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文研班”，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的简称，于1959年9月21日举行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后历时5年，共举办3届，至1964年10月结束，培养学员约111人。在“文研班”开办期间，在周扬的建议下，中国人民大学在1963年9月到1964年10月又开办了一期文学进修班，培养学员约46人。“文研班”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办，办班方针、师资和课程设置，则直接受中宣部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制约。人大“文研班”在六十年代前期曾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带领文学理论学科重建的许多学术骨干，都出身于“文研班”。但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极少，许多从事当代文学评论的专家，也未见得知道有过人大“文研班”。这是很遗憾的。本文在收集和“抢救”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叙说“文研班”的史事a，由此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复杂进程的了解。

一、“文研班”的办班原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还不完善，招生很少，像人大“文研班”这样“集束式”批量培养专业研究生的，绝无仅有。那么，为何要举办人大“文研班”？它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

这是文艺学科加强意识形态指导的需要。五十年代初，全国的高等院校进行调整，特别是文科院系和专业，几乎都在仿效苏联建制学科。以北大的中文系而言，合并了原清华和燕京两个大学的中文系，随之专业设置也做了大的调整。由原来语言、文学和文献等课程分得不是很清楚，到语言和文学专业（一段时间还有新闻）的划分，文学专业又分出古代文学、民间文学、新文学和文艺理论，后来又各自成立了教研室，专业分工更加严格了。这时，文艺理论在北大中文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必修课，位置很突出。这仿效的是苏联的教育模式，以文艺理论“统摄”其他文学类课程。与北大中文系类似，当时各综合大学中文系学科的调整和设置，都增加了文艺理论课程，但非常缺乏能进行文艺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授课的师资，于是纷纷为这个新课程开绿灯，加紧调配和培养师资。

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办“文艺理论班”，由著名理论家黄药眠担任导师，共招收三届学生，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最早招收文艺理论研究生的。1954年2月，教育部又指示北京大学开办另一个“文艺理论班”。北大“文艺理论班”几乎一边倒地“复制”苏联文艺学研究与教学的模式。当时主讲专家就是来自苏联的毕达可夫，他是基辅大学副教授，著名学者季莫维耶夫的学生。他一课一课讲，学员一课一课记，讲稿“第一时间”传达全国许多大学，作为文艺理论课的讲义。总体而言，北师大和北大两个“文艺理论班”带有“干训班”性质，不够规范，教师人数也较少，并不能满足各高校开设文艺理论课的需要。缘于此，中宣部决定举办人大“文研班”，以解决文艺理论师资问题。

接下来，对人大“文研班”做简单介绍。人大“文研班”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合办b，地址设在人大旧址铁狮子胡同、原段祺瑞政府院内。“文研班”具体管理工作由人大新闻系文学教研室负责c，文学研究所更多负责教师安排、课程设置。

二、周扬是“文研班”的创建者和导师

举办人大“文研班”，现实目的是培养文艺理论师资，强化对文艺学科的意识形态指导，而更长远的目标，是要摆脱苏联文艺教育的模式，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这是很诱人的“战略”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整个社会包括知识分子的“心气”都很高，渴望能够建设新中国，创造新生活。这种思潮同样反映到文学界。特别是经过1958年“大跃进”，以及中苏关系的由热变冷，人们日益希望摆脱苏联模式的牵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道路。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就成为一种理想与使命。人大“文研班”的举办，就是这种时代思潮的产物。而具体去促成和落实的，便是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周扬是“文研班”的创建者和导师。

周扬从20世纪30年代就有建设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想法d。到五六十年代，周扬一直没有放弃这个设想。例如，在1958年8月，周扬在河北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在1959年8月7日的一个读书会上，针对当时所谓“工农学哲学”的风潮，周扬又提出要建设好“专业的理论队伍”。他说：“更迫切的问题不在工农学哲学，在于加强队伍，提高理论工作干部。没有队伍，如何打仗？理论战线队伍不强，如何能加强理论工作？”e身肩意识形态管理、要时时投入现实政治斗争的周扬，显然也有他的思考。他对“大跃进”的浮夸风及其在文艺界的反映是有反思的，希望能够摆脱浮躁、多读书、加强和提高理论水平，并抓紧培养人才。这些思考促成了“文研班”的举办f。

对于“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周扬是有通盘考虑的，当时他亲自抓“两材”，即“教材”和“人才”。1949年之前，我國各大学的文科教育多是因人设课，也就是教师擅长什么就讲什么，也因此教材混乱，没有系统性。文艺理论教材基本上用欧美的相关论著。1949年后，又多使用苏联的教材。1958年“大跃进”“放卫星”，北大等院校的青年学生集体突击编写过几种文科教材，如以北大中文系1955级为主编写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小说史稿》 《现代汉语》 《语言学基础》等等，但都以“大批判”开路，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很大。周扬对此显然不满意，他想集中全国最好的文科师资力量来编教材，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趟出一条路子”，让马克思主义落实到文科建设中g。周扬主持“文科教材”编写这段史实，对于当代文学史来说也是重要的，但在有关周扬的传记研究中很少提及。

“文科教材”编写的时间是1961到1965年，和人大“文研班”举办的时间大致重叠。显然，周扬是把这两个举措作为“战略”来实施的，初衷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文研班”的开办是周扬决定的。这在于周扬本来就有创办“文研班”的想法，且“文研班”创建的文件由中宣部下达。请何其芳当“文研班”的班主任，也是周扬的点将h。最重要的是，周扬对于如何实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思考和设想，直接影响并决定了“文研班”的办班理念和课程设置。

周扬主持“文研班”的创建，一个始终萦绕的课题就是如何实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1960年10月25日，周扬来到“文研班”，和学员座谈，“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谈到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谈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最后强调的就是当前中国党已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毛泽东思想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高峰;同样，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高峰，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宣传和阐发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做出自己的贡献”。i周扬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并联系现实，描绘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到毛泽东文艺思想阶段的图景。显然，周扬所说的“中国化”，最基本的，就是毛泽东文艺理论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周扬不只是“跟进”形势，多年的文艺实践也让他意识到，显然毛泽东对于文艺理论有很多阐述，但是如何作為理论体系去理解与把握，还是需要下功夫，并需要做大量课题研究。这就需要一支专业较高的理论队伍。因此，周扬叮嘱“文研班”学员要多读书，提升理论素养，“至于马列文论，自马、恩、列、斯、普（普列汉诺夫）、高（高尔基）以来，出现了停滞现象，没有得到多少发展，我们要想创造性地发展，就要读书，就要战斗。我们过去因参加革命，读书不够，知识不及鲁迅、郭沫若、茅盾，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读理论，读作品，读历史，古今中外的都要读，敢于标新立异，离资产阶级之经，叛资产阶级之道，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j

在周扬的指导下，“文研班”的课程安排很注重理论的源流与系统性。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当然是“文研班”的主课，要求学员系统地学习。但与此同时，还安排了许多研读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艺理论经典的课程，试图进行严格的理论“科班训练”。“文研班”开办不久，周扬就来调查学员学习情况，强调理论联系现实，参与当时正在发动的“反修”斗争：“在文艺战线反帝防修的任务也很重。你们要边学习边实践，在战斗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k但他仍强调读书要广、要专，“我们是需要一些同志多读一些书，这样才能出理论骨干”。l在当时，能如此重视广博而系统地读书，强调理论训练，是有眼光的。

“文研班”是1959年秋天开办的，筹办的时间更早，那时“大跃进”刚刚结束，党内外呼唤总结经验，纠正“左”的冒进。人大“文研班”筹办时，显然也多少带有纠正1958年“大跃进”给文艺界带来的“左”的偏向，但在“文研班”开办，以及后续的三四年间，“反右”和“反修”是主导倾向，办班的理念和教学情况，不能不受到这种时代政治导向的影响。“文研班”后来为了适应现实政治的要求，读书少了，学员要花大量时间参加编教科书、写批判文章等活动。周扬对此是有不满的。他指示“文研班”“一定要处理好读书跟战斗、实践的关系。读书不能丢，读的越多越好，没有丰厚的文化积累是很难产生思想的”。m周扬在平衡多读书与参加实际斗争的关系，但他比较担心后者冲击前者，妨碍学员学业的完成。

周扬对“文研班”的指导非常具体，从办班的理念，到学制的设计n、课程安排、教师邀请，他都有介入。周扬参与“文研班”的课程设置，特别是专业课如何通过六个“专门组”的实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研班”格外重视美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中，西方古典美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心雕龙》 《文选》等文论的学习，都源于周扬的指导。学员李思孝回忆说：“我感到文研班的教学安排，是落实了周扬的讲话精神的。首先，专业设置分为四组：文学概论组、古典文论组、现代文学组和美学组，兼顾了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其次，强调读书，这是最令我怀念的。”o在周扬看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就是要在中西的理论源头上弄清其来龙去脉，以及可能延伸发扬的部分，还应高屋建瓴，要有哲学与美学的视野。“文研班”学员在当时那种意识形态化的浮躁的年代仍然能沉下心读不少中外经典，跟周扬的督促是有关的。

1957-1959年，学术文化界很浮躁，1957年在知识分子中“反右”，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反修”。但此时“文研班”却能将全国文学研究界最拔尖、最权威的学者请来上课。如朱光潜被批判的“帽子”还没有摘掉，却又上讲台讲西方美学史了。也只有周扬出面，“文研班”才敢去邀请他们。像王朝闻、洪毅然、叶秀山、周来祥、李泽厚、萧涤非等著名学者，当时属于周扬主持的“文科教材”编写成员，也来“文研班”授课。“文研班”享有最豪华的师资阵容，可谓得天独厚。

周扬支持创建人大“文研班”，意在为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培养人才，一开始可谓“雄心勃勃”，也经历过许多可贵的实践。但五六十年代之交，时代形势变化严峻，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层官员，周扬也很矛盾。一方面，他要紧跟形势，多参与和用力于现实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能从长计议，通过“文研班”培养一些有实力的人才。周扬的角色有些尴尬，现实的需要务必会干扰甚至阻扰他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雄心”。事实上，他寄托于“文研班”的很多希望与设想在之后也都难于落实。“文研班”的实践也是“半生不熟”。这是一个遗憾。研究人大“文研班”，不能不关注周扬所起到的不可取代的作用;而考察“文研班”的得失，也可以更深入了解周扬的复杂性。

三、“文研班”的机构、学员与师资

研究五六十年代的文论史，特别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才培养的历史，人大“文研班”是极为重要的个案。先说说“文研班”开办的一些细节。一开始人大并不愿意接纳这个研究班，因为当时人大的专业设置偏重社会科学，包括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财政贸易、计划统计、新闻等专业，还未有语言文学系，“文学教研室”也属新闻系。人大校方担心没有足够能力开办偏重人文类的“文研班”。1959年6月，在对外发布的招生计划中，仍然不见“文研班”的名额p。直到1959年8月5日，中宣部正式下达“文研班”招生通知，才“一锤定音”，决定开办“文研班”q。“文研班”等于是“空降”的机构，由校方直属管理，但行政隶属新闻系，教学管理则由文学教研室具体负责r。

四、“文研班”的课程设置

“文研班”按照当时研究生培养的标准来设置课程，又因为其培养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人才，所以课程设置偏重理论。“文研班”的课程分為三类。一类是所有学员的必修公共课，包括政治课、外国语、逻辑学等。第二类是全体学员“入门”性质的专业课，包括文学概论、评论习作等。以上两类课主要安排在一年级。从二年级开始，“文研班”要求学员根据各自的研究方向选不同“专门组”课程学习，这是专业性较强的第三类课程。“文研班”虽然处于草创阶段，又受制于时政，但是其课程设置的经验还是有值得借鉴之处。这在于其课程安排比较全面，也很注重基础训练，这与现在研究生培养普遍采用的导师制、项目制很不一样。

先看一下“文研班”的公共课。外语分俄语和英语，每种又分初级与中级。因为“文研班”学员多是“调干生”，且外语水平较低，也有人从零开始学，所以外语的分级能够照顾到多数人。“文研班”很重视外语。这与“文研班”想培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人才，学习马列文论及其相关课程，包括西方文论、美学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外语基础有关。学员主学俄语，要求他们毕业时能达到阅读专业书籍的水平#3。

政治课开设了多门，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辩证唯物主义部分）、“毛选”、毛泽东著作选读、政治经济学等。这些课或是单元学习，或是自学，之后都有问题引导，并配合教师的辅导。“文研班”之所以专门设立“毛选”，是因为当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刚出版，各个年级都集中安排学习。“毛泽东著作选读”则给全校研究生开设，由中共党史系负责，把毛泽东著作分作二十四个主题，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过渡时期，作全面、历史的介绍。

公共课还有一门逻辑学。这门课的开设，是为了进行思维训练，也是培养理论人才的需要。这门课一开始要求学员必修，后来变成选修课。

重点考察专业课。一般认为，“文研班”开办于那样一个特殊时代，其专业课的学习应该比较浅，也比较窄。事实上，“文研班”非常重视专业课，从开设的范围和深度看，与现在许多重点大学的文学类研究生课程比较，也毫不逊色。这自然能见出“文研班”是颇有“雄心”的——他们的志向就是实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在这里，我们主要看第一届学员的专业课。因为第二、三届的专业课与其大致相同，略有变化。

首先是三门“入门”性质的专业课。其一是文艺批评习作，由唐弢主讲，负责学员的写作训练，侧重于文学评论写作。唐弢讲得不多，通常先出个题目，让学员自己写作，然后老师再根据学员写作的问题做讲解。现在的文学类研究生课程，很少开设写作课。其二是文艺理论课，相当于现在的文学概论课，由蔡仪主讲。蔡仪当时在编《文学概论》，显然是在拿“文研班”做教学试验。其三是外国文学课，重点对欧美文学作品做批判性阅读，“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起始展开了如何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外国文学的讨论”。#4负责讲授此课的教师有赵澧、罗念生、李健吾、杨周翰、王维克、管珑、冯至等人。他们讲古希腊文学、欧洲古典主义时期文学、中世纪欧洲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十八世纪欧洲的文学、十九世纪的北欧文学等专题。这门课的课量是很大的。为何“文研班”要花如此多精力去学外国文学呢？这是为了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产生的文化背景。虽然外国文学强调“批判性”学习，但是学生接触的外国文学范围是相当宽广的。

第二类专业课，即“专门组”课程，也就是分为几个不同的研究方向，包括美学、文艺理论、中国文学批评史、外国文学、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六个“专门组”。学员从二年级开始，选择自己有兴趣的一个或两个“专门组”深入学习。这种课程设置，既照顾到学科发展的多方面均衡，又为学员提供了选择空间。这为当下普遍采用的导师制为主的研究生课程设置提供了经验。下面，不妨罗列六个“专门组”课程，以睹当时“文研班”的“气势”。

“美学专门组”的负责人是王朝闻、马奇，教师有朱光潜、宗白华、缪朗山、李泽厚、洪毅然、周来祥等人，主讲艺术理论、美学思想等内容。“文学理论基础专门组”由蔡仪、何洛负责，教师还有何其芳、王燎荧等人，主讲文学理论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文学理论基础”讲一些文艺理论专题，如“文学的本质和特征”“文学与社会生活”“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选读”虽以自修为主，但分量很重，主要学习马恩列斯毛的文艺理论论著，以及中外各个时期研究这些作家作品的论著、论文#5。“中国文学批评史专门组”由钱钟书和罗髫渔负责，教师还有范宁、周振甫、黄肃秋、殷孟伦等人，主讲中国古代经典文论，包括《文赋》 《文心雕龙》 《文选》等;也讲文学批评知识，如“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几个问题”“王渔洋的神韵说”等内容。“中国古典文学专门组”由余冠英、冯其庸负责，教师还有陈友琴、冯至、季镇淮等人，主讲古代文学，如“杜甫”“史记”“三国演义及其作者的年代问题”等内容。“中国现代文学专门组”由唐弢、汪金丁负责，教师还有林志浩等人。“外国文学专门组”由卞之琳、赵澧负责，教师还有程永江、叶水夫等人。六个“专门组”也并非平均用力，而是有其重点，其中美学、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三个专门组是重点，不仅学员多（分别有27人、19人、15人），而且课时数也多（分别为102、152、122学时）。#6

总体而言，“文研班”课程是以专题研究为主要形式，教学不停留于“概论式”。也就是说，老师多讲自己擅长的内容，并以专题形式呈现，讲课次数可能不多，但所讲内容都能够体现学科前沿、问题意识，并能够给学员以方法示范。据现有资料来看，李泽厚讲了一次“艺术的种类”，王朝闻讲了一次“谈文艺欣赏中的体验问题”，周来祥讲了两次“关于艺术创作”，蔡仪讲了三次“文学的本质和特征”和一次“文学概论的教材编写问题”，周贻白讲了四次“中国戏剧发展概况”，等等。其中，宗白华讲得次数比较多，讲“中国古典美学专题”“略谈中国先秦工艺美术与先秦哲学中的美学思想”“虚与实的问题”，《易经》中贲卦、离卦的美学思想，“中国的绘画理论”“中国建筑、园林中的美学思想”等内容#7。除专题讲授外，“文研班”也有系统讲授的专业课。比如，学员在北大听了半年朱光潜讲授的“西方美学史”。再如，缪朗山的“西方文论史”系统讲授讲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郎吉努斯、奥古斯丁、阿奎那、但丁、高乃依、莫里哀、狄德罗等人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无论是文学专题，还是系统讲授，这些专业课都能够促进学员广博知识的学习，以及专业素养的提高。

“文研班”的教学处于特殊年代，其“专门组”偏重学科分支（相当于现在的二级学科）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仍然重视学科的基础训练，重视对古今中外经典的涉猎，以及注重广泛读书，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五、“大批判”写作班子“马文兵”

人大“文研班”创立的初衷，是要摆脱五十年代苏联影响的束缚，纠正“大跃进”给文学界带来的“左”的偏误，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培养理论人才，但那个政治化的年代，很多理论的学术的设想和计划都必然受制于时政的变化。1959年7月庐山会议从原来准备纠正“左”的错误，突然转为反击右倾，形势急转直下，这也必然冲击到正在筹备的“文研班”。这个颇有“雄心”的研究生班创立不到半年，便卷入“反修”、“防修”的潮流。

1959年12月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发动“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会议认为修正主义主要表现是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反对革命斗争，因此要“着重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现实主义、‘写真实和鼓吹‘创作自由等问题”;也就在这次会上，“点名批评了巴人（王任叔）对人性的看法，李何林的‘写真实，郭小川的《望星空》的‘伤感主义、悲观主义，海默的《洞箫横吹》。”#8首届“文研班”学员集中学习了中央文化工作会议的精神，并作为学校的写作班子，以“马文兵”为笔名写批判文章#9。

“文研班”部分学员参与了“马文兵”写作班子$0。王春元、郭拓、谭霈生、缪俊杰、何西来、梁仲华、贺兴安、何寅泰、黄泽新、潘翠青、孙国林等人都有参加过“马文兵”的写作。

“马文兵”写作基本上属于“命题作文”，也就是往往根据“上面”传达的精神，或者提出的“任务”进行写作，有时也会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来确定文章题目。“任务”确定后，他们开始写作，“一般是先由大家集体讨论，定下要写的文章题目，然后确定写作小组成员。这个承包组的同学围绕这个题目，分头去阅读有关材料。之后，再集中讨论文章的架构，确定执笔人去写作。初稿完成后，这个小组要讨论几次，进行修改。小组定稿后，还要召集全班同学听审”。$1“命题作文”，也即“任务驱动”写作，是他们的主要写作形式。此外，他们也会接受报刊的约稿。《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便是在《文艺报》主编张光年约稿下完成的$2。能写这样“重大题目”，可见“马文兵”受到的信任。他们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文章。相对而言，这些文章注重对作品的评说，研究了某些理论问题，比较重视“艺術性”探讨，包括对作品人物形象、语言、表现方法等方面的评价$3。

学员们写作大批判文章时投入很大热情。“每个人都是力争上游，分配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不讲价钱，就写文章，也能做收集资料工作。每一件工作，每一次战役，都是按时和提前完成，而且又保证了质量。”$4在这种热情促动下，他们完成一篇文章的时间很短，“过去写评论习作，在选题上大多数是在十分注意密切结合当前实际斗争需要的，在时间上则是一个月写不出一篇文章，现在不但选题的方向明确，而且在完成文章的时间上大大缩短了，一般在四天至七天就可以完成一篇”。$5他们也写出了很多文章。目前，笔者搜集到22篇署名“马文兵”“文效东”的文章。事实上，他们所写文章数量远多于此。有学员认为他们当时写了四十篇文章，约四五十万字，且近一半已在报刊发表或在校内讨论会上作了发言$6。档案资料记载他们写了18篇文章，约20万字，包括批判巴人的6篇文章，批判李何林的1篇文章，批判蒋孔阳的3篇文章，还对张庚、赵寻等人进行了批判$7。

“马文兵”批判的是修正主义文艺观点，也就是批判那些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反对文学的阶级性、党性，鼓吹超阶级的自由等观点。其中，“马文兵”批判最多的是“人性论”。如他们批判巴人所提倡的创作要有“人情味”。巴人认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如果，这社会有人阻止或妨害这些普通人的要求、喜爱和希望，那就会有人起来反抗和斗争。这些要求、喜爱和希望，可说是出乎人类本性的。而阶级社会则总是抑压人类本性的，这就有阶级斗争。”$8在当时，巴人很有胆量地提出了“人情”“人性”。“马文兵”则抓住巴人的这段话，对其“上纲上线”，斥责他的观点为修正主义的“超阶级论”，并以巴人在文中所引马克思的“异化”“复归”理论回击巴人。“马文兵”在习作中常引用马列文论，但也是摘句式，六经注我，目标是从政治上批倒论敌。

“马文兵”的写作有这样几方面特点。一是写作模式化，立论简单绝对，非此即彼。一般先交代背景，从批驳对象如何反对和篡改正确路线谈起，把论题放到严重的背景中，显示“马文兵”文的重要性。接着抽取批判对象论著的关键论点，上纲上线，并多扣上“人性论”之类的帽子，继而展开论述、驳斥。文章也多会引用马恩列毛的论述，从“理论高度”做剖析和评判，得出绝对结论。二是写作方法“上纲上线”，摘用批驳对象的相关言论，扣上“人性论”和“超阶级论”的帽子。如“文效东”批判蒋孔阳“修正主义美学思想”便是如此，通过其论述山水诗时的有关论断，来指斥蒋孔阳否定山水诗的阶级性，目的是贩卖超阶级论、人性论，否定了文学的党性原则。三是“大批判”语言很强势，属裁判式$9。他们的文章常脱离原有语境，并放大某些言论，推向“荒谬”，之后再进行驳斥。例如，巴人在文章里说到政治不等于艺术，“马文兵”却认为这一观点是“排斥和反对政治”，“有了政治，便没了艺术;有了艺术，而后才能有政治;政治既然要破坏艺术，艺术就必须决定政治——这就是巴人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逻辑”。%0

“文研班”学员投入“大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也想通过政治批判来增加马列文论知识储备，“文研班”的培养方针是一方面要让学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另一方面又要让他们在斗争中，（与现代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作斗争）去掌握它。%1“马文兵”批判巴人、蒋孔阳，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在学术上对政治风向的紧跟，表达了对党的忠诚，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他们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惆怅。事实上，随着“马文兵”阅读中外经典名著越多，对所写作的“大批判”文章的困惑也可能越多。%2尽管如此，在时代大潮面前，“马文兵”很难保持冷静思考，还是充当了“大批判”的“笔杆子”。

“文研班”开办不久就卷入了“马文兵”为代表的“大批判”写作，原来的办班宗旨也就发生了偏移，学员的学业受到很大的冲击。“马文兵”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力，也饱受争议。很多“马文兵”参加者后来也都反思了这一段经历。比如何西来就曾说：“当年用马文兵、文效东的笔名所发的那许多文章，从今天我们所达到的认识来看，有相当突出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倾向，而那些对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及其在国内外的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批判，也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但那是一个时代的错误，是步入歧途的历史必然会有的文化反映，马文兵的每一个年轻的和不十分年轻的成员，都无法为它负责。时过境迁，我们当然应该以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进行反思，有所忏悔，不能固守原来的立场和观点。事实上，包括我在内的仍然活着的马文兵的成员，我们正是这样做的。”%3现在看来，“马文兵”的“大批判”文章虽然政治批判色彩强烈，姿态极左，但呈现的是特定时期文坛，乃至社会的一个侧影。很多参与写作的学员也借此读了很多书，锻炼了写作能力，并且很多学员后来还成为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

六、“文研班”造就了一批理论批评人才

“文研班”于1959年开办，1964年结束。这5年，当代中国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紧张而多变的时期。为时势所要求，“文研班”要参加“反右倾”和“反修”斗争，写大批判文章，参加劳动，连基本的学业时间都很难得到保证。原来周扬他们设想培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人才的计划，受到很多干扰，打了很大折扣，没有很好完成。事实上，从共和国建立到“文革”结束，“运动”一波紧接一波，整个高等教育都反复受到冲击，几乎没有一届大学生能按照学制计划完成学业。这是很遗憾的事。其中有些历史教训是应当总结的。但回顾“文研班”的历史，再延伸观察这个研究生班后来的影响，又不能不承认，“文研班”也有它成功之处。它培养出一批理论人才，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准流派”，对八十年代文艺理论学科的复兴产生很大的影响。

“文研班”的学员绝大多数毕业后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工作，全国很多大学第一批文艺理论专业的老师，都是“文研班”出身。他们多数人都承担过“文学概论”“美学”“马列文论”等课程的教学。“文革”结束，全国各高校中文系重建文艺理论学科，相当一部分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就是从“文研班”畢业的。这里不妨略举一份不完整的名单，以看“文研班”毕业生在八十年代理论界的活跃程度。在马列文论方面，有李衍柱、周忠厚、潘翠青、李寿福、边平恕、林宝全等人;文学批评方面，有何西来、缪俊杰、刘建军、贺兴安、滕云等人;文艺理论与美学领域，有谭霈生、王春元、李思孝、陆一帆、赖世和等人;古典文论和古代文学领域，有马成生、朱恩彬、王俊年等;现代文学领域，有阎焕东、易明善、张颂南等人。

这里把“文研班”毕业生，特别是八十年代学科重建时活跃的一批称作“准流派”%4。这批学者的学业完成及学术道路选择，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特点，因运动太多，而很难有完整的上课时间。与他们老师一代相比，他们的学术训练功底可能不足，知识结构也比较单一，但社会历练较多，对于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也是能加分的。他们中很多又都是文学青年出身，本来就喜爱文学，读的书比较多，写作能力过关。这些条件又都是非常优越的。也正因为此，改革开放后，学术与教学得以复苏，逐步走向正轨时，他们多怀抱学术热忱，一边教学，一边寻找属于自己的学术方向，多年的学术积累至此终于找到喷发的机会。这一代学者最重要的著作或教材大都是在八九十年代写成的，其中相当一部分能代表所属领域最好的研究水准，他们中一部分人也理所当然成为全国各自学科方向的带头人。

在研究的方法与倾向上，这些毕业生当然各有追求，但比较共同的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解决问题，如文学批评方面，他们的研究既关注作品有无正确、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又对作品进行审美和历史的解读;文艺理论方面，他们多研究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典型论、真实论、形象思维等理论问题;美学研究方面，他们乐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梳理和评判美学思想;古典文论、现代文学等方面，也都努力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无论做哪方面研究，“文研班”毕业生都比较倾向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解释问题，学问比较大气，但有时也显得僵硬。进入九十年代后期，“文研班”学员年岁也大了，这一代学术上的特点与优势就逐渐显出“强弩之末”。

无论如何，人大“文研班”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相对于学习苏联文论的北大“文艺理论班”而言，人大“文研班”重视的是中国传统文论，建设的是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同时人大“文研班”是正规学制的研究生班，它有一套明确的招生、考试、录取程序;开设很多公共课，也有众多名师讲专业课;学员在最后一年还需要完成毕业论文，并有专门的导师对他们进行指导;等等。由此可见，在非常政治化的年代，“文研班”还是能够比较正常地运转。从它的创办目标、正规研究生制、课程设置、教师安排等方面来看，人大“文研班”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文研班”是中宣部下文决定举办的，也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携带了官方意志。在开办过程中，它自觉与“反修”“防修”发生联系。“马文兵”当时还冲锋陷阵，写作了很多“大批判”文章。因此，“文研班”的意识形态性很浓厚。事实上，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教育所共同的特点，不能苛求“文研班”“独善其身”。

如今“文研班”已走入历史，而周扬等人与“文研班”的关系是理解这段历史，特别是知识者心理历程的一个“切片”。梳理“文研班”的历史，既能看到当时文艺界的一些情况，也能说明周扬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雄心，理解一些学者的矛盾心理。这样，在评价“文研班”，以及周扬等人和事上，会更加客观。

还应看到“文研班”是一个研究当代文学、文论的新的切入口。正如本文所讲，何其芳、唐弢、钱钟书、蔡仪、缪朗山、李泽厚、宗白华等人都来“文研班”讲过课。而这些史实却很少出现，或者基本不出现在这些大家的传记中，这不利于全面了解他们的精神面貌、文学生活。

【注释】

a笔者写作本文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人民大学档案馆所藏相关资料，以及对人大“文研班”学员的访谈。

b周扬最初想在北大办“文研班”，后来何其芳、何洛等人提出要在人大来办。

c“文研班”开办之初，人大语言文学系还未成立，文学教研室隶属新闻系。文学教研室的主任是何洛，教师有谢无量、冯其庸、赵澧、汪金丁、丁浦、吴文治、林志浩等人。1960年人大语言文学系成立后，“文研班”就隶属于语文系。

d参见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148页。

e周扬：《周扬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37页。

f学员缪俊杰就曾回忆：“周扬有过两次重要谈话，与办‘文研班有着直接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周扬要创办一个培养文艺理论骨干的训练班的思路。在周扬的晚年，我曾问他，当年这两个讲话是否与办‘文研班有关？他笑了笑，有默认之意。”参见缪俊杰、李世涛：《周扬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的筹办》，《河北学刊》2010年第3期。

g参见杨伟：《周扬与人大“文研班”及“文科教材”编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

hs据相关回忆，“经中宣部周扬批准，7月8日回信：任命何其芳、何洛为‘文研班正副主任。”参见王平凡口述，王素蓉整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大事记（中）——郑振铎、何其芳领导时期的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11年第1期。

i阎焕东：《文研班上名师多》，《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2期。

j李思孝、阎焕东、陈仰民主编：《回望砥砺岁月——人大文研二班珍藏的記忆》，加拿大海华出版社2018年版，第92页。

kl$1$2%3何西来主编：《九畹恩露：文研班一期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24页、69-70页、28页、164-165页。

m2016年10月21日对陈传才的采访。

n如有学员谈到第一届学员延长一年学制的事情，是由周扬宣布的，“文研班学友都会记得，我们的学制为三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来班授课时，当着我们宣布‘统一延长一年，原单位有特别需要的也可以三年结业”。参见何西来主编：《九畹恩露：文研班一期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页。

o#2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161-164页。

p195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1959年招生计划及各地区录取数字统计表》，删去“文研班”的招生信息。参见《中国人民大学1959年招生计划及各地区录取数字统计表》，1959-JX13-A-2。

q中宣部正式下达的“文研班”招生发文是《关于人大、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办文学研究班招生的通知》。

r参见《关于文学研究班的组织机构问题的报告》，1959-XZ12-10。

t这份书目涉及面相当宽，除了马克思主义论著和革命传统的著作外，囊括了古今中外最重要的文学名作和理论经典书目。参见何西来主编：《九畹恩露：文研班一期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附录。

u《关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办文学研究班招生的通知》，1959-JX13-A-3。

vxy《关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办文学研究班招生办法》，1959-JX13-A-3。

w“文研班”第二届招生时降低了考生的工作年限，第三届时明确规定应届毕业生中的文科生可以报考，但必须是党员。

z《一九六一年的招生报告》，1961-JX13-A-3。

@7参见《各系研究班语文、政治试题（一）（二）》，1961-JX13-B-1。

@8参见《研究生政治常识试题》，1961-JX13-B-20。

@9参见《关于1961年招生工作总结》，1961-JX13-B-21。

#0比如，解冰是中央歌剧院的歌唱家，王春元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戴其锷是《北京文艺》编辑等等。

#1第二届学员中，应届毕业生有李思孝、王俊年、张锡厚、滕云、阎焕东、石家宜、张祖彬、张玉琅，毕业于人民大学新闻系。第三届学员中，应届毕业生有潘必新、蒋培坤、蒋荫安、龚祖慰、蔡师勇、王葆生、周忠厚、杨世伟、连铗、滕咸惠、邹贤敏、朱子昂，前六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后六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3#5#6%1参见《文学研究班教学计划》，1961-JX13-A-7。

#4冯至：《关于批判和继承欧洲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问题——一九六○年八月一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

#7参见杨荫隆在“文研班”的上课笔记。

#8周泓、朱汉国主编：《中国二十世纪纪事本末》（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页。

#9$4$5$7《文学研究班的先进事迹》，1960-XZ11-XB-1。

$0一种说法是，以“马文兵”名义发表文章的人员不只是“文研班”的学员，还有新闻系等单位的师生。“有学生14人加上何洛、马维安、纪怀民及科学院的4人共21人，写了6篇文章，产生了一个大纲，共约30万字。”参见《新闻系批判修正主义情况》，1960-JX13-C-6。也有学员回忆说，1960年“入冬以后，党委就组织了文研班三分之一的学员搞大批判，三分之二的学员赴朝阳公社参加整社运动”。参见何西来主编：《九畹恩露：文研班一期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

$3这类文章中比较重要的有《评〈青春之歌〉的修改本》《喜剧〈比翼齐飞〉的艺术成就》《评话剧〈红旗谱〉的改编》《评〈张士珍〉》等。参见《文学研究班的先进事迹》，1960-XZ11-XB-1。

$6参见马文兵：《在实际斗争中，边学边干，培养文艺理论干部》，《教学与研究》1960年第84期。

$8巴人：《论人情》，《新港》1957年第1期。

$9如他们给某种言论“定性”，聚焦到政治分野：“巴人在这里却迴避了对一个社会主义文艺与政治关系中的最本质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的明确答复，那就是——谁服从谁，谁为谁服务的问题。是文艺服从政治，为政治服务？还是政治服从文艺，为文艺服务？抑或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干？”见马文兵：《我们与巴人的一个根本分歧——批判〈文学论稿〉中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谬论》，《北京文艺》1960年第66期。

%0马文兵：《我们与巴人的一个根本分歧——批判〈文学论稿〉中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谬论》，《北京文艺》1960年第4期。

%2据笔者2016年10月22日对谭霈生的采访。谭霈生回忆，他当时与其他学员写批判巴人的文章，大量阅读巴人的原作，就感到“摘句式”的做法未必能反映巴人的原意，很可能会有误解或者偏离。他说：“巴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原著谈‘人性异化‘人性复归。我们批判他时，也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著。但是，他根据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观点，我们根据的是他们晚期的观点。这样一来我就觉得不行，后来我就有点犹豫，不怎么积极了。后来我就写剧评了。”

%4这一段论述参考了温儒敏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第二代学人特点的阐说，见温儒敏为《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所作序言，冯济平、陈建功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