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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帮研究的现实基础、热点分析与理性思考

2020-05-09姚建峰田生湖喻凡

中国商论 2020年6期
关键词:商帮徽商研究

姚建峰 田生湖 喻凡

摘 要:通过对1977—2018年CNKI收录的文章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识别并深入探讨了我国商帮研究的现实基础与五个热点领域。研究认为未来应该注重商帮研究新生力量的培养,通过建立专门研究机构、联合培养研究人员、创新合作机制等途径激发学界研究热情,拓展商帮研究视野和史料挖掘渠道,以期对深入挖掘商帮的历史功绩和现代价值有所助益。

关键词:商帮 晋商 徽商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0)03(b)--03

我国商帮发展历史悠久,不仅对资本最初积累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商帮经济又开始出现并日益繁荣起来[1]。学界对商帮研究方兴未艾,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亮点。以CNKI学术文章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技术,从现实基础与热点领域两个层面勾勒我国商帮研究的整体图景,以期对商帮研究有所助益。

1 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时间范围为1977—2018年。以“商帮”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剔除通知公告、书评、约稿和报刊载文等非学术文献记录,有效样本文章共计3310篇。采用的研究工具主要是Citespace和Netdraw软件。

2 商帮研究的现实基础

2.1 发文作者分析

参与商帮研究的作者共2862人,发文量在10篇以上的高产作者包括李刚、范金民、杨涌泉、刘建生、梁小民、王世华、徐志频、郎咸平、燕红忠、宋伦、黄滨、孙善根等,他们代表了商帮研究的中坚力量。图1是商帮研究者成果发表的时间线图谱。可以看出,李琳琦、王世华、李刚和范金民等学者长期致力于商帮研究;而杨梓润、汤庆慧、杜平和杜君立等学者近几年才涉及商帮研究,是商帮研究的重要新生力量。利用Netdraw软件绘制作者合作关系图谱时发现,研究中存在明显合作关系的作者并不多,且高产作者之间几乎没有合作现象,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商帮研究的深入开展。

2.2 研究机构分析

组织机构是科研工作的重要载体,所在地域、研究氛围与条件等都会对科研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开展商帮研究的机构共有1609家,累计发文量超过10篇的机构有26家,其分布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这些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的社会历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和专门科研院所。近年来,行业协会也大量开展商帮研究,如中华商帮文化發展促进会、浙商研究会等,成为商帮研究的新生力量,拓展了研究主体的单一性,为商帮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二是,研究机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点。主要分布在安徽、山西地区,福建、江浙地带的研究机构分布相对较少,河南、北京、上海、云南等地也有研究者涉及商帮研究,但相比之下并不活跃。安徽地区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占比26.19%;山西地区次之,占比23.64%;浙江和福建成果数量占比分别为6.85%和6.46%;上海、陕西、南京、河南、北京地区成果数量分别为4.93%、4.25%、4.76%、4.59%、4.42%;江西、江苏、湖北、广西和云南等地区商帮研究成果占比均在3%以下。

2.3 载文期刊分析

经统计发现,刊载商帮研究的期刊共有1035种,其中载文量超过10篇的有35种。《潮商》的载文量最多,而较有影响力的期刊只有《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安徽史学》《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

3 商帮研究的热点分析

3.1 商帮兴衰的原因考究

从外部原因来看,商帮的兴衰都与政治变革、地缘纽带以及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商帮资本积累主要依赖于封建政治势力,因此作为其附庸的商帮无法摆脱封建制度瓦解而趋于解体的命运。地缘和宗族血缘纽带则使商帮更具凝聚力、活力和外向拓展力[2]。明清社会商品经济的发育及其产生的需求为商帮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创造了巨大的商机[3]。但光绪中叶以后,因国际市场上洋货冲击、入侵资本主义势力的打压、经营成本大大增加等因素,迫使商帮部分业务逐渐走向衰落[4]。从内部原因来看,经营理念、商业道德与文化观念等则是商帮兴衰的主要内因。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坛,除了自身素质较高,具有儒商风采之外,其经营颇具特色,有良好的商业道德,也十分关键[5]。周以岗认为群体社会心态构成和表现特征等是山西商人兴衰的一个重要原因[6]。应该说商帮兴衰的原因是复杂的,只将其归咎于外因或者内因都有失偏颇,但外因尤其是政治和战争因素既成就了各大商帮,也造就商帮衰落不可避免的归宿。

3.2 票号研究

学界对票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山西票号上。晋商所经营的票号、账局、钱庄、当铺、印局是中国银行业的鼻祖[7]。晋商在金融业的经营管理方面曾有过重要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权分离,经营有方;转账结算,加强监管;钱市交易,同业拆借;票据贴现,支票旅行;首创密押,防范欺诈。这些创新对现代金融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山西是全国开设典当最多的省份[8],典铺资本雄厚,规模庞大,业务繁多,在北方占据支配地位。商品经济的大发展、贫富悬殊的加剧、典当业的丰厚利润及政府对典当业的扶持是其兴起的一般原因。晚清票号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经营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密切结合,将传统的中国商业资本运动推向最高峰。山西票号不仅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外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3.3 经营理念与价值观念研究

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念方面也属晋商和徽商最具代表性。晋商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和进取精神的特殊商业群体[9],他们鲜明地树立了“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思想观念,有着相对稳定的经商伦理道德观[10]。在坚守以崇尚商誉、恪守信用、诚信不欺、义利和衷、勤劳节俭等为核心内容的经营理念的同时,向明初以来对儒家观念的贱商传统提出挑战,较早地摆脱了传统文化的偏见和束缚,广泛接受了儒贾相通、义利相合的价值观念,牢固树立了重商是实现人生价值重要途径的进取思想[11]。徽人经商的目的不在于求利而在于谋生,坚守“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道德准则,不惜耗费大量商业利润用于“义举” [12]。

3.4 商帮重要历史人物研究

进入21世纪之后,重点关注某个人物、家族或商行的案例研究。对徽、晋商代表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赵丽[13]和王贤辉[14]梳理了徽商著名代表人物胡雪岩的人生历程和形象。郑毅探究了胡沇源及其后代经营茶叶生意的历程[15]。武世刚[16]认为祁县乔氏在山西封建商业资本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乔致庸“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经营之道,代表了那个时代商贾精英的开放思路[17]。孙翔深入剖析了晋商代表曹家的家族构成、经营、教育及与乡里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内容与关系[18],展示了晋商商贸习俗的全景画卷。对其他商帮人物的研究也始终没有脱离研究者视野。如陈厥祥对宁波帮典型代表包氏家族进行专题研究,勾勒并揭示了宁波帮之所以能笑傲商海、长盛不衰的原因[19]。重要历史人物的发家史就是商帮发展的缩影,其中领军人物的个性特征、价值观念、经营理念等对商帮发展具有一定的决定性作用。

3.5 商帮文化研究

根植于儒家文化的各大商帮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地域的差异又促使不同商帮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学界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来归纳、阐释商帮的独特文化表现。物质表现的商帮文化根植于商人会馆及其附着物,商人故居及遗存物,以及这些故居所构成的古村、古镇、古街等。精神层面的商帮文化则更多地体现在经营理念、价值观念、组织形式、行事方式以及商人个性等方面。有学者认为赣商文化是指与赣商相关的方方面面物质和精神的东西[20]。闽商则被认为是最能代表中国海洋文明的商帮,闽商的国际化、市场化特质与晋徽商等依附于农业文明和封建集权制度之上的商帮是截然不同的[21]。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传统文化作为商帮营商思想的文化底蕴,以非正式约束机制的角色从伦理观念和法律约束两个层面规范了商帮营商行为[22],也正是这种文化的非正式约束成就了各大商帮独特的商帮文化。

4 商帮研究的理性思考

4.1 现有研究力量、机构分布及期刊布局不利于商帮研究的深入发展

商帮研究者数量可观,但持续开展商帮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联系紧密的学术共同体过少。缺乏合作研究已成为制约商帮研究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商帮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且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刊载商帮研究成果的核心期刊数量不多,且成果集中度不高,尚未形成稳定的期刊群。未来需要积极探索商帮研究的政策支持和人文关怀,有条件的单位,尤其是具有地域优势的各商帮发源地高校应当及时成立致力于商帮研究的科研院所,积极培育后生力量,要注重商帮研究人才的联合培养,促进研究者及机构间的合作研究,形成关系精密的科研合作网络。树立持之以恒的研究精神,避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式研究行为。有条件的学术期刊应主动通过约稿、组织专题学术会议、设立商帮研究专栏等方式引导和激发学界研究热情、保持研究持续性。

4.2 商帮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商帮兴衰原因、经营活动以及商业文化等方面

早期研究重在介绍各大商帮的发展历史,描述其鼎盛时期的经营项目、经营范围、经营特点、商业资本等。之后侧重于对史料的深入分析,探讨商帮整体或某种经营活动的意义,说明其在商业史、交通史、金融史等方面的贡献。较为深入的研究热点是探究商帮兴衰原因,外部原因包括地理位置、政治环境、军事战争、宗族势力、国际市场等,内部原因包括经营理念、营销手段、商业道德、文化观念、群体心态等。近年来更关注人文与文化方面,商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和走向,他们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与自身经营活动相结合,培育出蕴含“仁、德、诚、义”的中华商帮文化。但目前的商帮研究成果大多还停留在书斋阶段,未能充分地挖掘其应用价值,并未真正转化为现代企业家的精神财富,也正是存在这个缺陷而为后续商帮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4.3 商帮研究发展不均衡,具有地域特色的商帮研究价值有待深入挖掘

首先表现在重视程度的不均衡,体现在研究者与成果数量以及研究机构设置等方面。比如,对晋徽商研究重视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商帮,这不仅反映了晋商和徽商具有更高的历史地位,同时也表明学界对小商帮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激发出当地学者进行商帮研究的激情。即便晋徽商研究中也存在不平衡现象,晋商研究更加关注商帮中“人”和“机构”的研究,尤其是对票号和会馆的研究更为突出;而徽商则更加关注商帮“贾而好儒”的商业伦理研究,以及当前国家政策和当地经济现实需求下的现代徽商研究。存在不平衡现象可能是因为学界过于关注地域商帮明显的“历史光环”而忽略了商帮另一方面的潜在研究价值所致,值得反思。商帮研究的不均衡性,以及其他商帮(非十大商帮)研究的不充分性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商帮研究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总而言之,对各商帮的历史功绩和现代价值的研究还不充分,尤其是其他具有地域特色的商帮更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董莉.商帮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分析[J].商业时代,2010(22).

[2]汪雷.明清时期徽商集团拓展壮大原因探析[J].学术月刊,2001(06).

[3]臼井佐知子,何小刚.徽商及其网络[J].安徽史学,1991(04).

[4]周晓光.清代徽商与茶叶贸易[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3).

[5]陈学文.明清徽州商人之成功——明清徽商经营之道与商业道德[J].浙江学刊,2001(06).

[6]周以岗.山西商人集团群体心态之浅析[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1).

[7]高春平.试论晋商的金融创新[J].晋阳学刊,2001(04).

[8]刘建生,王瑞芬.清代以来山西典商的发展及原因[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01).

[9]艾斐.论“晋商”的开拓精神、经营方略与文化蕴涵[J].晋阳学刊,2001(01).

[10]张辉,白金.山西商人的经商伦理道德初探[J].前进,1997(01).

[11]孙丽萍.论晋商的人生价值观[J].晉阳学刊,2001(04).

[12]王廷元.论徽州商人的义利观[J].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4).

[13]赵丽.著名徽商胡雪岩的“官商结合”之道[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8(S1).

[14]王贤辉.清朝红顶徽商胡雪岩[J].产权导刊,2007(01).

[15]郑毅.徽商胡沇源和他的茶庄世家[J].农业考古,2004(02).

[16]武世刚.乔致庸和乔氏家族[J].山西档案,2006(03).

[17]姚意克.乔致庸的家学与商道[J].商业文化,2006(06).

[18]孙翔.从曹家“三多堂”兴衰看明清时期晋中商人商贸习俗[J].大学时代,2006(06).

[19]陈厥祥.包氏家族与宁波帮精神[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04).

[20]方志远.赣商与江西商业文化[J].江西社会科学,2011(03).

[21]张燮飞.闽商文化的特征与现实意义[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4).

[22]刘建生,燕红忠.晋商与传统文化[J].晋阳学刊,2002(04).

①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云南迤西三大商帮研究”(2018JS312)。

作者简介:姚建峰(1973-),男,汉族,四川达州人,教授,主要从事滇商研究;

田生湖(1984-),男,汉族,甘肃武威人,讲师,主要从事战略管理研究;

喻凡(1988-),男,汉族,江西南昌人,讲师,主要从事企业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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