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乎“禁足”的状态下终于完成了这一期稿件的编辑。人类经受过无数挑战，在国内缓缓伸展到历史景深之中却在全球范围未见底止的此番疫情，每日将许多人的生命定格，也让生存者在目送逝者的泪光中，看到重新理解疫病与文明关系、改进社会组织方式等等问题的新方向。《古代文明》期待在历史经验梳理、考证基础上进行此类思考的稿件。

本期“理论与思想”栏刊发孟翊洁的《索尔·弗里德兰德纳粹大屠杀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该文认为以色列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提出的救赎性反犹主义是纳粹大屠杀发生的主要思想根源的观点、在书写中挖掘亲历者的深层记忆并加以“修通”的方法，以及将亲历者视角直接融入书写文本的实践都具有历史书写理论方法层面的启发意义。

“古代地中海文明”栏中，纪盛的《古希腊人的奠酒仪式——以荷马史诗为例》从荷马史诗文本入手对古希腊奠酒仪式进行分类考察，认为奠酒作为一种工具性仪式，显示神圣与世俗之间的联结，体现古希腊人的价值体系和天地观。王以欣《希罗多德的“米底史”新议》以两河流域历史考古、铭文资料与希罗多德所述“米底故事”进行比较，认为希罗多德所述米底古史具有虚妄性，借助新的资料，有可能复原米底早期历史中的某些面相并揭示希罗多德“米底故事”的信息来源及其中的希腊化成分。阴元涛《雅典议事会司书考述》指出，雅典议事会司书负责城邦公共文书记录、保存，相关制度在厄菲阿尔特改革期间和公元前4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两次改革，民主特征趋于明显。

“拜占庭与欧洲中世纪”栏中，疏会玲《论尤利安重建犹太教圣殿之迷思》认为，拜占庭皇帝尤利安曾经施行宽容的犹太政策是不争事实，其重建犹太教圣殿计划及宽容的涉犹政策无果而终在基督教历史书写中被记载为基督教的勝利，而犹太教在尤利安以后的继续内化和多神教的消亡，共同构成了基督教在拜占庭帝国稳步发展的主题。卢镇的《罗伊希林事件与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犹太问题”》认为，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关于是否没收或焚烧犹太书籍的争论及后续反应，核心是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人文主义者的教会改革理想、人文主义者对教会改革方向认知的分歧及对教会分裂的忧虑。

“中国先秦史”栏中，唐英杰、邹芙都合作的《甲骨金文所见庚族考论》提出，商末庚族地望在今山东泗水县东部，与诸多族群存在婚盟、军事关系，臣服于商并在王朝供职，曾多次参与王朝征伐，在“成王践奄”后没落;姬姓周人占领庚地但仍沿用了旧时地名为族群称谓。曹胜高的《“<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学理通变》认为，孔子作《春秋》，继承了蕴含在《诗》乐中的道义、德义，形成历史道义观，并将《诗》的“乐义”转化为“礼义”，用于评骘历史事件，在乐治消解的背景下实现了史评的兴起。

“帝制中国”栏刊中，李现红的《从北大藏汉简<苍颉篇·颛顼>看祝融与灶神关系》根据北大藏汉简《苍颉篇·颛顼》提出，祝融在战国秦汉时期的观念中主管大地生民，维护统治秩序，托祀于灶神，二者在五行系统中处于对应关系，但祝融不是灶神，后者在民间信仰中以独有的多样性面貌存在。张新超的《论汉代县属游徼的设立与演变——以考古资料为中心》提出，汉文帝时始有县属游徼，具体分为县游徼、部游徼和门下游徼，分别管理县邑或乡范围治安、交通秩序、接待来往官吏，以及引导县长官车马并负责县寺安保等。东汉中后期游徼逐渐消失。赵毅、武霞合作的《明太祖与“亚圣”的政治文化博弈——从<孟子>到<孟子节文>》通过文本比较指出，朱元璋因与孟子政治价值观矛盾而删削《孟子》近一半内容而成《孟子节文》，后者是儒家传统政治文化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体矛盾与调和的产物，它作为教材和科举考试内容通行17年，影响了一代士人。王慧明的《明代募兵制发展中的卫所舍余》认为，明初部分舍余为获取世袭武职和报酬乐于应募成为正军，土木之变后更多舍余被召募从军，缓解了卫所制的废弛，但随着政府对从军舍余人身控制加强，舍余自愿从军积极性降低，抽选舍余为军成为主要渠道。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