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界对专家信任危机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媒介化风险社会视域下，从新闻传播学的理论范式加以阐释。从网络社会学视角出发，运用微观个人角色、中观群体互动、宏观社会环境的基本分析框架，可发现虚拟舆论场中专家“角色断裂”的多层次诱因：知识权威的“角色断裂”根源于专家自身的角色失位、“虚拟赋权”的兴起与意见领袖的冲击、资本运作下的污名化建构等。对症下药进行治理，可为专家信任的重塑和权威再造提供一些反思和建议。

关键词：知识权威;信任危机;角色断裂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20）01-0042-05

一、问题的提出

不知何时起，网络平台上的专家成了“砖家”，“知识权威”脱离了自身原有的角色定位，呈现出“角色断裂”的网络生态景观。这股污名化热潮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反而常态化、广泛化，成为普罗大众心照不宣的笑料与谈资。一方面公众需要专家为他们解读、揭示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对专家的言论不以为然，甚至大加嘲讽批判。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危机不仅使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动摇了专家作为传统道德知识权威的角色地位，还易造成网络上舆论的断裂与隔阂。在网络虚拟舆论场中，“专家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撕裂，不仅无助于问题的理性探讨和解决，反而会加深不同阶层的鸿沟，引发社会系统性信任危机，对公众生活、舆情引导和社会治理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专家“角色断裂”这一现象究竟因何而产生，背后隐藏何种深层机制，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目前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较为稀缺，且基本集中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多是在媒介化风险社会视域下探讨这一现象，鲜有在社会学领域加以剖析。由于互联网事实上已经在充当人们行为活动的重要平台，所以，在其原有的物理属性之上，势必要被“叠加上”社会的和人文的属性。① 在社会学者看来，网络社交平台不再是一种纯粹技术层面的媒介工具和传播手段，而是一个虚拟层面的社会活动场域，社会学对网络用户的定义不是新闻与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介人”、“网络人”，而是“社会人”。网络互动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互动，不同的只是其形式而已。② 网络平台上层出不穷的各类问题和现象实质上是急剧转型的社会现实在虚拟空间的映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本文从网络社会学视域出发，立足微观个人角色、中观群体互动、宏观社会环境的基本框架，揭示虚拟舆论场中专家“角色断裂”的多元诱因，为专家信任危机的解决与和谐网络生态的建构提供思考和启发。

二、微观系统：专家自身的角色失位

从微观层面看，专家个体自身的角色失位，一方面源于市场经济刺激下的利欲观对专家的“名利俘获”，另一方面深植于“专家故事”与“大众故事”的舆论断裂。

（一）“名利俘获”：从专家到“砖家”

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专家是指专门从事某一领域研究，并深入掌握该领域专业知识、技能的人。从这种意义上看，专家这一社会角色与生俱来便携有“知识权威”的属性，网络平台上的专家很多时候可以和“公共知识分子”画上等号。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尊重知识的传统，普罗大众一度在情感上对专家带有一种朴素的尊敬感和崇拜感。扮演知识权威角色的专家便被赋予了一定程度上的角色期待，即大众基于传统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朴素价值观，希望专家能站出来维护公众利益。

但在具体的网络实践中，活跃在互联网上的部分专家脱离了公众的角色期待。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一小部分专家也不免被名利所俘获。他们挂着琳琅满目的荣誉和头衔，争先恐后涌入互联网，在各大网络媒体平台频繁走穴、指点江山。在网络上，他们左右逢源，使原本严谨的学术染上了一层浮躁的色彩。这种网络层面的“去魅”固然使大众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学术的陌生感和敬畏感，使原本高高在上、艰深晦涩的理论和教条落地，进入人们的生活中。另一方面，在这种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影响下，部分专家日渐“娱乐化”、“明星化”，在大众心中的地位也逐渐受到动摇。甚至一些专家为搏眼球故作惊人之语，甚至“跨界”对自己专业领域外的事物和现象大加评议，结果牛头不对马嘴，贻笑大方。又有许多专家或为名、或为利，不仅不为公众利益站台，反而为某些利益集团鼓吹，严重伤害了大众的感情和利益。专家也因此在一轮轮网络质疑声中，成了“砖家”。

平心而论，这股以点带面扩散到整个专家群体的污名化浪潮无疑是有失偏颇的。必须看到，绝大部分甘坐“冷板凳”的真专家正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奋战于科研第一线。他们抵御住了名利的诱惑，默默研究，为社会奉献。因此，在专家自身层面，推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加强专家系统的伦理道德建设是重建专家系统信任的重要路径。③

（二）分道扬镳：“大众故事”与“专家故事”的张力

顾名思义，专家的“专”是指其在某项领域的专业性，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专家无疑是权威的化身。针对某一社会事件或现象，专家往往能立足自身专业视角，从多元层面加以剖析诠释，其视野的广度和深度均远远超过未经系统学术训练的普通民众，往往能给人以全面认识和深刻启发，使人心悦诚服。然而，专业叙事固然成就和巩固了专家所扮演的知识权威角色，使专家拥有了大批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对事物专业、理性的分析视角也导致“专家故事”与“大众故事”的舆论断裂。

尤其是当某个网络热点事件作为导火线引爆舆论热点时，专家解读和大众情绪具有天然的隔阂与张力。例如，针对2018年底我国接连发生的几起未成年子女杀害父母案件，舆论沸沸扬扬，网络空间一片愤怒和声讨之声，“应该立刻把他们枪毙”等情绪化、极端化留言甚嚣尘上。随着时間的发酵，这些恶性事件逐渐引发了网络舆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批判与指责。部分情绪激动的网民甚至宣称，当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实际上是“未成年人渣保护法”，应该对其进行修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给犯罪者应有的处罚。这股公众情绪的高涨并非空穴来风，像之前就有许多校园暴力事件给受害者身心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却因为施暴者同样是未成年人而不了了之。许多网民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不足以平民愤，用网民的话来说，“原本应该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没有保护受害者，却包庇了犯罪者”。与之相反的是，大多数法律专家对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降低刑事责任持谨慎甚至极力反对的态度。法律专家普遍认为，降低刑责年龄看似痛快，却不能从根本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修改相关法律应当慎之又慎，不能被某些极端案例所绑架。大量调查和数据表明，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频发更多是由于原生家庭、学校教育、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所造成，采取降低刑责年龄的“一刀切”做法，不仅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造成未成年人标签化、污名化、逆社会人格化等不良后果。但专家的发言很快便被公众愤怒的情绪狂潮所淹没，甚至激起了一片指责和质疑之声，说专家“满口空话、不接地气”等。

通过对这一网络热点事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在针对某一社会现象或事件时，专家扮演的是在专业性主导下秉承价值中立的“理性人”角色，而网民更多扮演的是社会现实和公共情绪影响下的“社会人”角色。值得指出的是，“社会人”这一概念并非贬义，而是指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理性态度和感性思维的人，是经验意义上真实的人。公众讨论虽然存在较强的情绪，但其支撑证据往往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不应该被视为非理性。④ 厘清大众与专家双方的角色定位，采取灵活手段弥合理性与情绪之间的沟壑，是专家系统信任重塑和权威再造必须要面对的困境和挑战。

三、中观系统：“虚拟赋权”与意见领袖的崛起

从中观层面来看，专家群体权威的衰弱与其在网络空间中话语权力的转移是相辅相成、相互建构的。纵向来看，网络话语权力从被一小部分知识精英阶层所垄断逐渐下沉到数量庞大的普罗大众手中;横向来看，专家的话语权力在平面上被意见领袖、“网络大V”等新兴群体所分解，这也客观上形成了网络群体的行动悖论。

（一）“虚拟赋权”与话语权力转移

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个人主体性意识的兴起，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广大网民提供了一个意见表达的线上场域。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无论用户的职业、身份、地位等如何千差万别，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虚拟赋权”有利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促进了社会民主和公平正义，但这种基于技术要素的脱域表达形式打破了知识精英的言论垄断，不可避免地导致网络话语权力自上而下的转移和让渡。网络对普罗大众的“虚拟赋权”冲击了原有的话语权力体系，人们不再对专家、权威的观点奉若神明、全盘接受。网络信息洪流下不同理念的此消彼长与各派观点的激烈交锋极大开阔了广大网民受众的视野，也导致当前网络平台上去中心化、去差别化、反权威主义浪潮泛滥。

对专家群体而言，网络层面的“虚拟赋权”无疑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专家在公开发布观点时不能再随心所欲，因为每一条言论都将受到大众的监督与评判，稍有不慎就会受到质疑指责，甚至贻笑大方。然而，只有能经受住检验的成果才是真正的精粹。多倾听来自不同阶层的声音，对纯化专家队伍、提升专家自身学术水平无疑大有裨益。但随着“砖家”污名化的定型，专家越来越成为网民情绪宣泄的靶子，只要标题上带有专家的新闻底下往往是就是骂声一片。在当前的虚拟社交平台上，公众并不信任专家，但陷入了不信任却又不得不信任的“豪猪困境”，专家则面临着“无论说什么、无论怎么说，公众都不信”的“专家塔西佗陷阱”。⑤ 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不甚了解、对专家“利益关联”的怀疑愤怒以及对部分专家不负责任言论的愤怒无疑加剧了对专家的信任危机，而网络“虚拟赋权”则使专家不得不直面公众民意的洗礼。

专家权威衰弱和话语权力丧失的原因是多层次的，既有专家系统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的推波助澜。网络话语权力的下沉泛化固然拓宽了民意表达的渠道，但囿于教育水平和专业知识的不足，网民群体虽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在面对夹杂伦理、道德、法律、经济、自然科学等诸多要素的社会事件时，片面的分析视野和单薄的知识储备难以支撑他们进行理性深入的探讨和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热点新闻下面沸沸扬扬的网络评论大部分都是无意识的情感宣泄，最后依然需要专业层面的回应和理性反思。建立健全专家与大众良性交流机制，将理性表达和大众情绪准确对接，是专家话语权力回归的必经之路。

（二）意见领袖崛起与话语权力分夺

在“虚拟赋权”背景下，网民逐渐掌握了网络社交空间的话语权力，作为传统知识权威的专家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大大缩减。然而吊诡的是，网民群体打倒了原有的权威，却又迅速拜倒在新的权威脚下，网络意见领袖的兴起便是鲜明表现。网络意见领袖的崛起不仅分夺了专家群体的话语权力，更令人担忧的是，与专家相比，意见领袖不仅同样会受到利益的驱使和俘获，且普遍缺乏专业性和价值中立的角色立场，其行为更加难以约束。

这绝非危言耸听，网络的民主性体现为任何人只要会上网都可以在上面表达自己的观点、分享自己的想法。但这种“表面民主”不受现实中“一人一票”制度的约束，理论上只要拥有足够多的资源和金钱便可以控制舆论，将掺杂自己“私货”的信息做大。事实上，里面有着广泛的操作空间和利益博弈。诸多意见领袖、网络推手借助网络平台消费国家体制、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试图以煽动群体情绪的方式博取经济、政治、声望等方面的利益。例如，在某件社会热点事件发生后，这些意见领袖不仅不会站出来理性发声，致力于问题的恰当解决，反而会推波助澜、浑水摸鱼。影响力弱一些的意见领袖、“网络小V”为了蹭热度、蹭流量，往往会附和讨好民众的非理性情绪;强势一些的意见领袖、“网络大V”则操纵民意，消费民粹主义，扰乱网络生态，最终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许多对专家不以为然、嗤之以鼻的网民，却对这些意见领袖奉若神明，百般信任，这也是意见领袖总是能掀起网络舆论狂潮的原因。

勒庞早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就承认了领袖对群体具有巨大影响力，但对领袖的评价却大多是负面的，“这些领袖往往熟谙巧言令色之道，一味追求私利，用取悦于无耻的本能来说服众人”⑥。对群体领袖妖魔化的定義确实过于偏激，也使勒庞饱受非议，但他至少揭示了领袖对群体的影响之大。纵观近年来的一些重大网络群体事件如“江歌案”，我们可以注意到其中都有着意见领袖的暗中推动。部分网络意见领袖为了自身利益而对网络舆论推波助澜，并不在意事件的真实性，这也是近年来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频发的原因之一。

专家权威的衰弱与意见领袖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专家的信任危机导致话语权力的转移和意见领袖的崛起，而意见领袖的崛起又加剧了专家权威的动摇。关键在于，在这场网络话语权力的争夺战中，专家为何会败给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和专家在针对社会热点事件进行分析时往往有着不同的立场，与大众有着不同的角色距离。意见领袖基于“生活逻辑”、“情绪逻辑”的话语表达，往往比专家基于“专业逻辑”、“理性逻辑”的话语更符合大众朴素的情感和价值观，更易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使大众觉得意见领袖是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说话的，而专家的背后可能是错综复杂的利益共同体。为了避免大众在非理性情绪下被意见领袖所操纵，防止民意被民粹主义所裹挟，在网络空间重塑专家权威、弘扬理性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宏观系统：媒介化风险社会视域下的角色冲突

从宏观系统来看，专家的形象塑造与当前我国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大环境密不可分。在媒介化风险社会语境下，专家的形象呈现与大众媒体密切相关。专家与媒体并非固定的二元关系，双方既合作又冲突，在互动过程形成了角色冲突的特殊格局。媒体与专家有时相互合作，各取所需，表现为“经济人”与“专业人”的互补与融合;有时又互相提防、理性算计，呈现出“经济人”与“理性人”的冲突与博弈。

（一）正和博弈：“经济人”与“专业人”的互补与融合

关于专家群体的信任危机与权威衰弱，之前的研究大都归咎于专家群体自身的行为失范，鲜有从媒体的角度探讨这一现象。专家有走进社会、服务公众的自我需求和社会责任⑦，而网络媒介的发展则为专家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径。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专家选择通过网络媒介发声，成为“媒介知识分子”，背后其实兼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考量。一方面专家可以通过媒体向大众普及专业知识，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获取利益，可谓一举两得。然而，专家与媒体的关系并非总是和睦融洽，双方都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和目标，这些目标有时是相同的，有时却难以调和。

对于专家而言，借助媒体可以传播自身的理论观点，提高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重新掌握网络时代的话语权力。对于媒体而言，“专家”这个标签无疑可以吸引更多的受众，带来更多的流量和经济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双方的合作是一种“正和博弈”，专家与大众媒体通过合作形成了“双赢”的格局。专家具有“专业人”属性，而媒体（这里主要指商业媒体）与生俱来便带有“经济人”属性。在专家与媒体合作过程中，双方优势互补，各取所需，实现了“专业人”和“经济人”的完美融合。但这种合作方式并非一成不变，媒体的“经济人”属性必然导致其利益取向的行动方式，这也为媒体与专家的冲突与角力埋下了导火索。

（二）资本介入：“经济人”与“理性人”的冲突与决裂

媒体展示给受众的，并不是真实环境，而是一个建立在真实环境基础上的拟态环境。⑧ 因此，网络空间中专家的形象并非是其原生形象，而是被媒体塑造和建构出来的次级形象。在资本要素的推动下，媒体在“砖家”这一污名化形象建构过程中出力极大。为了抓住读者眼球，吸引更多关注，部分媒体有意识地对专家的话语进行曲解、断章取义，甚至是以讹传讹，导致许多权威专家的正当理性言论被误读和错判，从而导致“经济人”与“理性人”的冲突与决裂。在网络平台上，专家被加工后的片面粗暴的言论无疑比原本中正理性的话语更能吸引大众的关注，更能激发广大网民同仇敌忾的感情，在网络民意的喧嚣沸腾中，媒体自然赚得盆满钵满，而专家却成为了经济利益下的牺牲品。

如果说，在专家形象的污名化过程中，专家的 “名利俘获”是自身原因，“大众故事”与“专家故事”是精英视角与大众逻辑的天然张力，难以避免，那媒体对专家形象的污名化建构完全是利益取向下的“人祸”。网络空间的“虚拟赋权”不仅仅针对网民群体自身，媒体也从中获益，近年来各大网络平台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自媒体便是证明。相较于传统媒体，自媒体数量庞大、鱼龙混杂，且普遍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和专业素养，更容易被利益所蛊惑。自媒体所发布的信息真假难辨，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它们往往只关注如何吸引粉丝和流量，缺乏社会责任感和行业道德感，由此滋生了一大批歪曲事实的“标题党”。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鲜明话题性的专家也无辜“躺枪”，与“城管”、“广场舞大妈”等群体一道成为了公众情绪宣泄的靶子和部分无良媒体牟利的手段。

更尴尬的是，针对这种情况，当前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显然，仅仅从道德层面对这种行为进行批判和呼吁无疑是隔靴搔痒，有必要将其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加以监督，才能正本清流，塑造风清气正、和谐信任的网络生态环境，让大众享受到健康积极的文化成果，缩小专家与大众的隔阂与鸿沟。

五、结语与反思

从专家到“砖家”，背后是文化、观念、利益的博弈与碰撞，是剧烈转型的社会现实在虚拟空间的映射，是虚拟场域与现实社会的相互交织、渗透与建构。网络的发展为个体提供了一个“虚拟赋权”、意见表达的场域，重塑了个体的行动取向和利益观;为专家提供了一个扬名的平台，也使专家不可避免地被权力、金钱所俘获;使大众传媒迅速发展，但也造就了網络媒体“社会公器”与“利益媒介”的矛盾性特征。在社会急剧转型的话语背景下，专家一方面受到自下而上的公众意识对传统“道德知识权威”的角色期待和行为要求，另一方面又受到自上而下的权力压制与利益束缚，而网络媒介的发展则为专家的“角色断裂”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虚拟场域。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虚拟社区中专家与大众的关系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和挑战。专家信任危机和权威衰弱产生的背后是多元力量的博弈，必须要对症施药，弥合不同阶层的裂痕，防止社会撕裂。对专家自身而言，要切断背后的利益关联，坚持理性中立的价值立场。同时，要提升与大众的对话能力和水平，不能仅局限于专业知识信息的发布，在发言时要考虑如何与大众的情感和焦虑对接。对于政府，一方面要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和治理，打击故意捏造事实的逐利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公民理性思维和公共参与能力的培育，避免大众被一小部分意见领袖和媒体轻易地洗脑和俘获。

注释：

① 李一：《网络行为：一个网络社会学概念的简要分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② 夏学銮：《网络社会学建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③ 高盼、邢冬梅：《专家系统信任危机及其重建——基于风险社会语境的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④ 曾繁旭等：《风险传播中的专家与公众：PX事件的风险故事竞争》，《新闻记者》2015年第9期。

⑤ 郭喨、张学义：《“专家信任”及其重建策略：一项实证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年第4期。

⑥[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页。

⑦ 周莉：《专家公信力：“嵌入”式信任的发生和运作机制——以食品安全事件为例》，《理论与改革》2014年第1期。

⑧ 李晓洵、张苗：《媒体报道中的身份成见——李普曼〈公众舆论〉读后感》，《青年记者》2012年第8期。

作者简介：敖路平，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22。

（责任编辑  陈  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