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辉

彼得·汉德克（1942-，Peter Handke）是奥地利著名作家、编剧、导演，1942年出生于奥地利恩滕州格里芬的一个贫苦家庭。自1966年，他在“四七社”年会上发表攻击德语文学界的讲话，从而步入文坛并崭露头角算起，汉德克已发表诗集《德语诗歌》（Deutsche Gedichte）、《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Die Innenwelt der Au?enwelt der Innenwelt），戏剧《骂观众》（Publikumbeschimpfung）、《卡斯帕》（Kaspar），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Die Angst des Tormanns beim Elfmeter）、《无欲的悲歌》（Wunschloses Unglück）、《真实感受的时刻》（Die Stunde der wahren Empfindung）等数十部作品。汉德克在德语文学界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曾于1967年获豪普特曼奖，1973年获毕希纳奖，2009年获卡夫卡文学奖。2019年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汉德克。这位奥地利作家进一步被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本文通过梳理汉德克在中国大陆的译介历程，呈现其在中国的形象建构与演变过程，揭示出文学翻译和接受的时代性特质及影响要素。

一、汉德克在中国的译介历程

汉德克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创作，那时的中国“是文学翻译百年来的一个低谷，文学翻译刊物被迫停刊，翻译家们遭受迫害和冲击，译作数量锐减且部分译作质量下降”。a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极少数公开出版的译作和仅在内部发行供少数人阅读的“白皮书”在有限范围内得到了传播，且多是作为反面教材供人们批判使用。毫无疑问，该时期国内对汉德克作品的翻译没有跟上其创作节奏，也没有关于他的介绍，中国读者对这位奥地利作家一无所知。

随着中外文学交流的大门重新打开，中国对汉德克的译介才拉开了帷幕。1977年10月，刚刚复刊不久的《世界文学》杂志在第1期“世界文学动态”栏目中向读者介绍了七条世界文坛的最新动向，其中第七条《美国报刊评介一九七六年文学作品》一文的发表，首次在中国提到了汉德克，这位奥地利作家从此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署名“宇”的编辑在文章中提及汉德克时说：“今年年初美国《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图书评论》等资产阶级报刊评介了一九七六年在各国流行畅销的文学作品”，其中就有“德国彼得·汉特克的《惯用左手的女人》”。该文还提及作家的其他几部作品：“美国《新闻周刊》称汉特克为‘世界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还提到了他描写资本主义衰亡的剧本《他们正在衰亡》。”b那时候的《世界文学》仅在“内部”发行，虽然传播范围有限，但《美国报刊评介一九七六年文学作品》却是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汉德克的文章。由于时代思想环境和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文章对外国文坛事件的介绍带有比较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始终将汉德克与“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也出现了一些知识性错误，如误把汉德克作为德国作家。不过，《美国报刊评介一九七六年文学作品》至少反映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大陆文坛追踪世界文学热点，重新恢复与世界文学联系的努力，自此之后，汉德克及其作品正式开始了中国之旅。

进入20世纪80年代，汉德克在中国的译介开始呈现出繁荣之态。1983年在中国的汉德克译介史上是一个值得特别标注的年份，汉德克的两部作品在这一年被翻译到国内，中国读者得以通过阅读译本了解这位奥地利作家的作品。1983年11月，俞宝泉翻译的《左撇子女人》（Die Linksh?ndige Frau）发表于《外国文学》杂志第11期，这是第一部被翻译到大陆的汉德克作品，在汉德克的汉译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译作前附有说明文字，译者谈及了小说的艺术手法和主题内容：“汉特克在中篇小说《左撇子女人》中用白描的手法、简洁的对话和精炼的语言，清新、自然地塑造出各种人物，并通过着墨不多的写景，烘托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本篇小说描写一个普通妇女的日常生活，目的在于揭示当前西方社会中某些妇女的心理状态。女主角玛丽亚娜具有典型的社会意义，对我们了解与分析今天西方社会、妇女地位以及人们的内心矛盾有一瞥之益。”c1983年12月，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诗刊》社编选的《世界抒情诗选》，该书收录了绿原翻译的汉德克诗歌《颠倒的世界》 （Die verkehrte Welt），这是中国最早的汉德克诗歌译作。在《世界抒情诗选》的序言《编者的话》中，编者谈到这本诗集的编选原则：“由于过去我国对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诗歌介绍较多，这次我们把重点放在现代，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作品，也包括少量当代诗作，但对过去经典诗人仍摘其精華选录。”d《世界抒情诗选》主要选入的是现代诗人的诗作，汉德克能有诗作入选，足以见出中国译者对其诗歌成就的肯定。《颠倒的世界》出自汉德克的诗集《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1986年7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由《外国文艺》编辑部编选的《孤独的玫瑰——当代外国抒情诗选》，绿原翻译的《颠倒的世界》作为经典译文再次入选其中。1984年8月，《外国文艺》杂志第4期发表了张海明、金洪良翻译的《母亲的悲剧》（Wunschloses Unglück），这是汉德克20世纪70年代的代表作，也是他在中国最知名的作品之一，此后国内又陆续推出了该传记作品多个版本的译文。另外，1988年2月，《世界文学》杂志第1期刊登了由石沿之翻译的汉德克的小说《陌生人之死》（?ber den Tod eines Fremden），该文选自汉德克的短篇小说集《监事会的欢迎词》（Begrü?ung des Aufsichtsrats）。

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汉德克的翻译虽不及80年代成就突出，但却没有中断对这位奥地利作家的持续关注。1992年10月，《当代电影》杂志第5期发表了姜卫翻译的《柏林的天空》（Der Himmel über Berlin）（亦译作《柏林苍穹下》），这是汉德克与著名导演文德斯共同编剧的电影剧本，后由文德斯执导而搬上荧屏，于1987年在法国上映并获得第4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1997年11月，《当代外国文学》杂志第4期发表了吴麟绶和周新建翻译的汉德克的《无以复加的不幸》（Wunschloses Unglück），这是继张海明、金洪良翻译的《母亲的悲剧》之后，这部传记文学在大陆的第二个译本。同期还刊载了译者吴麟绶的文章《哭泣的灵魂——浅析彼得·汉特克的〈无以复加的不幸〉》，对这部作品的艺术形式做了精到的分析：“作者‘反小说的意识体现在作品仅仅保留了小说的外表和轮廓上。叙述者的主观感受和联想一再打破叙述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在夹叙夹议的写作过程中，在蒙太奇手法的衔接中，故事的情节被淡化，时空被颠倒，人物形象破碎朦胧，性格脉络毫不明晰。这一切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者那种‘极度需要表述却全然无法表达的时刻的写作冲动和欲说无词、欲罢不得的真实感受。小说既有写实，又有写意，回忆和幻觉，描述和感受，现实和历史互相渗透交错，使母亲这个人物时真时隐，似虚似幻，然而读者却仍能感受到她那悲愤的灵魂在哭泣。”e文章同时谈到了汉德克小说的不足，那就是作品丰富的内涵和新奇的表达手段往往令人难以把握，给读者的理解造成了困难，但这也许正是汉德克和他的这部小说的魅力所在。

21世纪可谓汉德克作品在中国译介的鼎盛时期，他的作品被大规模地介绍到中国。2002年1月，《世界文学》杂志第1期发表了马剑翻译的《散文十一篇》和马文韬翻译的《骂观众》。《散文十一篇》是根据汉德克的《再为修昔底德而作》（Noch einmal für Thukydides）翻译的。《骂观众》是汉德克的成名作，据著名戏剧导演孟京辉的回忆：20世纪90年代，在热衷于先锋戏剧的年轻人中就有这部戏剧的手抄本流传，当时被译作《侮辱观众》或《辱骂观众》，译者是北京大学德语专业的学生。f马文韬的译本是《骂观众》这部剧作在大陆的首次公开发行。同年7月，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罗钢选编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选》，马文韬的译本被选入其中。

200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世纪文景公司开始策划把汉德克的作品集中引入中国，并邀请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韩瑞祥作为主编。从2013年开始，世纪文景携手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九卷本《汉德克文集》，至2016年全部出版告罄，这是汉德克译介的高潮期，作家的众多代表性作品第一次被集中翻译到中国。九卷本《汉德克文集》每卷前均附有主编韩瑞祥所作的《编者前言》，介绍汉德克的思想追求、创作历程和该卷作品的主题内容。2013年1月，《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和《骂观众》出版。《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包括四部小说，分别是张晏翻译的《推销员》（Der Hausierer）、贾晨翻译的《监事会的欢迎词》、谢莹莹翻译的《一个农家保龄球道上有球瓶倒下时》（Das Umfallen der Kegel von einer b?uerlichen Kegelbahn）、张世胜翻译的《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骂观众》包括三部戏剧，分别是顾牧翻译的《自我控诉》（Selbstbezichtigung）、梁锡江翻译的《骂观众》和付天海翻译的《卡斯帕》。2013年8月，《无欲的悲歌》和《左撇子女人》出版。《无欲的悲歌》包括两部小说，分别是顾牧翻译的《无欲的悲歌》、聂军翻译的《大黄蜂》（Die Hornissen）;《左撇子女人》包括三部小说，分别是王丽萍翻译的《短信长别》（Der kurze Brief zum langen Abschied）、丁君君翻译的《真实感受的时刻》、任卫东翻译的《左撇子女人》。2014年5月，韩瑞祥翻译的长篇小说《去往第九王国》（Die Wiederholung）出版。2015年2月，《缓慢的归乡》出版，包括周新建翻译的《缓慢的归乡》（Langsame Heimkehr）和梁锡江翻译的《圣山启示录》（Die Lehre der Sainte-Victoire）两部小说。2016年2月，《形同陌路的时刻》出版，包括刘学慧翻译的《不理性的人终将消亡》（Die Unvernünftigen sterben aus）、付天海翻译的《形同陌路的时刻》（Die Stunde，da wir nichts voneinander wu?ten）和《筹划生命的永恒》（Zurüstungen für die Unsterblichkeit）等三部戏剧。2016年10月，《试论疲倦》和《痛苦的中国人》出版。《试论疲倦》包括五部小说，分别是陈民翻译的《试论疲倦》（Versuch über die Müdigkeit）、《试论点唱机》（Versuch über die Jukebox）和《试论成功的日子——一个冬天的白日梦》（Versuch über den geglückten Tag），王雯鹤翻译的《试论寂静之地》（Versuch über den Stillen Ort）和贾晨翻译的《试论蘑菇痴儿——一个独立的故事》（Versuch über den Pilznarren）;《痛苦的中国人》包括一篇小说和三篇观察与游记，分别是张帆翻译的小说《痛苦的中国人》（Der Chinese des Schmerzes）、刘学慧翻译的观察与游记《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Abschied des Tr?umers vom Neunten Land）、《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与塞尔维亚的正义》（Eine winterliche Reise zu den Flüssen Donau， Save， Morawa und Drina oder Gerechtigkeit für Serbien）和《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Sommerlicher Nachtrag zu einer winterlichen Reise）。

從1977年初临中土到201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汉德克文集》，在40年的译介历程中，汉德克这位奥地利作家终于被完整地介绍到了中国，成为奥地利文学乃至德语文学在中国不可或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

二、汉德克在中国的形象建构

虽然汉德克在中国的译介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但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直到最近几年其作品才被大量地翻译到中国，而其形象建构也经历了多种变化，个中原因还得从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接受期待等方面说起。

汉德克在中国的翻译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其本人被视为小众化作家。通过对汉德克翻译历程的梳理可以看出，在2013年《汉德克文集》出版前，作家的作品在大陆没有单行本出版，只有几本专业文学杂志和作品选刊载过他的几部作品。中国读者对这位作家所知甚少，他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少数专业读者和实验戏剧爱好者之中。汉德克的作品不被中国读者所喜欢，这与他作品的内在特征有关。汉德克创作最多的文类是小说和戏剧，他的小说和戏剧在艺术手法上与中国读者对这两种文体的认知有很大差异。汉德克的小说常常被称为“反小说”，没有中国读者熟悉的连贯的故事，也没有外部环境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他的戏剧则常被称作“反戏剧”，没有传统戏剧中应有的情节、角色与对白。因此，汉德克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中国读者的固有阅读习惯存在很大距离，这就增加了读者进入作家作品的难度，造成了他在中国接受的相对狭窄化。为了拉近汉德克与中国读者的距离，早期的译者通常会选择作家相对“传统”的作品进行翻译。这种以读者的审美需求为翻译指向的做法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g在汉德克的所有作品中，目前中国翻译最多的是《无欲的悲歌》，这部小说在大陆共有三个版本，分别是张海明、金洪良翻译的《母亲的悲剧》，吴麟绶、周新建翻译的《无以复加的悲剧》和顾牧翻译的《无欲的悲歌》。《无欲的悲歌》写于1971年，触发作者写作的直接动因是母亲自杀这个悲惨的事件，此事给作家的心灵投下了巨大阴影，《无欲的悲歌》既是作家用以追思母亲不幸一生的创作，也是一部能够代表汉德克在20世纪70年代创作风貌的作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汉德克的小说创作发生了一次转向，与作家此前的创作相比，此时的小说“不再执着于表面上的文字革命”，h具有了一些故事情节，这种叙事色彩较浓的作品在中国读者的眼中更具有可读性。这无疑成为《无欲的悲歌》在中国被一再复译的主要原因。

除了选择符合中国读者口味的作品来翻译之外，译者还更多地关注到汉德克作品对西方社会弊端的揭示，他被视为西方制度的批判者。张海明、金洪良翻译的《母亲的悲剧》最初发表在《外国文艺》上，译文前附有杂志编者对作家的介绍和小说内容的简介：《母亲的悲剧》“记述作者母亲不幸的一生。汉德克的母亲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物，因此作者写他母亲的这本书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千千万万妇女的不幸”。i译者往往根据其自身的语言与所在的世界经验进行翻译。j对汉德克作品批判性的强调符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时代语境和读者的阅读期待，那时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还处于尖锐的对峙阶段，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对资本主义社会还怀有敌视的眼光。尽管如此，也还是在客观上增进了中国读者对汉德克的了解和接受。《外国文艺》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78年创办的一本文学杂志，自创刊后便致力于引入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品，在新时期中国文学观念的更新、文学风气的嬗变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就是这样一本倾心于全新文学观念和审美风貌的杂志，在译介汉德克的作品时，主要关注的还是小说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这说明在当时中国读者对文学的理解中，现实主义文学还是占据着上风，文学应当是对现实的模仿与反映，汉德克母亲的自杀折射出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自然也就具有了解剖西方社会深层结构的典型意义：“作品将母亲的自杀当作一件典型的案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进行剖析。究其悲剧的一生以及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她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单枪匹马地与命运、与社会、与传统势力抗争，这无异于以卵击石。作为妇女，母亲所受的压迫不仅仅来自外部——父权、夫权、社会偏见和天主教关于道德的说教等等，而且来自自身——扎根于母亲意识之中的道德观与社会价值观。”k固有的阅读习惯使得中国读者更乐于接受具有反映现实、改良现实作用的文学，因此，译者在翻译汉德克的过程中也在尽力把作家纳入人们熟悉的接受视域，这样才能使译作更好地为读者所接受，翻译文学也就具有了民族文学的功用和意义。

自汉德克被译介到大陆以来，中国文坛对其形象的理解始终保持着比较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汉德克是一个传统艺术的挑战者，人们普遍关注的是他思想和艺术上的创新性与反叛性。几乎每一篇关于汉德克的文章和翻译序言都会提到作家年轻时的一件“壮举”，即他初出文坛时在普林斯顿举行的“四七社”年会上对传统文学因循守旧描写手法的批评，随即他便以叛逆的姿态出现在西方文坛。20世纪80年代，汉德克的作品刚刚被翻译到国内，人们就已经注意到这些作品在艺术表现方式上的先锋性：“彼·汉特克……以‘反小说和‘反戏剧向传统文学表现方式发起了挑战，极大地冲击了德语文坛。”l石沿之认为，汉德克在艺术表现方式上的革命性创新，超越了狭隘的形式范畴，具有反叛现代社会体制的意义。“叛逆者”或“挑战者”成为中国译者赋予汉德克的形象标签：“汉特克是以叛逆者和挑战者的姿态步入文坛的。成名作《骂观众》（1966）是一部故意违背传统戏剧规律的剧作，它以没有对话、角色和情节的‘说话剧形式和具有现代击打乐节奏的语言结构，对观众进行了一番动人心魂的诘问;经过艺术加工的‘谩骂引起无形中成为剧中人的观众对现代福利社会的深刻反思。”m20世纪90年代，文坛对汉德克的关注仍然集中于其叛逆、反抗的一面，试看这一时期对汉德克的评价：“在当代德语文學中，汉德克以善于标新立异而著称。60年代初登上文坛后，他便不断地向过去时代的文学、同时代的文学和自我发出尖锐的挑战，对传统的文学观念、艺术形式、叙述方式和语言方式，甚至文学和叙述本身进行大胆的解构和颠覆。”n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对汉德克作品思想艺术反叛性的分析里，语言被置于中心位置：“在作者的笔下，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也是虚假地美化现实的工具……作品表明，接受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也成为接受现存社会秩序、价值观念、丧失自我、不断异化的过程。”o21世纪以来，中国对汉德克的定位仍然没有脱离“叛逆者”和语言批判的范畴，《骂观众》的译者马文韬认为，《骂观众》的语言批判最终目的是要粉碎由语言建构起来的统治秩序：《骂观众》“对世界的表现不是以塑造人物形象和安排情节和场景的方式，而是通过语言的形式，剧中的语言不是把世界作为外在的什么来表现，而是把它作为语言本身中的世界。……这出戏对观众的骂不是针对观众，而是要通过骂引导观众去注意那些人们业已习以为常的语言，因为归根到底是语言使个体丧失个性，将其社会化，被占统治地位的体制所吞噬。”p

自进入中国以来，汉德克都是以反叛者的形象被读者所接受的，但中国文坛给予汉德克的定位和作家对自己的认识之间却存在很大出入。2016年，《汉德克文集》的出版方世纪文景曾邀请作家来华访问，汉德克访问期间走访了上海、乌镇、北京三地，分别与孙甘露和孙孟晋、孟京辉和史航、戴锦华和邱华栋举行了三场座谈，并接受了《新京报》《东方早报》《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的访谈。在座谈和访谈中，作家都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位传统的古典作家，并且直言自己“讨厌反叛”。q那么造成汉德克的中国形象与作家自我认知之间差距的原因何在呢？主要原因是汉德克早期作品的反叛风格被中国读者当作了作家的整体创作风貌。目前国内翻译的汉德克作品多数都是作家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创作，而且在中国对作家的有限介绍中，汉德克早年对德语文坛的攻击和《骂观众》等反传统的戏剧被重点强调，这就有意无意地造成了对作家创作全貌的遮蔽。因此，作家在访谈中一再强调《骂观众》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是一部只花了几天时间完成的即兴创作，甚至称《骂观众》“称不上正规的话剧作品，更多的是一部完整的话剧之前的引言部分”。r

更为重要的是，汉德克在中国的叛逆者形象与人们的社会立场和想象密不可分，为了迎合了国内文学的内在需要，从而形成了对作家强烈的政治形象的建构与认同，将其定位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情者。换句话说，汉德克在中国的叛逆者形象不仅源于他创作风格的反传统性，也源于他在政治领域对西方社会制度的批判。汉德克在中国的译介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不说中国读者将其与反资本主义和西方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就他本人的行为和形象而言，其在西方也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的人物。北约轰炸南联盟时，作家强烈谴责了北约诸国对南斯拉夫的侵略，为了表达对德国出兵的抗议，还退回了1973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作家的行为在西方引起了极大争议，他的戏剧一度被禁演，但汉德克仍然不为所动。在塞尔维亚前总统米洛舍维奇去世后，汉德克参加了他的葬礼，以此来表达对南斯拉夫的同情。在西方，汉德克的举动让媒体给他贴上了法西斯主义者的标签，而在中国，他的所作所为则更多地具有了反抗西方霸权，支持弱小民族的意味。在中国读者的理解中，汉德克对南斯拉夫的支持就是对西方现行体制的叛逆;参加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情。因此，从政治情感上讲，汉德克易于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人们也愿意将其想象成具有反霸权和社会主义情怀的作家。

但事实上，汉德克对南斯拉夫的声援不仅仅出于作家的政治立场，也不仅仅出于他的民族认同感，而是出于作家求真的本能。汉德克的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但他对斯洛文尼亚，甚至对德国、奥地利都没有归属感，作家需要用亲身经历去感受每一个国家，去体验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给他带来的亲疏感情，由此形成他的国家或民族认同意识。正是在穿越塞尔维亚的旅行中，汉德克发现，西方人并不真正了解塞尔维亚，人们被媒体所欺骗，失去了思考判断的能力，以为出现在报纸与屏幕上的便是真实的一切。出于求真的本能，出于内心的良知，汉德克觉得自己有责任写下观察到的真实场景，正如《汉德克文集》的主编韩瑞祥所说：“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汉德克……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s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汉德克与单纯的反叛和先锋区别开来，具有了传统经典作家的意味。

基于作家与传统文学对接的角度，汉德克被视为奥地利国家文学的捍卫者，其作品的翻译引发了中国读者对奥地利国家文学主体性的重新认识。1988年2月，《世界文学》登载了石沿之翻译的《陌生人之死》，这篇小说被纳入“奥地利当代短篇小说”专栏中。除汉德克的作品之外，专栏另收有艾兴格《镜子的故事》等五篇奥地利小说，以及一篇介绍奥地利文学发展状况的文章《奥地利当代短篇小说》。翻译一直以来就是文化接触、冲突或融合的地带。t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奥地利文学在我国被归入德国文学的范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奥地利与德国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两国都使用德语写作之外，也与奥地利在经济、文化上的相对弱势有关。许多奥地利作家长期侨居国外，其作品往往首先在德国发表和出版，先受到德国文化界的关注之后，才为奥地利与世界读者所熟知。但是，奥地利文学与德国文学在相似中也有差别，汉德克在谈及这种差别时说：“每一个国家的文学都有各自不同的游戏方式，德国和奥地利的文学的游戏方式不同。奥地利作家的作品中常常有一些游戏的味道，而在德国作家的作品中，更加严肃，没有那么多游戏的成分。”u正是出于对奥地利文学与德国文学之间差异性的认识，加上对民族国家文学的重视和独立性的挖掘，致使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强调奥地利文学的独特性的呼声日益高涨……一批中青年日耳曼语文学家纷纷发表文章，要求将奥地利文学与联邦德国文学区分开来，呼吁探索奥地利文学的民族性和艺术特色”。v国内也逐渐将奥地利文学作为独立的国别文学加以审视，与1977年《世界文学》初次介绍汉德克时将其误作为德国作家相比，此时中国读者已不仅仅将汉德克简单地作为德语作家来看待，而是自觉将其置于奥地利文学传统中加以理解，注意其作品与一般德语文学的区别。

从小众化作家、西方制度的批判者、文学创作的叛逆者、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情者到传统和民族文学的捍卫者，汉德克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和接受表明，任何作家在进入其他民族文学殿堂的時候，都会受到文学审美习惯和读者期待视野的影响，译者或民族语读者均会选取符合其时文化语境的作品来加以接受，从而“为我所用”地建构外国作家的异域形象。这恰好应和了美国学者勒菲弗尔所谓的“赞助人系统”w对翻译选材和翻译风格的规约，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操纵”着翻译文本的生成与发表。x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y应该成为翻译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也是翻译文化学派尽力倡导的题中之义。

三、汉德克译介的不足与展望

中国四十年来的汉德克译介史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些许不足和有待加强的地方。

汉德克的许多代表性作品均被翻译到国内，《无欲的悲歌》《骂观众》等还拥有了多个译本，但却存在翻译名称不统一的缺陷。例如《无欲的悲歌》（Wunschloses Unglück）就有《母亲的悲剧》《无以复加的不幸》和《无欲的悲歌》三种译名。有些作品的译作名称在同一篇介绍文章中也存在名称不一致的现象。例如《去往第九王国》（Die Wiederholung）与《重复》，《柏林的天空》（Der Himmel über Berlin）与《欲望之翼》。相同作品的多种译名会给读者带来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但相信随着对汉德克译介的深入，必然会出现一些经典译本，译名不统一的状况也将得到改善。

在汉德克的译介中最大的遗憾还是翻译不够全面，作家诸多重要作品的缺失也导致了读者对作家整体形象和创作风貌的把握不够全面。在文景版《汉德克文集》出版前，中国对汉德克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只是部分文学杂志上零星地刊载了一些译作。虽然《汉德克文集》的出版把作家的许多作品带到了中国，大大推进了汉德克的译介进程，但是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与作家创作的作品相比，仍然远远不够。截止到2019年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为止，汉德克发表的作品共计有诗集《德语诗歌》《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漫步的尽头》（Das Ende die Flanierens）、《永恒的诗》（Gedicht an die Dauer）等4部，随笔《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Ich bin ein Bewoh?ner des Elfenbeinturms）、《一个作家的下午茶》（Nachmittag Eine Schriftstellers）、《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冬日旅行》（Eine winterliche Reise）等7部;戏剧和电影编剧《骂观众》《自我控诉》《预言》（Weissagung）、《卡斯帕》等21部;小说、短篇小说集或“散文作品”（Prosawerk）z《大黄蜂》《监事会的欢迎词》《推销员》《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短信长别》 《无欲的悲歌》 《痛苦的中国人》等34部。面对汉德克如此庞大丰富的著述，目前的翻译完全无法呈现其创作的全貌，也无法满足读者阅读的需求。在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诺贝尔文学奖始终起到了一个风向标的作用。@7作家获得诺贝尔奖可以成为一个契机，使国内能够有更多的出版社与译者投入到汉德克的翻译工作中，为中国读者提供更多的优秀译作。

汉德克曾因其杰出的创作成就被耶利内克称为“德语文学活着的经典”@8，但遗憾的是因其支持塞尔维亚的政治立场而在西方社会饱受争议，以至于长时间以来未能得到人们应有的关注。在中国，汉德克也只是活跃于专业读者的视野中。相信在未来中西方文学交流中，这位致力于在创作中体现民族性、独创性和传统性的作家必将在遥远的东方激起更多的精神回响，其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也必将翻开崭新的历史。

【注释】

a周发祥等：《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十七年及“文革”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b宇：《美国报刊评介一九七六年文学作品》，《世界文学》1977年第1期。

c俞宝泉：《〈左撇子女人〉引言》，《左撇子女人》，俞宝泉译，《外国文学》1983年第11期。

d《诗刊》社编：《世界抒情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ek吴麟绶：《哭泣的灵魂——浅析彼得·汉特克的〈无以复加的不幸〉》，《当代外国文学》1997年第4期。

f逄春阶、刘一颖：《好玩的汉德克，难读的汉德克》，《大众日报》2016年10月28日。

g参见苏蕊：《“一本多译”的多语体特征与翻译的文本目的》，《文艺争鸣》2014年第2期。

h张芬：《彼得·汉德克：经验的反刍或考古》，《文艺报》2016年11月4日。

i《外国文艺》编辑部：《〈母亲的悲剧〉引言》，《母亲的悲剧》，张海明、金洪良译，《外国文艺》1984年第4期。

j冯文坤：《文化处身与翻译研究》，《当代文坛》2015年第6期

l易文：《奥地利当代短篇小说》，《世界文学》1988年第1期。

m石沿之：《〈陌生人之死〉引言》，《陌生人之死》，石沿之译，《世界文学》1988年第1期。

no章国锋：《天堂的大门已经关闭——彼得·汉德克及其创作》，《世界文学》1992年第3期。

p马文韬：《〈骂观众〉引言》，《骂观众》，马文韬译，《世界文学》2002年第1期。

q傅小平：《彼得·汉德克：我自认为是一个传统的古典作家》，《安徽商报》2019年10月12日。

r孙若茜：《彼得·汉德克究竟需要撕掉多少标签？》，《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11月7日。

s韩瑞祥：《“我是一个传统作家”》，《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1日。

t刘佳：《全球化语境下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新发展》，《当代文坛》2014年第3期。

u孙若茜：《文学就是从最肮脏的媒介中寻找最纯洁的宝贝——专访彼得·汉德克》，《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11月7日。

v易文：《奥地利当代短篇小说》，《世界文学》1988年第1期。

w翻译文化学派领军人物安德烈·勒非弗尔对赞助人作过这样的界定：“赞助人可以是个人，比如麦迪琪、麦西那斯或路易斯十六;也可以是群体，比如宗教组织、政治党派、社会阶层、皇家朝臣、出版机构或媒体（报纸、杂志和影视公司），等等。”（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Fam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p15.）

x参见张颖、吳景明：《意识形态与诗学的博弈——〈译文〉杂志英美、苏俄文学译介比较研究》，《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

y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z汉德克的许多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所规定的文体界限，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作家本人将它们一律称之为“散文作品”（Prosawerk）。

@7王宁：《诺贝尔文学奖、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6期。

@8陈丽丽：《彼得·汉德克：“德语文学活着的经典”》，《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6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