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 科，张 贵

（1.邯郸学院，河北邯郸 056003；2.河北工业大学，天津 300130）

2015 年4 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选择和根本动力。为此，要强化协同创新支撑、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整合区域创新资源、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实现京津冀各地区创新生态的耦合，进而形成京津冀区域创新生态。

1 京津冀三地区域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随着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区域未来的发展成为缓解北京“大城市病”、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均衡区域发展布局、带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京津冀地区基础创新资源丰富，但区域内历来具有经济以及创新能力水平落差显著、创新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区域整体创新活力匮乏等问题［1-3］。到2017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4 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良好开局，作为全国创新要素最为集中的区域，京津冀创新驱动发展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以上问题是否得到有效缓解还需进一步讨论和分析。

首先，从知识创新的角度看，创新投入方面，2017 年，北京市研发机构与高等院校R&D 经费的内部投入分别为741.2 亿元和182.8 亿元，均位于全国首位；天津市分别为51.5 亿元和64.14 亿元，分别位于全国第10 位和第6 位，处于中上游水平；河北省分别为48.8 亿元和21.04 亿元，分别位于全国的第12 位和第19 位，处于中游水平。创新产出方面，2017 年，北京市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共发表科技论文185 601 篇，位于全国第1 位；天津市与河北省分别为31 501 篇和40 287 篇，分别位于第19 位和第15 位。综合来看，京津冀的知识创新资源空间配置失衡，三地的知识创新能力发展极不平衡，呈现明显梯度差异。

其次，从产业创新的角度看，创新投入方面，2017 年，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创新费用支出分别为480.3 亿元、321.6 亿元以及570.6 亿元，分别位于全国的第13 位、第17位和第11 位，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支出分别为1 020.2 亿元、2 785.7 亿元和1 419.9 亿元，分别位于全国的第5 位、第2 位和第4 位，代表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则为3 199.3 亿元，位于全国第1 位。创新产出方面，2017 年，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高技术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数分别为19 561 件、6 250 件以及3 106 件，分别位于全国的第3 位、第11 位和第17 位，而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分别为15 553 件、36 228 件以及15 374件，分别位于全国的第5 位、第2 位和第6 位，广东省则为194 118 件，位于全国第1 位。因此，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发达区域，京津冀的产业创新能力较弱，创新投入力度小，创新绩效低，且区域内三地的产业创新产出能力差距较为明显，尤其是河北省的产业创新效率较低。

再次，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创新投入方面，2017 年，北京市R&D 经费的内部投入为1 579.6 亿元，位于全国的第4 位，而天津市与河北省分别为458.72 亿元和452.03 亿元，分别位于全国的第12 位和15 位，处于中游的水平，与北京相比差距显著；2017 年，北京市研发人员的全时当量为269 835 人年，仅次于江苏省、浙江省以及广东省，天津市与河北省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分别为103 087 人年和113 191 人年，均位于全国中游水平。创新产出方面，2017 年，北京市的3 种专利授权数量为106 948 件，占全国专利授权总量的6.2%，天津市为41 675 件，占全国专利授权总量的2.4%，河北省为35 348 件，占全国专利授权总量的2.0%，津冀地区与北京市相比差距明显。另外，在2015 年，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专利授权数量分别占全国专利授权总量的6.2%、2.2%和1.7%，其中北京市每年专利申请授权量的增长速度相对较快，津冀两地与北京市的差距具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2017 年，北京市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流向地域）为1 887.5 亿元，位于全国的最高水平，天津市和河北省分别为421.2 亿元和303.2 亿元，分别处于全国第10 位和第11 位。总体上看，津冀地区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低，京津冀三地间的技术创新水平落差较为严重。

最后，从支撑创新能力发展的外部环境的角度看，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逐步深入，京津冀地区内部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但在劳动者素质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距仍较为明显。其中，2017 年，北京市和天津市每10 万人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分别为5 300 人和4 072 人，处于全国的前列，而河北省仅为2 328 人；就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而言，2017 年北京市人均生产总值（GDP）为12.9 万元，位于全国首位，天津市为11.9 万元，位于全国第3位，河北省分别不足北京市和天津市的一半，仅为4.8万元，位于全国第17 位。因此，相对于京津地区，河北省进行创新活动的宏观创新环境较差。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4 年来，京津冀三地创新发展不平衡的突出问题仍然存在，创新要素分布不均，创新资源区块分割、共享不足，创新和产业错位、对接不到位，河北省的创新效率相对低下，三地之间远没有形成“研发+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体系。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协同创新，而协同创新的本质是创新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因此，协同创新体系建立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发展三地的区域创新生态［4］。但三地的创新资源分布具体表现怎样？三地间的创新发展关系如何？三地的创新生态发展现状体现在哪些方面？三地的创新生态能否有效耦合为京津冀整体的区域创新生态？如何有效构建三地和京津冀整体的区域创新生态？本文将从生态位视角，在建立区域创新生态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对2006—2017 年京津冀三地的区域创新生态及其耦合关系进行分析，以此作为探析京津冀协同创新有效推进的着力点。

2 区域创新生态评价体系的建构与评价方法

2.1 区域创新生态评价体系的建构

区域创新生态的发展对区域内创新资源具有整合作用，这种整合作用能够使得整个系统的创新产出水平高于各创新主体创新产出的简单叠加，从而推动区域整体创新能力的快速发展。由于京津冀三地创新资源的储量以及分布各不相同，技术水平发展基础也参差不齐，所以三地开展协同创新发展战略的重点和突破口也不尽相同，应当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构建一套适合京津冀三地的区域创新生态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此来对三地区域创新生态的发展状况进行有效评估。

首先，区域创新生态具有系统性特点，它是由多个子系统共同构成，各个子系统的发展状况必须通过相应的指标来衡量，这就需要在构建评价体系时选取能够充分代表子系统特征的数量指标；在建构评价体系时，不能简单地对评价指标进行堆砌，应当保证评价体系具备一定的层次性，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创新生态的发展态势。

其次，评价体系应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了保证测度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应尽量选取可以通过客观数据量化的指标；二是保证各子系统指标具有一定的异质性，进而避免评价指标的重复选择。

最后，在横向和纵向比较过程中，对区域创新生态测度结果进行分析，一是明确各指标的具体含义、统计口径、具体时间和区域范围；二是充分认识到区域创新生态是动态的发展过程，应对区域创新生态多年的发展状况进行纵向比较；三是同时研究多个区域创新生态的发展现状，以利于进行横向比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结合以往关于区域创新生态研究的基础上，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环境创新等方面构建京津冀区域创新生态评价体系。由表1 可见，知识创新能力是整个区域创新生态发展的基础，它主要取决于当地高校及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水平，故本文拟采用高校及研发机构研究资源的投入和产出量作为区域知识创新子系统的测度指标［5］。产业创新能力是整个区域创新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从高技术产业的创新链条角度对产业创新生态子系统［6］进行测度，并选取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以及创新成果产出能力等方面的测度指标。技术创新是区域创新生态发展的核心，而高技术企业和大中型工业企业又是技术创新的最主要载体，因此本文主要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以及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等方面对区域技术创新子系统进行表述［7］。创新环境是区域创新生态中创新主体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本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的完备性、创新的可持续性以及市场中劳动者的综合素质这3 个方面来对创新环境子系统进行分析［5］。其中，作为区域创新生态中创新要素流通重要载体的创新基础设施，是保障生态系统中知识与信息快速流通的重要基础；创新的可持续性，主要是通过城乡居民收入和支出体现出来，它是人均GDP 的细化和现实反映，表示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环境，在经济和市场上对区域创新具有持续的支撑作用；劳动者综合素质主要是通过向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提供高素质的技术人才，以此保障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内的知识与人才供给，高素质的劳动者不仅能够促进高校与科研机构创造更多的知识，而且还能够帮助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促进创新成果的市场化进程。

表1 京津冀区域创新生态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以上对于区域创新生态评价体系的分析，根据本研究目的，本文以2006—2017 年京津冀三地的区域创新生态作为研究对象，并在测度分析中与长三角地区等国内相对发达的区域创新生态发展状况进行横向对比分析，以检验京津冀区域创新生态发展过程中的不足。区域知识创新、产业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等子系统中的相关创新指标数据主要来自于2007—2018 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区域创新环境子系统中相关基础设施环境以及劳动素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2007—2018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2.2 评价方法

区域创新生态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相类似，区域内各创新主体如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态群落，均处于由一定的政治、经济、人文、科技等因素构成的生态环境中，并且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着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各创新主体在系统中都具有一定的生态位，生态位对于获取和控制创新资源十分重要。现有的区域创新生态评价方法，大都是从创新生态构成要素的角度出发，针对具体要素来构建评价体系，进而选取评价指标，然而这种方式仅强调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忽略了区域内各创新主体生态位的作用及其对区域创新生态的影响，因此，本文尝试运用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度以及生态位态势等生态位理论，从创新生态位构成的角度对京津冀三地的区域创新生态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这种方法为区域创新生态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第一，生态位宽度评价。此指标主要是为了体现区域内各地区所占创新资源的情况，反映的是区域内各地区创新发展的不足之处。本文采用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和Simpmon 指数来对生态位宽度进行测度，公式如下：

式（1）（2）中：N为京津冀各地区创新生态中某个子系统的生态位宽度；pij为第i个地区的某个子系统发展利用资源（指标）xj的比例；qij为第i个地区的某个子系统发展利用资源xj的绝对数。

第二，生态位重叠度评价。此指标主要是为了体现京津冀各地区之间开展创新活动时所产生的竞争关系，同时也能够间接地反映京津冀各地区的创新资源是否得到合理的分配，有利于为区域内各地区之间避免恶性的创新竞争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采用Pianka 公式对生态位重叠度进行测度，公式如下：

式（3）中：Lij为京津冀中第i个地区和j个地区的创新生态中某个子系统的生态位重叠度；qia和qja分别为地区i和地区j对创新资源（指标）xa（a=1,2,1,…,22）的利用状况。生态位重叠度值的范围是［0，1］，0 为生态位完全分离，1 为生态位完全重叠。

第三，区域创新生态发展指数。此指标能够体现京津冀三地区域创新生态的总体发展态势。本文依照生态位态势和系统协同理论，采用以下方法对指数进行测度：

式（4）中：M为区域创新生态发展指数；xij为第i个子系统中第j个指标；Ui(xij)为第i个子系统中第j个指标的有序度，Ui(xij)越大表示xij对创新生态有序运行的影响就越大，假设xij的上限和下限分别为αij和βij，分别取与xijmax和xijmin最为接近的整数值，对子系统的有序化起到正向（负向）影响作用的序参量取值越大（越小）则有序度越高；Ui(xi)为第i个子系统的有序度，运用因子分析法可得序参量的因子系数通过将其归一化可得序参量的权重，即Ui(xi)越大表示第i 个子系统对创新生态有序运行的影响就越大。假设所研究子系统的初始时间点为T0，这时各个子系统的有序度为Ui0(xi)，当各个子系统演化到时间点T1时，其有序度为Ui1(xi)。

第四，区域创新生态耦合分析。此方面分析主要是为了反映京津冀三地间的创新生态发展差距具体体现在哪些因素上，同时也能够反映出三地间在未来所能开展协同创新的发展基础，以此分析三地间开展协同创新时所会面临的问题，这有利于为京津冀整体的区域创新生态发展提供有效的建议。本文在评价区域创新生态发展指数的基础之上，运用能力结构模型进一步对京津冀三地区域创新生态的耦合度进行测度，公式如下：

式（5）中：NAB为地区A和地区B创新生态的耦合程度；分别为地区A和地区B创新生态第i个子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Ui和Wi分别为地区A和地区B创新生态第i个子系统创新能力的权重；分别表示地区A和地区B创新生态第i个子系统的发展指数。NAB越大，则表示地区A和地区B之间开展协同创新的水平越高；NAB越小，说明地区A和地区B中创新生态发展水平较低的一方制约了区域协同创新的发展。

3 区域创新生态发展评价及分析

3.1 生态位宽度评价

根据式（1）（2），在对本研究提出评价体系中的相关指标进行标准化后，可以得到京津冀和长三角各地2006—2017 年区域创新生态子系统的生态位宽度。由表2 可见，尽管京津冀与长三角各地的区域创新生态子系统的生态位都在上升，但长三角各地的子系统生态位宽度没有出现较大差距，这说明长三角各地获取和控制创新资源的能力较为接近；而京津冀各地之间出现了“断崖式”发展现象，即津冀地区创新生态子系统的生态位宽度与北京市存在巨大差距，造成了京津冀各地资源控制能力发展不均衡。因此可知，协同创新活动的展开有利于长三角各地的创新生态和创新能力均衡发展，但京津冀地区各地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则可能出现虹吸效应和马太效应，前者使得北京市从津冀地区获取更多的创新资源，后者使得北京市的资源获取能力更强，这使得京津冀三地无法从总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

表2 2006—2017 年京津冀及长三角区域创新生态子系统生态位宽度均值

3.2 生态位重叠度评价

根据式（3），在对本研究提出评价体系中的相关指标进行标准化后，可以得到京津冀和长三角各地2006—2017 年的区域创新生态子系统的生态位重叠度。由表3 可见，京津冀和长三角各地区创新生态子系统的生态位重叠度都在下降，尽管下降幅度有所不同，但这说明京津冀和长三角各地之间对于创新资源正由竞争关系向共享关系转变。通过对比发现，京津冀各地间的子系统生态位重叠度总体上不如长三角地区高，说明京津冀地区可用的各种创新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具体来看，京津冀地区创新资源竞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天津市，其中，北京-天津的生态位重叠度高可能是由于天津市致力于发展先进制造业，但在京津冀三地还没有完全形成“北京研发、天津转化、河北配套”发展格局的情况下，天津市与北京市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还具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天津-河北的生态位重叠度高一是可能由于两地在承接北京市先进制造业等方面具有竞争关系，二是可能由于天津市与河北省的产业同构性较为明显。

表3 2006—2017 年京津冀及长三角区域创新生态子系统生态位重叠度均值

3.3 区域创新生态发展评价

根据式（4），在对本研究提出评价体系中的相关指标进行标准化和无纲量化后，可以得到京津冀和长三角各地2006—2017 年的区域创新生态发展指数。由表4 可见，京津冀三地的创新生态水平呈现出增长趋势。其中，北京市的创新生态发展状态相较于天津市和河北省具有明显优势，凭借其独特的政策优势聚集了大量优质的技术创新资源，使其成为区域内技术创新能力最强、创新环境最优的地区；河北省的创新生态发展最弱，并且与北京市、天津市的差距逐步较大，这对于建立京津冀区域创新生态和创新共同体具有不利影响。与京津冀相比，长三角地区各地的创新生态发展较快且差距较小，区域整体创新生态的建设基础更加牢固。

表4 2006—2017 年京津冀及长三角区域创新生态指数

3.4 区域创新生态耦合分析

根据式（5），可以得到京津冀三地创新生态之间的耦合度，体现了三地间创新生态的差异程度，也反映了三地创新生态发展水平的匹配程度。由表5 可见，2011 年后，京津冀三地间的创新生态耦合度整体呈现比较稳定并且快速的上升趋势，这说明在区域协同发展的整体框架下，三地创新生态的发展是具有一定互补性，三地间创新生态的均衡度与匹配程度得到了较大提升，区域整体的创新生态发展迅速。但京津冀与长三角相比，依然存在着较大差距，长三角各地的创新生态结构性差异较小，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的创新生态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且水平较高，因此，长三角区域整体的创新生态耦合度高于京津冀地区。在京津冀内，北京-天津的创新生态耦合度始终较高于北京-河北，这表明相对于河北省而言，京津创新生态的匹配程度更强，能够进行协同创新的潜力更大；在最近几年内，天津-河北的创新生态耦合度超越了北京-河北，这表明相对于北京市而言，河北省应该首选天津作为协同创新的对象，以更好地发挥自身与天津市创新生态的互补效应。在未来的发展中，河北省也需要不断加大创新投入，以促进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进而更好地参与到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之中。

表5 2006—2017 年京津冀及长三角区域创新生态耦合度

总体上看，本文在遵循“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度→创新生态指数→创新生态耦合度”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发现京津冀区域内创新资源较为丰富，且其整体创新生态不断改善，但是在创新资源的运用效率和创新生态发展幅度等方面与长三角地区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4 推动京津冀三地区域创新生态发展及耦合的对策建议

本文从生态位的视角出发，力求在科学分析和评价京津冀三地区域创新生态发展及耦合状态的基础上，探析如何充分发挥系统内创新资源合理流通以及各创新主体创新合作的有效途径，促进三地创新资源的整合与创新主体创新生态位的宽度相适宜，从而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地区各主体之间开展协同创新活动，最终实现京津冀区域创新生态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4.1 完善京津冀区域创新生态的构成体系

第一，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政府是京津冀区域创新生态开展技术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在创新生态的发展过程中承担“催化剂”的角色，同时具备引导整个区域创新生态发展的作用。三地政府在积极营造公平的政策、经济以及社会环境的基础上，还应当充分发挥科技资金投入的杠杆作用，加大对于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力度，以此进一步增强政府对于产业核心技术创新的支持。三地政府应围绕创新成果的转化和需求，推动高科技创新型企业成为区域创新的核心主体，并主动打破各地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将优质创新要素向着优质的创新型企业集聚。

第二，巩固科技型创新企业的主体地位。三地加快扶持并构建一批优质科技创新型企业，并促使这些企业在区域内形成具有带头作用的技术创新示范型企业，以此带动区域整体的创新产出水平提高。同时，重点鼓励三地高科技创新型企业构建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研发中心、工程试验室等，增加知识创新成果的高速转化，降低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成本，提升区域整体创新成果转化效率。

第三，优化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创新资源。鼓励三地传统的研究型高校与研究机构向“研究型+应用型+创新型”组织转变，加强企业、政府等创新主体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开展广泛的创新合作，促进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技术创新资源能够得到合理应用。有重点地提升区域内教育和科研领域的投入水平，保证区域内创新生态位的态势协调发展，进而为区域创新生态提供更为充足的人才与技术供给。

第四，加强中介服务机构的平台作用。完善三地中介服务平台建设，以此推动各类科技型创新资源在区域内实现开放与共享。促进区域内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以及各类创新孵化器等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快速发展，对于符合区域创新生态发展条件的大学科技园、科技孵化器等，实行免征各种税费等金融支持政策；免除与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技术转让相关的咨询及营业税费，以此鼓励区域内的中介服务机构积极开展技术转让等活动；重点加强区域内高技术创新型企业孵化器建设，并构建相应的公共实验平台以及孵化基金，从多角度对高技术创新型企业进行扶植。

4.2 提高京津冀区域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第一，强化区域内创新主体功能。明确三地的功能定位，强化企业、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主体地位，加快促进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形成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协同发展机制，促使各创新主体积极开展跨区域、跨行业的协同创新活动，以弥补京津与河北省创新能力的巨大差距，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建立京津冀高精尖仪器设备共享联盟、科技情报资源共享联盟、科技专家信息服务网等创新主体合作平台，实现创新资源在区域内的合理分配。结合河北省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本优势，发展中关村合作园、高端科技园区、科技企业孵化器与众创空间等创新主体协同创新模式，促使京津地区创新成果来冀转化，进而充分发挥三地的资源优势，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水平。

第二，实现创新资源的多元化投入。与长三角地区相比，京津冀区域内知识创新、产业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等相关资源的投入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差异并过于单一化；河北省与京津地区相比在创新投入力度上存在明显差距。完善区域创新生态中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通过实行多渠道的社会研发费用的投入政策，帮助各地区逐渐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服务机构投资为支持的多元化创新资源投入体系。

第三，提高区域创新资源的扩散效率。北京市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创新平台为高新技术产业科技创新辐射源头，在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的同时输出创新文化，促进津冀等受辐射客体的再创新能力提升。明确天津市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和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的定位，在此基础之上，推动天津市进一步成为科技研发转化基地，由其支撑和引领京津冀经济区以及区域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促进河北省进一步成为技术创新成果推广应用及产业化基地，提升其创新服务水平以及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转化创新成果的能力。

4.3 提升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能力

第一，发挥雄安新区的示范引领作用。国家设立雄安新区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通过协同创新驱动发展，集聚京津冀以及全国的创新要素，建设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新城，因此，京津冀三地应及时把握雄安新区发展的历史机遇，围绕科技新城的建设，提升创新的供给侧能力及其引导作用，与雄安新区共同营造最优创新创业生态，发展高端高新产业，推动绿色、智能等技术在城市建设、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应用，在将雄安新区构筑成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再平衡支点的同时，实现三地之间发展良性互动，推动区域创新共同体的快速形成和发展。

第二，优化创新要素市场环境。整合京津冀三地的创新信息资源、创新成果资源、人才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立互联互通的智能化交通网络体系，实现京津冀地区交通服务一体化发展；整合科技创新信息资源，构建京津冀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推动知识、技术信息在京津冀区域内的流动与共享；改革人才管理体制，整合三地的人才交流市场、高等毕业生就业市场等资源，打造京津冀地区统一的人才市场体系，加强地区间的人才流通。

第三，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要以疏解北京市的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三地形成布局合理的创新链、产业链；有针对性地布局三地间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研究机构、投融资资本以及技术创新中介服务机构等创新主体间的价值流动，通过引导产业链与创新链的结合，构建京津冀“知识创新—技术成果转化—产品产业化”的全产业链条；优化区域内的资源配置，促使各地区形成明确的分工，充分发挥北京市对天津市和河北省的技术溢出和带动作用，凝练创新链的发展方向，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有效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