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杰

沈志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欧各国冷战时期档案收集和整理”已告完成。其中一项成果是将从东欧各国以及俄罗斯搜集的4万多条档案文件目录汇编成册，共12卷，可见工程之浩大。这是我国史学领域又一基础性建设工程。

这里所说的“东欧”是指波兰、东德（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和南斯拉夫八个国家。东欧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且在世界史、冷战史、国际共运史中，都占有特殊的地位。

东欧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大的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1914年7月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向塞尔维亚宣战，接着德、俄、法、英等国相继投入战争，从而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1日 德国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由此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两次热战起源于东欧，战后长达40多年的冷战也起源于东欧。

一

按照历史唯物论的原理，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取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種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性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俄国农业在国民收入中占56%，农民占人口总数的85%。可见，那时的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尚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根本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规定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前提。所以，列宁说，十月革命不是从“理论规定的那一端”开始的，即不是先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前提，无产阶级才夺取国家政权，而是无产阶级先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再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前提。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曾同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进行激烈争论。但是，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当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应不应该夺取政权，而不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要不要“客观前提”。相反，对于孟什维克关于“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说法，列宁评价说，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列宁还说，“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列宁曾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主要任务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前提。他估计，为实现这项任务，“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俄共在国内战争中实行几年的“军事共产主义”以后，于1921年转向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的新经济政策。但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很快改变了列宁关于要用很长时间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前提的思想，结束了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1925年5月，斯大林宣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有克服所有一切内部困难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须的一切条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对所谓资本主义展开“全面进攻”，人为地加快了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1936年11月，联共（布）宣布，苏联“进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步过渡到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为社会生活准则的共产主义时期”。苏联这时宣布建成的“社会主义”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或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在看来，这种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畸形，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没有显示出应有的优越性，其首要原因在于，这种社会主义是在不具备或不充分具备必要的物质和文化前提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就决定了，这种社会主义具有先天不足的弱点。高度集权、个人迷信、缺乏民主，人民为建设这种社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等等，都是这种制度先天不足的畸形表现。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正是在这种制度下，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法西斯德国。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观念，或者说一种错觉：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1948年5月，斯大林在致南共中央和铁托的信中说，“在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上，低估苏联的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不容许的”。1952年，斯大林亲自指导，把苏联3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写成《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斯大林特别指出，这不仅是苏联人，而且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必读的教科书”。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只有10多年的时间，而且是在俄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然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中的这些做法，如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中央指令性计划等，被当成金科玉律，成为世界各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

二

1945年4月，法西斯德国崩溃前夕，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说：“这次战争和以往的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但是，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东欧时，斯大林并没有随之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移植到这里，而是照顾东欧国家的现实和传统，建立允许多党制和私有制存在的人民民主制度。斯大林这样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苏联在战争中损失惨重，需要时间休养生息。通过战争，苏联扩张领土达72万平方公里，这需要时间进行消化。此外，这是最重要的，斯大林需要遵守战时他对盟国和世界所做的承诺。苏联参加了美英于1941年8月14日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大西洋宪章》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尊重被解放国家的人民自由选择政府社会制度的权力。1945年2月12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发表《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又重申了《大西洋宪章》这一原则。但是，东欧国家的新政权是以苏联扶植起来的共产党人为主体，并为苏联所控制。这引起英美的强烈反对。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关于“铁幕”的演说：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与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饱经沧桑的城市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丘吉尔的讲话被史学界称为“冷战的信号”。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咨文中，明确提出把保卫“自由世界”、抵制“极权政体”扩张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史学界认为，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标志冷战的开始。1947年9月，苏联为加强对东欧的控制，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并宣布，世界已经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另一个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关于冷战的起源，长期主管苏联外交事务的莫洛托夫曾坦率地说：

“冷战”是什么意思？就是关系恶化了。这一切要么是他们引起的，要么是因为我们的进攻。当然，他们凶狠地反对我们，而我们必须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把德国一部分变成社会主义德国，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本来处于不明朗的状态。应当在各地建立秩序，把资本主义挤走。这样就是冷战。

冷战是苏美争夺世界霸权的产物，同时又是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最高形式。一方是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天賦人权”为核心价值的资本主义，另一方是以“消灭私有制”和“与私有观念决裂”为核心价值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由此可见，这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关系。

冷战开始以后，苏联在各个方面加紧对东欧的控制。东欧国家开始从人民民主制度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转变。战前东欧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水平都高于苏联，所以，斯大林在这里只能靠强制和暴力推行他的社会主义。为了扫清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在苏联操纵和指挥下，东欧各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打击的对象先是民主党派人士，而后扩展到共产党内。1948年6月，苏联将不听话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开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宣布南共“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接着在其他国家共产党内进行清洗。一大批党政领导人，特别是那些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不赞成完全照搬苏联经验的领导人，被戴上“民族主义分子”“铁托分子”“右倾分子”等帽子，遭到镇压。在东欧，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水土不适，带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揭开了东欧的盖子。10月在波兰、匈牙利发生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人民涌上街头，反对苏联的控制和剥削，要求改革现行制度。苏联对波兰使用武力威胁，在匈牙利使用武力镇压，使事件得以平息。但是，波匈事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东欧从此进入改革和挣脱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尽管改革的道路非常曲折和复杂。1968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进行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化改革，遭到苏联出兵镇压。在苏联用武力扼杀了“布拉格之春”以后，11月12日，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被外界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演说，宣称世界上“存在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离开这些共同规律”，就是离开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意味着“社会主义成果的丧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苏联就不会袖手旁观，就要向“兄弟国家” 提供“一切援助”，其中包括“军事援助”。人们都知道，勃列日涅夫这里所说的“共同规律”，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但是，东欧的改革潮流不可阻挡，而且一浪高过一浪。到了80年代后期，苏联自己陷入全面危机，不得不从改革中寻找出路。东欧国家则顺势摆脱了苏联移植过来的社会主义，走上了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发展道路。

三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东欧现实之间的矛盾是战后东欧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对矛盾的运动构成了战后东欧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东欧各国冷战时期档案收集和整理”课题组以其极为丰富的档案文件为人们再现了这一时期历史的真实面貌。“东欧各国冷战时期档案收集和整理”课题组还搜集和整理了大批有关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历史档案，实为难能可贵。中国与东欧远隔千山万水，但是同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也是按照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东欧每发生重大事件都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广大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崭新的态度和极大的兴趣关注东欧的改革。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理论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改革经验被广泛地介绍到中国。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和奥斯卡·兰格“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设计师奥塔·锡克的《第三条道路》等被翻译成中文。东欧国家的改革之风吹到了中国大地。1981年三四月间，奥塔·锡克应邀来华访问，受到热烈欢迎。档案是活的历史。只有通过阅读和研究档案文件，才能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搜集和整理东欧国家的历史档案，毫无疑问，将对推动战后国际关系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东欧国别史、中国外交史等多学科发展，有重大意义。特别应该指出，研究东欧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变革和衰亡的历史，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特别重要的启迪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