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平

2020年1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然袭来，迅猛扩散至全国各地，这是中国继2003年SARS之后遭遇的又一场疫情危机和灾难。这一场新的威胁与考验，展现了白衣战士的无私奉献、科学家的全力研究、各级政府的协调应对，广大民众的支援和团结。此外，笔者还想到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智慧与生命意识。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只有一次，她是世间最宝贵的。从历史上看，只有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明程度上，才能谈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但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现代社会，人的尊严问题仍然存在：有的人心理不健康、承受力差，无法直面复杂多变的现实，无法抵御人生的各种磨难，在挫折中觉得生不如死，直至自我轻生了断;有些人不知为何而活，只是随波逐流、顺从生理性欲望的引导，甚至有人极度纵欲、堕落，以至吸毒、犯罪。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情况，大自然在不断被改造的同时，也经常以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瘟疫等结果来报复我们。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种族矛盾、局部战争、核威胁、艾滋病、埃博拉病毒等等，使人心惊胆颤。生命的珍贵和神圣性受到极大的亵渎。

一

生命的珍贵和神圣，在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几乎都是不言而喻的，古人把她视为源于某种神秘过程，或造物主所赐予。中国远古时期也曾经历蒙昧时代，虽然也有把生命神秘化的图腾崇拜，对包括生命在内的事物也有许多错误和模糊的认识。但先哲们很早就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早在先秦时期就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思想文化，并且这种文化不是宗教性文化，而是以探讨人和人生问题为主流的。正如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所言：“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

在对生命及其神圣性的认识上，中国文化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智慧，认为人的生命源于天地，是上承于天、下接于地的，是自然精华的凝聚。正如《管子·内业》所言：“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人在天地之间，当然是万物中最宝贵的。古人把宇宙说成是乾坤，来源于古老的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乾坤两卦是“父母卦”，叠合衍生出其余六卦，又进而衍生出整个六十四卦。乾与坤的物象分别是天和地，对天的理解是“天行健”，由此引申出来的卦德是“君子以自强不息”;对地的理解是“地势坤”，由此引申出来的卦德是“君子以厚德载物”。古人认为天地最大，包容万物，天地合而万物生焉，四时行焉。天在上，为阳，为刚;地在下，为阴，为柔。故天高行健，地厚载物。于是，从这些理解和解释中进一步引申出人生哲理，即人生要像天那样高大刚毅而自强不息，要像地那样厚重广阔而厚德载物。

《周易》还提出了著名的“三才之道”，认为人鼎立于天和地之间，人道“仁义”与天道“阴阳”、地道“柔刚”相通相融相参。《周易·系辞》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把天地自然界看作是有生命的存在，这种存在不仅是人的物质生命的根源，而且是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根源。其根本信念在于，把整个宇宙看作一个自我生成、自我演变的普遍的生命之流、生生不息的万化之流。生命来自并体现阴阳之道。《周易》的天人观是从两端来展现的：天对人而言，便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即自然界变化不已使人和其他事物各有其性命，人作为万物之一类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尊严;人对天而言，则是“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人在天地万物中负有一种神圣的使命，应完成人之所以为人之性。

可见，这种人生哲学在起始点上就远离宗教，而不借助于什么神的力量，并且是把生命起源、人生价值等问题统统置于“天人合一”的大前提、大背景下来思考。这种思考显然难免其素朴性，但是十分贴近自然，把人的生命看作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国传统哲学对人和人生的解读，理智地对待生命的神圣性，高扬了生命意识，这就启示我们：在复杂多变的今天，在面临种种危机与灾难的情况下，首先要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对人的存在与发展持有足够的信心，即人类作为宇宙之大族群，要关爱自我，珍视生命。

二

人的生命起源决定了人的存在本身的二重化：一方面作为肉体存在物，人与其他动物没有根本区别，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由自然律所决定;另一方面，人又与其他动物不同，不仅仅是一种肉体存在物，还是一种精神存在，因而受道德律的支配。这两方面看似互相对立，实则具有统一性，因而说人就是灵与肉的矛盾统一体。人的问题、人生哲学、人生价值论，无论内容多么丰富、复杂，都以此为基点。生命的珍贵、崇高和神圣，主要根源于人的精神性存在。

以道家和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的存在的二重化有独特的洞见。老子认为“道”可分为“不可道”之道和“可道”之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老子》還区分了“有执”与“无执”、“有欲”与“无欲”、“有为”与“无为”。庄子则说，“生人之累”“死者无此”（《庄子·至乐》），他还对“有待”与“无待”、“形”与“心”、“物”与“道”作了区分。魏晋玄学中的“有无之辩”“言意之辩”“自然与名教之辩”，进一步展开了老庄的思想。道家以其深邃的智慧和思辨关注人的存在，尤其是精神性存在。

儒家人生哲学既是形而下的探索，又是形而上的追求。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仁构成人的内在超越。仁的基本含义为“爱人”。爱人虽意味着由主体而及于客体，但要求主体从自我做起，“克己复礼”，树立主体性人格。儒学主张从内圣仁的自我修养到外王仁行天下。孟子的仁，体现了人的本质，显示出人本精神，达到儒学的新跃迁。他说“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意思是说，仁的本质就是人，无人则无所谓仁;人又蕴含着仁，无仁则人的本质便无以表现。于是，孔孟从仁中发现了人及其本质，只有当人超越了自然人、本能人，人的本质才被发现，人本精神才得以彰显。儒家哲学深刻阐明了精神之于肉体存在的优先性、至上性。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孟子不仅划分出人的精神存在与肉体存在两个层面，即“义”与“生”，而且对此进行比较和评价，赋予其大小贵贱之分，并作出鲜明的取舍。孔孟以自己一生的奋斗树立了圣人和仁人的理想人格，由此塑造和影响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

中国哲学家虽然提出了形而上的天道哲学，但根本目的是为了说明人的形而上存在。中国哲学的天人关系，开始是比较原始的天人合一论，后来又发展出“心理合一”的天道性命之学或心性之学。人被提升为同宇宙本体合一的形而上的本体存在：儒家把社会本化体，并把它说成人的形而上本体，道家则把超伦理的“自然”说成人的形而上本体，后来又加上佛教永恒的“实在”，宋明理学实现了儒、道、释的融合，宇宙本体同时又是人的形而上本体，最终形成以内在自我超越为旨趣的“天道性命”之学。

重视人的形而上存在，高揚人的精神性，必然能够确立人的崇高地位与应有的尊严和价值，必然不仅能够将人与动物真正区分开来，而且能够在精神存在的层面上将不同追求层次的人区分开来。可见，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既是一种学问，又是一种境界，它告诉我们：人是有血有肉的生灵，人的生理性欲望来自于自然，“食色性也”，应当自然而然地去满足;但人又是万物之灵长，在天地之间最“贵”且能与天地相“参”，因此人应当过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应不断修身养性，“进德修业”“保合太和”“养浩然正气”，终生向善，努力成为“圣人”“真人”。这种人生哲学有助于生活在今天的现代人，面对信仰危机、精神生活庸俗化、生态失衡（含大肆猎杀野生动物）及经济危机、局部战争、种族矛盾等状况时，增强主体自觉，矫正社会价值坐标，弥补精神生活的缺憾，重塑精神支柱，改善和完善人生，创造健康而丰富的精神生活。

三

西方世界在主客二元对立的理念下，在改造、征服自然过程中，片面发展了“科技理性”与“工具理性”，却忽视了“价值理性”，造成了现代化后的一系列危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危机表现在环境、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和资源的匮乏，疫病流行危害人的生命;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则表现为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平等和矛盾加剧，地区冲突和战争时有发生。在经济全球化、互联网一体化时代，中国在全球性危机中也难逃厄运，难以独善其身。

中国传统的天人观恰恰有益于我们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重视天与人的内在相通，主张天人合一，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特色与深厚底蕴，这在《周易》中体现得十分清晰。《周易·序卦传》载：“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万物生成过程是由低向高发展的，其顺序是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礼义是专对人而言的，只有人才有仁义、礼义，也只有人才能尽其仁义、礼义而“成物”。人的仁义与天地之阴阳、柔刚是一种生命的“进化”关系。阴与阳（柔与刚）作为两种普遍的要素，也是两种基本的功能，推动自然界进化，产生了一切生命。自然界的生成变化向着一个有秩序的目的进行，人的仁义之情就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人因为有仁义，所以能从自身生命活动中体会到人与自然的生命关系，而不是仅仅将天地自然界作为征服和役使的对象。

古人已经意识到，人与天地自然界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生命联系。天地之道演化、生成有生命之人道，生命内在于天地自然界中;人道既成，又用其“性命”体会天地之道，人的生命中包含着天地自然界。天、地、人三者真正统一起来，相通、相融、和谐。这就是《周易》“三才”思想的深刻意蕴所在。这种观念对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学、艺术、建筑、医学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下社会，面对工业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环境危机，展望人类的未来，我们应当自觉借鉴传统天人观，遵天道，循天理，敬畏自然，善待生命（包括人自身和野生动物），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切实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前提下谋划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性、永续性发展。

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人学、一种道德哲学，它所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调节这种关系而实现整体和谐为最高目标。天地人“三才”思想、和谐思维，都是以宇宙包容万物的特性为根据，旨在说明人道应以宽厚、仁义为德，应具有博大恢宏的气度，在爱护他人生命的同时珍惜自身生命，在尊重他人的同时尊重自我。这种观念陶铸了中华民族胸怀宽广、热爱和平、团结和睦的特殊品格。从个人的修养——身心平衡、健康，到齐家——家庭和睦，再到治国——长治久安，最终达到平天下——协和万邦。从人际关系看，实际上关注的是社会整体的稳定、和谐，有助于社会各方面力量、各种因素的协调、凝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从国际关系、民族关系看，实际上关注的是睦邻敦友，世界和平，这有助于化解地区冲突与战争，有助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最终有利于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

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饱经风霜，屡遭磨难;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成就、社会进步举世瞩目，在面对九八洪灾、SARS病毒、汶川地震、金融危机等灾害灾难中，我们奋力抗争，从没有退缩。中华民族就像奔腾不息的黄河长江，冲破重重艰难险阻，一往无前;中华民族在神州大地上自强不息，谱写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以顽强的民族精神和果敢有效的救援获得世界赞誉。当前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惟有抗击和防控才有出路。我们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高扬生命意识，珍视生命的神圣性;我们必须坚定信念：一定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因为我们有维系和支持国家统一的民族魂——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团结统一的博大胸襟、热爱和平的高尚情怀、勤劳勇敢的优良品质、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责任编辑：林凡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