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双阁 史雅楠

摘 要：摄影工具的发展与自拍技术的简化，为用户自我形象建构赋予了更多可能。技术赋权下，用户自拍行为对自我的认同在虚拟场景的真实与虚假、自由与妄为、安全与风险的拟像博弈中不断摇摆。自拍表意天平下的“自我建构”逐渐向“自我丧失”倾斜，自拍行为背后折射出的深层伦理与隐私问题成了自拍图像良性传播的巨大障碍。提升个人影像在情感表达中有效的信息交流，需要人们从意识上对自我形象传播中过度的视觉修饰进行内在把关，从工具上挣脱技术赋权屏障对理想我与现实我进行合理抽离，以自我内省和他律适用等多方措施解决自拍叙事语境中身体赋意的视觉诱惑与伦理旋涡。

关键词：社交时代;自拍;传播叙事;形象建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20.05.06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是人们进入社交平台大门的钥匙。人们除了拥有在现实中的个人身份，在虚拟社交中也拥有独一无二的网络身份。随着社交媒体发展的不断深化，人们越来越注重对于网络上自我形象的塑造与管理。作为一种图像建构的自我表达方式，手机自拍激发的不仅是一位使技术与摄影师分离的业余摄影师，更是每一个在自拍中可以自由掌握叙事角度的故事家。拍摄不再是高雅艺术的专指，作为一种去精英化和去专业化的形象建构行为，人们往往用自拍来进行生活叙事。无论是在强关系维持下的微信还是弱关系连接下的微博中，自拍都是使社交平台信息肥沃的图像养料。随着附庸在自拍内涵中信息的不断填充，过度美化、炫耀自拍、情色泛滥、隐私披露等隐匿于自拍话语深层的超载信息逐渐

开始显露。基于此，为了不让自我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一味在理想我中沉迷，掉入被物质与欲望吞噬的物质景观之中，社交时代自拍中内省行为亟待人们践行，迷失在工具美颜与人文价值中的理性回歸亟须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自拍图像是视觉社交时代的镜像

自拍是人们借助工具对自我外观、所处事件与环境的定格，通过观察图像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审视与关注。人们对自我的关注古已有之，古代人们以水为镜，用以照影。从画像到自拍图像，工具的不断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还使我们与社会的链接模式得到了改观。早在神话传说中就有欣赏并爱上自己倒影的那喀索斯，如今的自拍也是人们自我欣赏的一种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虚拟性与延伸性对人们的生活进行全方位嵌入，人们以自我成像作为视觉日记的记录方式已成为当今社交时代不可忽视的重要景观。可以说，自拍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视觉基因——一种与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形象截然不同的自画像。[ Jerry Saltz， Art at Arms Length：A History of the Selfie， 1 Acessed January 26，2014.]

（一）强于文字的视觉体验与想象空间

读图时代的到来调整了大众对于信息读取的偏好模式，人们的生活节奏在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加快，更多趋向于利用碎片化时间来获取信息。当下虚拟社会交往中，图片信息以更加直观和便捷的特点成为人们获取信息首选的方式。当代文化逐渐显现出高度的视觉化和媒介化特点，视觉的需求和欲望也在不断攀升。全球化趋势下伴随着视觉技术和传播技术不断更迭，整个社会正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文化形态向着以形象为中心的感性主义文化形态转变，这是一种生产方式的变革，图像中心正成为新的占据者，为人们提供视觉性的实践系统。[ 王超群：《情感激发与意象表达：新媒体事件图像传播的受众视觉框架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10期，第75-99页。]自拍图像是对于现实环境的一种视觉重复，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基础图像语言。人们通过图像“看”到世界，透过图像获取信息、生成价值观念，然后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能够将强制性控制转化为接受者的主观意识，这种影响力是其他传播手段所达不到的。[ 张璐璐：《浅析图像时代的视觉文化传播》，载《科技传播》2019年第17期，第157-158页。]读图时，大众可以在接收信息的步骤中减少语言文字留给思维中想象的一环，直接通过图像接近真实环境。当大众处于某一特定的场景之中想要封存某刻的视觉感受，无论平实或是华丽的辞藻，在定格的自拍图像面前都会黯然失色。如今个体已无法脱离移动网络而独立存在，人们的精神需求在移动网络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不断多元，对于视觉传播叙事中的省时性与依赖感也渐渐加强。沉浸在视觉时代中的人们总是企图在零碎的图片中探知这个世界的完整外观。随着如今自拍行为的简化，从精英化的修图技术到去精英化的美颜软件，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互相观看的景观社会，在虚拟社交中的自我形象更是成了重要的视觉符号。

（二）跳脱传统摄影回忆功能的即时性

回溯依托于传统摄影的照相机时代，图像的最终使命是被纸质化后整理进相册留存。当摄影还是需要胶卷来承载图像的年代，只有拍摄者可以看到最终的成像，而图像中的主人公需要将照片冲洗以后才可以进行观看。人们拿到与观看照片的时空与被定格的时空是过去与现在。传统照片里的个人图像具有历史属性，指向的是过去。场景可以在二维的图像中直观还原，但是情感却不可能完全复制。自拍图像最终也会在电子媒介中成为人们在数字化产品中留存的回忆，但是其与纸质照片有着本质区别——即时性。在如今的社交网络时代，自拍更加强调此时此刻的自我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我认知的强化方式。人们之间分享的自拍图像实际就是在创造一种即时经历与存在交流的场景。自拍将传统摄影所赋予图像的怀旧功能拓展为即时与共享，自拍者不必在家中翻着相册娓娓道来回忆中光阴的故事，而是可以将此时此刻的情感体验向虚拟社会的更多观众呈现。自拍图像在如今虽然也具有仪式感的记录倾向，但在生产与分享的过程中情感倾向于随意，拍摄与分享也全然取决于自己的心情。自拍者在图像实践中情感倾向乐于被观看，对于观众来讲，在对他人自拍观看的体验中，也削弱了在传统照片中闯入别人私人空间的不适感。人的身体养成和转化，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结果。[ 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流动中的影像让人不断产生和拥有虚幻的满足感，自拍者期待的是将自拍图像分享在社交平台上，与观众进行互动获得很多回馈，并以此为线索来关联下一次图像内容分享。一个基于信息互动下自我形象建构的循环圈在自拍者实践中不自觉形成，他者的回馈与社会的影响参与了自拍者在图像中的身体表现，呈现在自拍语境中社会性和具身性特征开始逐渐显现。

（三）社交媒体为自拍图像提供舞台

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高像素摄像头的手机为自拍需求的肆意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地。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1.2%，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1%。[ 2019年9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庞大的数据表明了人们对于移动互联网的强烈依赖。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实质上是一种符号的依托，人们通过交换符号意义的方式与现实彼此发生联系。随着微媒介信息不断更迭，人们在这样的社会化大环境中逐渐沦为现代社会信息快速发展和交换的附庸，迷失自我，沉浸在自我和他人设定的世界当中无法自拔。[ 郑晓雨、杨文华：《微时代的公民认同危机及治理》，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17-19页。]互联网的虚拟性与延伸性对人们的生活进行全方位嵌入，而基于虚拟环境中的陌生社交与兴趣社交刺激着年轻群体尝试生产代表自己个性的自拍图像来结识同道之人。社交网络的无限延伸也让人们找到了自我展示与营销的窗口，为更多人的社交表演提供场景支持，社交媒体中的用户数据也在以裂变的速度进行繁殖与传播。对于自拍者来讲，在朋友圈、微博等平台上传自拍，是自身所选择的一种图像社交方式，自我表达的频率或高或低都不会受到限制;对于观众来说，其被允许对公共领域中的图像反复观看。无论是生产者、传播者还是观众，在虚拟社会中都拥有绝对自主权。尤其是自由地上传自拍图像突破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忸怩的禁锢，成为屡见不鲜的自我呈现行为。进入了网络时代和数字化图像时代，手机把许多人从现实中抽离成一张张图像，这种方式便利了群体在共享信息时的分享过程。人们想要自身长期在线的状态在社会中进行诉诸，只有通过不断地在平台中强调自我、表现自我才能得以实现。

（四）低成本塑造理想形象成为可能

古人想要获得美观的自画像，往往会在画师观摩自身作画的时候就提出要求，为此画师会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反复地描绘与雕琢。照相机出现使人们形象定格时间缩短，还可以将照相机镜头对准自己，个人形象的纪实性逐渐加强。随着摄影技术与工具的不断发展，社会发展出可以修改图像的技术，相机会说谎的消息使得照片更受大众欢迎。没有人通过照片发现丑，很多人希望透过照片发现美。[ [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利用身体形象入镜的形象认知，主体总会有自身美学倾向。如今人们能把附庸在想象中的理想自我利用技术自拍的方式得以视觉呈现，便捷了想象与展示的历程，习惯于利用镶嵌于手机中先进的科技手段，让理想自我跳脱想象呈现为视觉物。人们在进行自我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中自由地进行场景切换，可以依靠觀赏图片来进行感官意义上的交流。这一过程强调心领神会的情感共鸣，并不需要由身体实践来进行现实展现。人们想要在自拍图像中透露出自我约束或社会美观的标准，但是这一过程跳过实践，总是透过工具与技术来实现。

工具会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人们对自拍行为依赖源自自拍工具的不断进步，从照相机到如今人人都拥有的手机，广泛工业化生产的拍照手机为人们的形象定格为图像提供工具支持。当自拍中人们手臂长度远远无法达到人们对于理想自拍最佳角度的向往时，自拍杆、自拍无人机多个辅助呈现理想形象的工具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应用的开发者磨灭了人们对于自拍照的缺陷，用修图软件强化了人们自拍动机，工具发展不断填补着人们的拍摄欲望。当单纯的拍照成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自我形象的展示时，美化图片技术应运而生，技术上美图软件使用户可以润色自拍图像。自拍工具与自拍软件的白热化发展趋势，使人们可以通过技术对自己外在形象进行一切想象中的图像加工，变瘦不用进行锻炼和塑身，变美不用自己化妆，甚至连身高都可以进行拉伸。人们还可以利用软件给自拍照随意切换场景，只要修图技术过关，自拍背景可以是世界的任何角落。实现理想形象的展示不需要付出时间、金钱的成本，靠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在社交中每个人都无法从浓缩在阅读量与粉丝量的具体数字中辨别出哪些人正在观看自己，所以对于身体以及身体以外各种装饰的图像呈现格外在意。技术与工具使赋意行为成本降低，如果将一系列变瘦、变美、身高改变等等行为都选择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耗费的时力会远远增大。自我形象的修辞方式借助于自拍工具与技术，从弥补不足到实现外形巨变，与整容功能有了类似的发展经历。虽然是在虚拟空间的虚拟展示，但是人们乐此不疲，试图营造一个让自我和观众都深信不疑的幻象自我，有时甚至会认为加工过的自己才是真实的自己。

二、自拍图像传播叙事中的表意功能

自拍的初衷与自画像类似，源于人们对于自我形象记录的一种渴望。自拍叙事中的镜头翻转是自拍叙事中的逻辑创新，也是自拍者与自我对话的记忆。电子媒介的视觉化进程使得人们自我认同的方式从线下的形象塑造迁移到线上的图像建构，用生活化叙事的方式将情景中某一刻的自我临摹留存。自拍图像作为照片的一种，将照片的功能进一步私人化，使自拍者自主性的光晕不断扩大。自拍语境中的身体符号作为一种潜在的背景铺垫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在数据时代图像信息的获得与交流中书写着描绘自我的视觉语言。

（一）标签功能——寻求身份认同

自拍图像在社交媒体中进行分享，是个人在对自我形象进行管理后的结果进行呈现，而由自拍者主观意识决定的图片化展示是一种印象管理行为。自拍行为本身是一个劳动者的创作过程，主体既是导演也是演员的双重身份，主宰着自己的身体进行角色化塑造。戈夫曼在拟剧论中认为，社会中每个人都是舞台上的演员，利用各类型道具对于脑海中预设的自我形象进行展示。自拍作为一种记录自我的技术，让身体的表演行为从现实社会走向虚拟世界，在进入不同场景与事件中有新的实践模式。而正基于“强化自拍与分享的基本动机是人们在测试与寻求外界的接受和认可”[ Bent Fausing， Selfies Shape the World：Selfies，Healthies，Usies，Felfies， 4 Scribd 14，20（2014）.

]，这是一场以社交关系维系的盛大表演，表演者在这场人际表演中寻求着身份认同。

每个人在社会中担任的角色都不止一个，界定清晰的自我角色有时依附于社会关系。自拍图像作为一种媒介，对人们在多重身份迷惘中进行娱乐化解构，为其提供利用图像进行宣告的机会。自拍这一过程并不是想让大众记忆在个体某一角色中固化定格，而是一种创造存在、关系情境和交流的社会日常活动。人们基于自拍下的信息分享内容，具有快速标签功能。因为自拍者呈现在社交媒体中的剧情化形象，往往都注入了自身的审美与喜好。能够在各类弱关系的社交下清晰定义自己，使自己可以更快速和更融洽地进行社交活动。戈夫曼认为，当个体扮演一种角色时，他便不言而喻地要求观察者认真对待在他们面前建立起来的印象，要求他们相信所看见的这位人物实际拥有他好像拥有的品性。[ [加]欧文·戈夫曼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人们有机会在社交平台中呈现与现实生活中大相径庭的角色，通过角色间的反差带给观众惊喜，来为自己形象的生动立体与多元化助力。在不断进行的自拍图像信息生产与交换过程中，人们也会搜索自身拥有或感兴趣的身份标签进行观看：例如女生多数会在社交平台中格外注重关于化妆、服饰搭配等方面的自拍讯息;而男生大多都对在运动、竞技游戏等标签下的自拍图像更感兴趣。人们在自拍信息编码过程中标签自我，希望在他人对于信息解码时关注自身，从空间上进行群体认同。人们在社交媒体中呈现出剧情化的自我形象，都是具有自身一定审美或爱好的体现。在信息交流与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在冗杂的图像数据里搜索并关注自身感兴趣的身份标签。人们在社交中展示的形象不一定非是现实中已经获得的自我形象，还可以是嵌入自己理想的其他角色。在虚拟空间中对自我形象进行自主建构，主动将自己的身份标签化，可以使他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愈加明晰。标签之所以被大众熟知且认同，就是因为在群体中聚集了心理共鸣与群体的同理心，而标签一旦上升为良性，用户往往会在群体中产生了归属感，默认期许并提升地位。在自拍图像生产中，通过表现理想化的自己，限定自我的表演范围，在社交媒体中吸引粉丝或者在有相同爱好的群体进行互动与交往，从而建立信任的连接。

（二）娱乐功能——追随情感潮流

自拍行为本身就带有消遣娱乐的性质。[ 蒋振涛：《视听媒体时代手机自拍中的情感表达——基于微信媒体平台的使用情况》，载《新闻研究导刊》2018年第8期，第72-73页。]媒介下人际交往使人们现实生活中距离不断拉远，人们常常会在社交媒体上以娱乐的方式进行情感宣泄。将自拍分享在社交媒体中，点赞与评论信息互动方式会强化人们的积极情绪，对消极情绪进行一定程度的消解。从文字到图像，人们对于情绪的表达方式越来越形象化。

2019年11月21日至2019年11月28日期間，很多人的朋友圈和微博都被“2017和2019”对比图刷屏，源于微博的一场年底策划让很多人都参与到情感潮流之中。多数参与这一场视觉狂欢的人以自拍图像为感情承载媒介，在虚拟空间将自己两年前后的自拍图像进行对比，以娱乐化的方式抒发了对两年时光的怀念与调侃。2017年八一建军节期间，H5产品《快看呐，这是我的军装照》通过激发用户情感使其参与自拍大潮，人们只需举起手机摄像头对准面部进行五官信息的抓取，数亿用户都在朋友圈发布自己与家人的军装自拍照。多数人对军队生活都有一定的情感诉求，恰逢也是建军节特殊时间节点，很多人都用生成的“军装自拍照”来抒发对伟大祖国、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热爱和拥护，让一键换脸作为一种流行趋势实现了社交传播。人们利用自拍在虚拟世界中大有作为，在自拍中探索与自己相像的明星、在自拍中体验“媚娘妆”“芈月妆”、在二人合照中互相换脸使得自拍媒介极具娱乐化。平铺在社交媒体中的图像互动行为，往往以情感为核心，以轻松娱乐的气氛点进行宣扬。尤其是特定时间节点的大型回忆场景，以参与门槛低和人们对潮流的从众心理为出发点，以便利自拍为载体，邀请每一位有情感共鸣的人们一起狂欢。人们内心的情感活动丰富而又复杂，人们对于情感的隐藏与社交媒体中的虚拟性十分相似，都是在精神世界中自我意识在延伸过程中寻求碰撞的一种行为。当人们在媒介交流中的情感被唤醒，需要进行诉说与表达时，自拍是最为方便与自由的情感载体。

（三）鼓舞功能——营造场景氛围

2014年，中国南京奥体中心青奧会开幕仪式上的最大亮点，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现场举起手机与来自不同国家运动员一起自拍进行赛事宣传。在自拍图像中巴赫开辟了独特的宣传方式，也对参会运动员起到鼓舞作用。自拍图像的鼓舞功能是在非日常场景中仪式感的体现，这种仪式感的产生不是源于传统拍照中相机与胶卷的稀缺，而是对隐藏在自拍图像中事件重要性进行强化。仪式感产生的内在根源即行为主体在仪式化活动中，通过对审美对象的滞留，以及对时间的独特体验，从而产生出丰富的审美感受。[崔露什：《仪式感的现代性阐释》，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第32页。]对于展示自我独特性方面来讲，将场景镶嵌于自拍图像中，比起单独场景图更具说服力。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规模爆发使得我们国家处于高度防控状态，多名医护人员奔赴疫情最严重的武汉等地进行医疗支援。医护人员用自拍记录了他们从启程、到岗、工作等多个阶段的状态，进行工作记录的同时也是通过图像来进行自我鼓励，营造积极乐观的工作氛围。

用自拍进行所处场景的再现与演绎，从视觉空间上给予传者与受众基于图像信息交换的场所。人们对于生活中事件仪式感的赋予过程，实现了弱化甄别标准、强化重要性的思维转变。现今处于消费社会中的人们生活品质在不断提高，不仅是盛大典礼或节日才值得记录，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普通场景事件也开始呈现仪式化趋势。人们利用自拍图像来捕捉经验，是对参与事件的自我鼓舞，也是对事件仪式感的图像记忆。用自拍来记录随时仪式化的生活状态，在虚拟空间成员间的不断互动中鼓励自己进行更多的图像呈现，利用视觉符号资源来巩固人脉，是时代赋予自拍的新兴魅力。法国总统奥朗德出席中国企业家论坛时，与马云、王健林同框自拍，被网友称为“史上最贵自拍照”。作为自由的行为主体，无论是商界精英还是普通百姓，在重要的场合中都会将自拍视为一种营造场景氛围与自我表达的手段。

（四）消费功能——赋予身体价值

鲍德里亚的观念中认为：身体是最美的消费品。[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页。]人们在社交媒体上传自拍图像后，观看者一方面用自身审美标准对自拍者呈现的图像进行心理评判，比如是否美观、构图是否和谐等;另一方面，更多的观看者会从自拍图片中读取到自拍者直白或是隐晦的价值信息。在自拍语境中，身体其实就是物品，自拍图像作为载体在承担意义符号，给身体赋予意义。自拍如今已成为一种消费自我形象的手段，镜头在选择景观时已经掺杂了主观意识，固定和填充了自拍内容。人们使用自拍图像来进行虚拟社会中的形象塑造過程，是身体被赋予了各种符号而进入公共空间的一种行为。在这场以身体作为叙事手段的自我呈现中，人们在社会文化的大框架中实现权力的反转。图像时代的社会认知框架由自上而下开始向上下双向流动发展，人们摆脱了专业的摄影师控制在自我身体的桎梏，也获得了自如利用手机技术自我表达的图像自由。希林认为，身体早已成为了价值的载体，以至于其在文化与社会市场不断输入，赋予富有声望的身体形式以各样价值。[ [美]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页。]商品不仅具有自身固有的使用价值，还具有附加的符号价值。在社交环境中，人们将这种符号价值附加在身体展示之中，出现在自拍图像中的房子、车子、消费能力像“刺点”一样吸引观众的目光。观看者通过对图像商品信息的观看衡量其生活品位与消费能力。附属于自拍图像中的三观、职业、品位等等，是对人们日常生活中习惯的自觉展现，深刻地影响人们对展示自我的价值取向。用照片来确认现实和强化经验，是一种美学消费主义，大家都乐此不疲。[ [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除去自拍当中的审美意识，图像的看与被看、信息的窥视与被窥视、消费的表达与接受成为自拍者与观看者心照不宣的默契。

三、自拍狂欢下理性缺失与身份焦虑

社交时代的发展仿佛是一条信息生产与交换永不停息的长河，人们在以自拍图像承载的信息洪流中时常产生情景缺席的迷失感。社交媒体中的点赞数与评论数值，不光是人们之间亲密关系的考量度，更是对个体在虚拟世界中建构自我形象的结果优劣进行量化。自拍中自主权的回归以及技术赋权的实现，一方面使得人们不断在社交舞台上用在场感来显示自我与社会的互联，赢得虚拟光环与享受掌握话语权的快感;另一方面也极易使技术与价值主体掉入他者化社交表演的媚俗之中。技术变革的双向性与人文价值的主观性使自拍语境中的自拍主体的理性被绝对自由所遮蔽。

（一）过度美化造成视觉欺骗

有人将泰国的变性手术、韩国的整容手术、日本的化妆技术和中国的PS技术并称为“亚洲四大邪术”，这一网络热词曾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虽然是网友的戏谑之语，也足以看出如今社会中对于工具美颜下自拍图像出现的信任危机。当今的社交环境就像是为每个普通人的红毯秀所提供的巨大舞台，在舞台上的人总是散发着迷人光晕。自拍本是对自我外观瞬间的定格，随着工具发展与技术进步，人们对图像进行加工的选项越来越丰富，让自拍叙事的角度自如地从自我记录走向自我审美。社会图像信息的冗杂传播总会不自觉对观众在视觉浏览中悄悄树立审美标准。锥子脸、磨皮多层无毛孔皮肤，还有与五官不协调的大眼睛，这种近乎病态化的审美趋势影响着各平台中图像的生产活动，不用整容和对身体开刀就可以让自己“变脸”。同质化的形象呈现在社交媒体中更加凸显了社会大众对于主流审美的无限接近以至于趋同。

对美颜技术的过度追求，是人们对于如今社会流行审美的一种过度反应。自拍者将修饰过的镜像我误认为是真实的自我，享受着虚拟自我带来的现实赞誉，将主体对自我的认知引向自恋。理想形象的高度完美与现实形象的种种缺憾，使主体在自我认知中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必然会造成了自我的误认与分裂。[ 李有光、吴永飞：《镜像与凝视中的自我身份认同：当代“自拍”文化解析》，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1期，第133-138页。]千人一面的视觉危机与扭曲病态的主观审美也阻挡不了人们对工具美颜的痴迷。罗兰在对照片形容时认为其是一种幻觉，但是是有节制与分寸的。照片介乎在两类事物之间，一类是这个不在那里了，另一类是这个确实存在过。[ [法]罗兰·巴尔特：《明室——摄影札记》，赵克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技术赋予人们创造全新自我的能力，无论呈现的图像多么完美，哪怕是盛世美颜也只是一场建构起来的虚幻，“有图不一定有真相”成为新图像时代的特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过度的自我美化，无异于东施效颦，早已失去人们进行印象管理其本身的含义。过度与病态美化图片只会给观众造成视觉欺骗，冲击社会健康审美观念。

（二）身份焦虑加剧炫耀自拍

在自拍中刻意或无意地堆积物质符号，在今天的社交媒体中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视觉表演。很多人不分场合、时间、公私领域，一味地进行自身物质财富的展演，在网络空间形成全然依托符号表达的图像生存。认为商品的意义从幻象中产生，商品外观比内容在视觉上更有符号价值，他们从商品中衍生的幻象中对自我的意义所指进行符号“诠释”。[ 蒋建国：《网晒成瘾：身份焦虑、装饰性消费与自恋主义文化传播》，载《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127-134页。]人们将符号价值从物品中抽离，在自拍图像中似有若无地将带物质财富的标志向观看者间接展示，将属于自己个人化的消费行为以图片形式冲击观看者的视觉感官，利用炫耀性自拍方式获得更多关注。炫耀性自拍初衷脱离社会认同和对兴趣群体的吸引的基本要求，想显示自我与他人的阶级与地位存在巨大差异。

鲍德里亚认为，不同阶层的人们沿着社会等级不断地发展，在达到更高地位的同时对文化提出需求，而这个需求需要运用符号进行炫耀。[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8页。]社交可以为人们带来更便捷的虚拟表演舞台，自拍随之成为一种新型的炫耀方式。自拍本来就是一种关注自身身体展示的片面行为，企图从片面的自拍中叠加片面的自我表达，来达成大众对于自我的额外关注和物质上的膜拜，是体现在自我表达中典型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用片面的物质符号充当自我解释语言，为自己呈现在公共空间中的形象进行投资，在别人的浏览与肯定之中对自己进行一种虚无的褒奖是炫耀性自拍的实质所在。人们凸显自身地位或是弥补身份不足的方式都通过炫耀来实现，通过社会对于自身的认同，人们才会一定程度降低社会地位不确定性带来的心理恐慌，[ 朱虹：《中国式炫富：身份彰显或地位恐慌》，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65-68页。]这也是如今许多炫耀性自拍成瘾行为的深刻内涵。一味将自我表达依托在单一的物质外衣和符号消费下，以此获取炫耀资本，会为个体在社交中自我表达安放禁锢的屏障，对外在形象的追求成为附加在自拍者身上的无形枷锁。通过符号消费来表明能力无可厚非，但是过度的炫耀消费式自拍将多元化的自我表达束缚在单纯的物质之中，以此来拔高自己的身份、获取他人对自身物质能力的认同，是一种片面、短暂且极具功利性的自我身份表达。这样非良性的图像传播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围观者，尤其是在强关系下的微信朋友圈，可能会产生不当的攀比心理，败坏社会风气。

（三）自拍语境情色因子泛滥

自拍是个性与创意的绝佳展示舞台，人们会按照在网络审美中的标准来展示自我，追求消解主流文化的非主流展示，独一无二就是流量诞生。很多人为了在自拍舞台上一鸣惊人，在形式上“剑走偏锋”，在自拍中打起了“色情擦边球”。在泄露隐私的同时，因迎合许多人旺盛的低俗化审美需求而受到关注。在2016年11月26日，支付宝团队推出了“校园日记”与“白领日记”两个以女大学生与女性白领为主要内容生产者的新型圈子社交功能。在新功能里芝麻信用为750分以上用户可以针对动态评论，不足750分的用戶只能对其动态进行浏览和打赏。界面开通后，短时间内大量低俗、尺度颇大的女性自拍照片充斥在“双日记”圈子中，评论区的交流与互动也呈现暧昧流动取向。使用圈子功能中的众多用户为争取他人的打赏在自拍中衣着暴露，将暴露肉体作为消费身体的方式，流露出晦涩的情色因子。在社会舆论不断发酵下，该功能很快就被相关监管部门勒令下线整顿。图像生产出现偏向低俗化与色情化等不良现象不仅存在圈子中，在陌生人参与性较强的微博场域中也不容忽视。在微博内容的浏览中常会出现有情色隐喻的自拍图像，穿比基尼的女性、穿泳裤的男性总是冠以摄影艺术的名义在公众场合摆出各种撩人姿势进行展示，引得观众对其身体符号进行视觉消费。展示者对于暴露身体的底线越来越低，吸引大众流量的实质是想要获得进行更多物质上的变现。对利益与关注的过度索取使人们自拍生产过程中从众于低俗趋向，在缺乏伦理与道德的自我约束中出现行为越轨，使得泛滥的不良自拍荼毒社会空间。

一度曝光身体的视觉消费行为在社会中营造一种无序的视觉狂欢景观，任其在社会中不断发酵只会使意志力与价值观薄弱的人们误入道德与伦理歧途。当尺度过大、动机不良的自拍图像遭到观众质疑时，自拍者反而认为是在行使自身自拍自由的权力，混淆了自由与妄为的概念。这种身体价值与社交红利基于图像信息分享过程看似等级的交换让主体价值完全物化，使自身不断发展的内涵凸显了物质与浅薄。

（四）人们自拍社交让渡隐私

自拍信息中潜在的所指内容含义十分丰富。自拍行为中拍自己的这个特征存在极强的隐私泄露隐患，如果是暴露行踪类型的吃饭、逛街等自拍照，更是赤裸裸的隐私暴露。泄露在自拍图像中的隐私信息，经过窥私者别有用心的分析，将自拍者自身安全隐患的引爆器交由到他人手中，会潜在威胁人们的安全生活。人们对暴露在自拍图像中的隐私信息孰若无睹，主观锻造视觉美观的可能性让人们频繁地使用各种娱乐自拍软件，在一项项手机授权中让隐私暴露成为可能。在2019年，一款名为“ZAO”的换脸手机软件深得广大用户喜爱。用户通过在软件中上传自拍，可以将经典电影与电视剧中任意一张脸替换成自己。软件中“AI”识脸技术，准确地“换脸”玩法给予用户新奇的自拍体验，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中实现裂变式传播。但是日渐走红的“ZAO”手机软件因在用户协议中制定霸王条款而引起人们的热议。用户在协议中规定“如果您把用户内容中的人脸换成您或其人的脸，您将同意或确保肖像权利人同意授予‘ZAO及其关联公司全球范围内完全免费、不可撤销、永久、可转授权和可再许可的权利……”[ 赵青：《ZAO事件再次拷问网络安全》，载《法人》2019年第9期，第66-67页。]这些条款涉嫌过度获取用户个人信息，侵犯用户的肖像权、隐私权等合法权益。许多用户在使用软件时并未仔细阅读隐私条款，自身的人脸信息成为数据掌握者待宰的鱼肉。现今在网络商城中还有许多商家通过收集大量用户的自拍图像进行“人脸数据”贩卖，虽然“人脸数据”的归宿大多是技术人员为了提高AI在人脸识别方面的精准性。但如果这些自拍图像落在不法分子手中，利用先进网络技术伪造音视频与人脸信息关联，那么人们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问题便会亮起红灯。

四、自我形象建构中自拍理性的回归

自我关心和自我关注是正确的行为和适当的自由实践所要求的，目的在于认识自我——这些是认识自己的常见内容——塑造自我、超越自我，以及对可能会吞噬人们的欲望进行控制。[ [法]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5页。]但是，在社交时代自我形象的构建体系中，集构建者与仲裁者双重权力于一身的自拍者，出于对自身进行视觉修辞与辩护的心理渴求，无法再对自我进行客观的记录。要使自拍图像得以良性传播，人们就需要拿起人文价值的权杖，解蔽绝对主观表达中的自拍叙事与工具理性下的技术缺陷，使自拍语境中理性主义重放光辉。

（一）自拍中对自我形象的自我内省

在自拍语境中，人们依赖对图像塑造的自主性不断地给予完美化的自我暗示。但通过工具加工的图像生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实现，正如吉登斯认为自我实现的道德线索是真实性，其基础是体现真实的自我。[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4页。]人们需要在虚拟场景与现实场景之中对自我的形象进行合理的区分，对模糊在自拍之中的自我进行抽离，做好对于自我形象展示的内在把关人。

1.以多元审美消解过度视觉修饰

随着图像化内容对人们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各领域的审美也逐渐开始向“图像化审美”转变。主体对自我的认知通过自拍在真实与想象之间不断徘徊，自我的身份不断地在断裂和重建，让自拍者不断地迷失。关于美的概念，其感受本就是主观对自身本质的一种反应。不是任何事物都具有美观，但是美的概念产生不应该是由“固有印象”而产生。所以，多元化审美观念的产生应该是扩充美的标准和种类，不过分利用视觉修饰来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大众审美标准的发展趋势呈现狭隘化，人们不应该让塑造的自我形象片面成一幅雷同的图片在缝隙中生存，而是应该打破单一的审美禁锢，形成属于自身的审美观。自我形象构建过程要理性与真诚，不进行无意义的自我欺骗。修图的作用可以用来粉饰不足，但不是利用修图这一视觉修饰的方式去锻造一个新的自我。身体并非皮囊，并不能仅靠外表美观体现自我价值。自我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不是只存在于社交媒体之中，更重要的是在实际生活中真实我与理想我差距是否不可逾越。人们的自我形象塑造和展示是对自我的一个认证过程，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视觉形象上，更多体现在气质、内涵、修养等心灵世界。

2.以理性主义代替媚俗社会表演

自我实现的道德线索是真实性，其基础是体现真实自我。自拍所建构的自我依附在智能手机媒介下，利用自拍技术的加持决定自我形象，而真实的自我只能努力向自拍中的自我靠拢以防表演崩溃。自拍者应利用自身权力选择理性的自拍内容，对自拍中存在的物化自我、低俗化自我风险进行规避，有选择的实现“理想我”。自拍作为一种对主流摄影进行通俗解构的文化，只有健康向上和富有创意的内容才是主流发展方向，去伪存真才是真正对自拍文化的过滤过程。我们应该在“自我”当中尽力地对“非我性”进行甄别，将自我安放在现实生活里应在的位置上。人们在自拍过程中要摆脱对于虚拟自我的过分依赖。社交媒体中，人们是在与其他人塑造的虚拟身份分享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很容易陷入“随时仪式化”的陷阱，虚拟与美好的自我会随时被唤醒，清醒的主体认知不自觉会暂离。频繁的自拍与展示，会让存在于理性概念中的主体被幻觉不断消磨，在不断地自我审视中迷失自己。网络时代的自拍者不能只过分放大自我形象中完美的部分，也要与不完美的部分和平相处。过分沉迷于在社交媒体中塑造的“虚拟我”，会让主体自我陷入只有关于自身美好形象的“信息茧房”当中，使自我碎片化，造成自我认识的盲目和封闭，折射在现实中很难再抱有积极向上的心态。毫无表征与含义的频繁自拍，过度关注自身的外在形象，反而会引起现实交往中的视觉疲劳。

3.以深度思考代替过度符号消费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的逻辑被定义为符码操纵”[[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8页。]。消费社会中通过分享商品化的身体与环境，从而获得某些认同，图像就如同镜子一般，能够反射现实，并具有移情作用，从社会现实所表露的现象中提炼所谓的秘密并进行大规模的传播。张扬自己的个性和资本化展现行为，本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单纯地为了在社交媒体中构建自身的形象而一味地追求这种资本化的展示，利用一些高端或者高品质的生活背景将所有商品都作为诠释自我、定义自我的工具，所带来的自我认同是浅层次和娱乐性的，而且会引起在社交网络上一味攀比财富的消极心理。

在自我形象的构建和传播过程中要多一些深度思考。不断物化的个人形象会使个体的主体性丧失，人们对物的控制变成了被物对人进行挟持。这是一种在功利主义的道路上一味地追求经济资本、符号资本而将人文价值抛之脑后的行为。大众需确立对于自身权威的文化价值取向，人们应该对于自我的精神世界和现实需求都有清醒的认知，不一味地追求进行片面化展示的个人形象，出于博人关注的角度为自我形象买单。不应只是迎合社会潮流附属于社会，赋予自身流行含义让自己在文化价值的混沌中成为他人文化定义下的意义所指。

4.以风险意识屏蔽隐私信息披露

自拍照一旦跳脱了手机相册的束缚，无论是强关系下的微信朋友圈还是弱关系下的微博社交圈，观众都会远远超出自拍者的想象。自拍图像对于自拍者私生活的接近性决定了它必然和“隐私”共生。如今不只是网络社会，更是一个数据社会，自拍泄露的人脸与身体信息是极为危险的数据标志。面部识别可以说是当前“AI”技术商业化最成熟的方向之一，借助于人工智能下自拍技术的不断加深，很多侵犯隐私的行为都包裹上了娱乐的外衣。所以，在如今这个万物皆媒的大环境中，每个人都可能是自拍者和观看者，无论处于哪种角色，都应该时刻保持清醒，对隐私有最基本的认识。在分享过程中明确公私领域，提高警惕，不在公共区域暴露太多的自拍与自我信息，不在分享照片中定位，以防别有用心的人另有所图。不为娱乐便利主动泄露人脸信息，要有对于隐私保护的基本概念。人们在娱乐泛化的今天，应时刻提高警惕，不贪图一时的娱乐便利搭上自身隐私泄露的风险。

（二）自拍中对自我形象的他律适用

1.技术内部矫正：以技术改进来摆脱隐私暴露的困境

自拍图像现在已经是一种颇为常见的数据类型，在自拍图像中往往会包含大量的用户信息。随着人们隐私保护意识的不断上升，人们开始重视在公开的社交平台上通过透露自拍图像来泄露隐私的行为。由于不同的人群对于隐私披露的范围有不同的含义，采取统一化的自拍图像隐私判断标准会过于忽略用户个人的主观感受，基于此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标签隐私属性的图像隐私感知算法，使用改进后的双线性CNN（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卷积神经网络，简称CNN）提取隐私特征，结合图像多标签隐私属性实现图像隐私感知，为后续的图像隐私保护任务提供良好的先决条件。[黄兴森：《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隐私感知算法研究》，哈爾滨工业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第24页。]简单来讲就是其利用一种可以不断学习的算法，镶嵌在用户使用的社交平台上，用户在公开空间发表自拍图像时，根据不同人的要求对所涉及的隐私区域进行隐性的风险提示，让用户在分享之前能更直观地感知发表图像后可能遭遇到的隐私风险，便于用户进一步的操作。这类让用户提前感知风险的算法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用户自拍图像的分享行为，采用算法对风险进行预知，可以将隐私泄露的风险降到最低。但是无论算法如何缜密与先进，人的绝对主观性和控制力还是驾驭在各类算法之上的，算法可以辅助用户感知风险，对于隐私的重视和保护意识还是无法脱离用户主体意识的加强。

2.软件外部弥合： 以量化审核标准弥补工具理性缺陷

低俗图片化生产在当今社会中会形成一股不良的文化风向，撩动着人们潜藏于地下的低级趣味，培养着人们信息消费习惯的同时弱化了伦理的社会调解力量，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一种曲解。社交平台应依据内嵌表意标准的软件对自拍环境和自拍照片的传播进行审核，该软件对人们主观想要传播不良图像的行为进行明令禁止和提醒，违禁次数过多可以给予严明警告或者撤销账号。除此之外，利用先进的算法机制，加大对自拍图像的审核工作力度，除了要及时进行辨认之外，也要查出传播的源头所在，对网络环境进行强有力的管制。社交软件的管理者应该不断完善自身所制定的隐私条约，需要读取数据要说明数据用途，给予人们对自己隐私数据被分析时绝对的知情权，使得图像等隐私数据去向透明化，同时加大对于非法入侵数据库盗取隐私信息非法用户的识别与铲除，使得信息传播过程更加绿色更加安全。

3.管理全程约束： 以制度手段强化对自拍信息的监管

自拍中的人脸是相当敏感的隐私信息。人脸信息泄露后，其基本的身份信息也会随着面临暴露风险，由此牵涉到社会关系甚至家人的隐私，这是一条无限延伸的隐私泄露链条。相关部门首先应通过立法对身体隐私范围进行划定。隐私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因此在身体隐私的保护方面而言，具有一定难度。基于自拍下的身体展演，人们对于自身隐私范围和界限的划分有不同的标准，只有通过统一的道德约束与限定的法律方式将公众的隐私范围确立，才能达到整顿社交媒体自拍乱序的目的。其次要督促有泄露人脸风险的手机软件制定行业规则。“AI”换脸技术在社交软件中的应用越来越趋于泛化，换脸软件的门槛在技术加持下也将越来越低，用户多元娱乐与交流的诉求会促使更多简易操作的换脸软件涌现。对于这类以上传人脸信息来获得便捷应用的手机软件制定行业规则迫在眉睫。最后，相关部门应该充分发挥其服务社会的职能和作用，在对各类的社交软件的准入上提高门槛，严格审核，同时对信息提取和应用提高监测范围和能力，督促行业制定信息保护规范，以行业自律来净化社交网络环境。

五、结语

自拍是人们在场景中自我意识上从“到此一游”到“我拍故我在”的演进。随着日渐强大的自拍功能对我们生活的渗透，无处遁形的使用者开始习惯于在社交环境的虚拟性中观察自己、欣赏自己、沉迷自己、改变自己。自拍主体习惯于在被放大的拟像中进行自我形象的树立，却也在自拍行为中自主权利的绝对回归下出现了色情泛滥、过度美化自身、深陷符号消费泥潭、泄露隐私等片面化的行为偏差。主体自拍理性的缺失与多重身份混乱的焦虑促使自拍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场合中一次次通过镜像来明晰自己、展示自己，也是许多用户将自拍视为视觉日记的潜在心理。自拍行为偏差如何产生以及让理性主义贯穿自拍全过程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技术的双面性不断呼吁自拍主体在人文价值与工具理性的天平中要保持相对清醒与平衡，为了获得更多的自我认同而刻意对现实进行逃离是不可取的。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与科技的跃进，近期自拍软件中“AI”换脸的仿真性与伦理性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眼球。本文中对于“AI”换脸软件“ZAO”的应用做了一定阐释，但是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换脸类自拍软件的兴起引起了与之相关的自拍规范、社会伦理以及相关法规的激烈讨论，智能算法与美图软件的结合也不断为新社交媒体时期的自拍研究萌生更多新型研究课题。

Conceal and Reveal： the Image Construction of Selfie in the

Communication Narration in the Social Network Age

ZHAO Shuangge SHI Yanan

（Northwest University，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XIAN，710127;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HIJIAZHUANG，050061）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hotography tools and the simplification of self-image technology，it is possible for users to construct their self-image. Under the technology empowerment， the self-identity of users in the virtual scene of the pseudo game constantly swing between the real and false， freedom and reckless， security and risk. The "self construction" under the self portrait ideographic balance is gradually inclined to "self loss". The deep ethical and privacy issues reflected behind the self portrait behavior have become a huge obstacle to the benign spread of self portrait image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 information exchange of personal images in emotional expression， people need to check the excessive visual modification in the transmission of self-image consciously， break away from the technical empowerment barrier from the tool， reasonably separate the ideal self and the real self， and solve the visual temptation and ethical vortex of body empowerment in the context of self-examination and heteronomy.

Key Words：  Socialnetwork age; Self portrait; Communication narrative; Image construction

本文責任编辑：陈笑春

收稿日期：2020-06-04

基金项目：

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工智能时代新媒体产业版权保护制度创新研究”（19BXW091）

作者简介：赵双阁（1973），男，河北邢台人，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西北大学新媒体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史雅楠（1993），女，山西阳泉人，河北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