月1日，已先后在成都、万县、兰州、上海等地成立了分会，并积极筹备在南京、北平、天津建立组织。到9月底，会员工厂已发展到1186家，行业包括机器、纺织、化工、制革、印刷、造纸、酒精、煤矿、面粉、土布、炼油、军布、染整、冶金、卷烟、针织、陶瓷、碾米、搪瓷、砖瓦、牙刷、被服、榨油等23种工业，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一个由中小民族资本家和手工业组成的工业团体。

从此，旧中国时期一个闪光的名字——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便载入史册。

党的统战政策和领导关怀鼓舞了联合会人们的意志

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是遵循党的指示而建立的，无论从酝酿筹建到正式成立，还是各项活动的开展，都得到了党的正确领导、热情支持和具体帮助。具体体现在党的统战方针政策的指引和党的领导人的言行上。

毛泽东主席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制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业。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于9月17日在桂园接见工商界人士刘鸿生、吴蕴初、胡西园、章乃器、范旭东等，着重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势力压榨下的中国民族经济是不能得到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正如狼虎般吞噬着民族工商业。在中国要求得民族经济的发展，必须首先实现民族解放，实施民主政治。只有结束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经济压迫，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才是发展民族工业经济的唯一道路。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给中国经济指明了方向，中小工厂联合会的人们信心百倍，倍受鼓舞。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副主席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了星五聚餐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作了《当前经济大势》的讲演。当时实业界人士，满腹心酸，对此十分关心，迫切要求获得解答，当天前去听讲的人空前踊跃，坐无虚席，不少人还是在窗外、门外肃立静听。周恩来的讲演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即发展资本问题、税收问题和劳资问题。

周恩来副主席对于发展资本的问题作了具体分析，明确指出：我们主张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应该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坚决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关税应当保护民族工业，工业税应当减轻，劳工和民间工业家都受压迫，应当互让谋求发展。除此之外，周副主席在曾家岩50号、特园以及其他场合，还曾多次对各民主党派和社会群众团体，其中包括中小工厂联合会，作过许多重要指示，指明斗争方向与奋斗目标，对中小工厂联合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周恩来副主席还十分关心联合会理事长徐崇林等进出的安全，要他们提高警惕，进出时要有必要的化妆，以防特务拍照。在周恩来的殷切关怀下，徐崇林还先后与博古、吴玉章、许涤新、张友渔、彭友今、洪沛然等同志多次叙谈，增加认识，增进友谊，提高觉悟，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并结识交往了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爱国知名民主人士。

重庆曾家岩周公馆，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机构所在地。 摄影：越檀

中共代表团董必武同志，对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的各项工作特别关注，无论是平时工作，还是大型活动他都给予具体指导，这样使联合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譬如：在开始决定筹建中小工联的次日，田钟灵、王智仁等5人即到曾家岩50号向董老汇报请示。董老热情地表示：你们建立中小工厂联合会，维护民族工商业的生存，我们积极支持。并且进一步指出，反动政府是代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他们崇洋媚外，卖国求荣，任意摧残民族工业，真是无恶不作，无钱不要。你们的困难我早已知道，我决定同你们一道共商对付之策。董老还指示他们先向蒋介石请愿。

1946年1月3日，联合会等5人到国民政府请愿无结果，当夜立即向董老汇报，董老又指示他们再向行政院请愿，行政院把他们推到经济部，经向董老汇报请示后，1月6日他们又到经济部请愿。旧政协期间根据董老的指示，联合会拟定了《对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董老亲笔对文稿作了修改。2月8日，联合会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春节联欢会，邀请了政协代表董必武、邵力子、李烛尘、张伯钧出席演讲。8月20日下午2点，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假借江苏同乡会开会，改选理监事。为了反对官僚资本势力潘仰山控制该会，联合会发动大批中小工联会员参加竞选。当天，董老进驻保节院街，就近指导，揭露了潘仰山依仗反动党团特务，开票舞弊，硬抢席位的丑恶行径，打击了官僚资本势力。

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和南方局的许涤新、张友渔、李登之，经常对联合会工作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博古1946年4月8日离开重庆时，特地约联合会负责人徐崇林单独谈话几个小时，指出中小工联担负着发展中小工业，并领导中小工业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的重大责任，要求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工人，反对剥削。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在撤离重庆之际又向联合会负责人反复叮嘱：“你们要斗争下去，要坚持到底，三年左右我们就可以回来。”这些党的领导同志的指示和帮助，极大地鼓舞了中小工厂联合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党中央机关报延安的《解放日报》和重庆的《新华日报》，对中小工厂联合会的一切重要活动，都及时做指导性的宣传，而且多次发表社论、专版，对他们的斗争作了强有力的声援和指导，扩大了中小工厂联合会在社会上的影响，使中小工厂联合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美蒋反动派作坚决斗争中，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在党的领导下中小工厂联合会开展的特色活动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重庆中小工厂联合会集中开展了要和平，要民主，反内战，反卖国的政治斗争。这其间主要开展了两大特色的活动。

（一）自救图存反对官僚资本

自救图存，反对官僚资本是联合会的特色活动之一。

1946年1月19日，中小工厂联合会向正在召开的旧政治协商会议送交《意见书》，全面申诉了中小工厂的悲惨处境，提出了紧急救济中小工厂的具体办法。《意见书》明确提出：“为了我们的生存，为了民族工业的前途，我们反对轻工业国营的现行政策，及官僚独占性的各种措施。”《意见书》送出后，得到许多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则不予理睬，广大中小工厂的种种困难与日俱增，停业破产现象越发严重。

1946年1月3日，中小工厂联合会田钟灵5位代表到国民党政府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拒不接见，派吴鼎昌和联合会代表接谈，拖延时间。

接着，联合会代表们又向行政院宋子文请愿，宋子文摆出一副丑恶的嘴脸，崇洋媚外，说美国货物种类甚多，价廉物美，而中国货又孬又贵，中小工厂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代表们痛加驳斥，宋子文见势不妙，撒腿就溜。

1月6日，代表们又向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提出救济要求，翁文灏竟然说：“现在已经胜利了，你们的厂既然有困难，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关门。”代表们以理服人，翁理屈词穷，无话可说，以后他就不和代表们见面了。

2月1日，联合会代表又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递交《意见书》，提出紧急救济办法，要求拨款200亿元，以解燃眉之急。

3月20日由联合会负责人徐崇林、张群华、王智仁等再到行政院呼吁，宋子文不在，由秘书陈盛兰代见。

3月30日，联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严正提出：中小工厂从未得到过政府分文贷款，要求政府救济中小工厂。经过反复呼吁，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国民党政府财政部不得不假惺惺的故作姿态，对联合会《意见书》中请求拨给中小工厂生产复员500亿一事，饬由四联总处核议办理。

（二）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卖国

中小工厂联合会在党统一战线的领导下，配合社会力量开展了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卖国的特色活动。

1947年1月初，重庆文化界人士联名呼吁抵制美货，驱逐美军，并要求废除不平等的《中美商约》；接着，重庆市民15360人签名致书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立即撤退美军。这两次活动，中小工厂联合会徐崇林都一一参加签名。1月6日，重庆市63所学校1500多学生抗议美军暴行举行示威大游行；6月2日，重庆学生配合全国的爱国学生运动，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联合会积极配合，参加了慰劳活动，沿途设立茶水站、慰劳站，对爱国学生运动加以热烈支持和鼎立帮助。

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虽然从酝酿筹备，正式成立到被迫解散，历时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在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配合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加了一系列党在重庆开展的政治活动，推动了全国广大中小工厂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维护独立、反对卖国的斗争，使中国中小工厂广大工人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陶冶了广大工人阶级的爱国情操，壮大了中国进步力量的阵营，谱写了旧中国时期中国中小工厂史上的一曲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