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东

一、本次学术研讨会之背景

财政是一个历史范畴，财政活动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济现象。国家财政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财政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在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过程中与各方面发生的分配关系，表现为政府的收支活动。”①由于财政与国家和社会存在着异常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财政问题便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实际上，财政及其相关问题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在我国丰富的历史典籍中，诸如“国用”、“国计”、“度支”之类的词汇都是我国古代关于财政即政府理财之道的记载，而“治粟内史”、“大司农”、“户部”等则反映了古代财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上述词汇也充分反映了古代中国对于财政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较为精确的管理。

然而，“财政”一词在我国却是个舶来品。虽然现在人们对于“财政”一词早已习以为常，但“财政”一词在中文词汇中的历史却只有短短的百余年。学术界关于“财政”一词在我国确切的使用时间有多种说法，李俊生、王文素在对各种观点梳理辨析后认为，“财政”一词最早出现在官方文献的时间是1894年，“财政”一词乃是由日文翻译而来，而日文的“财政”一词又是来自英文“Finance”或“Public Finance”一词。②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财政”一词及其相关研究体系无疑也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

如所周知，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财政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和凸显。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中国财政史研究也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举凡中国古代、近代、现代财政史各个领域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之丰富不啻为恒河沙数，令人欣喜有加;与此同时，中国财政史研究也在国家层面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就是在代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高水平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中有关财政史研究的多个重大项目均先后得以立项，如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泰山学院特聘教授陈锋教授领衔的“清代财政转型与国家治理能力研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倪玉平教授担纲的“清代商税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1644—1911）”、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魏文享教授主持的“近代中国工商税收研究”和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黄纯艳教授承担的“中国古代财政体制变革与地方治理模式演变研究”等等，乃是其中十分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这些重大项目的立项对于进一步促进当前中国财政史研究的良性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据笔者所知，上述诸项目在获得立项后，各课题组不仅在其研究工作方面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相继发表了一大批代表了该领域最前沿水平的成果，在财政史学界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武汉大学陈锋教授的倡议下，上述四个课题组还特别重视彼此之间的横向学术交流，成立了四个重大项目的“联合课题组”，并在相互取长补短的过程中达成了召开一年一度的“财税史论坛”的学术共识，自2017年以来，“联合课题组”分别在华中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召开了第一、二届“财税史论坛”，均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效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联合课题组的这种做法，不仅对于更好地推动各自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这也是当前我国学术研究工作机制的一种创新，对于历史学其他研究领域的课题组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正如本次大会的主办方之一、《清华大学学报》主编仲伟民教授对本次论坛所做的评价：“四个重大课题联合开会，而且已经是第三届，纯学术、跨学科、高水平”，仲教授的评价充分表明了这样的研究工作机制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2019年11月22—24日，由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清華大学、云南大学联合课题组、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中国经济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江汉论坛》主办，泰山学院历史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三届财税史论坛暨中国历史上的财政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巍巍泰山脚下美丽的泰山学院隆重召开，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泰山学院、光明日报社、《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江汉论坛》编辑部等高校、科研机构和报刊期刊社的近40位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二、本次学术研讨会概况

整个会议由开幕式、学术研讨会和闭幕式等三个环节组成，虽然会议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凑，但此次会议所包含的信息量却非常丰富，完全可以说是一场含金量十足的学术盛宴。

在开幕式环节，首先由会议的承办方之一泰山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殷敏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在致辞中，殷敏教授首先代表泰山学院的广大师生员工，热烈欢迎来自祖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感谢“联合课题组”把如此高水平的会议放在泰山学院举行，这对于泰山学院学术水平的提升，必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随后他介绍了泰山学院的基本情况，他接着指出，山东既是孔孟之乡，泰山又是五岳之首，山东人民历来以热情好客著称，他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今后有空多来泰山学院走走看看，为我们学院的发展出谋划策;最后殷敏教授预祝并相信本次研讨会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和丰硕成果！随后陈锋教授代表会议的另一承办方——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真情满满地发表了欢迎词。陈锋教授指出，我作为山东人，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参加此次财税史论坛。联合课题组之所以要连续举办财税史论坛，我们的考量和愿景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希望大家为我们各个课题组的研究工作献计献策，以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完成的更加出色，取得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研究成果;二是希望通过搭建这个交流的平台，切实有效地推动中国财政史研究的层次和水平，真正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度的财政史研究和话语体系。在致辞的最后，陈锋教授指出，山东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来到山东，厚重的历史文化感随处都能感知和触摸，热忱欢迎各位专家学者今后多来山东考察交流！

在学术研讨会环节，专家们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与专长并围绕着“中国历史上的财政与社会变迁”为主题进行了十分热烈的讨论。学术研讨会环节由主题发言、大会发言和自由讨论等三个部分组成。

在主题发言阶段，由陈锋教授（武汉大学）、王文素教授（中央财经大学）、何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黄纯艳教授（云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魏文享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倪玉平教授（清华大学）等六位教授分别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与研究专长作了精彩纷呈、亮点迭出的主题发言。

陈锋教授在题为《明清时代的“统计银两化”与“银钱兼权”》的发言中对“统计银两化”和“银钱兼权”的概念作了重要的阐释。他指出，近年来，明清时代的货币问题形成了新的研究热点，有所谓“白银货币化”“货币白银化”之说。对于明清财政变革，不能单纯地把货币用银作为财政变革的标志，如果把货币形态与国家财政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明清货币变革在财政意义上的关键之点，是将银两作为国家财政收支的统一统计单位，换句话说，变革的主要标志，不是“白银货币化”，而是“统计银两化”。明代中后期以及清代，赋税征收以及各项支出以“银两”作为统一的标准，奠定了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中的“统计银两化”。“统计银两化”只是一种国家财政的统计标准，在所谓的“白银货币化”过程中，铜钱的地位依旧重要，依然存在着“银钱并行”与“银钱兼权”，银两与铜钱不但有法定的比价关系，而且在国家财政收入、支出体系中，银两与铜钱各占有一定的比例。“银两”体现着国家财政以及赋税征收的统计标准尺度，“钱文”则是一种生活的日常。

王文素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清代前期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研究——以江苏为例》，作者通过对赋役全书和地方志等资料的整理，对清代地方财政的支出情况进行了量化估计与研究。她认为，清代地方财政的存留银不足全部收入的10%;如此少的地方“存留”支出中，其主要支出为地方官吏薪俸，在教育、基本建设等其他方面的支出很少，难以促进地方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总之，清代地方财政呈现出地方财力不足、财政支出结构上的“吃饭财政”形态以及地方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具有稳定性等三大特点。

何平教授在《清代的“不完全财政”与近代“财政国家”建构实验的失败》的发言中指出，清代前期财政体制是传统中国财政模式的代表，“不完全财政”体制是它的典型特征。清政府的财政支出是按照其 “经制”来安排的，无论社会经济情况发生怎样的变化，均不得突破经制所规定的支出范围和额度。这种不能因事设费、在制度上存在支出缺口的财政，我们称之为“不完全财政”。清代前期的“不完全财政”体制在嘉庆道光年间引发了全面的社会危机。1840年英国等外国侵略势力入侵形成巨大压力之后，国家财政在结构上、中央与地方的实际财力支配上、税收制度及预算制度的吸纳上，体现出西方近代财政国家的部分特征。但艰难实验的结果，由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的弱小，未能实现相应的制度变迁，并没有走上以“税收法定”和“税收民主”为特征的近代财政国家道路，留下难称理想的制度遗产。

黄纯艳教授力图通过对王安石变法前后财权分配方式的比较研究，揭示王安石变法以税权分配为特点的财政新体制，希望从这一角度对王安石变法的内涵和影响做出新的阐释。在《总量分配到税权分配：王安石变法的财权分配体制变革》的发言中，他指出，宋代延续唐代上供、留州的基本做法，经过北宋前期留用地方后划归中央，到立额保障中央后留用地方的变化，总体上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分配是总量分配的方式。熙宁变法通过税权分配将最大宗、最优质的赋税收归中央，同时进一步扩大和明确了作为储备财政的内藏财政和朝廷财政的规模，加剧了作为“经费”责任部门的户部及地方州郡的财政困窘。

魏文享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国民政府借贷型军事财政的建构及其崩解——基于稅收、公债与货币关系的考察》，他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通过关税自主、裁厘加税及整顿地方税收，规范中央地方税收分级，提升了政府的税收能力及财政信用，在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基本稳定了借贷型的财政体系。但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后，这一借贷体系受到空前冲击。军事支出激增，国土税源沦丧，政府一方面开征直接税，开辟税收来源，同时也发行爱国公债及国防公债，政府财政难以为继。到内战时期，政府不断加强税收征稽，但在财政收入之中，税收所占比例不断缩减，银行垫款居高不下，政府财政已经陷入通胀陷阱之中，从而导致政府财政信用的崩解。

倪玉平教授通过分析清嘉庆时期的一个私刻公章印信的典型案件，深刻揭示了嘉道以降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失控的内在原因。在《行政失控与政府治理——清嘉庆朝王书常冒领库项案研究》的演讲中，他指出，公章印信是象征政府权力的重要凭证，私雕官印是对公权力的公然挑战。嘉庆十四年（1809年），步军统领禄康拿获捏造工程名目、伪造工部文书印信、冒领银两的工部书吏王书常等人。王书常等伙同各部书吏，自嘉庆十一年起即冒领户部银库、颜料库、缎匹库及内务府广储司银两、物料，作案14次，涉案金额折合银7万两。王书常冒领库项案并非孤案，嘉道时期的私雕官印案，还具有案发地点多样、案件类型复杂、案件的处理结果各异的典型特点。嘉道时期的吏治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王书常冒领库项案成为这一时期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失控的一个重要表现。

上述主题发言，由四个课题组的主持人及主要参加人，分别结合各自课题的特点做了高水平的发言。这些发言既重视理论阐释，也强调扎实的实证研究，并且能够很好地将两者融通汇合，充分体现了本次研讨会高水平和跨学科的特点。

在大会发言阶段，会议组织者根据会议论文的特点将所有参会论文大致分为四类情况：即“赋役与传统社会”、“商税与货币政策”、“税制变革与社会变迁”、“财政与国家治理”，并根据论文分类情况安排了四场大会发言。大会发言的程序，首先是发言者根据主持人的安排依次发言，全部发言完毕，然后由三位评议人对论文进行评议。

第一场大会发言的主题是“赋役与传统社会”，四位发言人田晓忠（云南大学）、杨国安（武汉大学）、李义琼（浙江师范大学）、侯鹏（苏州科技大学）等的报告可谓新见迭出。

王汉东以《江防、官工与地方财政：清代襄阳老龙石堤的修防经费研究》为题做了发言，他认为，自明嘉靖三十年，湖广守道雷贺始建老龙堤，明清历任襄阳道府官员将老龙堤增高加固，视该堤为襄阳藩屏和全郡保障。有清一代，襄阳老龙石堤修防经费自始至终系地方财政。清代老龙石堤修防经费的来源与款项，透视出清代国家对官工江防的选择策略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治理能力。陈勇发表了题为《外销——晚清财政的另一面相》的报告，他指出，外销是对应于内销（正项）的一个财政概念。外销财政，是指晚清时期游离于奏销制度之外，由地方政府掌握、不受户部核销的那部分财政收支。外销作为地方之公用，在晚清财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岁有生发言的题目是《清末州县的自治财政与地方社会管理结构的嬗变》，他认为，在清末，为推行地方自治，清廷实施“就地筹款”的原则，将经费的筹集之权交于州县。经费的管理也迥异于以往，标志着州县自治财政的出现。与自治财政相伴而生的，是地方的社会管理结构开始出现重大变化。张超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公库制度建设进行了研究，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公库制度建设与财政资金管理》的报告中，他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金库制度呈紊乱状态。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快推进国库制度变革，颁布《公库法》及施行细则，同步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公库体制。抗战时期的公库制度建设，是国民政府财政统一和财权集中的重要表现，其通过银行体系代理公库网络，亦是民国国库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式。

在大会发言阶段，除了发言人的精彩发言之外，每一场发言的点评也同样各具特色。由于各位点评人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均素有积累，在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对于发言者的报告既能指出其优点所在，也能对论文中某些不足的地方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这对发言者来说，显然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而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各位点评人则虚心的向发言者讨教，通过发言人耐心细致的解答，对于点评人来说同样也是学习提高的机会。纵观整个发言和点评，气氛融洽而又不失学术论辩，发言者和点评者均感到十分满意。

通过主题发言和大会发言，本次会议所提交的24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均得以展示。参会学者们普遍认为，各位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均十分深邃，对于在场的各位听讲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统观参会论文和学者们的发言，呈现出以下四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论文作者来源广泛，分别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全国多个省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二是论文内容所涵跨的时段比较长，分别涵盖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史上的诸多财税问题;三是论文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既有对中国财税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也有关于财税史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通过这些研究较好地揭示了财税问题与中国历史社会变迁之间的紧密联系;四是论文还充分体现了跨学科的特点，虽然多数论文是依靠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展开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但也有不少论文分别运用了经济学、财政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财税史问题，并且有很多研究对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运用的十分熟练，这固然是由财税史研究本身的特点所决定，但也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

学术研讨会的第三个阶段是自由讨论。在自由讨论的过程中，各位学者立足各自的研究专长和体会，深入探讨了中国财税史研究的新理论、新视界、新方法、新史料等问题，期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焕发研究活力，迎来中国财税史研究的新征程。本次会议对建设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财税史研究体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其学术意义不容忽视。众所周知，学术期刊是专家学者们研究成果的主要发表平台，学术期刊的发展更离不开学者们的支持，在自由讨论阶段，来自《光明日报》社和作为本次会议的主办方的三家学术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和《江汉论坛》的与会代表也做了积极有力的发言。他们既从学术的角度对于本次论坛的所发表的成果进行了颇为精彩的点评，又从办刊的角度阐述了学术期刊对于推动学术发展的期待之情，并一致希望继续与联合课题组保持紧密合作，持续推出能够代表当前中国财税史研究最前沿和最高水平的成果，为中国财税史的高水平发展贡献期刊的力量。

会议的最后环节是闭幕式，闭幕式由本次会议的东道主泰山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志刚副教授主持，分别由泰山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郭华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泰山学院特聘教授陈锋教授做总结发言。

郭华院长在致辞中说，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百忙之中拨冗莅临我们泰山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参加此次论坛，也由衷感谢联合课题组对我们的信任，把如此高水平的论坛交给我们泰山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来承办，这对我们来说既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更是一次宝贵的提高我们学院科研水平的良机。今天坐在这里，认真聆听了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和讨论，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我的感受，那就是“精彩纷呈、收获巨大”。我们将以承办此次论坛为开端和契机，希望与在座的各位专家进一步加强联系，深化合作，请各位专家继续关心和支持历史文化学院的发展，帮助我们将历史文化学院的科研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陈锋教授在闭幕词中指出，总结这次论坛的成果，可以借用清华大学仲伟民教授的话，那就是这次论坛是一次“纯学术、跨学科、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但是，我想这次会议还可以再加上九个字，即“时间紧、很圆满、前景阔”。整个会议只有短短的一天，但在这一天中，我们组织了六场讨论，每一场的讨论都十分圆满，而且整个会议议程也进行的十分顺利圆满;同时，在这次研讨会上，虽然老一辈学者依然活跃在学术一线，但中年学者已经逐渐走向了舞台的中央，而年青学者则初步显示出较强的学术锋芒，老中青三代学者呈现出良好的学术传承态势，这就清楚地表明，未来中国财税史研究将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由此可见，虽然这次论坛的时间非常紧凑，但就论坛所取得的成果来看，这次论坛开得非常圆满和成功，所以说“时间紧、很圆满、前景阔”！考其原因，总结起来，我想大概主要有如下两点：论坛的成功，首先得益于泰山学院、泰山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各位领导和老师们的大力支持、精心筹备和对各项事务认真周到细致的安排;同时，论坛的成功也是各个课题组以及来自祖国各地的各位专家学者们互相支持、精诚协作精神所修成的正果。所以，在这里，我要代表论坛组委会向泰山学院、泰山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们以及在座的各位专家们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你们为本次论坛的圆满成功做出的无私的奉献！明年的论坛将移师华东师范大学举办，届时希望各位专家能够一如既往的继续支持我们的论坛，把我们的论坛办的越来越有学术生命力、社会影响力和品牌示范力，为中国财政史研究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0页。

② 参见李俊生、王文素：《再论“财政”——“财政”渊源探究》，《财政研究》2014年第6期。

作者简介：张卫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江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