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 凯，杨 志

(1.哈尔滨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2.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1 引言

随着网络媒体的崛起以及网络技术的进步，舆情传播已经突破了地理位置、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与限制，在传播过程中各方主体实时互动与交互感染并产生网络集群行为，严重威胁到我国社会安定与社会经济发展。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止2017年12月，我国网站数量为533万个，年增长率为10.6%，微信朋友圈、QQ空间用户使用率分别为87.3%和64.4%，微博用户使用率达到40.9%，知乎、豆瓣、天涯社区使用率均有所提升，用户使用率分别为14.6%、12.8%和8.8%[1]。当前，网络媒体已成为信息传播和信息披露的重要平台之一，相比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凭借用户基数大、信息传播快、互动功能强等特点，其传播影响力显著提升，并成为突发危机事件信息传播的重要力量。但是，近年来，由于我国互联网行业监管缺失，导致了各类网络媒体或网络APP的野蛮扩张和成长，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往往会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处理或传播突发危机事件。而对于突发危机事件舆情的引导与治理，更需要发挥政府监管部门的主导作用，并积极引导网络媒体参与网络舆情的治理，维护我国社会稳定和网络空间安全。因此，需要对此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积极探索由政府主导，网络媒体积极应对的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治理模式，为政府相关部门在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治理方面提供决策支持。

在自媒体时代，突发危机事件极易在网络空间中形成大范围的讨论，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传播迅速性、主体之间互动性等特征，一旦错失舆情治理的最佳时机，网络舆情将会进一步扩散甚至恶性传播[2-3]。目前，对于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与引导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从集中在危机管理中社交媒体的作用、危机舆情信息传播、危机网络舆情规律建模与监控、预警这几个方面。对于在危机管理中发挥社交媒体作用的研究主要有：Jin等[4]认为在网络时代，危机管理者可以通过优化各类社交媒体，了解网民传播和分享危机信息的传播和沟通模式，进一步对未知舆情危机做出相应的应急处理；Wukich[5]认为在危机管理中管理人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实现信息传播、实时数据监控、公众参与对话，从而实现各方人员互动，协调集体行动，正确疏导危机；Lachlan等[6]通过重大天气危机事件中Twitter的使用和内容进行了分析，发现社交媒体在危机风险沟通、危机信息搜索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危机舆情信息传播方面的研究主要有：Duggan和Banwell[7]通过建立危机事件信息传播模型，分析了影响危机事件信息传播者以及信息接受者传播和接受相关危机信息的路径与规律；Schultz等[8]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是危机舆情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危机信息的传播方式要比传播内容更为重要；Yoo等[9]通过实证检验社交媒体上关键要素对危机信息传播速率的影响，发现社交媒体的内部传播速度远远高于来自外部来源的危机信息，其中危机信息的传播率取决于信息发布者的影响力。对于危机事件网络舆情规律建模与监控的研究主要有：Gil-Garcia和Pons-Porrata[10]通过文本聚类的方法，收集、跟踪网络舆论传播中的热点话题，为舆论危机监控与预警提供了参考；Koulouris[11]运用agent模拟了社交网络中各个主体观点一致或者分裂状况并提出了多重均衡调节模型；Regan等[12]认为在发生食品安全危机事件时，应立即建立社交媒体与政府部门的双向监控与沟通机制能够及时疏导危机并破除谣言。

虽然中国互联网起步晚，但发展迅速，相关领域学者对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研究成果较丰富。当前，对此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网络舆情的特征与内涵、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规律与机理、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分析技术与分析模型。其中，对于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特征与内涵的研究主要有：陈海汉和陈婷[13]认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有三个主要特征，即快速传播、多级衍生性、群体极化；宋宁和刘婵君[14]将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阶段分为形成期、发展期、消弭期，其中网络舆情主体主要有网民、政府、网络媒体等，而客体则是议题，决定了突发危机事件演化过程的极端复杂性；李钢和陈璟浩[15]认为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是指社会公众通过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围绕各类自然和人为突发事件散布含有自身情绪、态度、观点等信息的总和，其中具有以下特征：突发性、信息泛滥、危害放大、群体极化、控制难度大。对于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规律与机理的研究主要有：董阳和陈旭阳[16]认为极化、制衡和趋于理性化是网络舆论演化过程的三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刻画出了网络参与主体的转译机制；王光辉和刘怡君[17]通过收集20起网络舆论危机事件，分析了网络舆论传播和蔓延的内外部影响因子，最后提出了网络舆论蔓延扩散的一般规律；洪巍等[18]在基于上海福喜事件微博数据基础上，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在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网民转发行为的主要特征、规律与相关影响因素。对于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分析技术与分析模型的研究主要有：吴鹏等[19]运用Agent建模技术，对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变过程中的网民群体行为展开了建模与仿真研究；余乐安等[20]以水污染事件为研究对象，在基于网民、政府、媒体三方参与主体的基础上，构建了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扩散机制的仿真模型；韩普和王鹏[21]改进了无标度网络模型和传染病模型，并在Net Logo平台上对网络舆情演化进行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舆情引导的最佳时机是舆情信息传播速率增大阶段。

通过分析国内外研究状况，大多数文献都集中在对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机理、风险预警、引导对策、传播规律建模等方面，鲜有文献从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角度，以地方政府治理为基础，进一步引入中央政府惩罚机制对此问题展开系统性研究。尽管已有学者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网络舆情传播规律与疏导展开研究，如学者陈福集和黄江玲[22]、宋彪等[23]、彭赓和熊烨明[24]、李燕凌和丁莹[25]、李勇建和王治莹[26]运用演化博弈分别从羊群效应、网络舆情疏导、企业应对微博负面舆情、社会信任修复、突发危机事件舆情传播机制等方面展开对网络舆情相关问题的研究。但是运用该理论开展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治理方面的研究仍然较为缺乏，特别是将网络媒体纳入与政府部门共同治理网络舆情危机中少有人关注。其中，杨志和祁凯[27]基于“情景—应对”模式，建立了突发网络舆论事件不同演化阶段的“情景—应对”演化博弈模型，并通过数值仿真分析提出相关引导策略，本文在此基础上将演化博弈分析与“情景—应对”推演分析两种研究方法融合在一起，并将网络媒体纳入网络舆情危机治理主体中。考虑到门户网站、社交媒体、自媒体等组成的网络媒体已经成为突发危机事件酝酿与传播的主要平台和载体，同时也是地方政府治理网络舆情的重要协同对象，对双方主体行为策略进行演化博弈分析很有必要。鉴于此，本文首先构建了地方政府与网络媒体在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中行为策略选择的演化博弈模型，求解并分析了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热度影响系统演化至局部稳定均衡状态的演化条件；其次，为了使系统演化至理性状态，将中央政府惩罚机制纳入上述演化博弈模型中，从而引入了一个在中央政府惩罚机制威慑下，地方政府与网络媒体协同治理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拓展演化博弈模型，同时对此模型进行求解与分析并给出了地方政府与网络媒体双方行为策略选择的最优演化策略；最后，以“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雅安地震事件”、“天津港爆炸事故”、“长春长生假疫苗事件”为研究案例，对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展开多情景推演，对比分析在不同情景下双方行为策略的演化稳定均衡，进一步验证本文所提出的模型与方法运用到现实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可行性。

2 问题描述与基本假设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断刺激着网络媒体的野蛮成长，一旦爆发突发危机事件，网络媒体会根据自身利益的需求做出相应的行为决策。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政府监管部门是网络舆情治理的主体，对于净化网络传播环境，优化网络媒体运营环境发挥着关键作用。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激活了网络媒体的发展，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管，导致突发危机事件舆情传播的失控。本文将网络媒体纳入网络舆情危机治理主体中，在突发危机事件爆发后，网络媒体处理不当会造成大范围的舆情危机，而政府作为舆情治理的主体，对网络媒体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义务。因此，最终决定发酵在互联网平台中的舆情危机是否会进一步恶性演化，网络媒体与政府在危机演化过程中的行为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基于上述问题描述，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基本假设条件：

(1)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28]，突发危机事件演化至互联网空间后，涉及到的利益治理主体主要有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以及网络媒体。在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与网络媒体受利益驱使会选择最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策略，而中央政府则是促使各方行为策略演化至局部稳定状态的关键因素。

(2)在复杂网络空间中，参与主体在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会使网络媒体在策略空间{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中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其中，大部分的网络媒体会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应对网络舆情，同时仍然会有少部分网络媒体投机取巧采取消极应对策略。因此，该假设符合演化博弈中大部分参与者会选择惯例行为，而少部分参与者则会选择试错法达到演化均衡的基本条件[29]。

(3)根据地方政府不同的执政方式与理念，在面对突发危机事件时，对网络媒体的监管方式{监管，不监管}则不同。出于对各地政府公信力、自身形象、政绩竞争的考虑，在突发危机事件爆发后，其对网络媒体的监管过程中会不断的学习、修正、调整自身行为策略[30]。

(4)根据地方政府当前实施的监管措施，网络媒体采取是否积极应对的行为策略，即符合演化博弈理论中“短视”的假设[31]。各个网络媒体主体会相互观察彼此策略选择的损益状况，以此作为后续策略选择的依据；同理，地方政府在实施监管策略过程中，也会根据网络媒体的执行情况，随时进行修正与调整。

基于上述假设条件，可以进一步假设，在爆发突发危机事件后，其中，网络媒体可以采取积极应对策略记为h1，采取消极应对的策略记为h2，策略集合记为s1={h1,h2}；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可以采取监管策略记为r1，采取不监管策略记为r2，策略集合记为s2={r1,r2}。在双方主体演化博弈过程中，假设网络媒体采取积极应对策略h1的比例为x，则采取消极应对策略h2的比例为1-x；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采取监管策略r1的比例为y，则采取不监管策略r2的比例为1-y。此处，0≤x≤1，0≤y≤1。

具体收益假设如下：当突发危机爆发后，面对网络舆情传播，网络媒体采取积极应对策略的收益为v，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为c1，网络媒体的行为策略会进一步减轻政府应对危机事件的舆情压力，此时地方政府监管部门获得的潜在收益为w；当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也采取监管策略，会获得公众的认可、社会的稳定等额外收益为Δw，其监管成本为c2，在现实条件下政府持续的监管成本要远远大于其获得的潜在收益，即c2>Δw；若网络媒体不重视舆情传播甚至随意散布舆论，即采取消极应对策略，而地方政府在采取强有力的监管措施过程中，会对应对不利的网络媒体处于罚款为u；如果地方政府监管部门无视舆情传播，疏于监管，此时，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热度为ε，其中0≤ε≤1，舆情持续的恶性传播会给网络媒体造成一定的经济收益为g，如网站点击率上升、广告效益等收益，同时会对网络媒体的形象、名誉等造成潜在损失为δ，若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缺乏对网络媒体监管会承担一定的社会经济损失为α，同时当地政府形象、公信力将会下降，记为损失λ。

根据以上假设分析，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与网络媒体双方主体之间的博弈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双方演化博弈收益矩阵

3 模型构建

3.1 双方演化博弈的复制动态方程分析

在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策略选择都具有限理性，而复制动态方程是研究行为策略在整个种群中的适应度，因此能够描述双方参与主体具体的演化过程。所以，需要进一步构建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行为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

lh1=(v-c1)y+(v-c1)(1-y)=v-c1

(1)

lh2=-uy+(εg-εδ)(1-y)=(εδ-εg-u)y+εg-εδ

(2)

联立式(1)和式(2)可以求出网络媒体的平均期望收益，则有：

(3)

联立式(1)和式(3)可以得到网络媒体行为策略选择的复制动态方程，则有：

(4)

qr1=(w+Δw-c2)x+(Δw+u-c2)(1-x)=(w-u)x+Δw+u-c2

(5)

qr2=wx+(-εα-ελ)(1-x)=x(εα+ελ+w)-εα-ελ

(6)

联立式(5)和式(6)可以求出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平均期望收益，则有：

(7)

(8)

3.2 双方混合策略稳定性分析

联立式(4)和式(8)可以建立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二维动力系统(I)，则有：

(9)

(10)

进一步，计算雅克比矩阵J1在(0,0)、(0,1)、(1,0)、(1,1)、(x*，y*)这五个演化平衡点的行列式(detJ1)与迹(trJ1)的值，如表2所示。

表2 系统(I)行列式(detJ1)与迹(trJ1)的值

定性分析，如表3所示。

表3 在命题1条件下系统(I)局部稳定性分析

命题1表明：在突发危机事件爆发后，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策略选择与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热度有直接关系；如果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热度较低，网络媒体就会忽视网络舆情的传播与应对，而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也会松懈对网络媒体的监管以及舆情的治理。

3.3 中央政府惩罚机制下演化博弈模型

为了促使网络媒体和地方监管部门在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时采取积极应对策略与监管策略，避免网络舆情进一步恶化，此时中央政府需要引入惩罚机制进行管控。假设中央政府针对采取消极应对策略的网络媒体和采取不监管策略的地方监

管部门都给予相应的惩罚为κ。在混合博弈过程中，网络媒体与地方监管部门博弈收益矩阵如表4所示。

同理，根据式(4)和式(8)，可以进一步得到在中央政府惩罚机制下，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双方演化博弈的复制动态方程，即为式(11)和式(12)。

(11)

(12)

联立式(11)和式(12)可以得到中央政府惩罚机制下，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二维演化动力系统(II)为：

(13)

同理，可以计算出系统(II)的雅克比矩阵为(记为J2)：

表4 中央政府惩罚机制下双方演化博弈收益矩阵

(14)

命题2：当κ>c1-u-v且κ>c2-Δw时，(1,1)是中央政府惩罚机制下系统(II)的演化稳定点，也即是演化稳定策略(ESS)。

为了进一步验证命题2，在满足κ>c1-u-v且κ>c2-Δw条件下，根据表5，对(0,0)、(0,1)、(1,0)、(1,1)、(x*，y*)这五个演化平衡点进行稳定性分析，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得到，中央政府惩罚力度满足κ>c1-u-v且κ>c2-Δw时，系统(II)存在唯一的演化稳定点(1,1)，其余为鞍点和不确定点。所以在命题2条件下，无论系统(II)的初始值处于何种状态，最终演化稳定点会无限趋近于(1,1)，其表示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演化稳定策略是：积极应对策略，监管策略。

表5 中央政府惩罚机制下系统(II)行列式(detJ1)与迹(trJ1)的值

表6 命题2条件下系统(II)局部稳定性分析

命题2表明：在突发危机事件爆发后，如果中央政府惩罚力度高于网络媒体积极应对的成本与积极应对获得的收益和消极应对受到的惩罚之差，同时要高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采取监管策略的成本和采取此策略获得的额外收益之差时，能够促使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演化动力系统趋近于良性状态，即网络媒体采取积极应对策略，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采取监管策略。所以，中央政府惩罚机制的引入为网络媒体和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通过自身积极应对和加强监管措施预防和治理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进一步恶性演化提供了相关理论指导。

4 情景推演数值仿真分析

情景推演分析就是根据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不同状态进行讨论，模拟参与主体在不同情景下的演化过程。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演化博弈模型在现实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可操作性，本文以“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雅安地震事件”、“天津港爆炸事件”、“长春长生假疫苗事件”为研究案例，并按照网络舆情演化的形成阶段、爆发阶段、延续阶段、平复阶段梳理总结了研究案例中各类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普遍性过程，如图1所示。之所以选取上述四类突发危机事件开展实证研究，首先，这四类事件分属于突发社会安全类事件、突发自然灾害类事件、突发事故危害类事件、突发公共卫生类事件，比较全面的代表了各类突发危机事件，也比较典型，将会有力论证模型的普适性与推广性；其次，所选取的案例，其网络舆情演化都经历了形成、爆发、延续、平复等重要阶段，演化过程较为完整；最后，这四类事件爆发后，通过网络媒体致使舆情传播热度持续走高，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涉及到网络媒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等多方利益关系与博弈冲突。

综上，当突发危机事件爆发后，由于事件的突发性，网络舆情会通过网络媒体迅速蔓延，在应对网络舆情时涉及到的参与主体主要有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双方参与主体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以及掌握的舆情信息选择不同的应对策略和监管策略，下面以此四类突发危机事件为例，对上述演化博弈模型进行分情景推演分析，观察随着时间的变动对网络媒体和地方政监管部门行为策略选择的影响。

图1 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普遍性过程

(1)情景1：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热度ε=0.2情景下，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行为策略演化。

图2 情景1下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行为策略演化仿真图

从图2可以看出：在情景1条件下，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演化博弈策略最终会无限趋近于(0,0)，即“消极应对策略、不监管策略”。这说明突发危机事件爆发后，网络舆情传播热度对网络媒体和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演化策略有重要影响，如果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热度低于某一临界值，网络媒体和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都不会引起足够重视并忽视网络舆情的传播。同时发现，突发危机事件对网络媒体和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造成的经济损失与社会声誉影响增大后，网络舆情传播热度的临界值会持续降低，这也进一步说明损失不断扩大也会影响双方策略的演化。

“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雅安地震事件”、“天津港爆炸事件”、“长春长生假疫苗事件”爆发后，此四类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热度在形成阶段较低。网络舆情处于形成阶段时，网络媒体便抢先发声，而地方政府在应对舆情危机中，或滞后或迅速，如在“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与“雅安地震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第一时间启动突发危机应急预案，官方媒体实时跟进报道，有效主导着舆情传播的主动权；而“天津港爆炸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行动迟缓，甚至严重滞后，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理时机，导致各类信息充斥着各大网络媒体中，致使错综复杂的网络舆情进一步在网络媒体中发酵与演化，舆情热度持续上升；“长春长生假疫苗事件”爆发后，网络媒体通过各种途径谴责此类行为，随着舆情信息的井喷，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对药品监管的部门的质疑情绪在社交媒体中不断蔓延与扩散，地方政府也陷入了舆情危机的漩涡中，导致网络舆情进一步恶性演化。从上述突发事件分析可知：由于各区域地方政府执政理念不同，同时考虑到政绩，在应对和处理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方式也不一样，若突发危机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行动滞后或力不从心，双方行为策略的选择很容易不断趋近于(0,0)，进而导致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热度持续上升，对网络媒体和地方政府造成的经济损失与社会声誉影响也将持续增大，双方进入情景2的博弈状态。

(2)情景2：地方政府监管部门承受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恶性演化造成经济损失α与信誉损失λ持续增大情景下的行为策略演化。

此时，进一步增加α与λ的值，取α=35，λ=30，其中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热度相应调高，取ε=0.6，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初始演化比例取值分别为：x=y=0.3，x=y=0.8，其余参数与情景1保持一致，数值仿真过程如图3所示。

图3 情景2下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行为策略演化仿真图

从图3可以看出：当地方政府监管部门承受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恶性演化造成经济损失α与信誉损失λ持续增大时，其对网络媒体的监管会不断出现监管和不监管的周期性波动，而网络媒体在地方政府监管策略周期性波动下也会出现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的周期性波动。进一步对比图3(a)与图3(b)，发现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策略选择中周期性波动的振幅与双方演化的初始比例有着直接联系，当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初始比例逐渐增大时，其演化的振幅波动就越小。以上分析表明虽然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恶性演化造成的经济损失与信誉损失持续增大，会进一步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对网络媒体的不监管策略，但是仍然会出现监管和不监管的周期性波动现象，因此为了避免这种周期性波动，可以通过引入中央政府惩罚机制对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策略选择进行管控，进而实现更有效的舆情危机治理。

在“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雅安地震事件”、“天津港爆炸事件”、“长春长生假疫苗事件”中，无论地方政府行动迟缓，或是行动迅速，由于事件本身的突发性和破坏性，经过网络媒体传播后，会迅速成为热点，其舆情热度将会持续上升，而舆情热度一旦被非法利用会加剧网络舆情的恶性演化，进而造成经济损失α与信誉损失λ持续增大，在此情景下，网络舆情传播处于爆发阶段和延续阶段。网络舆情处于爆发阶段时，在复杂的网络空间中，由于网络媒体对网络舆情演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突发危机事件会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舆情热点，而面对蜂拥而至的舆情危机，地方政府往往会力不从心，甚至决策失误，如“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与“雅安地震事件”舆情处于爆发阶段时，公众恐慌情绪疏导与灾区真实救援情况成为舆情演化的重要因素，需要发挥好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作用；“天津港爆炸事件”、“长春长生假疫苗事件”舆情处于爆发阶段时，地方政府相关负责人对危机事件未正面回应，又故意推卸责任，无法通过网络媒体传输官方信息，致使地方政府社会经济损失与信誉损失持续增大，舆情危机较为严重。当网络舆情演化至延续发阶段后，面对各类谣言与质疑，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纷纷成立调查小组，加强对相关媒体的监管通过官方媒体和网络媒体公布事故处理信息，展开对造谣网络媒体的惩罚，虽然收到了一定的治理效果，但是该阶段仍然出现对网络媒体缺乏监管的现象，仍有部分谣言通过网络媒体传播，如：暴徒逃窜到云南红河等地区行凶、雅安救灾军车坠崖、爆炸区出现神经性毒气、长春长生公司与政府官员勾结等谣言。通过上述分析，也验证了在此情景下，在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与网络媒体双方的行为策略选择容易出现周期性波动的现象，需要进一步引入中央政府惩罚机制进行管控。

(3)情景3：中央政府惩罚机制情景下，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行为策略演化。

此时，为了全面分析中央政府惩罚力度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κ的取值分别为：1，3，5，6，7，10，其中，α=35，λ=30，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初始演化比例取值分别为：x=0.3，y=0.3，其余参数与情景1保持一致，数值仿真过程如图4所示。

图4 惩罚力度不同取值下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行为策略演化仿真图

从图4可以看出：随着中央政府惩罚力度κ不断增大，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策略演化最终会无限趋近于(1,1)，因此当κ=7时，满足命题2中的条件κ>c1-u-v且κ>c2-Δw，即κ≥0且κ≥7，此时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会选择监管策略，而网络媒体也会随着地方政府监管措施的实施而采取积极应对策略。所以，如果突发危机事件持续在网络媒体中发酵并演化，引入中央政府惩罚机制能够给网络媒体以及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带来一定的压力，避免地方政府与网络媒体行为策略选择的周期性波动现象，促使系统演化至良性状态，进而达到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目的。

在“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雅安地震事件”、“天津港爆炸事件”、“长春长生假疫苗事件”中，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在此四类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介入。其中，“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雅安地震事件”、“长春长生假疫苗事件”中央政府相关部门介入较早，危机爆发后，第一时间成立由中央政府牵头的调查组，全方位展开对突发危机事件的处理与调查，同时积极发挥党媒和官媒舆情疏导作用，表达中央政府的立场，安抚民心，主导舆情演化进程。但是，“天津港爆炸事件”中央政府介入较晚，由国务院牵头的中央调查组在该事件舆情演化至延续阶段时介入，同时严肃查处传播涉爆炸事故谣言信息的微博账号、自媒体、社交媒体、网站等相关网络媒体，回应相关质疑，对天津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并问责，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监管与整顿，网络舆情逐渐消散。因此，在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治理方面，需要及时引入中央政府惩罚机制，在中央政府威慑下，进一步约束地方政府与网络媒体，进而避免出现情景2中周期性波动的现象，使双方演化系统演化至良性状态，即地方政府政府采取监管策略，网络媒体采取积极应对策略，实现在中央政府惩罚机制威慑下，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与网络媒体对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协同共治的局面。

5 结语

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针对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问题，建立了有无中央政府惩罚机制下，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在不同情景条件下博弈双方的行为策略的演化过程，发现在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监管策略下，积极发挥网络媒体的作用，能够实现网络舆情危机的有效治理，而合理的中央惩罚机制是实现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演化稳定策略由(0,0)演化至(1,1)的关键。通过选取“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雅安地震事件”、“天津港爆炸事件”、“长春长生假疫苗事件”作为研究案例，并基于数值仿真对演化模型进行多情景推演，在结合多情景推演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

(1)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热度低于临界值，即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热度较低时，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都会忽视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突发危机事件爆发后，其具有突发性、危害性、传播迅速性等特征，经过网络媒体平台的发酵或是不法网络媒体的商业运作，其舆情热度会持续上升。因此，若突发危机事件处于此情景下，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应该对网络媒体、门户网站等互联网平台加强监管，并要担负起网络舆情治理的责任，同时联合网络媒体共同展开网咯舆情的治理，防止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热度上升产生大规模集群现象。

(2)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会交替出现监管和不监管的周期性波动的现象，而周期性波动的幅度与地方政府选择不同监管策略的初始比例有着直接关系，其中网络媒体的策略选择也会随着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策略选择的周期性波动而发生变化。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至爆发阶段和延续阶段时，受到地方政府执政理念、政府业绩以及应对网络舆情方式的影响，很容易出现地方政府监管措施周期性波动的情景，进而导致网络媒体未得有效监管进而产生其策略选择的周期性波动，从而使网络舆情进一步恶性演化。

(3)引入中央政府惩罚机制能够有效促使网络媒体和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策略选择朝着良性状态演化，并能够避免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策略选择的周期性波动。对于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一方面，需要强化地方监管部门的责任，并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监管，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介入越早，系统演化至(1,1)处的速度就越快，并最终能够实现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危机的有效治理。所以，在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时，中央政府需合理制定相关惩罚措施，如对监管不力的地方政府展开问责、将地方政府形象、公信力的提升纳入政绩考核、对应对不力的网络媒体展开高层领导约谈、对恶意散布谣言的网络媒体进行罚款、严重者对其进行停业整顿。在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中央政府的突发危机应急惩罚机制，可以有效防止地方政府不作为，并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监管，避免网络舆情通过网络媒体中进一步恶性演化，为我国网络空间安全提供第二道防线。

本文初步探讨了各级政府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监管机制和若干影响因素，“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雅安地震事件”、“天津港爆炸事故”、“长春长生假疫苗事件”作为研究案例，验证了在中央政府惩罚机制下，由地方政府政府监管部门主导，网络媒体积极应对的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治理模式。但是仍然存在以下几点局限性：首先，本文主要剖析了对于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中网络媒体的监管，并没有进一步探讨突发危机事件爆发后，各级政府需要采取具体的网络舆情应急治理策略；其次，突发危机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信息交流和传播会加速事件演化过程，那么如何进一步建立并完善政府与网络媒体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信息披露和双方协同信息沟通机制，还需要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