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一个叫刘小东的画家，回了一趟辽宁老家，拍摄了一部叫《金城小子》的影片，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在这位选择离乡的东北人眼中，家乡“工厂宏伟高大，几十米的烟囱浓烟滚滚，汽笛声响，上下班人潮汹涌，家属住在附近的宿舍里，一切都慢慢地，慢慢地廠房被拆迁，慢慢地国营转制，工厂不再热闹，就像眼看着一支军队，全部变成了后勤人员，前方打仗已经没有了战士……”

显然，东北对刘小东这样的游子来说，依附性已越来越弱。每年一次的归来，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专业的，有画作，有影像，有华采文章;业余的，有手机里经过P处理的照片，和朋友圈里或朴素或矫情的慨叹……完全忽略了，口音、发肤、神态、举止、性情种种，被这片土地铭刻的已成暗红色的胎记。

如果说，东北真的陷入了一个群体困境，无疑需要对时代把握、历史重审和更复杂成因的客观研究，不带上近年流行的东北衰落标签，和貌似关切实则旁观且自我庆幸的俯瞰视角。如果说，东北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展振兴，无疑更需要一个更为开阔和公平的格局，展示出与70年浮沉更相称的思考与叙述。

离开者，暗红的胎记抹也抹不掉落;留下者，早已完成了一棵树的生长史，带着跨时代的气息和生命密码，人像那些叶子，无论怎么随风飘动，都难掩对根的深情。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