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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常”处发现“合道”

2020-05-30程海滨

语文建设·上 2020年4期
关键词:橐驼畸人养人

程海滨

文学作品是一个和谐统一的白足整体,但是这种和谐统一并不是编程式的排列,也可能是在反常的艺术表达中形成辩证的和谐统一。在文学作品中,作家根据情感、主旨的表达需要,往往采用背离常规的陌生化表达方式,形成文本的特殊的“吁请”结构,引起读者的审美期待,诱导读者发现文本的言外之意,这就是所谓“反常合道”。简要地说,“反常”,就是打破常规的表达方式,用“陌生化”的表达方式给读者造成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合道”,就是从文本主旨和艺术表达上说,却又合乎文本的书写逻辑。“反常合道”是文学创新和继承二元统一的重要方式。

如果说作家“反常合道”的创作遵循“意蕴一表达”的思维脉络展开,呈现文本的深刻意蕴,那么读者的欣赏则须沿着“表达一意蕴”的线索,捕捉文本的深刻意蕴。读者在探究性阅读中,通过发现文本表达的反常之处,探寻文本潜藏着的逻辑关联,体验并发掘作者的真正创作意图。

应该承认,一个成熟的读者如果能有意识地从表达的“反常”处解读文本,就会进入文本的内在机理。比如,我们在解读《种树郭橐驼传》时,试用这一方法,就会发现该文存在三处“反常”的表现:一是标题为何特别点明人物的职业特征“种树”;二是为何特别点明人物的生理特征“橐驼”,且主人公为何欣然接受这带有侮辱性的外号呢;三是人物的职业、生理特点与主题表达构成何种关系?

先谈第一个问题。为何特别点明人物的“种树”职业?从标题上看,文章是一篇人物传记。传记文学本源为先唐史书,史书的人物传记一般都直接称之为“某某传”,很少将人物的具体职业直接标示在题目之中,即便如“商贾传…‘伶官传…‘游侠传”这类带有人物职业特点的人物称谓,也只是这一类人物职业特点的抽象代称。柳宗元其他的人物传记或用“某某传”为题,如《童区寄传》;或用一类人职业特点的抽象代称,如《捕蛇者说》。那么这篇传记的题目在“郭橐驼传”前面为何要特别加上人物的具体职业“种树”二字?而且联系文章内容,并没有记录郭橐驼的生平事迹,只是借郭橐驼种树阐明“与吾业者其亦有类”的养人之术。由此我们也可以联想到柳宗元其他作品,如《三戒》之类。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实际上糅合了传记散文与一般寓言的写法,创造了一种新的寓言体式。寓言是用比喻性的故事来寄托意味深长的道理,給人以启示的文学体裁。本文主旨是由叙写郭橐驼种树之法而引申出统治者的养人之术,由树及人,以事明理。种树是说理的源头,因而题目中特别标示“种树”的职业特点。

再谈第二个问题。本源为先唐史书的人物传记也不以人物的生理特点为标题,那么本文为何在标题中特别标示人物的生理特征“橐驼”?另外,橐驼是一个含有调侃、讥讽、轻蔑甚至侮辱意味的外号,橐驼本人为何说“甚善,名我固当”?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教材第二册教师教学用书解读为:“称他为‘驼,是指其病而为号,并不雅。最为难得的是,驼竟放弃自己原来的名字,也这样自称起来。作者寥寥数笔,就勾勒小人物豁达的性格,令人猜想在这豁达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自信,也就增强了阅读的兴趣。”说称他为“橐驼”,勾勒出人物“豁达的性格”,隐蔽着心理的“自信”,显然是误读。如果真是表现人物的豁达自信,这不仅与下文没有相应的勾带关系,而且也疏离了本文的主旨。文章主旨是由养树之道推演出统治者的养人之术,告诫为官者不能“好烦其令”,扰民伤民,显然与所谓郭橐驼的豁达自信完全没有关系。作者之所以用橐驼作为文章标题,而且本人也欣然接受,显然有着特殊的寓言含义,与文章的说理主题构成隐性的逻辑关联。在表现手法上,“橐驼”和“种树”也形成隐性的内在呼应。这在下文再详细论述。

最后谈第三个问题。人物的种树职业、生理特点与说理的主题有何关系,是文本阅读的核心。本文的体裁是寓言,所阐述的统治者养人之术由郭橐驼种树之理延宕而来,其说理的核心就是“吾问养树,得养人术”。而橐驼种树的特点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即顺应自然,达乎本性。这显然是庄子的基本哲学观念。如《逍遥游》的核心是强调“无待”逍遥的生命状态,无论是自然中的鲲鹏、蜩与学鸠、朝菌与蟪蛄、冥灵与大椿,还是社会中的智者、行者、德者以及超然世俗的宋荣子、列子,都没有达到这种生命状态,要达到这种生命状态,就必须“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万物的根本是自然,唯有顺应天地四时的自然变化,才能进入逍遥无待的生命状态。非常有趣的是,庄子寓言还常常将这种顺应自然的生命状态外化为人的生理状态,用极端的方式塑造了一系列畸人形象,其中佝偻承蜩中的“佝偻丈人”与“橐驼”外形最为接近。他之所以塑造一系列畸人形象,是因为“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庄子·大宗师》),意思是畸形的人,虽然相对于常入而言是畸形,却恰恰顺乎自然(天)。也就是说,畸人正是自然的形象化呈现。柳宗元塑造的畸人形象都是超越世俗、通于“天道”的奇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橐驼欣然接受带有侮辱性的外号也是顺应自然的表现,这样,“橐驼”的“侔于天”、“种树”的“顺之天”和治人的“致其性”,就构成了逻辑上的呼应关系。

解决了这三个“反常”的疑窦之后,就可以顺畅地解读文本了。文章主体有三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述结果。橐驼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所以长安富豪人家“争迎取养”,其他种树的人也“窥伺效慕”。种树是橐驼的绝技。第二段,用“莫能如也”引起下文之问。先阐述种树之道的核心原则:“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接下来谈“植木之性”:舒展树根,培土均匀,而且须用树苗原土,夯实土层——栽种时爱之如子;再谈管理之法:自然无为,全其天性——管理时休养生息;最后说明,若植之不得其法,或“爱之太恩,忧之太勤”,背离了树木的自然本性,则是“虽日爱之,其实害之;虽日忧之,其实仇之”,这就从反面证明自然无为、全其天性的重要性和唯一性。第三段,又用“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引出文章主旨。郭橐驼虽说“官理,非吾业也”,但他又从亲身经历说起,官府“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因为政令繁苛,本是爱民,反成祸民;“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百姓不得不“辍飧饔以劳吏”,本是治民,反成扰民:这一切都违背了顺乎民性、休养生息的原则,与种树者“虽日爱之,其实害之;虽日忧之,其实仇之”的道理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问者“得养人术”,并且以橐驼的种树之道作为为官之术的标准。

本文结构与《庖丁解牛》类似,都是以事明道,事与道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然而,本文由种树之道正(无为适性)和反(有为逆性)的两种不同结果,引申LI_I治民之道的反(祸民扰民)和正(与民休息)的两种可能结果,形成鲜明对比,使说理比《庖丁解牛》更为显豁。因此,就文体形态而言,《庖丁解牛》重在事件描述,道寓其中;本文唯取人物对话,道存言中。这与柳宗元其他寓言如《三戒》有别,更近于《蝜蝂传》。

如果说柳宗元《捕蛇者说》重点批判“苛政猛于虎”,那么本文则是正面说明治政之道在于自然无为、顺乎民性,亦即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这显然与柳宗元所处的时代及思想倾向有关。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鼎盛走向衰微。国家人口锐减,经济衰颓,民生凋敝,亟须休养生息,所以柳宗元这篇寓言乃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然而,文章的出发点是儒家的仁政爱民,而所强调的治政措施则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所以他的措辞不用“治人”而用“养人”。柳宗元思想以儒家为主体色调,但是统合儒道也是他晚年思想的基本倾向之一。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說:“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孑L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孑L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他所创作的《八晋》也正是以援儒人道的方式,强调“民利,民白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一言以蔽之,自然无为,顺乎本性,教化而不扰民,利民使民白利,是基本的“养人之术”。因此,《种树郭橐驼传》中郭橐驼“畸于人而侔于天”的外在形象,“适性”“自然”“无为”的种树之道,以及二者内在逻辑联系中,所蕴含的顺民之天、致民之性、无为而使民白为的“养人之术”,正是柳宗元这一思想的诗意表达。在幽默诙谐的闲澹之笔中,传达m警醒人心的审美韵味。

当然,橐驼的“无为”并不是亳不作为,比如论种树之道是“为”,管理之法是“不为”。为,不是强为妄为,而是致乎本性,为而不为;不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乎自然,不为而为。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称之“橐驼”,他没有犀利地抗争,而是安时处顺,循其自然,主动欢悦地接受其名。柳宗元在文本的开端部分实则就已经毫无痕迹地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移植于其中了,且这条主线在文本中并未有任何断裂,一直贯穿至结尾。

综上所述,发现文本的“反常”表达,恰恰成为解读文本的端口。如果我们沿着这个端口,细读文本,进而探寻文本的“合道”之处,整个解读过程不仅扩大了文本的阐释空间,同时摆脱了简单提炼信息的浅表化解读模式,从而走向多元化、审美化的解读,并有效提升我们的思维品质。简要地说,从“反常”处探寻“合道”,是文本细读的重要方法之一。《种树郭橐驼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运用这种方法解读文本的示例。圈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科学项目2()19年度课题“指向提升中学生思维品质的文本细读策略研究”(项目编号:jk19053)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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