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清果，孙培雯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

1 华夏公共传播研究的兴起

随着现代传播学体系的不断发展，公共传播被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公共传播之所以称公共，是由于其将社会这个广阔范畴纳入考察范围，意在探究公共实践拥有怎样的传播效果。直至今日，对公共传播概念的界定还相对模糊，其广阔的领域给予学者多样化的研究视角。

1.1 华夏公共传播研究何以可行

对于公共传播活动，赖斯和阿特金认为是一个团体在一次传播活动中为改变另一个团体的想法或行动而作出的所有行为[1]。这一定义强调公共传播的说服作用及其传播手段，不足之处在于对“团体”的界定模糊，没有明确指出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的判定标准。董璐提出“公共传播是指政府、企业及其他各类组织，通过各种方式与公众进行信息传输和意见交流的过程”[2]15-16。这一理解认为公共传播能从人际、群体、组织、大众四个层面进行解析，特别强调新闻或信息发布机制和新闻发言人的作用，肯定公共传播能从“人际传播”角度进行研究，带有现代色彩。龚文庠则认为“公共传播指的是在公共社会的范围内有目的地向群体对象（以

区别于个体对象）传递信息”[3]，公共传播具有说服、信息、娱乐和文化传播功能。这一定义省略了对传播主体的界定，强调公共传播的公开性和说服功能，认为公共传播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影响甚至改变大众的观点或行为。

面对公共传播解释的多元性，有学者尝试提炼其共性。胡百精强调公共传播是多元主体以对话形式获得认同，达成共识的完整过程[4]。笔者从“公”与“私”角度理解公共传播，认为公共传播强调突破私域，与社会公域相连[5]，并强调传播技巧。纵观各类定义，“公共性”是中西方学者理解公共传播的基本共识。笔者前期研究认为，华夏公共传播研究的难点在于封建君主制度在中国古代长期绵延，特殊的语境使中国长期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难以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共传播。尽管如此，由于学界对公共传播的理解较为多样，赋予了“公共性”极广的解释范围，反而给华夏公共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1.2 “东林运动”研究需要公共传播研究视角

“东林运动”作为古代中国社会运动的高峰之一，已有诸多学者对其展开研究。对“东林运动”的研究大致可分以下几种类型：其一是整体性研究，以整体观“东林运动”，意在初步了解“东林运动”由盛至衰的过程，探究其社会意义与价值。如李敬一所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将“东林运动”置于传播语境之下对其进行总体性分析，认为“东林运动”所涉及的具有一定形态的舆论传播、政治传播为明史研究提供了新方向，同时其所呈现的传播技巧、传播内容值得我们关注，究其社会价值则认为为了国家的统一稳定和民众利益，需要对言论自由采取一定限制。杨圆圆的《东林运动与明代士大夫政治的终结》以士大夫政治为切入点，意在探寻置于明代士大夫运动背景下的“东林运动”究竟呈现何种形态。刘中兴的《晚明舆论传播与东林运动》则以舆论传播作为切入视角。

其二是针对性研究，对诸如东林书院、东林人士、东林党等某一具体对象展开研究，意在分析“东林运动”发生的社会背景、历史作用或思想发展。如刘彦汝、赵欣然的《论明代东林书院的教育特点及其积极影响》、陈时龙的《晚明书院结群现象研究——东林书院网络的构成、宗旨与形成》将东林书院作为研究重点。范金民的《晚明东林人士的经济主张及其社会实践》、步进智的《顾宪成理学思想述论》等则将东林人士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主张加以整理和评价。以东林党为对象的研究成果丰厚，《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季社党研究》强调史学角度的梳理，后学者则尝试以多种视角对形成过程、人员性质、政治主张、思想源流等进行进一步分析，如张永刚的《东林党议与晚明文学活动》，从史学与文学的角度分析其在文学史上的作用。郑克晟《明代的江南士大夫与东林党人》将史学和地理相结合。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东林党研究对“东林党是否为党”未达成一致，肯定派认为东林党属于政治团体，否定派则认为东林党是单纯以讲学传授知识和思想的群体，双方论证各有合理之处，进一步丰富了研究成果。

至此可见“东林运动”相关研究多以史学角度作为基本切入点，以单一史学视角或视角相融合的形式从政治、思想等层面对整体或具体对象进行分析。从传播视角特别是公共传播的视角对其开展的研究还较鲜见，尤其在华夏公共传播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从史学与公共传播相结合的视角来分析这场中国古代影响颇大的运动则更富有创新意义。

2 “东林运动”何以成为公共传播事件

前文提到学界对公共传播的共识在于“公共性”，对华夏公共传播的理解基于历史语境则强调其“相对性”，也就是说判断华夏历史上某活动是否属于公共传播，其基本准则可归为两条，其一，是否为传播活动；其二，是否具有“相对公共性”，两者皆满足则可以认定其具有公共传播色彩。

2.1 拉斯韦尔5W 理论观照下的“东林运动”

拉斯韦尔的5W 理论是常用的判定传播活动的理论模型，其将传播过程分为传者、受者、信息、媒介、效果5 个要素，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效果”。[2]28

据《东林列传》相关记载：“戊戌，始会吴中同志于二泉。甲辰，东林书院成，大会四方之士”[6]586。高攀龙与顾宪成重修书院后，“海内士大夫之贤者，闻其名皆尊东林，从者日众”[6]40。可观“东林运动”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于东林书院开展讲学活动，主要对象为士大夫为主的上层阶级，同时也包含百姓，当时“草野齐民、总角之童子，皆得环而听教”[7]（卷二，《九益》）。东林人士以讲学传达学术理念，同时“……会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冀执政者而药之也”[6]586，也就是传递政治主张。东林人士还以著书立说的方式传递思想，《小心斋札记》《高子遗书》等至今拥有宝贵价值。“东林运动”既传递思想，又影响明末政局，晚明时期著名的保国本、三案等事件中东林党人皆发挥不小作用。可见“东林运动”是一次典型的传播活动，为便于理解，将其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如下（见表1）。

2.2 “东林运动”的“公共性”表现

公共传播定义众多，笔者在此结合学者对公共传播的定义，将其简要概括为公共环境下某一组织或群体（包括以一人为代表的团体）通过各种形式向群体（区别于个人）传递信息、交流意见的传播活动，强调在各层次突破私人领域。换言之，公共传播强调在传播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对象等层面凸显公共性。笔者依据这个定义分析“东林运动”的“公共性”表现。

表1 “东林运动”的5W 分析

首先看传播环境。明朝奉行的言官制度实际上造就了相对自由的言论环境，言官上可对皇帝行为进行规谏，下可对百官的言行进行监管，后期发展至影响甚至控制政权的程度。当时“言官知讥切政府必不掇祸，而可耸外间之听，以示威于政府，政府亦无制裁言官之术，则视其声势最盛者而依倚之”[8]。侧面印证当时环境较为宽松，加之晚明时期万历、天启两代皇帝疏于政事贪图享乐，进一步放松控制，使传播环境具有比较明显的公共性特征。其次看传播主体。“邑故有东林书院……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9]24，并“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讲学其中”[9]24。“东林运动”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开展讲学活动，相关人士如邹元标、李三才等人共同构成东林学派，在学术、政治层面具有影响力，带有组织性特征。再看传播对象。“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几不能容”[10]76。可见其以士大夫阶层为主要传播对象，同时因其讲学内容丰富多彩，“自家而乡而国而天下，无一处不讲学，自衿绅而农工商贾，无人不讲学”[10]30，传播对象扩至平民，形成众人讲学、交流意见的盛况。“东林运动”以士大夫为主的上层阶级和农民商人为主的下层阶级为主要传播对象，体现了传播对象面向群体而区别于个体的公共性特征。可见“东林运动”在传播环境、对象、主体上均带有一定公共性特征，可以认为其具有公共传播色彩。

3 “东林运动”的公共传播特色

上文认定“东林运动”具有公共传播色彩，那么“东林运动”到底含有何种公共传播特色呢？笔者认为“东林运动”具有公共传播层面上组织传播、舆论传播的意涵，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分析探索“东林运动”如何一步步扩大影响，成为一次较为成功的公共传播活动。

3.1 讲学突破阶层限制，扩大传播主体

拉扎斯菲尔德曾提出“意见领袖”这一概念，“意见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也称为舆论领袖”[11]37。可见在一次完整的传播活动中，意见领袖实际占据重要的地位。意见领袖在信息扩散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传播信息，解释信息，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影响受众。对于需要将信息迅速广泛传递的公共传播而言，意见领袖能提高传播速度，帮助形成共识。“东林运动”的讲学促成了意见领袖的形成，帮助自身突破了阶层限制，扩大了传播主体，最终服务于公共传播。

作为“东林运动”领袖之一的顾宪成因政见与朝廷不和被削去官爵，万历二十六年秋，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始会吴中同志于二泉”[6]586，交流过程中“观听者踵相接，至无所容……相传所谓东林者，与诸友栖息其中，每月集吴越士绅会讲三日”[7]卷七《列传一》，叶茂才：高攀龙行状，书院人士在交流过程中获得大量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加工扩散，于是东林之名开始兴起。东林讲学实际可看作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人士成为意见领袖，向广大阶层传递知识和思想的活动。

意见领袖的形成扩大了传播主体，但二者之间不可分割。意见领袖的形成有几个要素，分别为价值、信源、责任感、知识面、社会地位和人际交往。意见领袖的形成非常复杂，每个要素并不绝对，也可能受别的要素影响，在分析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11]37-39首先从知识面要素来看，顾宪成等人作为知识分子拥有深厚的学术底蕴，能针对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讲学、辩论，弘扬自己认可的理念，通过达成学术层面的共识巩固群体关系。东林党人怀有救国忧民的精神，以自身的思想和人格魅力吸引追随者。顾宪成等人主张经世致用，广开言论，如黄尊素提到“以开物成务为学，视天下安危”[9]36，高攀龙也认为学问若不能致用，那还谈何学问呢，从价值和责任感出发吸引受众。东林人士大都因与朝廷当政者政见不和而被罢官或贬官，他们怀抱强烈的理想与责任感，相互之间在政治和心理层面都能产生共鸣，这些精神和心理的纽带巩固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东林书院名声大噪之后，社会上出现了“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6]587的局面。东林人士知识渊博，其弘扬的思想和人格魅力值得追随，秉持的改革救国责任感正是正直官员所追求的，朝中人士渐受影响。其中较大影响的要属李三才争矿税一事，李三才虽未在东林书院讲过学，但其与东林人士交往密切，后人也多将此事算为东林党的具体实践，同时像邹元标、左光斗等在朝清正官员也与东林人士一唱一和。东林人士具备成为“意见领袖”的几个要素，对士大夫群体而言，东林人士确实影响颇大，至少也能说明“东林运动”在士大夫阶层中扩大了传播对象。

“东林运动”突破了阶层限制。东林人士知识渊博，作为士大夫群体，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获得的信息更为丰富，这是其作为意见领袖在信源要素上的优势体现。在此基础上东林讲学影响力之大原因有二，其一是淡化阶级、知识文化的高低差距，扩大了受众。顾宪成曾提出“一人之见闻有限，众人之见闻无限”，他意识到群众的作用，于是开放门户向各阶层人士进行讲学，当时不论平民还是童子，都能前来交流听讲。顾宪成还倡导众人之间的意见交流，规定“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已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9]44，听讲人士无论职位、年龄，都需等讲论结束再发表意见。其二是讲学内容开放。谈高深的学问时“或扣诗书要义，或考古今人物”[12]145，谈百姓民生时“或商经济实事，或究乡井利害”[12]145，这种代表社会利益的具有公共性的话题更能获得公众关注，进一步扩大受众范围。从开放讨论形成共识到话题的选择，东林人士成为民众的领袖，代表民众的声音，也影响民众的想法。作为讲学主导的东林人士成为意见领袖，实现传播主体由上至下的阶级覆盖，突破以士大夫为主的群体局限，接触了以农民商人为主的平民阶层，这恰恰是其突破私域的体现，富有公共意味。

3.2 书院讲学凸显规范性，强调传播范围与传播效果

书院讲学作为东林运动的主要构成拥有广泛影响力，其开展过程透露组织传播的意味，以组织传播的模式扩大传播范围、提升传播效果，最终为公共传播服务。“组织传播是指某个组织凭借组织和系统的力量所进行的有领导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组织就是有序化的人群”[13]。也就是说组织传播强调组织的形成、组织的规范性、组织内外部达成共识，组织的有效运作有助于传播活动的开展。

书院讲学从组织的形成来看，是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人士聚集而成，正如戈德哈伯所说“组织传播系由各种相互依赖关系结成的网络，为应付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创造和交流信息的活动”[14]。上文已提到基于学术、政治、地位层面的共性以及改革救国的统一目标，东林人士已经结为一个关系紧密的群体，并以讲学的形式开展传播活动，传递思想。规范性是组织顺利开展活动的核心，可以认为一个组织、系统的规范性越强，其整体传播效率越高，随之而来的就是传播效果的提升。笔者认为组织的规范性强调的是组织内部是否有一套统一的可操作的标准以及整个传播活动是否成为有规律的可重复的模式，投射到讲学活动，东林书院成立之初便制定书院院规，东林书院人士按规开展活动，多条规范“各司其职”以求良好的传播效果。具体来看，其一注重讲学礼仪，前文曾说早期的公共活动注重以某种共同的仪式来增强人们的认同感，东林讲学也透露此种意涵。东林讲学大会一年一度，于春季或秋季举办，将行释奠礼，大会首日需“恭捧圣像悬于讲堂”[15]，此外还需“各具本等冠服，诣圣像前行四拜礼”[15]，同时在开课之日众学生需于书院拜见老师。恭捧圣像、着特定服装、向师尊行礼等举措强调礼仪规范，正是“尊师重道”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些仪式逐步将思想渗入众人心中，最终达到传播思想、增强群体认同感的目的，具有一种内在的说服作用。其二从讲学时间、地点入手，“每年一大会，或春或秋，临期酌定，先半月遣帖启知。每月一小会……二月、八月以仲丁之日为始，余月以十四日为始，会各三日”[15]，确立固定时间、地点，方便众人提前规划行程，确保活动顺利开展。最直接的结果是增加受众人数，书院开讲时总能吸引数百人赴会，其实质是为内容的广泛传递服务。其三从讲学形式入手，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幻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已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9]44。此条规范确立一人一题的主讲模式，每次讲学流程皆为主讲人先阐述思想，众人后进行评议，此种模式首先确保内容精简，主题明确，避免论题众多而陷入什么都谈也就什么都没谈的局面，以此保证讲学有所成效；其次听讲人士不论身份高低、年龄大小都需等到主讲结束后才可发表看法，此举一方面能保证主讲思路清晰、把握时间，提高传播效果，另一方面也能提供开放环境，让众人发表意见、互相辩驳，最终就某一话题形成大致相同的意见，而一致的意见恰是舆论形成的重要环节，此举最终为“公共意见”服务。当然，此种模式也可看作另类的议程设置环节。议程设置概念起源于李普曼的《舆论学》，此理论最早由美国传播学者M.E.麦库姆斯和D.L.肖提出，他们通过研究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得出选民对事物的重要程度判断和媒介对报道的选择及强调有相当高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媒介可以通过其呈现的信息、呈现信息的先后顺序、对信息的强调程度来影响受众对某个议题的重视程度、了解顺序，最终可能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用此概念观照东林讲学，会前规定主讲内容实际上是对议题的控制。学术上东林人士传达经世致用、群的思想等。政治上他们主张政事应交由六部处理，公论由言官负责；天下的事情应当听从全天下的意见，共同商议等。东林人士传达他们认可的政治主张或是急需引起公众讨论的社会议题。根据此条规定，东林人士掌握传播的主动权，将信息和意见同步输出，一定程度上引导受众想法以便公共传播的进行。

至此东林讲学形成了以东林书院为主要场所，每月、每年固定开讲，一人主讲众人评议的有组织、有规范的系统，通过此规范系统最终说服公众，传递思想。在此系统的基础上，东林书院注重与别的书院相互交流，构成书院网络。此种模式涉及组织外传播的概念，组织外传播“是组织与其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互动的过程”[14]94，其目的是让公众更加了解组织、树立良好的形象。对此东林人士采取两步走的策略，第一步是建立东林书院广纳知识、胸怀开阔的形象，顾宪成曾言“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一人之见闻有限，众人之见闻无限”，强调开放门户，注重邀请不同学派或是拥有不同见解的人前来讲学，如曾经邀请王学末流的代表人物方学渐等人前来交流。第二步则是巩固并传播良好形象，据《东林列传》记载，“其他闻风而起者，昆陵有经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书院，虞山有文学书院，皆捧珠盘，请先生莅焉”。经正堂由当时知府欧阳东风主持重修，府下缙绅集结于此进行讲学，其讲学内容涵盖学术、农业、水利、赋役等。顾宪成等直接前往交流，发表看法。志矩堂在县城西郊的私人别庄建八卦亭招顾宪成、高攀龙等讲学，创立人于孔兼曾言“东林与盟，不时至常”，可见其关系密切。与虞山书院的联系进一步体现书院间的交流切磋，黄宗羲曾对虞山书院的再创人耿橘言“知常熟时，值东林讲席方盛……请泾阳主教……先生之学颇近近溪，与东林微有不同”[12]152。此言其实是说耿橘的思想主张与东林学派不太相同，但双方仍互相交流。通过来往讲学的形式，东林书院既联系各书院，同时巩固自身的形象。作为东林人士之一的顾宪成成为正直士大夫的代表人物，“顾先生进德更在晚年，盖天挺之豪，独迈之勇。故其含弘光大，不啻汪汪千顷，莫测崖涘。宜其领袖群贤，冠冕一世者也”[9]53。作为领袖的顾宪成为世人所知，民众认可并赞扬以他为首的士大夫群体，为其思想的传播、舆论的形成打下基础，最终为公共传播服务。东林书院由此更具影响力，之后更被称为“天下讲学书院”。

3.3 东林党开展舆论活动，发挥影响力

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舆论一直在社会尤其在政治层面承担重要角色。在中国古代，社会舆论有时甚至会直接影响政权的稳固，出于此种原因，历代皇帝大多对言论严加管控，这也是中国古代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缘由。晚明因皇帝荒于政事和言官制度的双重影响，舆论相当活跃，东林党的舆论活动为晚明的政局画上浓厚一笔。刘中兴曾在其文章《论晚明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及其影响》中对东林党的舆论活动轨迹进行了详细介绍，笔者在此做简要概括。东林党舆论活动的第一阶段是言路备受压制的张居正、申时行时期。张居正时期东林党的舆论活动主要体现为以顾宪成为首的士大夫围绕国家大事与在朝重臣形成碰撞，如其批判“考成法”，展现出争取言论自由的意图。申时行时期言官与内阁的碰撞更加激烈，“近有一异事，阁中所称是，外论必以为非，阁中所非，外论必以为是……外论以为是，相公必以为非，外论所非，相公必以为是”[16]。双方针锋相对，内阁更是采取贬官的措施控制言论，顾宪成等人因国本之争、会推阁臣等大事相继被贬，言论控制达到高峰。第二阶段则是东林舆论运动的高峰，以顾宪成为首的士大夫重修东林书院讲学议政，“明代东林讲学会，在朝声势极大，最后形成了著名的东林党……讲学群体的存在，以及讲学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讽议朝政，实际上已形成了干预朝政的事实”[16]。东林人士以东林书院为舆论阵地，广纳意见，在朝廷争取舆论主动权，如积极推选李三才入阁、起用被贬言官等。而东林党的势大必将出现反对派，于是就进入东林党舆论活动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的东林党大多时候处在被打压的局面，但其舆论影响力却越发壮大，最为著名的活动要属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斗争。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以“朋谋结党”给东林人士安上罪名，对东林人士大肆罢黜，期间杨涟以邸钞的形式向全国告发魏忠贤罪状，引发极大反响，但魏忠贤等人同样运用舆论，编造《东林同志录》《东林朋党录》等花名册迫害东林人士。后来阉党为控制舆论、禁锢思想，以讲学结党的罪名烧毁各大书院，种种行径激起社会愤怒，“以反阉党的舆论为导火索，形成了全国的反阉党社会运动”[16]，实际印证了东林党影响力之巨。

舆论传播“是指与舆论活动相联系的一切信息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17]，也就是说舆论传播离不开几个要素：传播主体、传播手段、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东林舆论活动也可按此分析。首先是舆论传播主体，我们说舆论是公众基于某一话题形成的集体性意见，在其发声的时候往往不是由某一个或几个民众来担任，而多是由各自领域的有权人士、组织、机构等作为代表来发言。而“东林运动”中舆论的发言者就是东林党人，观其思想主张，其在朝时认为只有众人发表意见形成公意，政事才能办好；在民间则强调关照各阶层，以社会利益为重，透露出的“公”的思想为其成为代表打下基础。再观其身份，东林党的主要构成是士大夫群体，其身份决定了他们能在政治领域发表意见、参与政事，同时也能在民间迅速传递信息进而产生舆论。两相综合，东林党人成为舆论传播的主体成为必然。

再次观其传播手段，东林党人运用讲学议政和清议相结合的形式为舆论服务，东林书院讲学议政“或商经济实事，或究乡井利害”且众人不论身份地位高低皆可发表意见，通过此种形式集合众人看法，形成舆论。清议是古代知识分子常用的一种表达自我看法的形式，他们以言论方式让意见传播，获得认同进而形成舆论。东林党的“清议”展开以在朝正直人士和民间有志人士为主，他们的思想主张和政治理念较为相近因而能进一步互相配合，从而在舆论争夺中占据主导地位。

再观其传播内容，舆论的形成实际代表着此话题具有公共性，受到公众关注，代表公众利益。“东林运动”的舆论内容集中于朝廷政事与民生大事，朝廷政事关乎士大夫阶层自身利益，如官员选拔与考核，若占据舆论主动权，不仅是对个人，对其所代表的某一群体都能有所影响。若说朝廷政事体现的还是小范围内的公共意见和利益，民生大事则可在广大社会中激起回响。如周起元上疏弹劾李实盘剥苏杭缎匹，当时李实“参铺商，参机户，参驿递，参有司，广行脧削，万民怨嗟”[18]，大肆搜刮缎匹还虚报数量，纵容随行人士勒索钱财，当地匠人不堪重负，诉至地方官府。面对此种情境，周起元多次上疏弹劾李实，维护广大群众利益。从朝廷政事至民生问题，东林党人巧用舆论最终影响决策。

最后观其传播渠道，主要采用印刷、邸报、书信等形式。印刷主要是指东林党人将主张汇集成书以方便留存和实现更久远的传播；邸报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每日将政见等抄于报上，各方人士便可交流议论，是舆论传播的主要途径；书信传播范围相对较小，但通过书信发表观点、互相议论，书信也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支持己方言论，或攻击弹劾对方。东林党的舆论活动以如上形式互相影响，其力量最终为公共利益服务，其讨论的话题因受众广泛而具有公共性，实际上是一次以东林党人为舆论代表，基于公共利益形成共同建议，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提出意见，最终说服朝廷、影响局面的公共活动。

4 从“东林成败”观华夏公共传播的局限性

“东林运动”作为晚明时期影响深远的公共活动，在奋起中走向失败，这次运动在学术层面确实成果丰硕，但在政治层面各人评价不一，有人认为东林人士以救国为目的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值得赞扬，有人则强调东林党人是加剧晚明政治混乱的重要因素。“东林成败”暴露了华夏公共传播的特点与困境。

4.1 多层次构成“东林运动”，具有公共传播意涵

“东林运动”的核心可归为东林学派、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东林学派以开明包容的心态汲取群体智慧，在学术层面对各学说进行深刻地讨论，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将思想主张、改革措施汇集成章，以邸报、印刷等形式传递出去，注重塑造虚心清正的良好形象。东林书院作为公共传播的主要场所，其主要功能先为讲学，后渐发展为讲学议政，不论是思想的碰撞还是舆论的形成，书院从单纯的学术阵地变成学术与社会舆论并存的中心，对社会颇有影响；东林党则是政治层面的代表，东林党人主要通过清议和党争并将之相结合的方式批判腐朽政治，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至此学术、社会、政治三个层次构成“东林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三个层次不可单独而论，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以东林书院为依托，讲学活动促成东林学派，东林学派的扩大是东林党具有影响力的基础，而东林党人以朝廷谏诤为手段抨击腐朽政治，扩大东林党影响，由此获得广大人民的敬仰，如此形成一个循环。通过这种循环，士大夫群体将自己的主张传播给广大阶层，首先说服公众，扩大影响；再通过公众的力量引导舆论最终影响政局，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公共传播活动（见图1）。

图1 “东林运动”构成

4.2 东林之败显公共传播困境

轰轰烈烈的“东林运动”持续时间非常短暂，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得势后大肆迫害东林人士，以弘扬学术、发扬理想为出发点的东林人士被其斥为“朋党”，对东林人士的活动学者也是褒贬不一，“东林运动”最终走向消亡的结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公共传播的困境。马莱茨克曾提出大众传播场模式的概念，认为传播活动中不论是传播者还是接收者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场”中，社会中有多种复杂因素会对传播者的行为及接收者的信息接收度产生影响。这些因素有可能是外部的社会环境、传播者所处组织等，也可能是内部的个人价值观、心理等。从大众传播场模式理论来看，东林运动失败的原因是这个系统内各类因素的不协调导致了整个系统的崩溃。笔者认为东林运动的失败受接收者影响不大，大众传播场模式接收者看重的是接收者本身及其对传播者的形象认知，从前面的分析可知不论是民众自身还是民众对东林人士的印象大致都处于有利传播的状态，失败的具体因素集中体现在传播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个人思想价值观、传播者所处群体等因素。

其一是社会环境的制约。主要表现为公共环境的缺失，“东林运动”一直在争夺言论自由的权利，这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东林人士发言的领地与东林势力的消长密切相关，在一个缺乏“公共”的环境中开展活动，其灭亡似乎是注定的。

其二是东林人士深受礼法价值观制约，这导致其思想主张具有局限性。礼法制度是古代社会得以有序运行的重要构成，顾宪成等人一开始的学术养成就以礼法为标准，其思想主张以儒学为重要依据，强调“道德”，其虽对学说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却也只是换条道路“走礼法”而已。东林运动实际是从另一层面加深礼法控制，最终还是为皇权服务的。

其三是东林人士始终属于士大夫这一群体，这决定其斗争形式无法冲破自身的局限，不论是讲学活动、清议亦或朝廷谏诤，东林人士始终以一种温和的形式宣扬思想继而影响政局，短期来看其“经世致用”“重道”等思想确实对广大阶层产生影响，顾宪成等人树立起来的正直有为的士大夫形象，深受世人爱戴，他们与朝中官员相配合对政局确实有一定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温和的形式只能在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颇有用处，一旦皇帝严加管控或在后期阉党得势之时，“东林运动”只能走向失败。多种因素的不平衡导致“东林运动”走向失败，但“东林运动”呈现出来的较为鲜明的组织性和传播手段，使其比较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共传播，至少可以说是雏形形态的华夏公共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