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宾

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书法研究概况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书法》等刊物论文发表情况看，书论注重技法及书法常识介绍。一面基于书法审美水平和书法教育普及问题，另一面偏于关注经典书家与作品，进而从技法与审美经验之谈转向风格史的阐释，资料长编与风格探析成为此时主要的史述方法。

关于书法史与书法美学的研究大抵为纯理论研究的范畴。1981年“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研究聚焦断代分期、书体流变等方面，如《中国古代书法史的分期和体系》《从帛书和竹木简牍论隶书的形成期与成熟期》等文章，应受到启功与郭绍虞等学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投身于古文字研究的影响。受乾嘉学风影响，对文献、碑帖的校勘与辨伪工作彰显出严谨的治学态度，如张天弓《王羲之书学论著》、曹宝麟《蔡襄黄祐三年所作三帖考》等文章可见其竭泽而渔般的史料整理能力。当下的书史研究既要重视此时“资料准备与考辨”的成果，它提示了许多有待梳理、研究的课题；且要试图进入书史整体结构的搭建和分支的衍生中。

从第四届讨论会始，书法美学论文数量足以显示书法美学研究的崛起。书法的美学体格、主体的思辨性皆因书法美学的论辩而确立。书法界也从乾嘉学风转向对书法本体的思考。不过，此时研究存在浓厚的“抽象思辨”色彩。甚至有研究者称，可以离开书法史、作品与技法去研究思辨性的书法美学。1此话既揭示书法美学研究的错位，且言明当代书史研究的立场是审美与求实的互动研究。

二、书学讨论会史学部分研究视角梳理

个案研究主要涵盖：1.以书家交游、碑帖鉴藏活动为视角，成为个案研究的首要路径；2.以接受视角研究书家形象的接受与建构；3.比较视角下的书学观、群体流派之间差异性研究；4.帝王书法鉴赏与书学转向的研究。

金石碑帖研究：1.涉及碑帖的真伪、版本、刊刻时间、书刻者身份等；2.注重金石碑帖的文化功用与意义。

书体研究集中在名实考订、书体流变。其中，篆隶研究以书家书写实践与在金石学背景中考察篆隶法度的接受与塑造为重点。

在文献研究中，文献不再仅作为一种研究材料而是成为研究主体，如从题跋文献看清代碑帖分期、从《四库全书总目》看乾隆时期官方书法观等问题。

侧重官方背景下门署、教育等层面的研究，如北宋翰林御书院研究、西汉课试学童制度及其“书法因素”研究。

地域与群体研究涵盖：1.基于特定地理区域，探究群体性书法活动与现象的内在关系；2.关注边疆书法，对边疆书法特色及书迹的梳理具有补史价值；3.探究家族书学传承问题。

专题研究多关注“外部研究”，如书法价格、民间书法知识建构与传播等问题。

三、书法研究方法的探析

（一）学科式的研究方法

学科定义为一种架构之学，“它不仅关注对象与内容，还关注对象如何被确定及其理由，与客观陈述相比，它倾向思辨所包含的主体架构与验证逻辑演绎的魅力”2。学科意义下的书史研究不仅着意于史实的考辨，且基于问题在历史宏观与微观语境中存在情境的不同，对立题视角、研究观念与方法予以重视。

从论文的梳理，书家个案研究常处于社会背景、生平、师承、书学思想、历史评价的结构中，原因在于研究者还不太具有问题意识与史料发掘的能力。随着研究深入，此问题有较大改观，如第九届书学研讨会《书法作为玩好：苏轼的焦虑及其超越》一文以苏轼的书学观为起点，探讨书法作为传统士大夫私人领域的玩好，同公共的经世致用、道德追求之间的调和性。第十一届书学研讨会《赵之谦江西时期与魏锡曾及董沛交游考略》一文针对九幅信札的真伪问题，折射出赵之谦在江西为官期间的交游活动与心理情态。这些代表性文章从标题、内容逻辑、论证角度来看，研究不断深入历史文化场域，在书家活动中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有助于我们在有机情境中而非孤立地看问题。

书史研究的内容层级结构是书法史学拥有学科力量的关键。研究对象应包括艺术的创作、功能、流通、展示、鉴藏等方面，艺术史对此称为对原境（context）的研究。如第五届书学研讨会《高堂大轴与明人行草》一文基于作品的展示功能，探讨晚明巨轴作品情感表达机制和笔墨形态。从第八届书学研讨会始，对“原境”研究的趋向较为明显。在流通方面，关注书法在流通中出现的经济意识与行为，如《明代嘉隆万时期的书法价格—以江南为讨论中心》《明代篆刻艺术市场发微初探》；在功能方面，如《宋元文人对王羲之政治、道德形象的建构》《清代中晚期金石鉴藏活动中的多样诉求》等文章反映书法的文化表征与经世致道的作用；在鉴藏方面，如《〈古诗四帖〉与晚明鉴藏家的“张旭”概念》《翁同龢的书法收藏及鉴藏观念》《相互生发—北宋王诜的书法鉴藏与创作》等文章，立题视角涉及藏品名录与递藏、鉴赏趣味与创作关系，及梳理书家、作品在书史中的形象建构与接受情况。研究者强化对原境研究的效力，正因史实并非孤立存在，多重历史话语及私人风雅诉求牵制史实信息的显现，学科化引导研究走向以内容分类为中心，强化问题意识与扩充史料，易形成更加细致的专题研究。

学科式研究方法强调研究的结构性、延伸性，即“知识构筑型”。基于目前书法史研究现状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却难以在认识论、价值论方面拥有统一的逻辑性而达到构建起书法思想史的高度。

（二）微观式的研究方法

通史形式的书法史写作是伴随着“西学东渐”（西方史学研究体系化观念）而形成的著述体例。然而受制于现代“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在分期中对经典问题的评价、在线性时序中对已有史料的梳理难以深入历史语境。“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是一种效果史,是期待视野与历史综合产生的史学效应。”3历史本身为可供解读的文本，多维的发现才是历史去敝、意义凸显的关键。

从泛论性宏观描述转向微观层面的研究是历届论文研究方法变化的主要特征，即选取特定的视角与问题展开研究以获得更多史实。以第十一届书学研讨会论文为例，如《沈曾植上海时期书学思想的理学化特征》一文，以其居于上海的时间为线索，探讨书学思想中理学化诸特征；《从傅山到阮元—基于碑学肇兴下的“〈淳化阁帖〉观”考察》一文引入《淳化阁帖》，以探讨碑帖浮动视野中，书史内部诸多要素审美观念的变动与深化。

对于相同问题，从不同层面研究进而较为完整地揭示问题也是微观研究的重要体现。如对杨维桢书风生成研究从书写情境、工具、仕途经历等方面，深化心理需要、创作条件对其书风作不同注解。关于宋代制度中书法机构与生态的研究，基于碑刻中的玉册官概念，北宋御书院中书家“巧宦”现象，收藏、摹勒撰写等问题，通过对北宋石刻资料的整理，以考察翰林书手书风特点等方面为中心，对宋代制度中书法面貌做出客观的认识与评价，也为阐明微观研究提出例证。治史在于结构性与连贯性，微观研究恰是治史方法的体现，注重从不同层面对问题展开探讨，不仅较为完整地揭示问题，也发展出一条从补史到新证的研究理路。

微观研究易造成研究碎片化，因此需要统筹微观与宏观两个视角，试图确定局部在整体中的作用才是梳理史实、阐明历史规律的有效路径。

（三）图像式的研究方法

“图像学家所倚重的细节辨析和比较手法”4比之传统史学方法更具针对性与洞察力，借助图像对细节与关系的比较，有效弥补了文本史料难以描述的细节。

第五届书学研讨会《〈肥致碑〉的真伪问题及碑中“封”字考说》一文据“以形为主”，对“封”字的释读得益于图像本身的直观性。第九届书学研讨会《图像学视角与书法史学研究中的“文献图像化”问题—以袁安袁敞碑问题新考为例》一文指出，“从金石图像之物质性入手，通过界格、尺寸等精确线索对问题展开探讨”5。目前，书史研究既针对图像做出风格体势的判断，更执意从图像细节获取某种观点的佐证。借助图像还将目光转向物质层面，并运用于碑帖研究中，如第十一届书学研讨会《王居士砖塔铭》拓本汇考一文，通过碑石的残泐程度而获得拓本流序的信息。无论物质信息或显或隐，都可从中提取可供参考、分析的内容。正如巫鸿指出，“拓片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其本身记录了许多信息，在历时状态中提供了残破损毁等方面的变化信息”6。图像作为一种可视史料对书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且拓展了史学研究思路。

图像在金石研究中不仅作为一种研究工具侧重真伪与拓本考辨，而且有效拓展了研究范围，正如解读墓志题铭书体装饰性等问题。第十一届书学研讨会《北齐邺畿刻经碑考》一文关注经碑中所存的古篆意字、特殊字例，以考察“碑”作为一种视觉媒介，其文字的复古意识与历史信息记录之间功用与所指的关系。

起初论文涉及图像仅作为“附图”形式存在，未能充当语言描述之后的提示效用—图文互证。谈及书法风格的阶段变化—“高秀渊雅、兴会淋漓、遒健流媚”7，此类语言描述易受欣赏者审美能力的制约形成差异理解。读图时代下知识可视化业已将图文互证作为写作的格式与规范。其目的在于对知识信息高效准确地传达以减轻接受者的认知负担。

注重对“左图右史”类书籍中书法材料、版刻书迹等媒介的关注，为当今书史研究构建了视觉阐释的话语系统。

（四）思辨式的研究方法

朴素的描述与史料排比所构成的研究作为史观的初级形态，未能针对特定研究问题进入反思、思辨状态。史观的阙如研究流于文献考据学倾向。从论文的梳理看，思辨史观对研究方法的深化得益于“思”“辨”二层。

最初几届论文研究颇让人感受到一些常识化的意味与急于“定论”的偏颇。如《狂禅·苏黄·尚意书风》《赵孟书法艺术论》等文章，针对书法史中的定论问题做出合理复述，易于形成封闭的研究结构，也无法对事物发展中的细微差异有所鉴析。此外，针对某一制度、文艺风气与书法关系的简评，文本流传与刊印的整理概述，皆是在研究对象（客体）与素材（史料）之间构成关系，史学研究是研究者的期待视野与客观史实之间的融合，一旦失去研究者（主体）的思考，研究便局限在既存与已知的历史结构中。思辨中“思”应指向主体思维，如何组织史料、构设独特的论证逻辑，从中抽取书史未曾有过的思辨内容，获得新学术结论，必须深化主体思维在研究中能动地思考。

历史研究绝不是简单地是非判断的过程，只能试图不断接近历史真相，需以多维研究角度去理解真相，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以清代碑帖二学之争为例，第七届书学研讨会《沈曾植帖学观念》一文，以个案视角探讨了碑学家沈曾植书论中“扬帖”的思想，因而碑学家的碑学实践与审美意识带有“碑帖融合”特征。第八届书学研讨会《沈曾植、康有为交游与书学异同》则指出不论是沈氏的碑帖融合还是康氏的尊碑抑帖，政治与学术的态度左右着审美意识及理论写作。第十一届书学研讨会《碑学话语：康有为与晚清京师精英文人的艺术圈》指出“以金石收藏为主的学术诉求与以应制和帖学为主的审美依归仍是京师精英文人圈的主流”8，因而康氏所建构的碑学话语需要重新审视。以上文章均对晚清“碑学笼罩”之说提出反证，从多维的角度切入历史，便是辩证思维的体现，即以人物身份、治学方法、审美发展的眼光来分析问题。

思辨式研究方法强调主体能动意识，也因自身处于特定时代、个体间历史观的差异，存在以某种重心的偏向，对历史问题做出某种程度的简化。研究常常不再趋近于揭示史实真相，而是“永远处于不断被重新确定的过程中的东西”9。

研究内容与方法不断深化，重要的是学科式引导研究走向以内容分类为中心的研究理路。任何史实不是孤立存在的，研究需要在历史宏观与微观语境中剖析问题。图像对细节与关系的比较，有效补充了史料难以描述的细节。面对丰富的史料，如何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做出合理的阐释，便需要研究者的能动思考，历史的复杂与多变需要研究者以辨证的思维从多重的角度去理解真相。

注释：

1 张天弓《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辩》，454页，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

2 陈振濂《书法学概论》，7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

3 姜寿田《史学转向—对晚明书法史的重新梳理》，《万历书坛—邢侗个案研究》，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

4〔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5 杨频《图像学视角与书法史学研究中的“文献图像化”问题—以袁安袁敞碑问题新考为例》，《全国第九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180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

6 巫鸿《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8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7 王伟林《梁启超书法论》，《全国第五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34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8 张红军《碑学话语：康有为与晚清京师精英文人的艺术圈》，《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688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

9 科林伍德《历史哲学的性质和目的》，张文杰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15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