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杭州师范大学心理科学研究院，杭州 311121；2.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杭州 310028)

1 引 言

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随着春运大潮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开来。截至2020年3月1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累计确诊病例80026例，累计死亡病例2912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66324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应急办公室,2020)。作为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疫情不仅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给人们的心理带来巨大冲击，导致人们出现焦虑、抑郁、失眠等心理与行为问题(Chen et al.,2020;Kang et al.,2020;Xiang et al.,2020;蔡欢乐等,2020)。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普通民众而言，焦虑是其常见的心理反应(Ki,2014;Tambo,Ugwu,& Ngogang,2014;王一牛,罗跃嘉,2003)。例如，有研究对“非典”期间的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82.3%的大学生焦虑水平高于常模(李小麟,李晓玲,张麒,2005)。

为什么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流行期间会有大量的民众出现焦虑情绪呢？在风险信息寻求与加工模型看来(Griffin,Dunwoody,& Neuwirth,1999;Griffin,Dunwoody,& Yang,2012)，当处在风险事件的情境中时，由于对风险事件的不确定性，个体会主动搜集风险事件的相关信息，构建他们的防御性态度、信念和行为来维护自身的健康(Griffin,Neuwirth,& Dunwoody,1995)。这个过程中，个体风险经历、信息充分性和对风险的感知特征可以影响个体的行为和态度，也会导致个体出现情绪反应(Griffin et al.,1999)，引发个体的担忧(Yang,Aloe,& Feeley,2014)，诱发或加剧其焦虑。其中，风险经历是指个体所经历风险事件的严重程度，与创伤经历类似，经历的遭遇越严重，个体感知到的压力就越大，这会增加个体的不确定感，降低其安全感(周宵,伍新春,王文超,田雨馨,2018)，从而可能导致个体的焦虑水平增加(Grills-Taquechel,Littleton,& Axsom,2011)。

风险信息充分性要求个体获得更多的、更及时的信息(Griffin et al.,1999)。因此，个体可能需要不断地通过媒体来关注风险事件的进展情况(Yang et al.,2014)。在这个过程中，风险事件媒体暴露的时长也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反应(Hall,Murray,Galea,Canetti,& Hobfoll,2015)。创伤心理学的研究发现，长时间暴露于媒体对创伤事件的报道之中，会使个体间接地体验到创伤事件，出现与创伤亲历者类似的心理反应(Perez,Jones,Englert,& Sachau,2010)，加剧其焦虑水平。除了风险事件信息暴露的时长外，风险事件信息暴露的性质也可能影响个体的心理体验。例如，经常暴露在灾难事件负面信息下可能会加剧其心理问题(Hall et al.,2019;Palgi,Shrira,& Hoffman,2017)。对此，恐惧的诉求理论认为，对危险的感知主要体现在对灾难事件易感性和严重程度的判断上(Witte,1992)，媒体报道事件的负面信息增加了人们对灾难易感性和严重程度的认知，增加其恐惧的心理反应(Yeung et al.,2018)，进而可能诱发焦虑。此外，情绪感染的社会网络模型也认为(Kramer,Guillory,& Hancock,2014)，情绪可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传递并影响他人，媒体报道的信息含有情绪唤醒性内容，负面的信息暗含消极情绪，它可以通过媒体传递给受众，进而加剧受众的消极心理反应(Yeung et al.,2018)。相反，关注灾难相关的积极信息则可以有效地缓解个体的消极心理结果(Hall et al.,2019)。

风险信息寻求与加工模型认为(Griffin et al.,1999)，风险感知是影响个体情绪反应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风险感知是个体对风险的认知，主要包括了个体对风险事件的熟悉性、可控性、严重性等的认知(Griffin et al.,1999;Terpstra,2011;李华强,范春梅,贾建民,王顺洪,郝辽钢,2009)。实际上，感知到灾难事件的严重程度越高，个体对事件的可控制感就越低，这会增加个体的不确定感，威胁其安全感，增加其恐惧反应(Quan,Zhen,Yao,Zhou,& Yu,2017)，进而导致焦虑出现。有实证研究已经发现，感知灾难事件越严重的个体越可能出现焦虑问题(Janssens et al.,2004;Tripp,Tan,& Milne,1995)。

综上所述，风险经历、风险事件信息暴露时长与性质、风险感知都可能对个体的焦虑产生影响。不过，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创伤事件结束之后的亲历者，对于并未直接经历创伤事件的普通民众而言，这些因素是否会对焦虑发生作用依旧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议题。当前我们正处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阶段，普通民众的焦虑心理势必会影响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疫情结束后民众的工作和生活，探究普通民众焦虑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了解疫情当下民众心理健康状况，同时为相关心理疏导工作提供理论参考。基于此，本研究将在风险信息寻求与加工模型的框架下(Griffin et al.,1999)，探究疫情经历、媒体信息暴露的时长与性质、疫情风险感知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下普通民众焦虑的影响。

2 方 法

2.1 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1050名普通群众。其中，男性有361人(34.4%)，女性有689人(65.6%)；30岁及其以上的民众有454人(43.2%)，30岁以下的民众有596人(56.8%)；本科及其以上的民众有958人(91.2%)，本科以下的民众有92人(8.8%)；已婚民众465人(44.3%)，未婚民众585人(55.7%)；月收入为5000以上的民众有501人(47.7%)，月收入为5000及以下的民众有549人(52.3%)。

2.2 测量工具

2.2.1 焦虑情绪

本研究采用DSM-5广泛性焦虑评估项目(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2013)来评价疫情下普通民众的焦虑情绪，共6个题项，涉及容易疲倦、易激惹、坐立不安或感到紧张、睡眠问题、肌肉紧张、注意力难以集中等内容。在本研究中，所有题项采用0和1计分，其中0代表“否”、1代表“是”，其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α=0.78)。根据DSM-5广泛性焦虑的诊断标准，若个体的担心/焦虑与以上6个项目中的至少3个有关就意味着个体出现了焦虑(APA,2013)。

2.2.2 疫情经历

本研究根据Hall等人(2019)和伍新春、张宇迪、林崇德、臧伟伟(2013)的创伤暴露量表，结合当前疫情，编制了由10个题项构成的疫情暴露量表(如“亲人被感染或隔离”“熟悉的人被感染或隔离”“听说有感染者死亡”等)，每个题项采取0和1计分，其中0代表“否”、1代表“是”，总分越高说明疫情经历越严重。

2.2.3 媒体信息暴露时长和性质

本研究根据Hall等人(2019)的台风媒体暴露问卷设计了疫情媒体信息暴露调查量表。Hall等(2019)的台风媒体暴露问卷包括15个项目，主要测量暴露于台风相关信息的时长(观看台风信息的时长)、暴露台风相关正面信息(观看台风后救援方面的信息)和负面信息(观看台风后受灾人数方面的信息)等三个部分。在本研究中，我们基于Hall等(2019)的台风媒体暴露问卷的题项，结合本次疫情的具体特点，设计了10个项目。其中，4个项目测量民众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观看/查看疫情相关信息的时长，采用5点计分，0代表从未观看、1代表1小时以内、2代表2～3小时、3代表4～5小时、4代表5小时以上；该分量表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数为0.66。其余6个项目评估个体对于疫情正面信息(3个题项，如“观看/查看疫情救援的信息”)和负面信息(3个题项，如“观看/查看民众因疫情恐惧的信息”)的关注，均采用1到4点计分，其中1代表“从未”，4代表“经常”。在本研究中，媒体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暴露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89和0.66。

2.2.4 疫情风险感知

本研究参考李盈霞(2015)和王怡婉(2017)的台风风险感知问卷，结合疫情的具体情况编制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风险感知调查问卷。该问卷包括15个题项，所有题项均采用1～5点计分。其中，5个题项测量民众对疫情熟悉性的感知(如“您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产生的原因”，1代表“非常陌生”、5代表“非常熟悉”)、5个题项测量民众对疫情可控性的感知(如“您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的方式”，1代表“完全不能控制”、5代表“完全能控制”)、5个题项测量民众对疫情严重性的感知(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会造成经济损失”，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风险感知问卷总体α系数为0.84，三个分量表的α系数在0.84至0.88之间。

2.3 施测过程与数据分析

本研究于2020年1月27日至1月30日，采用电子问卷的方式对疫情下普通民众的心理与行为状况进行调查。电子问卷主要通过微信动态、微信群、QQ群等方式推送给亲友，邀请其填答并帮助推广，最终收取1050份有效数据。所有数据利用SPSS 23.0进行处理，采用χ2、Pearson相关、多元logistic回归等方法来分析数据。

3 结 果

3.1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根据DSM-5广泛性焦虑的评估标准，结合被试的自评结果，发现189(18.0%)位民众出现了焦虑情绪。随后，我们利用χ2分析考察焦虑情绪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平均月收入等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状况，利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了疫情经历、媒体信息暴露时长、媒体正/负面信息暴露、感知风险等因素与焦虑水平之间的相关，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焦虑情绪的发生率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月收入等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疫情经历、媒体信息暴露时长、负面信息暴露以及对疫情严重性的感知分别与焦虑呈显著正相关，对疫情熟悉性的感知与焦虑呈显著负相关，正面信息暴露和对疫情可控性的感知与焦虑之间的相关不显著。

表1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表

注：*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下同。

3.2 焦虑情绪的影响因素分析

考虑到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月收入)对焦虑情绪的预测作用不显著，本研究在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时不再将上述人口学变量纳入考量。研究将无焦虑情绪组作为对照组，考察疫情经历、媒体信息暴露时长、正/负向信息暴露、风险感知等因素对焦虑情绪的影响，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疫情经历越严重(OR=1.17，95%，CI:1.02～1.35)、媒体信息暴露时间越长(OR=1.06，95%，CI:1.01～1.12)、媒体负面信息暴露越多(OR=1.18，95%，CI:1.06～1.31)、感知疫情越严重(OR=1.09，95%，CI:1.03～1.16)的民众更可能出现焦虑情绪；媒体正面信息暴露越多(OR=0.88，95%，CI:0.80～0.97)、对疫情相关情况越熟悉(OR=0.92，95%，CI:0.88～0.97)、越认为疫情可以控制(OR=0.96，95%，CI:0.91～1.01)的民众出现焦虑情绪的可能性就越低。这些结果说明了，疫情经历、媒体信息暴露时长、负面信息暴露和感知疫情严重性可能会诱发或加剧焦虑情绪，疫情正面信息暴露、对疫情的熟悉度和可控度的感知可以降低焦虑情绪出现的可能。

表2 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

注：#代表边缘显著。

4 讨 论

本研究考察了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普通民众的焦虑情绪，结果发现焦虑情绪的发生率为18.0%，低于昌敬惠、袁愈新、王冬(2020)关于此次疫情下大学生焦虑情绪发生率为26.6%的研究结果。进一步分析发现，焦虑情绪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平均月收入等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不显著，说明在疫情防控期间，无论个体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和收入情况如何，他们都可能会出现焦虑。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本调查开展于疫情防控初期，人们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信息了解较少，对此病毒的不确定性让人们产生担心害怕(时勘等,2003)，因此出现较多焦虑情绪者；二是此病毒的高传染力和无特效药的现实，使人们担心一旦感染就无法救治，这增加了人们对该病毒的恐惧，甚至诱发了人们的死亡恐惧，这种恐惧可以进一步诱发人们的焦虑(韦庆旺,周雪梅,俞国良,2015)。

本研究考察了疫情经历、媒体信息暴露时长与性质、疫情风险感知等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普通民众焦虑的影响，结果发现这些因素对焦虑情绪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支持了风险信息寻求与加工模型(Griffin et al.,1999)。具体而言，疫情经历越严重的个体更有可能出现焦虑情绪，这与以往创伤领域的研究结果类似(Neria,Besser,Kiper,& Westphal,2010;van Nierop et al.,2018)。突然爆发的灾难事件可能挑战了人们关于自我和世界的长久稳固的信念，引发其产生有关自我和世界的消极看法，降低了个体的安全感，导致其出现恐惧和担心(Quan,Zhen,Yao,& Zhou,2020)，加剧个体的焦虑反应。

与以往的创伤心理研究结果类似(Hall et al.,2019;Palgi et al.,2017)，本研究发现媒体疫情信息暴露时间越长，个体越可能出现焦虑情绪，支持了恐惧的诉求理论(Witte,1992)和情绪感染的社会网络模型(Kramer et al.,2014)。这可能是由于媒体报道的灾难信息过于具体和生动，并且具有情绪唤醒的功能(Yeung et al.,2018)，人们关注这些信息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记住相关信息，也更容易在认知世界中检索到这些信息，同时诱发其恐惧、担心等消极的情绪反应。此外，人们长期关注疫情信息会将其思维沉浸于疫情相关事件中，容易导致其对事件的反复性思考，这也可能引发焦虑(Klemanski,Curtiss,McLaughlin,& Nolen-Hoeksema,2017)。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对疫情负面信息关注多的人更可能出现焦虑，对疫情正面信息关注多的人出现焦虑的可能性更小，这一结果与Hall等人(2019)的发现一致。实际上，媒体报道的信息会影响个体对创伤经历的认知建构(Yeung et al.,2018)。报道的消极内容可能会使民众夸大事件本身的严重性及其结果的影响性(Ben-Porath & Shaker,2010)，增加其恐惧程度，加剧其焦虑反应。相反，媒体报道的积极内容可以帮助人们积极重构疫情经历，发现疫情背后的积极性和建设性内容，有助于缓解其焦虑程度。

通过对疫情风险感知与焦虑情绪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对疫情熟悉性和控制性感知越高的人，其出现焦虑情绪的可能性越低。对疫情的熟悉性越高意味着个体对疫情相关信息的理解度越高，这有助于提升其确定感(时勘等,2003)，因此出现焦虑情绪的可能性越小。对可控性的感知可以促使个体投入时间和精力(Heckhausen,Wrosch,& Schulz,2010)，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来防控病毒，提升应对疫情的效能感(Zhou,Zhen,& Wu,2017)，从而缓解疫情对其心理的负向影响。而对疫情严重性的感知会增加焦虑情绪发生的可能，对疫情严重性的估计可能直接引发个体的恐惧感，增加个体对自我、他人和周围世界的担心(Quan,Zhen,Yao,& Zhou,2017)，从而加剧其焦虑水平，增加焦虑情绪出现的可能。

总之，本研究发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无论其人口学特征如何，普通民众都可能会出现焦虑情绪。其中，疫情经历严重、媒体信息暴露时间较长、常关注疫情负面信息、感知疫情很严重的民众更容易出现焦虑情绪；常关注疫情正面信息、对疫情比较熟悉、认为疫情可控的民众出现焦虑情绪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在疫情防控当下和疫情结束后，需要减少民众对疫情信息的过度关注，尤其是消极信息；引导其关注疫情正面信息，发现疫情背后的正能量。此外，需要客观、科学地报道疫情相关信息，增加民众对新冠病毒和疫情防控的熟悉性，提升他们的控制感，降低其对疫情严重性的感知，通过这些努力帮助民众缓解或预防焦虑。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本研究在风险信息寻求与加工模型的框架下(Griffin et al.,1999)，仅考察了疫情经历、媒体信息暴露时长与性质、疫情风险感知的作用，没有对其他的因素进行探究；另一方面，疫情当下的民众不仅可能出现焦虑，也可能出现急性应激障碍、恐慌、失眠等心理和行为问题，本研究仅考察了典型的焦虑，并没有考察其他的心理和行为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考察疫情当下民众的不同心理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借助DSM-5广泛性焦虑评估项所考察的民众焦虑情绪仅表示一种焦虑倾向，不足以作为临床诊断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