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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远方去》指向什么样的“远

2020-06-01李广良

博览群书 2020年5期
关键词:刘胡兰苟且天安门广场

李广良

1952年11月23日,19岁的邵燕祥写下了这首《到远方去》。

“远方”,即使对这个时代来说,仍然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词。当高晓松说出“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时,“诗与远方”就成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价值。然而,作为“眼前的苟且”的相对者,“诗与远方”对于“这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苟且者在苟且于日常的平庸之时的内心渴望呢,还是抛弃当下的苟且而毅然决然地远行呢?是艺术家的想象还是行动家的实践呢?我们真的有勇气到“远方”去吗?我们真的就不会患得患失吗?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即使我们的足迹已经遍及世界,我们也未必能理解当年人心中的“远方”。那个时代的青年怀有着“远大的”理想,那是美妙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是历史时间的终点。在此意义上,“到远方去”就是要去到共产主义的“远方”,而对这个意义上的“远方”的渴望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的“诗情”,使这个“远方”早日到来则是几乎所有青年的奋斗的动力。

当然,还有另一种“远方”,那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远方”,那是遥远的大西北。对北京的年轻人来说,祖国的大西北正是那荒凉的、古老的、神秘的、野性的“远方”。那里有荒漠、戈壁滩和雪山,有荒凉的古道,有雄关和铁血的故事,有盐池和油田,有所有激发青年人对“远方”的想象和激情的元素。

19岁的邵燕祥“青春正好”。作为记者与诗人,他对时代的变化极为敏感,而“诗情”“人意”也正蕴蓄于此对“时-代”的敏锐意识之中。他后来回忆说:

我为什么会在1952年秋天写出《到远方去》?那时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编辑。新闻单位一般比较敏感,我在政治空气中呼吸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的信息,唤起跃跃欲试的激情。这时朝鲜战争也已停战,我意识到中国将以建设工业国的新篇章,改变几千年农业社会的面貌,那才是真正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啊!

所谓“真正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其实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此“新时代”就是共产主义的开端,胡风的名句“时间开始了”概即此意也!

不过,共产主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远方”,这个时代政治理想中的“远方”,在这首诗中毕竟只是隐含着的,诗中的“远方”正是地理意义上的“远方”。然而,这个“地理”意义上的“远方”仍然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因为这个“远方”是从“北京”这个“政治中心”辐射开来的“远方”,是从“天安门广场”辐射开来的“远方”。“北京”也罢,“天安门广场”也罢,在此都是一种神圣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在我们的时代,人们用“眼前的苟且”和“诗与远方”对立,而在邵燕祥的诗中,“远方”却是“北京天安门”向着大西北的进军,是神圣理想的“长征”目的地。

诗的首节是如下的诗句:

收拾停当我的行装,

马上要登程去远方。

心爱的同志送我,

告别天安门广场。

这是书写“登程去远方”前与“心爱的同志”告别的场景,这里值得注意的就是“告别天安门广场”的“情节”。这一情节的显然是精心设计的,极其不合乎“常理”。我们习惯的告别一般都是在家门口、小村口、单位门口、火车站等处,诗歌却把“去远方”的出发点安排在“天安门广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一次体制的安排?还是年轻人对共和国的号召的响应?无论如何,这是一次全新的“去远方”,没有生离死别,没有慷慨悲凉,没有被迫与不满,没有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去远方”的个体悲情,具有的只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情怀,一种充溢着新的精神时代的壮歌。接下来,诗人写道:

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

还没有铁路的影子。

在我将去的矿井,

还只是一片荒凉。

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

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

在遥远的荒山僻壤,

将要涌起建设的喧声。

“告别天安门广场”,诗人将去到“铁路线上”。“铁路线”是“道路”,“去远方”的人一定要踏上“道路”。然而,是循着既有的道路,还是开辟新的道路?新、旧时代的分野在此。“新时代”要走的是革命的道路,是工业化的道路,是新的文明的道路,是连接北京与“远方”的道路。“新时代”是“建设”的时代,而“建设”就是要于无路处开辟出道路,于地下挖掘出矿石,于荒野上建起城池,所有“美好的希望”都是要通由“建设”而变成现实,于是“在遥远的荒山僻壤,将要涌起建设的喧声”。

当“建设的喧声”“涌起”的时候,诗歌史上的一种新的“声音”出现了。“那声音将要传到北京,跟这里的声音呼应。广场上英雄碑正在兴建啊,琢打石块,像清脆的鸟鸣。”这不是《诗经》中的声音,不是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的声音,不是任何凄切悲凉哀怨不平的声音。这是“新时代”的声音,这是“共和国”的声音,这是“建设”的声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远方”之地的“建设”的声音,一定会与北京的声音相“呼应”,与天安门广场上“兴建”“英雄碑”的声音相“呼应”,因而与中国近代史的宏大声音相“呼应”,与中国人民解放史上所有英雄的声音相“呼应”。这“呼应”是一种新的生发,在这生发之中,必有新人、新世界的生成。然而此刻,“心爱的同志,你想起了什么?哦,你想起了刘胡兰”。在这离别的时刻,为什么想起的是刘胡兰而不是别的?为什么不是即将远行的战友的事业,不是辽阔而贫瘠的大西北的开发,不是正在兴建的纪念碑上的其他英雄,而偏偏就“想起了刘胡兰”?对此我们可以进行无穷的想象,在想象中有动人心魄的生命之流的奔涌。关键是“如果刘胡兰活到今天,她跟你正是同年。你要唱她没唱完的歌,你要走她没走完的路程。我爱的正是你的雄心,虽然我也爱你的童心”。诗进行至此,在这整篇诗歌的中心,有两个“心”——“雄心”“童心”喷涌而出。这是“心爱的同志”的“心”,但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史上所有英雄的“心”,是英勇就义的刘胡兰烈士的“心”,是写下《到远方去》的诗人邵燕祥的“心”。正是一代代英雄们的“以心印心”,“以心传心”,才有祖国的事业、革命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的代代相传。正是在这种革命的“道统”、革命者的“以心传心”的感召下,于是有了这样的诗句:

让人们把我们叫做,

母亲的最好的儿女,

在英雄辈出的祖国,

我们是年轻的接力人。

作为祖国的“年轻的接力人”,“青年团员走在长征的路上”,他们“将在河西走廊送走除夕,将在戈壁荒滩迎来新年”。这就是革命者的“去远方”,是青年团员的“去远方”。在这担负着艰巨任务的革命的“去远方”中,中国诗歌中的“远行”主题获得了全新的思想意义和文学表达。诗的末节是如下的句子:

我们要坚守誓言:

谁也不许落后于时间!

那时我们在北京重逢,

或者在远方的工地再见!

“谁也不许落后于时间!”这是多么奇特的“誓言”,这是多么惊才绝艳的诗句,没有一種新的历史时间观念和新的历史创造的激情,这样的句子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共和国诗歌史上,能够与这样的句子争艳的也许只有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这是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才可能生成的句子。也只有理解了这样的句子,我们也才能真正理解《去远方》的思想与艺术特色,才能理解邵燕祥诗中的“时间”和“远方”。所有真正的诗人一定要心有“远方”,而且一定要踏上远去的征途。然而,在“远方”与“中心”之间,在时间的“远方”和空间的“远方”之间,还必须有一颗自由的、诗意的、能思的心灵。没有思想、智慧、激情和想象力,所谓“远方”终究只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而已。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保有对“诗与远方”的激情和想象,都应该在真实的生活实践中书写我们的“诗意”,走向我们的“远方”。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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