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

摘 要：【目的/意义】探究当前我国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为优化旅游农户的农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过程】基于江西464个旅游经营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通过路径分析法实证检验现行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结果/结论】调查显示，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评价处于中等水平，作为中间变量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农业保险政策、农业贷款政策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直接影响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初始变量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人数、从事农业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自有耕地面积以及实际耕种面积能够间接影响到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建议应加大农业政策的支持力度，制定灵活多样的农业政策，提高重点政策的实施针对性，满足不同个体特征及各类资源禀赋的旅游经营农户对相关政策的多元需要。

关键词：旅游经营农户;农业政策;农业生产意愿;江西省

中图分类号：F812.8;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37-5617（2020）02-0007-09

Abstract： 【Objective/Meaning】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urrent agricultural policies o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illingness of tourism management farmers in China，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agricultural policies of tourism farmers. 【Methods/Procedures】Based on the micro-survey data of 464 tourism management farmers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influence of current agricultural policies o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illingness of tourism management farmers was empirically tested through the method of path analysis. 【Results/Conclusions】The survey showed that the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by tourism management farmers was at a medium level. As the intermediate variables， the policy of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 of intermediary service， agricultural insurance policy， agricultural loan policy and the policy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have directly affecte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illingness of tourism management farmers. Among the initial variables， gender， age， education level， the number of people engaged in tourism， the number of people engaged in agriculture， the proportion of tourism income，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income， the area of self-owned and the actual area of could indirectly affect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illingness of tourism management farmers. It was suggested to increase the support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formulate flexible and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policies， improve the pertinence of implementing key policies， and meet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tourism farmers with differen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various resource endowments for relevant policies.

Key words： tourism management farmers; agricultural polic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illingness; Jiangxi Province

近年來，在各级政府的高位推动下，我国乡村地区快速迈入了旅游发展的“黄金时代”，各地的农家乐、渔家乐、果蔬采摘园、生态观光园、乡村民宿等旅游业态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由此涌现出了一批从事旅游经营的农户。他们大多数既从事旅游经营，又从事农业生产，不仅是乡村旅游地重要的生产经营主体，更是农业景观的生产者和保护者[1]。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当前农业比较效益较低的情况下，不少农户更倾向于从事旅游经营，以至于逐渐减少或放弃农业生产。因此，如何激发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作用，不仅决定着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本质能否得到有效保护，还深刻影响着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金 灿：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当前，为了保障粮食的有效供给和农业的稳定发展，国家先后实施了农资和粮食综合直补、农机购置补贴、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那么，这些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是否有影响？我们又该如何利用农业政策来调控他们的农业生产意愿和行为？鉴于此，本文尝试构建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形成机制理论框架，并利用江西464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现行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

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关于农业政策对农户生产意愿影响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1）实证分析惠农政策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垂直性效果。Andrzej[2]以波兰北部牛奶生产区为考察对象，认为只有加大乳制品部门的补贴制度并适当购买现代化农业设备才能提高奶农的生产意愿。何文剑等[3]将研究目光锁定在林业种植农户群体，提出现行的林改政策虽然对农户造林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仍未达到加速农户扩大林地投资的程度，有些政策甚至对林木采伐和管理起到了负面影响。时小琳等[4]通过对福建油菜种植农户的微观调查，得出现有的油茶补贴政策对农户的油茶种植起到了高度的正向作用，而高成本的劳动力则会对拓宽油茶种植面积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2）深度挖掘农业政策对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户行为的作用机理。Manitra[5]通过建立水稻生产指数模型，提出了人力资本、政策接纳程度等会极大影响农户的稻米生产力。刘滨等[6]认为农业政策和补贴对劳动力、交通、耕地等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户的生产决策起着不同效益的影响。孙伟艳[7]提出各类资源禀赋的农户对农业政策有着大相径庭的认知程度，且认知程度亦对农户的种植和生产行为具有一定影响。（3）实证研究不同农业政策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Yao等[8]利用供需平衡模型检验了不同的采购制度和交易价格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黄季焜等[9]详细分析了粮食直补和农资补贴的实施效果，得出这两种补贴实际上并没有改善市场，对农户的粮食产量和农资投入亦没有产生正向影响。吕晓等[10]将研究的目光集中在土地政策上，提出农户对土地政策的了解和认知水平能够有效提升其土地转出意愿和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率。通过上述文献可知，学术界对不同农业政策与农户农业生产意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度探讨，并得到了诸多有价值的结论。但是，旅游经营农户因其个体特征和资源禀赋截然不同，他们对农业政策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导致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实践中存在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而只有深入了解旅游经营农户的真实想法和意愿，农业政策才能实现彻底的“对症下药”，而目前学术界鲜少关注这方面的研究。

1 数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乡村旅游地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研究”课题组的调查。2014年7月至2016年8月，课题组从江西全省所有11个地级市中选取2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并派调查人员赴实地与农户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为了避免旅游经营农户参差不齐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对问卷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造成干扰，问卷的填答主要由调研人员对题项进行一一解释并询问之后记录答案。本次调查共访谈了531户旅游经营农户，剔除错答、漏答等无效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464份，问卷有效率为87.4%。为了检验本次调查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采用SPSS 20.0对问卷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Cronbachα系数为0.857，信度良好且达到了实证分析的基本要求。

1.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Friedman提出的持久收入理论[11-12]，预期收入以及长期利益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动机和基本原则。旅游经营农户作为精打细算的理性经济人，一般家庭经济行为的决策主要取决于家庭对从事这一行为所产生的持久收入的理性预期，但是在实际情况之中，旅游经营农户选择继续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不仅是为农家乐、采摘园、土特产等经营提供保障，还有满足自家生活需求的考虑[13]。而且需要注意到的是：旅游经营农户的家庭情况和资源禀赋迥然有别，他们会在综合考察个人情况、家庭特征以及各类资源禀赋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是否继续从事农业活动以及长期性的农业生产是否会对正常的旅游经营造成负面影响。本文借鉴前人的相关研究[14]并结合调查地的实际情况，将研究变量设置为初始变量、中间变量和因变量这3种类型，同时根据这3种变量构建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分析框架（图1）。初始变量选取农户个体特征、人力资源禀赋、经济资源禀赋和耕地资源禀赋，中间变量选取相关农业政策评价，旅游经营地农户在5年内是否继续进行农业生产则为因变量。其中，因变量和中间变量均为定距变量，对其测量采用直接赋值的方式。相关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设定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以及“非常满意”这5个程度，分别为其赋值为“1、2、3、4、5”。

根据张淑杰[15]、冷博峰[16]、钱加荣[17]等学者关于惠农政策与农户生产行为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基于上文构建的分析框架，本研究提出以下3种假设：

假設1：初始变量会直接影响因变量，即旅游经营农户的个体特征、人力资源禀赋、经济资源禀赋和耕地资源禀赋能够直接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个体特征属于旅游经营农户与生俱来便具有的内在属性，而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则具有较强的后发性与主观性，会受其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等各个方面影响，因而本研究认为旅游经营农户的个体特征能够对其旅游经营农业生产意愿造成直接影响。与此同时，资金、收入、劳动力、耕地面积等经济与资源禀赋不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基础指标，更是影响旅游经营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源动力，因此本文假设旅游经营农户的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农业收入的占比越小，家庭的日常资金使用主要来源于旅游收益而非农业带来的收益，则农户越不会倾向于进行农业生产。此外，旅游经营农户拥有的耕地资源禀赋越强，但可支配的农业劳动力越少，那么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越不高，也就更不愿意在旅游经营之余进行农业生产。

假设2：中间变量会对旅游经营农户的農业生产意愿产生影响。保证粮食安全与提高农民收入是我国推行农业政策的两个最主要的出发点，倘若满足了这两大目标，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提高便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农业政策往往会以不同的实施条例、标准、方式、程度等传达到千家万户，再加上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户对于所获得的每一项农业政策的认知具有普遍差异性，自然便会导致农户对这些政策和补贴的实施效果产生不同的评价和满意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因此，本研究选择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评价、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评价、农业技术投入和推广手段评价以及农业补贴政策评价等10个具体的农业政策作为中间变量，且这些变量能够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造成直接影响。

假设3：初始变量可以通过影响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因变量。旅游经营农户并非纯农户，土地和粮食对其而言并不是唯一的生活保障，因而以旅游经营农户为代表的非纯农户是否加入持续进行农业生产的大军，并非是从农业政策之中获取微薄的补贴那么简单。因而，现行所实施的农业政策能否促进旅游经营农户形成长久性的农业生产意愿，关键在于所实施的相关农业政策和补贴能否让其农业生产与旅游经营的利益达到最大化。若既能保障粮食安全，又能提高农户收入，还能不影响正常的旅游经营，那么就会提高旅游经营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意愿。然而农户们对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和评价参差不齐，会受其迥然有异的资源禀赋和截然不同的个体特征的双重影响，因此，本研究假设初始变量不仅能够直接影响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还能影响中间变量，从而通过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变量统计描述

2.1.1 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基本描述 根据实际调查结果，在464份合格问卷中，32.1%的农户在回答“5年内是否继续进行农业生产”的问题时给出了“否”的答案，这表明了他们更愿意进行旅游经营而对农业生产的兴趣不大，余下的67.9%的旅游经营农户则表示十分愿意在未来进行农业生产，因而有近70%的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热忱度处于较高水平，这也从侧面说明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农业政策对农户的生产意愿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正向影响作用，但具体影响到生产意愿的分别是哪些因素，仍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和验证。

2.1.2 中间变量的统计描述 在表1的统计数据中可看出，旅游经营农户对相关农业政策评价的均分在3分左右，处于一个较为客观的中等水平。其中，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农业补贴政策、农业保险政策、农业贷款政策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的平均得分都超过3分，而农户对农业贷款政策的评价在所有中间变量中取得了3.22的最高分;此外，农业技术投入和推广手段、农资市场管理手段以及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土地流转政策和做法这4个政策的评分稍低，处于2～3分之间。总体来看，农户对中介服务组织评价的差异最大，而对农业贷款政策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的评价差异则最小。

2.1.3 初始变量的统计描述 根据以往学者的分析思路和理论结果，在旅游经营农户的个体特征方面，选取了性别、年龄、职业和文化程度这4个变量;在人力资源禀赋方面，将从事旅游经营人数和从事农业生产人数设置为变量;在经济资源禀赋方面，旅游收入比例和农业收入比例作为解释变量;而在耕地资源禀赋方面，则选取自有耕地面积和实际耕种面积这2个变量。各个变量的相关定义和具体的描述统计如表2所示。

2.2 中间变量对农业政策评价的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上文构建的分析框架，本研究首先将中间变量作为自变量，运用SPSS 20.0将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设置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完成分析框架中第一个步骤。结果显示模型的解释程度达到了45.3%，整体拟合度较高。根据表3的统计数据显示，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农业保险政策、农业贷款政策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农业技术投入和推广手段、农资市场管理手段以及土地流转政策和做法的P值大于0.1，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以下两点：一方面，江西一带多丘陵和山地，耕地分散不均且开垦难度大，要达到“低规模+高收入”的农业生产预期难度较高，倘若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和土地流转政策等相关政策在其中没有起到一定的补贴及调节作用，那么将会极大地弱化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另一方面，旅游经营农户属于“兼职农户”，他们对农业及土地的依赖性不强，而旅游经营能够给家庭带来的收入高于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益，因而农户会将农业生产作为副业，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可为家庭带来更高收入的旅游事业之中。长此以往，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生产这一行为的采纳度便会大幅度降低。由于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农业技术投入和推广手段、农资市场管理手段以及土地流转政策评价均没有通过模型检验，因而在下文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和因变量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以及路径探索中则不再对这4个变量进行讨论。

2.3 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和因变量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初始变量对因变量农业生产意愿的回归结果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总体模型解释度为6.3%，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解释度不高，极大低于农业政策评价对因变量45.3%的解释力，因而可以推测出初始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间变量来对因变量产生间接影响，这符合上文拟提出的第二条假设。从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农业政策评价的各项回归数据来看，6个模型均分别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整体呈现出较好的拟合效果。在初始变量对这6个中间变量的解释程度中，除了对农业贷款政策评价偏低的3.1%的解释度之外，其他5个变量的解释度均值均超过了5%，其中农业保险政策对初始变量的解释程度最高，达到了6.8%。根据各项回归结果与统计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经营人数、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这8个初始变量显著影响到因变量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此外，显著影响到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年龄、从事旅游经营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年龄、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中介服务组织建设评价的初始变量为文化程度、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自有耕地面积以及实际耕种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农业保险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性别、年龄、从事旅游经营人数、旅游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农业贷款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性别、文化程度以及自有耕地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防灾救灾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年龄、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自有耕地面积以及实际耕种面积。

2.4 影响農业生产意愿的路径分析

从表5可得知各项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以及因变量的影响路径。其中，间接影响数值=初始变量（农户个体特征、人力资源禀赋、经济资源禀赋以及耕地资源禀赋）对中间变量（农业政策评价）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各中间变量对因变量（农业生产意愿）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总影响数值=间接影响+直接影响。由于排除了前期所检验得出的不合格数据，表5中只显示出通过了10%显著水平检验的各项回归系数。通过各条路径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经营人数、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这8项初始变量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产生了影响，而职业和实际种植面积这2项变量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则并无影响。在这些初始变量之中，性别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影响程度最大，总路径系数的绝对值接近于0.1，达到了0.096;影响程度次之的初始变量是自有耕地面积，总路径系数的绝对值是0.044;而文化程度、年龄以及从事旅游经营人数依次排在总影响系数的第3～5位;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农业收入比例等初始变量的路径系数均<0.02，影响程度较低排在末位。根据上述路径表述，具体分析如下：

2.4.1 性别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反向影响 女性旅游经营农户对目前的农业政策评价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且不愿意在将来进行农业生产。在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男耕女织”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男性是农业生产行为的主力，而女性则更偏向于处理家政、照顾亲人等私人领域，较少参与公共事务。作为旅游经营农户的女性亦是如此，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要成为打理旅游事务的一分子，更要承担起照顾老人和孩子的繁忙重任，在时间和精力的双重约束下，她们很少主动了解相关农业政策或是参与农业生产，从而导致其对相关农业政策的评价较低且不愿意继续进行农业生产。其中，女性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这4个政策的评价较低，主要原因是她们缺乏对相关政策的了解和认知，对农业种植和生产的参与程度与男性农户相比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而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女性旅游经营农户的引导，对其进行合理的农业政策与技术的宣讲与支持，倡导她们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的行动中来。

2.4.2 年龄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年龄越大的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评价较高且愿意继续进行农业生产。一方面，家庭的旅游经营事务主要依赖于年轻劳动力，老龄旅游经营农户的体能较弱，劳动效率不高，因而他们很少去参与家庭的旅游经营事务;但在另一方面，相较于年轻农户，老龄农户参与农业生产的时间更长，农业实践经验更为丰富，对家庭的农业生产贡献较大，因而他们愿意去了解相关农业政策并持续进行农业生产。由于老龄农户对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和农业贷款政策的评价较低，因此政府要加大对老龄农户的教育和宣传投入，使其提高对新型农业政策和机构的认知程度和接受程度，从而在立足老龄农户的经验优势之上，保障他们能更好地进行农业生产。

2.4.3 文化程度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文化程度和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对相关农业政策的评价越高且更愿意去进行农业生产。在对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路径中，文化程度对其产生了3.1%的直接影响;而在对农业政策评价的间接影响中，文化程度对农业贷款政策评价的影响最大。旅游经营农户作为一类特殊的“以农为辅”的“兼农户”，由于身肩“旅游+农业”的双重任务，因而在日常旅游经营和农业生产事务中，他们不仅要了解瞬息万变的旅游市场，更会去主动掌握实时农业信息和相关政策，这需要敏锐的“信息嗅觉”和较高的信息识别能力。文化程度高的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解读和接受能力更强，也具备较好的农业知识和技术的适应性，因而一定的文化和教育程度才是帮助旅游经营农户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并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基础所在。政府在进行农业政策推广和实施时，要注意对农户进行一系列前期性的教育和培训，帮助其缩小认知偏差并掌握相关农业知识和技能，只有这样，旅游经营农户从农业政策中所获取的益处才会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2.4.4 人力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反向影响 由于人力资源禀赋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产生了-0.002%的总影响力，这一结果说明在家庭劳动力之中，从事旅游事业人数越多则进行农业活动的人数越少，对农业政策评价则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且更不愿意在将来进行农业生产。其中，从事旅游经营人数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以及农业保险政策造成了间接性影响;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则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造成了间接性影响。由于旅游经营农户的“兼职农户”属性，他们与一般的“专职农户”相比有着更丰富的谋生方式和更广阔的收入渠道，因而他们更多的是把能够给其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的旅游经营活动列为“主业”而逐渐淡忘农业生产活动，在家庭劳动力有限的情况下，自然会更加倾向于在旅游经营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劳动力是支持劳动者进行人力运作并获得相关效应的前提和保障。作为旅游经营农户，无论是进行旅游经营管理还是农业生产劳作，充沛的人力资本是帮助其获取最大收益的关键。为了帮助旅游经营农户在进行旅游经营事业的同时不忘进行农业劳作，帮助其实现“双向经营”，相关农业政策要给予从事农业生产人员额外的税收和补贴关照，并加大技术与资金支持，鼓励旅游经营农户在今后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精力去田地中进行农业种植和生产。

2.4.5 经济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反向影响 由于经济资源禀赋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产生了-0.003%的负向影响，说明在经济资源禀赋之中，旅游收入比例越高则农业收入比例越低，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评价和认知的水平越低且更不愿意继续进行农业生产。其中，旅游收入比例除了对农业贷款政策不产生中间影响之外，对其他5个政策均造成一定影响，因而旅游收入比例是本研究至关重要的解释变量;而农业收入比例对农业补贴政策和中介服务组织建设这2个政策产生中间影响。对于以农业收入为辅的旅游经营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主要来源于旅游经营活动，因而耕地和土地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社会保障而不是生活寄托。农业收入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对待旅游经营和农业生产的对立平衡，因而相关农业政策要打破目前旅游收入和农业收入这种“不平衡不对等”的局面，就要降低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种植成本，加大物资和技术的投资力度，提高土地的单位产量，通过农资管理市场适时有效地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调控。因此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只有缩减旅游经营和农业生产之间的收入差距，才能从本质上提高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进而影响并激励其未来的农业生产意愿和行为。

2.4.6 耕地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家庭所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大，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评价越好，继续进行农业生产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其中自有耕地面积是唯一能够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以及农业保险政策等全部6个政策产生间接影响的初始变量。从古至今，土地都是一切农户的命根子，它承载着所有农户的希望。对于旅游经营农户而言，只有自有耕地达到一定的规模，农业生产符合预期目标，实际收入取得一定效益，才会激发他们进行持续性农业生产，而了解相关的农业政策与知识则会帮助其更好地进行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因时制宜”地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因此，旅游经营农户的自有耕地面积越大，越能激励其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一系列的农业政策以及相关农业知识则起到了间接的调节性作用。

3 结果讨论与政策启示

3.1 结果讨论

本文基于江西464个旅游经营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通过线性回归以及路径分析法实证检验现行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评价处于中等水平，并有近7成的农户表示愿意在未来继续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其中，作为中间变量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农业保险政策、农业贷款政策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直接影响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初始变量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经营人数、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自有耕地面积以及实际耕种面积能够影响到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在这9个初始变量之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人数、从事农业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和自有耕地面积是通过直接和间接影响到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而实际耕种面积只能起到间接影响的作用。简而言之，当前政府所实行的一系列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产生了直接且积极的影响，而农户的个体特征和资源禀赋亦是影响其农业生产意愿所不可或缺的中间影响因素。

3.2 政策启示

在乡村旅游地，要想提高旅游经营农户这类特殊“非纯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保障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以及缩小农业收入与旅游收入二者之间的差距是重中之重，通过实行合理有效的农业政策便可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鉴于此，应从以下3个方面对农业政策进行完善：

3.2.1 加大农业政策支持力度，提高重点政策的实施针对性 在农业政策的支持方面，主要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农业补贴、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农业保险、农业贷款以及防灾救灾和手段技术推广上满足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实际需求，其中要重点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农业贷款的支持力度，从而充分调动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

3.2.2 制定灵活多样的农业政策，满足不同个体的多元需要 对于老龄旅游经营农户，在重视并发挥其宝贵的耕种经验的同时要给予其更多的政策关照，保障老龄农户的合法权益;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旅游经营农户，要加强政策宣传和技能培训力度，让其对农业政策和基础知识有一个更为清楚的认知;对于耕地资源较差的旅游经营农户，要引导其加入农业合作社，设定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来增加其农业收入。只有实行“因人制宜”的政策原则，才能让不同资源禀赋的旅游经营农户都能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受益。

3.2.3 深化现有农业补贴政策，鼓励旅游经营农户进行规模化生产 作为“以农为辅”的旅游经营农户，他们或许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但毫无疑问其更倾向于通过旅游经营实现发家致富，因此，只有强化这类“非纯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额外补贴，才能极大地提高其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除此之外，更应该适度提高对规模化种植的旅游经营农户的补贴力度，通过规模化种植，可以将目前“小、分、散”的乡村旅游地农业生产格局有效地调整为“大、整、合”的适宜局面。今后，政府在制定農业政策之前要多加关注以旅游经营农户为主的“非农群体”，多关注他们的意见和态度，通过出台和实施合理的农业政策使其成为稳定的农业劳动群体。

参考文献：

[1]冯娴慧，戴光全. 乡村旅游开发中农业景观特质性的保护研究[J]. 旅游学刊，2012（8）：104-111.

[2]ANDRZEJ P. Influence of Selected Agricultural Policy Instruments on the Regional Variation in Changes in Milk Production in Poland[J]. Economic and Regional Studies/Studia Ekonomiczne i Regionalne，2018，11（1）：76-89.

[3]何文剑，张红霄. 林权改革、产权结构与农户造林行为——基于江西、福建等5省7县林改政策及415户农户调研数据[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13（2）：192-200.

[4]时小琳，刘伟平，戴永务. 补贴政策对农户油茶种植决策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J]. 林业经济，2017，39（9）：94-99.

[5]吴海涛，霍增辉，臧凯波. 农业补贴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分析——来自湖北农村的实证[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25-31.

[6]MANITRA A R.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policy distortions on the productivity gap： Evidence from rice production[J]. Food Policy，2010，36（2）：147-157.

[7]刘滨，康小兰，殷秋霞，等. 农业补贴政策对不同资源禀赋农户种粮决策行为影响机理研究——以江西省为例[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13（4）：376-383.

[8]YAO SJ，COLMAN D R. The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on the patterns of specialized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 An application of a quadratic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in the Chinese grain sector[J].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2017，18（2）：81-95.

[9]黄季焜，王晓兵，智华勇，等. 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J]. 农业技术经济，2011（1）：4-12.

[10]吕晓，臧涛，张全景. 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转出响应研究——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5）：100-110，154.

[11]余立凡，杜洋. 中国农民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设消费理论在中国农村的实证分析[J]. 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03（4）：38-41.

[12]STEVEN N D. A theory of persistent income inequal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6，1（1）：75-93.

[13]黄平芳. 乡村旅游地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研究[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58-60.

[14]劉克春. 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分析——以江西省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2010（2）：12-21.

[15]张淑杰，孙天华. 农业补贴政策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360户农户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12（12）：68-74.

[16]冷博峰，任建超，郭军. 农作物良种补贴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山东、河南和河北208个小麦种植农户的经验[J]. 财经问题研究，2012（6）：124-129.

[17]钱加荣，赵芝俊. 现行模式下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15（10）：4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