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史烈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川陕苏区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被毛泽东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的创建发展从1932年12月开始，至1935年5月结束，历时2年6个月。其间，这里发生了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这些故事里所蕴含的必胜力量，从各个方面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原因。

不惧打击迫害，坚守革命信念

坚忍不拔，信念顽强，在逆境中仍能坚持初心，是中國共产党战无不胜的力量之源。1931年，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先后成立，根据地得到迅猛发展。但是，作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在苏区大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开展“肃反”运动。1932年10月，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到川东陕南边界，12月成立川陕苏区。川陕苏区最高领导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在这里继续大肆推行“左”倾路线。于是，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刘杞、王振华、张琴秋等人在陕南小河口秘密商议派人去上海，向党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中央解决红四方面军的问题。后因故未能成行，改由曾中生向张国焘书面陈述意见。张国焘因此心生不满，在川陕“肃反”中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以达到消除异己的目的。面临残酷迫害，曾中生、舒玉璋、旷继勋这些经历多年革命斗争锻炼的红军高级将领，革命意志和理想信念依然坚如磐石。

曾中生在川陕苏区前期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33年8月，张国焘点名批评曾中生是“托陈取消派”“右派首领”，撤销了他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曾中生被逮捕关进监牢后，虽遭到严刑拷打，但拒绝写自首坦白书。他用看守人员交给他写坦白书的纸和笔，写出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多篇军事著作。1935年8月，曾中生在川西北卓克基被张国焘下令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35岁。1989年11月，曾中生被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

舒玉璋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主任。1933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得胜山（今属四川省平昌县）召开军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舒玉璋在会上表明意见：“我军不该急忙开展营渠战役（1933年9月22日至10月6日）打杨森，因为杨森主动派人找我们谈判议和，想求妥协，痛打杨森，不利于分化瓦解敌人。”张国焘据此指责舒玉璋故意涣散军心，破坏团结，是“托派”“日本特务”，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下令将其逮捕审查。舒玉璋不甘示弱，反责张国焘独断专行，搞家长制，并表明要向中央申诉。10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舒玉璋在得胜山被杀害，他临死时高呼“我是共产党员”“我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我坚信共产主义”等口号，牺牲时年仅30岁。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在追忆这段历史时说道：“舒玉璋同志为人耿直，个性刚毅，工作勤勤恳恳，有很好的军事素养，是个好同志。”

旷继勋在川陕苏区前期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苏区建立之初，为了瓦解敌人，旷继勋按照张国焘的指示，给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的朋友写信，希望他们协助共产党，帮助红军打击四川军阀。张国焘派人窃取信件，将其作为旷继勋勾结国民党四川军阀的证据，下令将他逮捕，并贯之以“国民党改组派”“右派”等罪名。1933年6月，旷继勋在通江县洪口场被杀害，牺牲时年仅36岁。当政治保卫局人员前来执行死刑时，旷继勋写下两句话：“（曾）中生、（张）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了。请你们多加保重，如活到胜利，请向党中央报告，旷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旷继勋牺牲后，他的遗体被几名红军战士秘密运送到距洪口场十余里的麻石场安葬。2009年，旷继勋被中宣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克服极端条件，牺牲在所不惜

红军之所以所向披靡，不畏牺牲、前仆后继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川陕苏区创建发展的两年多时间里，苏区军民与四川军阀之间的大小战斗达470余次之多，几乎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同时，隐蔽在苏区内部尚未被剿灭的反动武装和反革命分子，还对苏维埃政权进行着疯狂破坏。在对敌斗争中，14万苏区红军将士、苏维埃干部和普通群众献出了宝贵生命。但是，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以及四川军阀的猖狂“围剿”和反动武装的残酷进攻，以陈松庭、向子成、韩宗银等为典型代表的苏区军民不惧牺牲，视死如归。

陈松庭是一名红四方面军的普通战士、共产党员。1932年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从陕南向川北挺进，翻越大巴山的路程上山70里，下山70里，中间山梁70里，人称“二百一”。翻越之时正值严冬，冰雪封山，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十分恶劣。指战员们单衣薄被，每人只带着3天干粮、5斤稻草、3双草鞋。进军途中，共产党员以身作则，带头抬担架，帮助伤病员背东西，宿营时主动睡在草棚的风口。刚搭建起的草棚不严实，刺骨的寒风直往棚里灌，陈松庭夜晚就主动坐在草棚门边，用自己的身体为全班战士挡风御寒。第二天早晨，战友们发现陈松庭坐在草棚门边一动不动，怎么唤也唤不醒，走近才发现原来风雪已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但是，他的躯体依然保持着坐立的姿势，为战友们挡着风雪。

向子成是岳家乡涌水村（今属平昌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参加红军后任副班长。1933年底，在四川军阀刘湘对川陕苏区“六路围攻”第一期总攻期间，向子成所在的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退守江陵溪草寨子、黄茅溪、尖山子、白沙场（今均属平昌县）一带阻击敌人。其间，向子成不幸患上伤寒病，发着高烧，但他坚持战斗，不下火线。连长要求他回到后方养病，向子成说：“连长，我参军100天，才弄清了苦根，找到了甜源。”向子成在阵地上与敌人连续战斗两天两夜，最后昏倒在战壕里，战友们把他抬上担架向后方转移。刚走出阵地，向子成便苏醒过来，他翻身跳下担架，一边爬回阵地，一边高喊：“病死不如战死！”当成群结队的敌人向红军阵地涌来的时候，向子成抓起一位牺牲战友的机枪向敌人猛射，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牺牲时年仅16岁。中共岳家区委给向子成的母亲送去一幅写着“为民毙躯 恭挽游击队员向子成先生大休息 江口县二区五乡苏维埃悼”字样的挽联。他的母亲将这幅挽联一直保存着，解放后捐献给了平昌县英烈纪念馆。1986年，为参加刘伯坚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来到平昌，看到这幅挽联时，他摘下军帽，低头志哀，之后语气沉重地说：“当时平昌是不足20万人口的一个山区地方，竟为革命参军牺牲这么多人！”“红小鬼向子成的英雄事迹，应该在群众中好好宣传，教育青少年学习他的革命精神！”

韩宗银是六门乡（今属平昌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在川陕苏区时期加入共产党，先后任江口县苏维埃交通局长和中共江口县委少共书记。1934年1月，苏区反“六路围攻”中红军撤离江口的前一天，江口县委要求韩宗银到岳家区召开紧急会议，传达川陕省委的指示，并迅速返回县城，随红军大部队撤离。韩宗银当天便到达岳家区，但由于参会人员分散，很难召集，会议一直延迟到晚上才召开。第二天拂晓，韩宗银赶到县城河对岸时，发现渡口和船只已被军阀部队封锁。他别无选择，只能回到老家六门乡开展地下斗争活动。红军撤退后，“清乡团”大肆搜捕和屠杀红军家属以及苏维埃干部。“清乡团”抓到韩宗银后严刑拷打，威逼他交代红军的下落。韩宗银宁死不屈，最后被团丁用铁钉活活地钉死在门板上，牺牲时年仅19岁。

廉洁律己奉公，当官不搞特殊

律己奉公，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又一法宝。川陕苏区非常重视廉政工作，川陕省委设立的监察委员会由省委书记直接领导，省苏维埃政府设立的监察委员会直接对省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负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的监察委员会负责检查地方各级党和苏维埃机关，以及党员和苏维埃干部的作风、执行上级政策法令的情况。在廉洁自律方面，徐向前、李先念、郑义斋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红军“官兵都是一样人，生活一律都平等”，与国民党军“官长顿顿吃西餐，士兵只有站着看”形成鲜明反差。

在川陕苏区，徐向前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等职务。四川军阀对苏区“三路围攻”期间，截断了从南部到通江的运输线，造成通江一带食盐紧缺。徐向前和战士们一样，吃的饭菜寡淡无味。有一次，红军战士穿過敌人封锁线，运回一批食盐。郑义斋分发食盐时，专门取出半斤食盐，用纸包起后吩咐警卫员：“你把这包盐巴送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他跟大伙儿一样，也在唱旦（淡）角戏呢！”可是没过多久，警卫员带回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义斋同志，谢谢你的好意，我这里已经有了卤水，盐巴还是留着你自己用吧！”郑义斋只得吩咐警卫员把那半斤食盐送到竹子坎（今属通江县）红军总医院。总医院用这包盐调制消毒盐水，给伤病员擦拭伤口。当伤病员们知道这包盐巴的来历后都深受感动，许多人伤未痊愈就要求提前返回前线。

在川陕苏区，李先念先后任红十一师政治委员、红三十军政治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等职务。1934年万源保卫战前夕的一天傍晚，赤卫队长李天旺前来汇报工作，李先念留他吃晚饭。桌上仅摆着一碗洋芋汤和一碗野葱拌漆树叶尖，汤和菜里都没有油。看到李先念吃着这样的饭菜，李天旺难过得眼眶湿润，情不自禁地说：“首长，你受苦了。”李先念笑着说：“同志们在前线每时每刻都有丢命的危险，他们吃的并不比我们好。你们赤卫队员不是跟我们同样受煎熬吗？”李天旺原本打算诉诉苦的，听了这番话，不禁把一肚子的委屈和牢骚咽了回去。

郑义斋在川陕苏区先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经理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省苏造币厂厂长等职务，被称为“红军大管家”。1933年，32岁的郑义斋和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教导员杨文局结婚。婚礼十分简单，婚宴吃的是伙房“食谱”荞麦面疙瘩，吃到嘴里像一包沙。郑义斋对前来贺喜的战友们说：“今天请你们吃喜沙哟！”

军民团结一心，共同度过时艰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川陕苏区内部形成了共产党、红军与川陕边群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党和红军领导的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四川军阀，领导群众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苏维埃政权，人民群众得到翻身解放。“在苏维埃政权下，工农兵和一切劳苦群众都有公民权”，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开展土地革命，推动经济贸易和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人民生活面貌得到极大改善。另一方面，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党的事业，积极配合红军作战，积极投身苏区建设。“川陕边32万人参加红军、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以及地方武装和群团组织，260万余人次参加运输等支前工作”。红军战士关爱百姓、百姓拥护红军的一系列故事，正是苏区军民良性互动的最好缩影。

1933年上半年的一天傍晚，细雨纷飞，红军的一个连队正沿着南江县大河乡到北极乡的大路追赶败逃的敌人。北极乡街上住户紧闭大门，唯有一个卖醪糟的老婆婆坐在门槛上伤心痛哭。一名红军战士见状忙上前问明情况。原来就在当天下午，有个国民党军士兵吃了老婆婆一碗醪糟，应付一百文钱，那个士兵给她一块川版银元，她翻穿罐底才凑够找补的几百文钱。但之后老婆婆发现那块川版银元竟然是块铜板。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被骗光了，老婆婆禁不住伤心痛哭。那名红军战士听完后，当即拿出自己珍藏的唯一一块苏维埃银元，换过老婆婆手中的铜板，掉头追赶队伍去了。老婆婆万分感激，此后逢人便说，像红军这样好的队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老婆婆一直把这块苏维埃银元当作宝贝珍藏着，解放后交给了南江县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兼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的陈其通，四川巴中人，1932年参军，次年加入共产党。在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之时，陈其通负责做安抚群众的善后工作。1935年3月的一天，当他在清江渡（今属巴中市巴州区）文昌宫院坝向群众讲话时，清江团总苟元勋的团防兵从牛市梁方向猛扑过来。陈其通来不及转移，几经躲闪跑进了柳树街。柳树街仅有一户开着门，刚结婚的张大姐正坐在门槛上纳鞋底。陈其通一边说“敌人追来了”，一边跑进张大姐屋里。张大姐随即让陈其通躲进被窝装睡，自己再坐回到门槛上继续纳鞋底。不一会儿，团防兵追来问张大姐：“刚才一个穿长袍跑趟子（方言，指跑来跑去）的青年人，你看见没有？”张大姐不慌不忙地回答：“看见了，他慌慌张张的样子，朝秦家梁跑去了。”团防兵又问：“你房里还有什么人？”张大姐说：“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丈夫，昨夜酒喝多了在床上睡。”团防兵看到床上的“新郎”打着鼾，于是离开了。后来，陈其通经张大姐引路安全脱险，而张大姐却因“窝藏红军”被团防兵活活打死。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陈其通回到家乡，才知道张大姐因为救自己而献出了宝贵生命。

1932年12月下旬，红十一师筹粮小分队来到通江县空山坝，打听到甲长杨印阶是村里的饱学之士，是非分明，有一定的阶级觉悟，于是找到他，请求他帮助筹集粮食，红军照市价购买。杨印阶慷慨答应。几天后，杨印阶组织群众将筹集到的40石包谷和200头生猪送到红十一师的驻地，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杨印阶和群众还坚决不收取红军的钱物，表示粮和猪是群众送给红军的慰问品。

上述故事的主人翁是以徐向前、李先念等为重要代表的川陕苏区共产党员、红军将士、苏维埃干部和普通群众，穿越时空，品味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川陕苏区战无不胜的必然因素，看到共产党人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因由。

（责任编辑：章雨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