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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中的残酷:钮承泽电影的悲剧意识

2020-06-04程茜

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 2020年6期
关键词:悲剧意识

程茜

【摘要】导演钮承泽的电影作品总是在温情中包含着残酷,流露出一种悲剧意识。钮承泽的电影以“轻”述“重”,力图在欢乐嬉笑中诉说悲情。他的电影作品渗透着浓厚的台湾本土风格,由历史深处延伸到现实深处,引发观者对历史、社会、自身的思考。

【关键词】钮承泽;悲剧意识 ;台湾电影

1. 时代悲剧

1.1 不可抗拒的力量

历史作为不可控的外部力量,在无形中造就了时代悲剧。《军中乐园》讲述了上世纪50年代发生在金门小岛上的故事,当时岛内政权不稳、社会混乱,为解决数十万士兵的生理需求,官方设立“特约茶室”,以稳定军心。这一荒谬之举,成为凌驾于乱世军民之上的枷锁。军中乐园的背后既有逼迫少女的残忍事实,也隐藏着国民党对士兵的严格限制,微薄的薪饷无法支撑其恋爱、结婚,难以抒发的情欲只有在军中乐园宣泄。他们是在盲目的无意识中成为了历史悲剧的直接参与者。历史发展的必然所造就的社会分裂最终演化为人性的分裂,阿娇、兴华的死无不是历史的牺牲。

《艋舺》讲述了80年代,在台湾艋舺一代的社会惨剧,经济的井喷式发展难掩社会内部的恶疾丛生。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名义上恢复了“自由”与“民主”,但事实上,台湾政局不稳、矛盾重重。人物的命运是被历史的必然性推动向前的。作为台湾曾经最热闹的商业中心,艋舺一度风光无限,这里鱼龙混杂,三教九流都混迹于此。它既是年轻人以为的梦想天堂,也是彼此残杀的最终斗场。艋舺就是当时处于转折时期的台湾缩影。每处在一个变革时期,历史都会毫不留情的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进步。当蚊子、和尚和志龙等街头少年幻想在艋舺实现自我价值之时,他们的梦想早已经倒在了残杀的血泊之中。《艋舺》的悲剧在于,大多数人以为自己服从的是自我,其实只是臣服于历史的必然。

1.2 无法避免的力量

《军中乐园》强调了政治统治作为一种无法避免的力量对人的钳制。表面上这里充斥着男欢女爱,事实上这是军方安抚士兵的策略。“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而由于这个存在物感受到自己的苦恼,所以它是有情欲的存在物。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一方面,被迫抓来从军的士兵本身就具有悲剧色彩,“情欲”是其唯一具有生命意识的表现。另一方面政治的钳制使人变得麻木与冷漠,军中乐园里的军妓,更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这种双重的悲剧加深了这片“乐土”的政治隐喻。

《艋舺》中,这股无法避免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主体认同的迷茫。当时的台湾,既无法完全割舍殖民文化的余温,也难以重回母体文化的怀抱,太子帮的五人都成长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在一种极其渴望自我认同的情况下加入黑帮,他们依靠明确的地盘划分、地理界限来获得自我价值。二是本地观念与外来势力的对抗,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是台湾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在《艋舺》中,残杀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外省人灰狼的到来,以Geta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拒绝向外发展势力,最终引发了黑帮势力的重新洗牌。经历了诸多政权的更迭,对外来势力的集体阴影势必会影响台湾在新时期的重新觉醒。

2. 自身悲剧

2.1 残酷成长

钮承泽的电影带有台湾传统青春类型片的痕迹。《军中乐园》里的小宝,善良单纯,却只能沦为在风月场混迹的痞兵。直到他亲眼目睹了好友兴华的死,士官长老张被抓,才逐渐意识到,美好的梦已经破碎,留下的都是对秩序的臣服。在影片的最后,原本从不和军妓发生关系的小宝也已经习惯了与她们打情骂俏,曾经的少年在一种不自知的状态之下成长。

“我们始终面对着一个费解的事实、或曰一个费解的现象,那就是,一个努力创造完美的世界,却在制造光荣的善的同时,带来了恶,而且这个恶只能用自我折磨和自我消耗来克服。这个事实或现象就是悲剧。”悲剧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悖论,《艋舺》里的蚊子本来是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却加入黑帮成为暴力的推崇者。十几岁的少年自认为智慧的选择了黑帮,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却最终毁灭在内部的斗争之中。整部影片,既大肆宣泄了社会边缘少年寻求以自我为中心的快感,也毫不留情的展现了这种无意义的争斗所带来的毁灭。

2.2 无力抗争

“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即便在对神祗和命运的无望抗争中抵抗至死,也是超越的一种举动:它是朝向人类内在固有本质的运动,在遭逢毁灭时,他就会懂得这个本质是他与生俱来的。”《军中乐园》里的兴华一直老实、懦弱,在等级划分的军营,作为下层士兵的他受尽欺负。兴华与莎莎相爱,成为他反抗的内驱力。两人设计逃跑,是一种带有逃避意味的反抗。但他们的行动最终导致了其陷入了悲剧的困境——“弱者”与“强者”的对抗,注定是一种残酷的牺牲。

《艋舺》里人物的抗争则陷入一种“两难”的选择,蚊子知晓了家族的秘密,被动的卷入了紛争,无论是外部的冲突还是内心的矛盾,都使他难以抉择。蚊子原本以为坚不可摧的“道义”,却成为他最大的困惑,价值观的毁灭甚至超出生命的消逝。和尚所处的困境,逼迫他做出杀死Geta的选择。他始终明白,血腥和杀戮才是黑道的生存法则。假如和尚暗杀志龙的父亲被认为是“恶”,那么在这“恶”的背后,我们恰恰也可以感受到他人性的“善”,他选择与别人合作,更多的是想让自己成为志龙强有力的保护。模糊了“善”与“恶”的边界,让观众从法理和伦理上都有了对这个悲剧人物的深切认知。

3. 情感悲剧

3.1 无法拥抱的亲情

1949年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数十万士兵也随之来到这片岛屿,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就未能回到故乡。《军中乐园》里的士官长老张常常让小宝为他代写一封封寄不出的家信,老张最大的梦醒就是能够带着阿娇一起回到山东老家,他与老乡喝酒,收音机里的黄梅戏唱到:“你们都是笼中鸟,有翅膀也是关在笼子里”,这唱词似乎预示了他们的命运——只能成为历史夹缝中的无辜牺牲者。异乡人的情感悲剧,也是敏感时期台湾的悲剧,两岸难解的历史隔阂,造就了众生的血泪人生。

《艋舺》里,“父”不仅是慈爱与权力的化身,并且是“子”赖以仰仗的精神标杆。蚊子在“无父”的状态下成长,他加入太子帮,融入以Geta为首的家庭,Geta充当了原本缺失的父亲形象。灰狼目睹儿子的死亡,几近崩溃,这是蚊子一次精神上的“弑父”。和尚密谋杀死了Geta,也可视作是道德觉醒下的“弑父”,当他知晓了父辈的恩怨,对Geta的顺从立马转变为对父辈的彻底反叛,“父”不仅不再具有权威,甚至成为谎言的的化身。蚊子与和尚,在“寻父”与“弑父”的双重矛盾中纠葛,最终酿成了互相残杀的悲剧。

3.2 无法圆满的爱情

《军中乐园》里的爱情线有三条,一是老张对阿娇情有独钟,但阿娇只在乎钱财、假意奉承。她对老张的背叛、对老张外省人身份的贬斥,成为老张最后失去理智亲手杀她的导火索。二是兴华与莎莎设法逃跑,最终死亡。下层士兵与军中妓女的爱情注定难成眷属。影片中着重表现的是小宝与妮妮的情感线,两人虽暗生情绪,但也不能圆满,“茫茫人海不知能否再遇见”,成为两人无奈的结局。时代洪流里的年轻男女,不能享受爱之欢乐,只能承受残酷的灾难。

《艋舺》与《军中乐园》的相似之处在于,两部影片都呈现了一个男女情感的混乱背景。蚊子用暴力武装自己,小凝就是他唯一的温柔寄托,他在小凝的屋顶上画满樱花,来承载两人最纯真的感情。影片的结尾,蚊子倒下的那一刻,肆溅的鲜血幻化成了漫天的樱花,成为两人爱情悲剧的浪漫化反衬。

4. 结语

钮承泽导演的这两部影片都是对台湾的深切回望,既有对过往历史的感伤,也有对个体生命的深刻思考,悲剧虽然残酷,但仍有温情,就像是军中乐园里最后降生的婴儿,蚊子死前看到的樱花,绝望中总还透露着希望。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基,也是导演钮承泽的电影观念。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22.

[2][英]A.C.Bradley.Shakespearean Tragedy.[M].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 Ltd.1985:9.

[3][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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