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的主要脉搏和走向体现出两类价值取向：学科逻辑与社会逻辑。比较两者得知，前者旨在保证所构建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合法性，但不能作为最大价值取向。在当今学术命运共同体时代，后者旨在探寻实践归宿，具有实践意义，相关问题研究成为图书馆学界着力研究的新课题。近年，有許多公信力强的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在以《新华文摘》 《光明日报》为代表的学术主流媒体上“出场”，成为基于社会逻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标识性学术产物。考察这些“榜样”的“出场史”，深入探索其与时俱进的逻辑，我们得到基于社会逻辑价值取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构应发扬光大的实现路径：注重固有“基因”的新时代表述;注重关键词的提炼和标示性符号的构建。分析不足后得到启示，基于社会逻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可行与强化路径为，加强主体意识，倾听社会有关图书馆事业的声音，努力把学术话语转化成政策话语。

关键词 话语体系 价值取向 学科逻辑 社会逻辑 学术共同体

分类号 G250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0.03.001

Abstract The main pulse and tre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n library science i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subject logic and social logic. The former aims to guarantee the legitimacy of the library science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ed， but its not the greatest value orientation. In todays era of academic community， the latter aims to explore the practice destin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discourse system， which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related issues study has become a new topic in the library field. In recent years， many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strong credibility have appeared on the academic mainstream media represented by Xinhua Digest and Guangming Daily， and has become the indicative academic produ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social logic. By investigating its “appearance history” and delving into its logic of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we get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social logic value orient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xpression of the inherent “gene” in the new era;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xtraction of keyword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dicative symbols.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deficiencies， we can get enlightenment. The feasible way to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based on social logic is to strengthen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listen to the society voices about library undertakings， and strive to transform academic discourse into policy discourse.

Keywords Discourse system. Value orientation. Subject logic. Social logic. Academic community.

0 引言

任何学科任何行业的理论和学术价值都要通过话语体系来影响人，从而提升其话语权。正是话语体系构建被赋予了高价值的预期，近年，基于社会逻辑价值取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越来越凸显社会意义，理应成为图书馆学界着力深度开展研究的课题。受社会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话语体系的语言形式，如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还有其承载的价值取向与思想实质，因而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是一个宏观的、重要的社会性课题。我们需要探寻其建构路径，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添砖加瓦。

在人文社会科学重视话语体系构建问题研究的环境下，话语体系构建是一个抽象概念，需要在“具体到抽象”的学术积累的长期过程中形成。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作为一个相对具体的概念，其构建问题研究的行径可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原则来进行，相关研究流程的关键环节需要秉持“方法论自觉”的学术理念，描绘、深推、造就出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范式图谱，最重要的是，厘清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理性表达的影响因素、社会价值和实现路径。“方法论自觉”外在体现于研究视域与触角，关乎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者的问题意识、方法论、理论体系与实践论。为此，我们需要认识话语体系构建研究视域中的动态变化。鉴于此，面对“海量信息”，我们的研究视域需要经历“潜望镜式”的纵深变化，其触角依次为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学科逻辑与社会逻辑、主流媒体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注，等等。为此，贯穿本课题研究的主线是两种价值取向的比较。

1 学科逻辑与社会逻辑的比较

1.1 学科逻辑的基本范式及其重要性

基于学科逻辑价值取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形式与内涵比较清晰，从多年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专栏的设置以及学术研讨会，如从“2017年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研讨会”主题设置就可以看出，图书馆学界大多习惯称其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其基本范式主要有“图书馆学教科书的修正与改革（如改革开放后图书馆学教材改编潮）”“图书馆学理研究（如知识自由的研究）”“图书馆学的反思与评判”“学派之间的对话以及与其它学科的对话”“图书馆学术史研究”（如影响力较大的“文华图专史研究”）、“文本与文献学的解读”（图书馆学与文史哲“本是同根生”，人文社会科学一般称之为传统范式）、“与西方图书馆学对话”（从国外带回的图书馆学理论、与西方图书馆事业的比较等）、“图书馆学中国化与本土化”（此类研究旨在努力克服学徒状态，探寻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的关系）。这些范式显示出图书馆学的“规定动作”，他们不是彼此孤立而是整体关联，大多研究的是需从长计议的“慢问题”。

学科逻辑价值取向是合法性的有力保证。以上属于图书馆学“规定动作”的范式，隶属“元命题”范畴。“元”就是根本性，是图书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话语影响力与合法性呈正相关，合法性借助各种各样的定义，合法程度越高，话语影响力越大，统治越稳固。”[1]比如“中图法”“公共图书馆免费使用”“公共图书馆法”等理论与技术成果早已被社会广泛应用。取得令人振奋的社会效益得益于李国新、范并思等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的透彻理论分析与不懈努力[2]。这些透彻的“元命题”已成为抓住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的“钥匙”，继而，相关的话语体系具有了合法性。经历过“前提反思”的图书馆学，如本世纪初图书馆学界对有关“图书馆收费”观点的讨论，可有效地防止伪科学出现，防止图书馆学科内外学术偏见的出现，力促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与政府支持，驳斥了“图书馆学是前科学”等谬论（当然图书馆学存在的问题是另需探讨的问题）。“合法性”是图书馆学获得支持的前提，比如，继续保持为一级学科，获得各种级别的科研基金支持、奖励支持，等等。

学科逻辑价值取向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有了合法性，也就有了话语权，图书馆学才能产生影响，继而能够可持续发展。其可持续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能达成学术共识的学术积累;具有相对稳定性与可持续发展性，能够有效确定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域以及基本学术框架，使得图书馆学的学术脉络清晰可见，便于图书馆学研究者掌握图书馆学的“规定动作”，有利提高图书馆学问题研究的“集中度”，打赢“歼灭战”，攻克图书馆学科发民兵过程中的相关难题。保证图书馆学科具有逻辑性，才能具有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使得图书馆学科概念与理论体系的逻辑严密，构建起图书馆事业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与发展。

学科逻辑价值取向也是学术评价与学术自律的需要，可有效地促使图书馆学研究者有健康的学术行为，在学术自律与尊重学术自身发展规律方面，保证研究者能够坚持学术标准，以贡献原创性研究成果为目标。

总之，坚持学科逻辑价值取向可使得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具有底蕴。但是，事无好坏，过则成灾。全部基于学科逻辑，或者把学科逻辑作为最大价值取向，这样的话语体系构建会导致学科同质化缺陷，容易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反而容易消解学科逻辑本身的作用。许多图书馆学专业人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把由这种过于学科逻辑的学术行为而产生的学术成果形象比喻为“馆内科学”。这样的话语体系往往是“一家之言”“学术小众化”，在学术共同体中，容易产生与其它专业话语之间的隔阂，可能产生“圈内人”讨论火热但“圈外人”不感兴趣的学术现象，进而出现非良性循环现象。学者之间相互引用这样的话语体系，也可能存在“非法引证”问题，对于学术评价也可能有失公允。比如，如果全部按照学科逻辑的标准与尺度，就有可能在学科的研究问题中存在僵硬的评价标准，将计算难度、数学模型复杂程度、公式多、数据使用多、方法新颖、技术难度等等作为判断学术是否有价值的标准。这样就会刺激部分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过度使用量化法，甚至使得工具主义主导图书馆学研究，导致图书馆学固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力量弱化。

1.2 社会逻辑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大公约数

基于社会逻辑价值取向就是追求“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逻辑的展开性”“思想的开放性”这一思维[3]，那么基于社会逻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图书馆学界普遍认为，在隶属“图书馆学与社会”范畴下的图书馆学科就具有“出场”的历史必然性。

坚持社会逻辑价值取向是“改造世界”的本命使然。由学科属性决定，图书馆学不全是脱离现实的抽象思辨，而是注重实践性的学科。学科逻辑关涉知识的“前半生”，关注“慢问题”，而社会逻辑关乎知识的“后半生”，关注“快问题”。前者是一个逻辑起点，是基础性研究成果。掌握它，图书馆学研究者才有研究能力的基础与特质，才能继续完成后者的使命。后者实质是实践归宿。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并不仅仅在于创造多少高深晦涩的“学术俗语”和“学术词汇”，而是行走在发展图书馆事业的现实道路上，不是止于“解释世界”，而是不懈地“改造世界”。

坚持社会逻辑价值取向是命运共同体共谋发展的需要。学术共同体本身是开放的，需要“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灵活开展，必须进行开放、包容、跨界的创新力组合。在当今学术命运共同体时代，要求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能够达到同时、同态、同构的状态。一方面，图书馆学话语体系需要全社会共同构建。“复杂性”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图书馆事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图书馆学现有的话语体系往往无力解释与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公共图书馆发展中历史欠账问题”“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这是中国图书馆学必须面对但仅凭自己与现有的图书馆学理论无力解决的问题。研究此类问题，中国图书馆学亟待构建一套能够面向“变动中的当代”挑战的新知识体系。这项工作取决于我们能否跳出传统思想框架和方法论的窠臼，能否加快更新知识生产的综合能力，因而必须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成果。与此同时，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會也需针对图书馆学问题主动开展研究，诸如“深阅读”等研究早已成为新闻与出版学、教育学、文化学、文学等多学科探讨的热点概念，如段春娟的《汪曾祺的书单》[4]。另一方面，社会需要图书馆学输出的知识体系。社会逻辑的价值取向增强了图书馆学的开放共享意识，使得在大数据时代的图书馆学具有大情怀，能让基于严肃的图书馆学历史、知识与技术更加鲜活地走进时代。如此，图书馆事业就有了“图书馆学活的灵魂”指导，有了丰富的“自选动作”，比如“阅读疗法”“阅读推广”等活动获得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指导。再比如，叶继元先生对社会科学学术评价问题的研究受到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可以说，在图书馆事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环境中，要构建好图书馆学话语体系，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继续解决最基础、最古老的图书馆事业发展面对的问题，像《礼敬祖先留下来的古籍——图藏“天禄琳琅”珍籍“莫编书”整理侧记》[5]一文所论述的那样加强古籍整理等传统工作研究;另一方面要解决最“现代性”的问题，比如“高校图书馆是否向社会开放”。

坚持社会逻辑价值取向是激活图书馆学的需要，是易于接受的需要。一种话语体系必须为社会所广泛接受，才能够阐述自己的影响并具有存在的基础[6]。精彩的图书馆学也需要精彩的讲述。只有保证了图书馆学表述的修辞性，努力展示图书馆学的思想之美、文化之美、学术之美、艺术之美，才能具有生动图书馆实践的诠释话语。因此，我们要力促“把理论讲彻底”的“真经”，这是图书馆学开展研究的主旋律，而且要使图书馆学研究者“真懂”这些理论，要使受众者“真信”这些理论，让图书馆事业的实践者使用这些理论起来“真灵”，比如一些图书馆学思想、观点与技术已经“生活化”，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提高了科研管理的效率（当然存在需要完善的问题）。再比如，“中国目录学有很深的传统，有深厚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内涵，利用书目给阅读提供指导性也是传统中行之有效的方法……”[7]，可以说目录学指导当代阅读作用很大，对于当代“快阅读”来说，在搜索、选择阅读内容上更具有深远意义。

坚持社会逻辑价值取向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统一的需要。所谓时势造英雄，理论也是这样。图书馆学也须经历实践话语、专业话语，政策话语的嬗变。比如，有关公共图书馆的许多思想与观点本来就是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初衷，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许多老一辈图书馆学家的理论在那个年代实践起来很困难，目前在新的时代环境中，那些原本有了一些萌芽的理论思想已具有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从这一点上看，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应该抓住现实机遇，珍惜现实机会，努力实现诸如“知识自由”“知识公平”等图书馆学的理想。

坚持社会逻辑价值取向是图书馆学方法论进步的需求。“摸着石头过河”已成了图书馆学方法论的“过去式”，随着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顶层精准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式的方法论已成为现代图书馆学的方法论。“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是习近平提出并要求理论研究服务于建设改革的方法论。当今，社会逻辑价值取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就需要努力掌握這种正确的方法论，相关学术行为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新常态”。有了正确的方法论，图书馆学就能在实践过程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2 基于社会逻辑话语体系构建的部分成果备受社会关注的原因

光明网、《新华文摘》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界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高端对话平台，他们对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也显示出图书馆学学术话语权的价值所在。而其中能全文转载的研究成果就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学术研究也是如此。我们分析这些榜样受到他们青睐的原因，就可从中找到今后的努力点。

2.1 注重图书馆学固有“基因”的新时代表述

但凡有历史的学科就是有经典的学科，因此理论创立者创造出真正的经典是决定一种理论之发展命运且拥有话语权的基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恩格斯还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可见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史不可或缺。图书馆学科虽然不是自然科学，仍需致敬它的历史。与历史断裂，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注定要失败。“回到图书馆学的原初语境”的一些理念理应在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得到拓展。

图书馆学科的历史任务是，充分发挥图书馆事业问题研究人才聚集的作用，通过学术研究，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起到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思想库和智囊的作用，让图书馆学理论与技术为人民群众所熟识与掌握，即提高图书馆学的公信力。历史告诉我们，图书馆学科已经淬炼出广泛认同的思想、理论与技术体系。图书馆学研究者需要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图书馆学理论，整体性地把握图书馆学的基本要义，掌握图书馆学的“看家本领”。有许多标志性的学术术语，其中一些公共图书馆学思想、中国图书分类法等等专业用语，已经成为知识界共有的知识，在图书馆学知识谱图中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图书馆事业处在大数据时代，图书馆事业的语境、行动逻辑和实践载体发生了巨变，图书馆学科如何发展？这些图书馆学科的历史成绩是否要“坐冷板凳”？对图书馆学固有的“基因”，我们是否继续尊重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厘清了图书馆学史的主要脉络和创新走向，概括和总结其深刻经验，部分图书馆学研究者已经给出了好的答案。他们在构建图书馆话语体系过程中把研究视角、理论阐释、理论实践与实践推广放到固有的图书馆学科“基因”上，在不断注入时代和实践内涵的基础上，依旧在推进传统图书馆学思想上着力，热衷对图书馆学标志性学术术语解说，对传统的、历史的图书馆学概念、学理与方法进行表述。如詹福瑞先生、张国刚先生的文章就是研究图书馆学经典问题的学术论文，是固有“基因”的新时代表达，是“讲好图书馆学道理”“讲好中国故事”的具体行动，是用时代精神激活了图书馆学传统的生命力。他们所讲述的图书馆学术思想仍能敲打着图书馆事业的鼓点，呼应着读书活动的鼓点。此类文章提及的问题在社会的关注度、共识性较高，面向大众又能赋予新意，在重塑图书馆学术根基的前提下，能够寻求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深度契合点，促进了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学科对外传播与生活化传播。笔者整理了此类一些文章，表1所示的这些文章没有过多生硬、陌生、脱离民众生活的话语，字里行间所要表达的图书馆学知识能够贴近普通大众的读书生活，能让普通大众看得懂。这些文章融入当下，可使得图书馆学的传统绵延下去。

如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一样，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在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也提出了不少新的概念和理论。虽然这些概念和理论也曾风靡中国图书馆学界，但多数体现了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和话语权。相反，中国图书馆学固有的概念，如版本学、目录学相关概念却已不受青年学子的青睐了。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中国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需要学习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沿着前辈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

2.2 注重关键词的提炼和标示性符号的构建

关键词的提炼和标示性符号的建构非常艰难，因为一门学科或是一行业的发展内在规律不是一些简单概念所能概括的。已有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既是理论资源，又是历史负担，比如“对象说”就是图书馆学科的历史负担，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得到大家认可的结论。在大数据、智能化、新媒体时代，图书馆学需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述。如果不努力，图书馆学研究者很难说出一句新话语。图书馆学研究者只有具有实践意识，面向人民群众的读书生活，充分发挥图书馆学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创造出图书馆学特色的新话语，淬炼出新智慧。

图书馆学与其它学科的边界越发消失之际，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在话语体系创建过程中，理应越发需要重视构建图书馆学版图，进行“术语的革命”，逐步建构自己的一套术语。在当今学术命运共同体时代，图书馆学吸纳了其它学科的重要学术资源，研究视角、词语也变得越发多元。比如，叶继元先生在《从学术规范的视角论“好的学者”与“好的研究”》（《光明日报》2018-01-02）所提出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概念、王波先生的“阅读疗法”、张怀涛先生的“阅读推广”、吴建中先生的“图书馆与社会”、王晓光先生的“人文社科数据资源管理”、吴唏先生提出的“伪阅读”概念，王子舟先生对“公共阅读空间”兴起和发展的阐释。其它诸如“图书馆工作的机器人替代”“图书馆事业的数据治理”“图书馆事业与文化扶贫”“图书馆事业与智库建设”“图书馆治理”“图书馆事业的供给侧改革”等等，都是图书馆学开掘出的新研究视角与提炼出的新话语。这些广泛的相关研究成果是富有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图书馆话语，是图书馆学界的新关切与提供的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的优秀方案。

3 图书馆学话语体系进一步完善发展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8]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社会逻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需在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中不断发展与完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设水平亟待提升，需在具体构建过程中不断探索。

3.1 增强基于社会逻辑价值取向图书馆话语体系构建的主体意识

在图书馆学的话语体系中，有许多专业参与到图书馆学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形成“各美其美”的现象，其中部分文章绝非一般图书馆学研究者能企及，如《应该如何阅读马克思》[9]。再比如，文学家王安忆先生有关描写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文学作品《纽约四重奏之公共图书馆》[10]，虽然讲述的是公共图书馆问题研究，凝聚的文学力量也绝非一般图书馆学研究者能企及。同样，对涉及图书馆相关的同样问题的研究，图书馆学的专业学理、专注角度、持续关注度等也非其它专业人士能企及。在专业研究方面，图书馆学专业队伍应就有关图书馆事业的术语进行翔实的学术论证，使之成为学术话语，进一步形成图书馆学特色的话语体系。在对待学术话语权方面，我们要多用自己的话语来解释和说明正在发生变化的图书馆变革，形成特色，起到主导作用。这样，才能够充分揭示和反映图书馆事业内在的独特性的学术话语，才能突出时代视域，促进话语创新，展现出中国图书馆学的“元命题”。

3.2 倾听社会对图书馆学话语体系需求的声音

图书馆事业与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和美好生活需要息息相关，必定受到社会关注。因此，我们在构建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要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提出了“必然无知”的观点。这种观点引用到图书馆界，也就能解释社会对图书馆事业存在质疑的声音，大多是由于社会大众对图书馆事业了解不够，认识不充分所造成的。光明日报集团记者林羽先生就曾连发数文探讨图书馆存在的问题，如近年来有关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问题[11]。其实，社会对图书馆事业关注的这些问题就是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动力。图书馆学研究者们应就有关图书馆事业大是大非和重大原则问题积极发声，积极进行合理解释，诸如“高校图书馆是否应向社会开放”“儿童是否可进入图书馆”等问题应及时回应。

3.3 心仪主流媒体

我们知道，关注图书馆事业的主流媒体并不多。除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期刊外，关注图书馆事业的刊物难能可贵。话语的力量在于传播，理论构建与传播应相辅相成。基于社会逻辑的话语体系构建，必须要有主流声音的参与指导，必须有“最大公约数”的认同。基于价值取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应坚持互联网思维，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构建与传媒媒介的协同机制，特别是权威期刊，把握不同受众意识、心理变化和基本需求。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传播应遵循传播学的规律。

3.4 打通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形成政策性话语

政府与学界是基于社会价值取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的主体。一方面，政府有关图书馆事业的问题大量借鉴了图书馆学的专业语言，其中政策话语中的一些新提法、新概念、新表述来源于图书馆学的总结与提炼。另一方面，学界为政府制定图书馆事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并连同图书馆事业的实践者们一起阐释与检验。我们应逐步扭转评价图书馆事业“成本、效益、效率”的观念与思想，让社会各阶层充分认识图书馆事业不是“只花钱，不赚钱”的工作，逐步提高图书馆“说得上话，办得成事”话语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成功立法与实施的案例，极大地鼓励了图书馆学研究者。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应努力打通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形成政策性话语。

参考文献：

何玉林.话语影响力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J].社会科学论坛，2017（12）：91.

金武钢.全面构建现代公共图书馆制度：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学习与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8（1）：49-62.

陈业奎.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积极建构的意义[J].图书馆，2018（2）：14-19.

段春娟.汪曾祺的书单[N].光明日报，2018-04-13（16）.

刘明.礼敬祖先留下来的古籍：国图藏“天禄琳琅”珍籍“莫编书”整理侧记[N].光明日报，2018-01-02（7）.

全林远.话语体系构建之首要：明确核心目标[J].人民论坛，2012（11）：18.

吴晞.拿什么抵御“伪阅读”[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02-02（6）.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報，2016-05-19（2）.

姜建军.应该如何阅读马克思[N].光明日报，2018-05-28（4）.

王安忆.纽约四重奏之公共图书馆北[J].新华文摘，2018（4）：94.

林羽.大学图书馆应有序开放[N].光明日报，2017-11-10（11）.

陈业奎 信阳师范学院文献信息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河南信阳，464000。

（收稿日期：2018-10-22 编校：刘 明，左静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