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继 静

(湖南女子学院 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410004)

公会是转型时期西欧城市工商业组织的代表，随着这些组织实力的不断壮大，它们都出现并发展了包括制服、徽章以及建筑大厅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标识，并在许多公共集会上组织各种庆典活动，进行美轮美奂的表演。这些具有鲜明行业特征的代表性社会符号，呈现了各组织的实力及特色，在市民阶层的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关于这些社会符号的记载散见于城市史(1)参见W.J.Thomas, A Survey of London, Written in the Year 1598, by John Stow, London, 1842; H.T.Riley, Liber Albus: The White Book of the City of London, London, 1862; H.T.Riley, Memorials of London and London Life in the 13, 14 and 15 Centuries, London, 1876.和公会记录汇编(2)参见W.Herbert, The History of the Twelve Great Livery Companies of London, Vol 1-2, London, 1834, 1837; W.C.Hazlitt, The Livery Companies of the City of London, London, 1892; E.Pooley, The Guilds of the City of London, London, 1945.中。从19世纪开始，许多城市著作和历史学家整理的各类工商业组织的档案中，以一种原始的状态展示出包括公会制服、公会大厅和游行盛会等真实画面，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直接的史料来源。受到传统史学观念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大都将目光聚集在这些组织的经济和政治职能上，对其社会文化功能缺乏系统的研究与探讨。

然而，这些精神文化层面上的一致性，不仅凸显了其地位的特殊，将他们与其他组织区分开来，并且给予人们更加直观而形象的了解途径，吸引更多市民的加入。同时，这些社会标识还丰富了市民们的文化生活，加强了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为城市的稳定和繁荣铺平了道路。鉴于此，本文欲从制服与徽章、大厅建筑、庆典活动三方面展现英国公会的社会符号，以期对这些工商业组织形成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公会制服与徽章

某些特定组织或阶层人员穿制服早已不是件新鲜的事了，这一习俗很早就在上层人物的生活中普遍流行，“它和公会大厅一样是从封建制度那借来的产物”[1]189。“制服”一词最初意味着给大领主家仆和官职人员的补贴及衣物，如男爵、高级教士、僧侣和大学学监等，后来逐渐只限于作为因服役和保护而授予的标志性着装。

公会组织最早实行穿制服这一风气是从爱德华一世开始的，在其第二任妻子玛格丽特的欢迎会上，伦敦各行业市民就身着统一的红白制服，并将代表不同行业的标识徽章装饰在他们的袖子上[2]59。自1388年王室调查开始，穿着制服已然成为更多实力雄厚、资产富裕联盟的一种普遍流行趋势。无论是以宗教性质为主，还是以手工业性质为主的组织，调查报告中都专门要求它们注明是否拥有统一的制服。另外，1390年的特许状中还特别规定授予新公会这项权利，也充分说明穿着制服这一习俗开始在工商业组织中流行起来。大约从15世纪开始，在大多数大公会中形成了一股更具等级色彩的潮流，即以是否穿着公会制服将地位较高的成员和普通成员进行区别，制服成为这些人权力的象征。伦敦实力最雄厚的12大公会自然也不例外，且表现最为突出，都拥有代表各自行业的统一制服(Livery)。

公会制服分为长袍和头巾两部分，制服通常由两种颜色构成。颜色的选择受到公会整体品味或潮流趋势的影响，随其变化而变化，直到查理一世时期才基本固定下来。比如伦敦杂货商公会1414年的制服是深红色与绿色搭配的，1418年则为深红和黑色，在亨利六世的典礼上穿的是深紫红和深蓝色，1450年颜色改为紫色和深红色。早期的时候，长袍和头巾都是艳丽的杂色，宗教改革后颜色和款式开始变得较为素雅与庄重[2]61。呢绒商公会1483年的制服采用灰色和蓝紫色，头巾是灰色和奶黄色；1495年制服和头巾颜色都变成由深紫色和蓝紫色构成；1498年制服是深紫色，头巾是蓝色和深红色的[2]441。

制服由成员个人出资，公会负责统一购买。公会负责人预先从需要订购的成员那里收取一定数额的订金，多退少补。15世纪初期，一套制服的花费大约15到16先令，头巾需大约2先令6便士。这样算下来，购买制服的花费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的富裕公会还为成员预备多套制服，比如伦敦杂货商公会，成员就一致赞同每年拥有两套制服。有的公会为出席特定场合会临时加制一些服饰，如1401年，杂货商公会除了花费67镑购买本公会制服外，还额外花费6镑给那些将要和郡守一起乘车游行的成员置办头巾；同年，公会又共花费43镑购买了166码杂色布和大量的碧绿色布，为迎接女王约翰娜和布兰特妮公爵夫人的到来作准备。经济实力稍逊的公会每两到四年才做一套新制服，有些每年发一套制服的公会要求每套制服至少保留两年，以备在一些非重要的场合穿着[1]191。

由于制服费用需要成员本人承担，但并非所有大公会成员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购买整套制服，因此公会中出现了部分只戴头巾的成员和一些不穿制服的自由人。1428年，伦敦杂货商公会由68名穿整套制服的成员，18名仅戴头巾没有长袍的成员，30名没有制服的店主和19名没有制服的雇工组成[3]421；两年后，公会则拥有55名穿整套制服成员，17名戴头巾成员和42名没有制服的雇主[1]190。据伦敦绸布商公会记录簿记载，1394到1461年间，有1047名成员加入公会，其中有456人(44%)拥有制服。1404年，金饰商公会有102名制服成员，80名非制服成员，而到了1462年，这些数字减少为63制服成员和49名非制服成员[4]255。1493年，呢绒商公会共有289名成员，除约曼60人外，剩下包括1名会长和4名执事在内的114人拥有制服，其余115位成员没有制服[2]406。由此可以看出，大公会成员穿制服的习俗不仅是该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标志，同时也逐渐成为该组织中成员间贫富实力差距的表征。

一般说来，只有本公会成员才具备拥有并穿着该组织制服的资格，这其中透露着浓厚的封建时代的行业隔离特点及等级观念，但为了某些特殊的目的，转型时期一些富有的大公会会将制服赠予公会之外的荣誉成员。1399年，伦敦成衣商公会除了赠予国王和王后一套昂贵奢华的制服外，还将一套华丽的制服赠予了市长，将头巾赠予郡守、司库和法官等城市长官，还有七套长袍和头巾赠予其他一些有权势的人[5]65。这样一来，公会一方面拉拢巴结权贵借以获取直接利益，一方面凭着权贵们显赫的地位彰显了实力，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可谓一举两得。然而，这种类似贿赂的举动时常干扰到官员们处理城市经济事务和纠纷时的公正判断，以至于1415年和1423年市政连续发出禁令，声明除各自所属公会外，市长、市议员、治安官等城市长官均不得接受任何其他公会赠予的制服。另外，有的公会为了相互示好，每年交换制服，或在设计制服的时候，有意加入其他关系甚密的组织的代表性元素。比如伦敦金饰商公会和鱼商公会，每年交换多达八套的新制服(包括头巾)，这一习俗一直保持下来。有时金饰商公会制服颜色可能会成为鱼商公会制服中的一个部分[6]44。

随着穿着制服习俗的不断发展与演变，行业符号的含义比重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其俨然成了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穿着鲜亮齐整的制服，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成功商人的标志之一[7]264。这群穿着制服的人在外在特征上与普通成员区分开来，他们在大制服公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上层精英团体，成为公会的主要管理成员，长期把持着组织的关键职位，掌握者公会管理的重要实权。同时，这些人与市政权贵的实质性利益一致，政府官员们常常感到，与这些少数“大人物”协商调和要比与多数不顺从的人沟通方便得多。于是，1476年市议会决定，由这些人负责每年在市政大厅举行的市长和郡守选举，甚至于该时期的这些职位绝大部分都从这群有资格穿着制服的上层精英中产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官方的认可进一步促进了制服成员与本行业其他成员的分离，仅拥有市民身份不能够参与管理者的选举，大公会的制服成员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了。这种情况愈发确定了早期的一种思想，即一些市民比另一些市民更加有身份有地位，更值得尊敬。因此，虽然制服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行业与组织的特性，增强了内部成员的认同感，但另一方面，这种以外在特征的不同来区别高低贵贱的做法，加深了公会不同等级成员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不利于公会长期的稳定发展，为后期内部矛盾的加深埋下了伏笔。

除了拥有制服之外，大多数公会还拥有各自的徽章。由于有些活动场合规定所有市民需穿统一制服出席，佩戴在胳膊上的徽章就成了城市工商业组织之间加以区分的标志。公会的徽章均由英国徽章院院长授予，图案各不相同，但大都以各自的行业特征为原型设计：如鱼商公会的徽章由两个鱼身人面的形象组成，背景是波涛汹涌的海面；金饰商公会的徽章上有豹子的头像，这个图案是他们检验金银制品是否合格时打下的标记；生皮商公会的徽章主要以红色的貂为主；成衣商公会的徽章上有一把剪刀等(见图1)。和穿着制服的含义一样，这些有代表性的徽章不仅是区分行业的外在表现，同样也是一种身份和尊严的象征。

图1 伦敦12大制服公会徽章

二、公会大厅

除了制服和徽章外，公会大厅及与其相关联的建筑群也见证了城市工商业组织在城市生活中曾经的辉煌，尤其以伦敦12大制服公会最为典型。它们获批土地建立公会大厅的具体时间不太确定，只有记载显示，15世纪前拥有大厅的公会数量相对较少，大约只有6个公会建立了自己的公会大厅。成衣商公会和金饰商公会是已知在14世纪末前就拥有了自己的建筑，1331年成衣商公会在针线街建立了自己的公会大厅，但实际上更早就已在科尔多瓦区的贝兴街拥有类似场所。金饰商公会则利用封建采邑或托管的方式获得土地建立大厅，这种情况在14世纪末之前还是比较少见的，该公会一直到1391年才获得正式的皇家特许状准许合法拥有土地建造公会大厅。从1500年开始，公会大厅数量逐步增加，有31个公会建立或购买了自己的大厅建筑。到1540年，包括伦敦12大制服公会在内，共有47个大公会拥有了公会大厅。

最初，建立公会大厅的目的多与每年的聚会宴请或宗教活动有关。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组织，公会在没有大厅的时代就常举行聚会和宴请，这可以说是撒克逊时代习俗的一种遗留。早期的时候，成员们利用自己的房宅或租用其所属地区的宗教场所作为公会大厅。早期的伦敦杂货商公会，还没有成员富裕到有条件提供聚会所需场地和食宿，于是聚会常常在教堂或者酒栈中里进行。这种聚会不仅是成员之间偶尔集聚，它更能加深成员之间的感情交流，也增强了成员对组织的信任感。随着公会的发展壮大，成员数量逐日增加，内部事务也日益繁重，需要更为宽敞的环境以供其使用，加之公会公共基金的不断积累，也有能力负担这笔高昂的费用，于是它们开始寻求长期固定的场地来修建华丽的公会大厅。每个公会获得自己大厅的方式不同，但大多有三种：通过购买；直接接管了封建领主贵族的旧宅；富裕成员赠予或遗赠的府邸。1411年，伦敦杂货商公会购买了费茨沃尔特领主的教堂，后来又买下与教堂比邻的一所府邸，筹钱建造大厅；呢绒商公会在斯朗格莫顿街的大厅是从埃塞克斯伯爵克伦威尔那里购买的，此人因被剥夺公民权而没收了财产，公会费尽周折经过长时间的协商才将这块地购入[2]341-471；盐商公会第一个大厅来自1451年成员托马斯·巴塞特遗嘱赠予；呢绒制造商公会最初的大厅是由漂洗匠公会在1445年购买的[6]560-661。

随着公会实力的发展以及出于实际需要的考虑，公会大厅从之前只有一幢建筑逐渐演变成占地面积很广的建筑群。除了中心建筑——大厅外，通常还包括：小礼拜堂、肖像陈列室、国王寝宫及其他接待室、财政官室、金库、服装储存室、食品储藏室、酒窖、肉类储藏室、餐具储藏室、厨房、货栈、烤面包房、啤酒酿造房、园林工住房和马厩等，有时还有临时搭建的表演舞台。建筑风格尤其是装饰及摆设多是哥特式，屋顶为开放的木质结构，中间安放一盏提灯，两边是庄严的哥特式窗户，悬挂着许多精美的装饰和代表捐赠者的图案徽章，昏暗的光洒在华丽的挂毯上。大厅被一幅巨大的屏风隔断，一边是通向食品储藏室和厨房的入口，一边是通向办公地的入口，还有一条通道通向酒窖和为贫困的约曼成员设置的接待室。为了防止穷人和乞讨者闯入，门上扎满了铁钉。从建筑样式和风格上能够较直观地看出，公会大厅的主要设施多用于宴请款待，只有少数部分是为管理而设计的。

一些较早拥有大厅的公会，建筑群中还包括附属教堂，承担着教区的部分宗教活动：杂货商公会大厅的第一层有个风格朴素的小教堂，该教堂一直与索伯街附近的圣安东尼教堂保持着紧密联系[3]415；绸布商公会之前与教区教会没什么特别联系，后来接管了齐普赛街的圣托马斯教堂，并于1520年在那里建造了自己的公会大厅和新教堂；成衣商公会早在15世纪就在公会大厅附近建立了教堂，到1548年为止，成衣商公会已经在此处承办了不少于10次的葬礼或礼拜[4]217。大多数新建的公会大厅中没有教堂，成员们一直利用附近教区的教堂，在教区教堂中供奉一座小教堂或一个祭坛，并资助一名或多名神父专门为本公会成员祈祷。去世的兄弟姐妹要埋葬在自己的教区教堂中，棺材允许用所属公会的华丽的刺绣织物遮盖。不管是哪种方式，公会以这些活动形式填补着教区成员的宗教生活，进而加深成员在组织中的归属感和趋同性。

出于某些原因，有些公会大厅还补充了一些额外的房间以供特殊需要。呢绒商公会提供了一个专门供女士使用的房间；成衣商公会大厅设有一个专门的约曼走廊，供公会中辈分比较低的年轻人集会之用；有些如呢绒商、成衣商、盐商和杂货商等富裕公会还拥有花园。南丁格尔关于杂货商公会独具匠心的花园的记载，给人们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记录道，“一旦客厅建造完毕，就在窗前沿着柳条或木桩处种上葡萄藤。公会出资请人精心打理，杂货商吹嘘花园里不仅有香草和玫瑰花花圃，有箭靶供成员练习射箭，而且还有一座凉亭供人们娱乐消遣。果实累累的葡萄藤是他们的骄傲，1449年公会执事发出公告，告知院内葡萄即将成熟，每个制服成员每天可以带两三捆回家”[3]417。这也可谓是富裕公会为成员提供的一项福利。

公会大厅作为成员们集会的根据地和城市的地标，其宏伟气势最有利于彰显其财富和影响力，自然是组织中最显著的社会符号之一。伴随着整体实力的逐步增强，公会从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愿意也有能力投入大量资金将公会大厅装扮得更加富丽堂皇，以此来提高社会地位。从15世纪中期开始，受到大公会中富裕成员的赠予或捐助，许多组织扩大了大厅的主体建筑规模。1427至1441年间，杂货商公会为建造新石质大厅和厨房共花费了1750多镑，其中买地花费了253镑，律师费等其他费用共86镑，1400镑用于建造大厅建筑群、花园、藏酒室、食品储藏室和救济院等[3]420。竣工之后，几乎每年还需大量资金进行修整。成衣商公会分别于1425年和1427年花费了31镑和35镑修整大厅，1430年又用64镑来扩充厨房，1432年的再次扩充则花费了28镑[5]35。至此，公会大厅的建设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这一点也能从公会大厅所容纳的宴请人数上得到反映。亨利七世时期，呢绒商公会宴请的委员会和制服成员达到140人，约曼成员60人，其他受邀人员通常不少于60—70人[2]465。因此可以想象，呢绒商公会大厅应是个宽敞阔气的宴会厅，至少能容纳200至300人。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自从公会大厅成为城市工商业组织的标志性建筑后，每年用于扩建或修葺上的费用是庞大的，虽然公会上层制服成员比较赞同此举，也乐意捐资出力，绝大部分经费来自富裕成员的慷慨捐资，但或多或少都会摊派到每个会员身上，这就必然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因此，虽然公会大厅为成员们的聚会提供了场所，但这些高昂的费用无疑进一步加深了组织成员之间的等级分化，致使公会后期内部矛盾冲突激烈而分散解体。

从公会大厅别具匠心的整体设计上能够直观地看出，这些建筑群的重要功能就是宴请宾客。公会每个季度日都会在此举行常规宴会，款待成员。大型盛会则多是出于两种利益考虑：一种是为那些在市长到威斯敏斯特就职那天未能赶到市政厅赴宴的制服成员举行的；另一种是公会管理层的选举宴会。后者常常是公会活动的一个高潮，场面壮观到可谓令人瞠目结舌。一方面，参会的宾客多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比如1380年，伦敦金饰商公会宴请了爱德华三世的女儿伊莎贝尔，以及她的女儿牛津郡伯爵夫人菲利帕、拉蒂默勋爵、圣约翰公会的总会长克拉肯威尔、伦敦市长约翰和其他6名有名望的市民[6]235；1516年，呢绒商公会宴请了200多人，宾客名单也令人惊叹，大都是些与修道院长、教区地方执事及大主教的神职人员相关的人物及市政官员，其中贵宾78名，包括卡莱尔的主教、圣约翰的主教……财政署成员之一、市长、郡守、司库……及若干骑士与贵妇[1]196；1607年，詹姆士一世、亨利王子和许多市议会成员都出席了成衣商公会的选举宴会。另一方面，公会宴会上提供的各种食物及巨额招待花费也是令人震撼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位作家曾写道：“在商人们普通的或精心设计的宴会上，这样一场饕餮大餐几乎就是一次食材博览会，展示了从全国各地运来的鲜美的奇珍异味。这些食物由各种野兽、家禽和鱼类制成……还有五颜六色的果冻，混杂着各式各样的鲜花、香草和植物等，还有国内外名贵的水果……数不胜数。”[8]33-341561年，伦敦呢绒商公会的宴会中，还提供了带有芥末的野猪肉、阉鸡、烤鹅、梭子鱼、鹿肉和鹌鹑等。亨利五世时期，伦敦酒商公会一次宴请的花费就高达38镑4先令2便士[6]78-80。

虽然这一场场盛大的宴会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及人力，但公会仍然十分乐意举办这些活动，原因有三：其一利用这种方式彰显公会的势力与地位；其二公会中大商人和大手工业者能够借机与许多名人结交朋友，拉近与上层人物的关系，提高个人及公会的声誉和影响力，以便获得个人晋升的机会和有利于本行业本公会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三促进了共餐者间的情谊，拓宽了制服公会的社交圈，年轻成员从为宴会提供的服务中得到了历练，强调了个人对公会的职责与参与，增强了成员对组织的信赖与认同。

除了安排宴会外，公会大厅的另一项功能是为组织处理日常工作事务提供场所。与贵族的大厅一样，公会大厅也是其管理中心，见证了公会行政机构和职能的发展。作为组织共同自治的一个中心地点，公会成员每星期都会在这里处理一些关于商业、财政、司法和内部管理等方面的事务，以及包括公职人员宣誓、制定法令法规、筹集资金、发放工资和救济、解决成员之间的冲突、对违法行为审理和判决在内的一切重大事务。另外，公会的档案记录和成员名单登记也在此处保管。除了这些直接作用外，公会大厅闲置期间，偶尔也成为政府委员的会议场所，代替参议院议厅成为政治的竞技场。有时甚至被议会长官改造为营房，或变成教会神职人员布道的场所，或成为后来市长的临时官邸。有的特殊时期，如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统治时期出于战事的需要，公会大厅还被强制征用来充当粮仓和兵工厂。

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所有这些富丽堂皇的公会大厅都没有逃过1666年伦敦大火的劫难。虽然之后伦敦12大制服公会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旧址或其他地点进行了改建和多次整修，但较之前的辉煌是无法同日而语了。公会大厅作为转型时期英国城市工商业组织的标志性建筑，不仅在当时为公会的宴请和管理事务提供了场所，还充当了许多贫困成员的临时避难所，这亦是组织慈善举动的一种。同时，建筑设计风格上的别具匠心能够看出公会在此处花费了不少心思，它们是城市工商业组织又一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座座宏伟的城市地标。

三、公会庆典活动

庆典活动是西欧中世纪城市休闲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市民们总是寻求各种理由来举办此类活动，如婚礼葬礼、王位加冕礼、远征归来，也包括如圣诞节、基督圣体节、五朔节、仲夏夜等盛大的宗教节日[9]217，这些庆典与城市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在有仪式感的活动中认同着彼此的身份与存在。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到转型时期，此类庆典活动更是层出不穷，根据举行庆典的目的大致可分为宗教和世俗两种。前者包括与宗教信仰相关的习俗和礼仪，后者则指公会的选举仪式、就职盛会和国家公民活动的表演和游行等。这是因为：一方面，公会沿袭了中世纪时期行会的宗教特性，教会生活在维系其组织稳定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节日期间请牧师进行传道活动已是约定俗成的事；另一方面，公会作为城市中最重要的工商业组织，集结了大多数社会基层的市民，在广泛而纷繁的城市社会活动中自然责无旁贷地代表市民阶层参加。加之英国素来是礼仪之邦，对这些活动必定不会怠慢，大多搞得有声有色，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参加者有时达数千人之多。除此之外，这是炫耀公会地位与财富的又一绝佳机会，公会不仅可以利用庆典集会来提高社会影响力，而且可以借此拉拢国王和市政，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基于以上原因，公会十分乐意同时也不得不为这些活动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精力。

每逢重大庆典活动，各制服公会成员都要求穿着符合自己身份的服装，按约定俗成的顺序整齐地列队在街道两旁。约定俗成的列队顺序实际上体现的是公会的整体实力和社会地位，因此作为伦敦有影响力的工商业组织，这常常是件不容怠慢的严肃的事情。伦敦12大制服公会十分在意各自排名的先后次序，也因此引起了不少暴力冲突和纷争，最终多以流血收场，偶尔也以温和的方式结束。当然，就具有明显优势的公会而言，其地位排名没有太多异议，实力相差无几的公会之间才会经常为此争论不休。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和激烈的是伦敦生皮商公会，该公会与其他公会发生的冲突大多是由排名问题引起的，因此给人们留下了好斗的印象。早期的许多著作都有关于生皮商公会与鱼商公会为此类事务争吵的详细记载，这场争吵甚至导致在齐普赛街发生了骚乱暴动事件，最终被迫要求市长出面干预，以逮捕和处决了几名头目告终[6]306。在鱼商公会基本已确立位列第四后，生皮商公会又受到金饰商公会的挑战，被迫降到第六位。然而生皮商并未就此罢休，他们接着又发动了与成衣商之间争夺第六和第七位的争斗，英语中的俗语“七上八下”的表达就来源于这个典故。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采取了一种较为温和的态度，请求市长出面仲裁。最终，市长给出了一个双赢的判决，即双方每年轮流享有优先特权(除非市长偶尔有特殊要求)[8]18。伦敦12大制服公会排名顺序(3)伦敦绸布商公会(Mercers)、杂货商公会(Grocers)、呢绒商公会(Drapers)、鱼商公会(Fishmongers)、金饰商公会(Goldsmiths)、生皮商公会(Skinners)、成衣商公会(Merchant Taylors)、服饰商公会(Haberdashers)、盐商公会(Salters)、小五金商公会(Ironmongers)、酒商公会(Vintners)和呢绒制造商公会(Clothworkers)。的最终确定是在亨利八世时的市政厅列表中，虽然基于何种原则尚不是十分清楚，但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一顺序就被人们普遍认可并遵循。

市政要求公会在庆典活动中承担各种节目和表演，要提供所需的马具、弓箭手、礼炮手等人员和设备，如果该公会成员是市长或郡守，还要提供露天表演、花车游行、巨人模型和莫里斯舞蹈等，这些都是城市工商业组织作为市民团体为城市所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些露天表演是庆典活动中的亮点，有些经典表演在市民生活中甚至延续了几个世纪。如伦敦鱼商公会的彩船首次出演是在1292年为庆祝爱德华一世出征苏格兰凯旋而举办的庆典上，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表演之一。之后这艘彩船再次参加了1312年为庆祝伊莎贝拉为爱德华二世生下小王子的庆典；1616年的市长就职游行上它仍然是表演的主角[1]270。国王理查二世加冕典礼所举行的游行表演中，伦敦金饰商公会别出心裁地在齐普赛街的一端搭建了一座城堡，葡萄酒从城堡两边的四座塔楼上方流淌下来，每座塔楼上站着一名白衣少女，她们抛洒的金色树叶拂过国王的脸庞，国王通过的道路上洒满了仿制的金弗罗林(一种货币)。当国王到达城堡的时候，少女们便献上一杯美酒，同时一个金色的天使从城堡顶端走下，为国王戴上花冠。这个经典的场景五年后又在理查的婚礼上重现[6]217。

在仲夏夜庆典停办后，市长就职游行(The Lord Mayor’s Show)便成了每年举行的大型公民庆典活动。市长选举一般于9月在市政厅的公共议事厅举行。根据城市行业的惯例，市长在所属公会成员的陪同下从公会大厅出发，到威斯敏斯特宫宣誓并受职，之后再返回城中。必经之地如齐普赛街是传统的驿站，各公会早早就将各自划分好的区域围起来，搭建大型木质看台。庆典当天，各公会成员身着公会制服，按顺序排列好迎接新市长的到来，场面十分热闹。游行表演吸收了许多其他盛典活动的元素，令人叹为观止。15世纪时，有些富裕大公会还租用大彩船去威斯敏斯特就职，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庆典中又加入了水上表演的环节。1453年，约翰·诺曼当选为市长，他自己出资制造了一艘驳船。就职典礼的当天，他划着银色的桨，伴着船工赞扬他事迹的歌声缓缓驶向威斯敏斯特宣誓[2]100。约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开始，这些表演变得越来越壮观，场面愈加豪华气派，振奋人心，每次游行队伍人数多达上千人，还有华丽的彩车和逼真的模型等，这种情形到1666年伦敦大火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伦敦绸布商公会的彩车带给人的视觉冲击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其“少女的彩车”是许多作者笔下钟情的描述对象。彩车整体高达22英尺，车身上覆盖着银色的浮雕，上面承载着20名身着华丽衣裳的表演者。彩车由9匹白色的佛兰德尔马分成三排一齐牵引，每匹马身披由昂贵的银色和白色羽毛装扮的马饰，上面各坐着一位神话人物，周围有100多名随从陪伴。“整辆彩车的中心人物是一个面容姣好、出身名门、笃信宗教且纯洁无瑕的年轻淑女。她身穿白色绸缎制成的镶有金边的衣服，头戴一顶由绿宝石、钻石和蓝宝石镶嵌的华丽金冠，一条深红色的天鹅绒披肩从她的肩膀垂落下来。她一手执权杖，一手持刻有绸布商公会徽章的盾牌，象征着公会的权威。在少女乘坐的彩车周围，以银箔浮雕覆盖，上面装饰着可爱的天使。两旁分别坐着弗吉伦斯、威思特、普鲁登斯、贾斯蒂斯、福蒂特尤、特珀伦斯、费思、霍普、查里蒂和9位缪斯女神，费姆在金色的华盖上吹喇叭。8名穿着银色呢绒服装的体面的男侍从伴着彩车走，驾驭彩车的是特拉姆夫……还有8名马夫和40名身着深红色制服的罗马雇从，肩膀上各有一个狮子头，并且配着剑和旗号。这些人的前面是高举代表行业战利品的20名随从人员。整个彩车行列最前面的还有20个野蛮人或者称为‘绿人’，他们用抛掷烟花爆竹来驱散人群为彩车开道。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技工、车匠和木匠们，他们的任务是随时准备在彩车出现故障的时候进行修理。”[2]256除了伦敦绸布商“少女的彩车”外，其他大公会的彩车表演也都经过精心设计和细致安排，表演美轮美奂，细节之处都透露着公会独有的特色和财富地位，他们在这种载歌载舞的形式中传达着各自不同的含义，多角度近距离地为市民们诠释公会文化的魅力，借此达到扩大影响力的目的。

一般说来，经典的游行表演由五个场景组成：第一部分要么是凯旋圣殿，两侧是手持盾牌或公会徽章旗帜的骑兵，要么是和“少女的彩车”一样由马匹拉着前进的凯旋彩车，用于开道；第二部分展现的是寓意着不列颠国王和君权的宝座或布景，由被美化的神话人物担任主角，目的是为在位君主歌功颂德；第三部分是代表各公会行业创始的神话人物或者它们的守护神；第四部分“行业盛会”是公会最重视的部分，也常常被称为“公会盛会”，因为它最直接且最典型地代表着公会所从事的贸易活动；最后一个部分是“快乐的宫殿”，也叫作“财富”，暗喻着由这些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和财富。每次盛会五个部分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只是在安排的场次和顺序上会略有不同。最重要的“行业盛会”是公会精心设计的场景，代表着每个公会各自的行业特色，值得特别关注。

1613年，伦敦市长就职游行，伦敦杂货商公会展示了一场代表该公会行业特征的盛大表演。其中的水上演出部分由5个岛屿组成，用各式各样的印第安果树和香料精心装饰着，靠后的岛屿可能暗指新建立的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站，这些冒险家商人为杂货商贸易的扩张作出了巨大贡献[2]200。1679年，伦敦呢绒商公会阿波罗彩车上表演的压轴一幕，是先展现了一幅索尔兹伯里平原上乡村牧羊人放羊的场景，之后是许多与呢绒制造相关的各道工序，如剪毛、梳毛、纺纱、染色、漂洗和织呢等，略显杂乱无章地聚集在一起，他们用欢快的歌舞表达着对新市长的赞美与对公会的忠诚[2]206。伦敦鱼商公会通常把“行业盛会”安排为第一幕场景，他们用雕刻的鱼来作装饰物，有三个渔夫在船上，一个正在撒网，另外两人在欢快地捕鱼，这一场景直观而清晰地反映了鱼商的从业内容[2]209。金饰商公会的表演可谓是“金饰商的实验场”，展现的是工匠们在不同的工场房间内进行各自工序的场景，四周散落着熔炉、铁毡、锤子等工具，坐在中间金色椅子上的是公会的守护神，他的面前有一个大熔炉，一个孩子正拉着风箱，鉴定师在鉴定金银器的真伪，工人们用力地锤打着一块很厚的金属板，简直就是一幅惟妙惟肖的金匠制作金银制品的场景缩影[2]208。1689年，生皮商公会的游行表演更令人难以忘怀，由于该组织贸易涉及动物皮毛，于是展现了“充满着野生动物的丛林”的画面。表演中展示的不仅有狼、熊、豹子、黑貂和海狸等稀有动物，也有较常见的猫、狗、狐狸和兔子等，成员们还将有些动物抛向人群，以掀起高潮来吸引人们更多的注意力[2]205。1685年，小五金商公会在市长就职游行上的表演与金饰商公会类相似，展现的是热火朝天的劳作画面。该场景以埃特纳火山为背景，硫黄色的火焰和烟雾向外喷射，一边是伏尔甘神和三名独眼巨人举着铁锤敲打着铁砧，还有朱庇特和丘比特在锻造雷石和箭矢；另一边波吕斐摩斯和其他三名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在采矿，他们挥舞着铁棍、铁锹和斧头辛苦地挖掘铁矿石、锡矿石和铜[10]347-349。服饰商公会表演的大舞台上展示着许多与服饰商贸易相关的独立店铺，并展现其工作场景。这些庆典中的每一场表演都是展示各自行业的绝好机会，因此各大公会都十分重视，安排专人进行别出心裁的设计，努力展现本行业的特点和优势，惟妙惟肖，生动逼真，吸引更多市民对公会的关注，扩大了公会在市民中的影响力。

毋庸置疑，这些精彩纷呈的表演和气势宏伟的庆典活动都需要耗费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需要安排有才华的专业人士来设计整个场景，包括演员、歌曲、对白和对市长的赞颂词等，要请画匠、机械技师、雕刻匠来制造和布置可移动的舞台和彩车，另外还要雇佣裁缝和化妆师。参演人员除部分由公会自身成员和约曼成员担任外，还需外聘一些专业人员。列队的音乐主要由国王的号手和城市所雇佣的乐队组成，有水上表演的还要额外安排鼓手。庆典当天公会中部分依靠救济生活的贫困成员也需穿着长袍和制服，打着旗帜和标语陪伴在公会执事左右，这些费用也都需要组织自己承担。另外，还有租驳船、礼炮和礼花等花费。这些要求都不是一般城市工商业组织所能满足的，因此大多出自伦敦12大制服公会之手。1617年，伦敦杂货商公会成员当选为市长，在就职游行典礼上，公会共筹集884镑12先令6便士设计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以热带果树岛屿为主题的演出[11]425-429。1618年，小五金商公会为庆祝成员塞巴斯蒂安·哈维当选为伦敦市长，光花车游行的花费就高达386镑[10]197-199。1656年，伦敦金饰商公会建造了一艘价值100镑的驳船供庆典之用[12]127。上文提到的金饰商公会设计的城堡场景，仅雇请吟游诗人一项就花费了35镑。这些巨额的开支增加了公会成员相当重的经济负担，虽然出于炫耀实力、引起市民关注及向当局献媚的需要，大多数组织都不惜一掷千金，它们几乎承担了涉及表演的所有费用，但无疑这笔巨额的开支进一步加重了组织成员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同时，出于攀比的心理，这种庆典活动越来越有悖于它的初衷，变得日益奢华起来。宗教改革以后，在这些庆典仪式中又渗入一些粗俗而可笑的成分，使得市民们逐渐对这些华而不实的活动感到厌倦与反感。中世纪时期，这种主要的社会活动失去了往日夺目的光彩，不再成为人们日常休闲聚会活动的焦点，其壮丽时代一去不返了，只有水上表演和豪华大彩船还一直保留到1856年。

四、结论

转型时期是英国从农本社会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时期，这段时间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手工业商业资本增加。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形式，旧式的以垄断隔离和限制竞争为特征的行业格局逐渐显得格格不入，其中的不合理之处日益凸显。英国城市工商业组织遂采取跨行业合并的形式向大商人公会方向做出调整，这是新环境下组织主动选择的自救行为，因为只有增强实力才能带来长久的活力。当这些工商业组织合并成大公会之后，几乎都发展为各自拥有统一的代表性社会符号的规范组织。

这样一来，每个公会成员都意识到自己至少是通过三种不同方式同时被组织在一起的：他们从属于社会的某个功能器官；他们从属于关注技术和贸易利益的私人群体；他们从属于受各自行业守护神庇护的慈善性质的友爱会。作为多功能的经济组织，公会不惜斥巨资置办华丽的制服和徽章，建造和定期维护宏伟的公会大厅，并且以各种名义筹划承办美轮美奂精彩纷呈的庆典活动。这些文化符号折射出当时市民的社会心理和城市生活的整体风貌，慢慢地深植于市民的内心，丰富了成员的精神世界，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做法客观上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给城市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商业机会是统治者们始料未及的。同时，这些社会符号的出现也增进了组织本身和整个城市社会的团结稳定，提升了公会的荣耀、声望和地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会成员的观念和感受，培养了作为公会成员的一种自豪感和归属感，在公会内部营造出一种“友善、团结、宽容与和谐的氛围”[13]305，也进而弥补了阶级之间的裂痕，在创造相对稳定的城市社会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庆典大多都宣扬等级制度、鼓励各阶层的民众安于自身现状，实质上是为等级制度与不平等造势，要求人们服从当权者的统治。”[14]12通过宣扬阶级差别的合理性，保障了精英团体的权威地位，使下层成员安于本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些公众活动自然地将各阶层人们联系到一起，所有人都在其中担任一分子，为了庆典的顺利演出而通力合作，这些演出本身就是一幅公会各阶层人员和谐的生动画面，促进了成员对公会共同体概念的理解，加深了他们在公会中的参与意识和主人翁意识。正是由于这些城市工商业组织将城市中占绝大比例的市民凝聚在一起，在组织内部创建了友善、关爱和团结的氛围，妥当地安置了他们的情绪，才保证了16世纪伦敦的相对稳定，没有出现大的暴乱，为其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然而，转型时期的英国社会仍旧是根据财富划分的等级社会，传统秩序和等级观念在该时期城市工商业组织中得到了极好地体现。公会这些醒目的社会符号十分清晰地表现了市民与非市民、公会成员与非公会成员、富裕制服成员与普通非制服成员、政府权贵与广大市民之间的区别。制服穿着上的差别，公会大厅中进行宴请活动时的差别对待，以及庆典活动中公会精心安排各个阶层人员的服饰和排列顺序，都暗示着不同等级之间的差距，告诫着人们不得越过自身的所属位置，等级主次上的差异性必然加剧各阶层人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时，公会用于这些社会符号上的巨大开支给下层成员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加深了他们的不满情绪，这成为激发组织内部不稳定因素的源头，正是这群人后来的脱离导致组织分裂。随着工业化的来临，行会制度被埋葬在历史的车轮之下，而各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和劳工组织逐渐代替行会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