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楚琪

摘 要：《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详实可靠地再现了春秋时期各国贵族阶层的军事政治面貌与社会生活情景。受复杂的历史文化状况的影响，《左传》将大量鬼神之事作为史料记录在册，形成了独特的鬼神叙述现象。这类鬼神叙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鬼神崇拜，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艺术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将在基于《左传》原文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试图融入新观点，对鬼神叙述的概况及成因进行梳理，再简单探讨《左传》鬼神叙述的文学性。

关键词：左传;鬼神叙述;文学性

一、《左传》鬼神叙述的概况及成因

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常说的鬼神既包括祖先神灵、自然之神，也包括生活中异常现象，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虚化性。在《左传》文本中，人物常常用“上天”或“神”来概括指代所有鬼神。据前人统计，《左传》全文提到鬼神情况约90处，记载出现鬼神的梦近30处。《左传》中出现的鬼神叙述可按叙述详尽分为两种，即有详细描写、无详细描写。其中，有详细文本描写的鬼神叙述又可根据鬼神类型归为三类：祖先鬼神或逝者鬼神、自然鬼神、及异象鬼神[1]。

虽然《左传》中的鬼神叙述除了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也蕴含了积极的思想道德追求与一定的理性观念。已有前人对《左传》鬼神叙述的成因做了全面、详尽的剖析，但为了方便本文之后的论述，在此加入新思考与新见解，简单分析《左传》的鬼神叙述成因[2]。

（一）原始社会传统巫术观念的残留

原始社会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有限，仍处于蒙昧时期。到了春秋时期，理性思想萌芽发展，但仍存在浓厚的鬼神文化氛围。上古时期巫史不分，巫官即史官，负责占卜掌管祭祀的同时也记录历史。在之后发展中，巫、史官职负责内容呈现了由巫至史的演变。但春秋时期巫史职责还未完全分化，史官完成史官职责的同时也需兼卜筮之责。《左传》作者被普遍认为是史官，受上古巫史不分现象遗留的影响，史官会将鬼神之事记录在册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春秋战国务实风气的需要

春秋时期是社会大变革、大变动的年代。周代礼乐制度权威性下降，鬼神的权威性也不断在各类事件中削弱，人们对鬼神的态度开始由信转疑，并逐步重视人在社会与自然中的作用。同时，自然科学的相对进步也促使了理性思想的萌芽，向传统鬼神观念发起挑战，最终使得人的地位上升，人的作用得到重视。

一方面，神的地位下降，但仍然对贵族政治具有一定影响力;另一方面，人的地位上升，人开始重视自身的作用，冲破原有制度束缚，可由于理性思潮发展不完善，人常常需要借助鬼神力量达到政治目的，鬼神叙述成为了一种表达观点的政治手段。

（三）早期儒家政治思想的熏陶

在鬼神思想开始走向瓦解之时，儒家的民本思想应运而生，并且很快传播。《左传》的作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民本思想，并在《左传》的鬼神叙述中，实现了民本思想与原始鬼神观念结合，鬼神叙述中暗含着重视百姓作用的思想。“儒家认为鬼神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是不可见不可闻的。”杨伯峻指出，《左传》记叙鬼神不同于《论语》“怪、力、乱、神”的原则[3]。与孔子不同的是，《左传》中体现更多的是借用鬼神之权威达到人的一定目的，而孔子则不言鬼神之事，主张与鬼神保持距离。

《左传》不仅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也一部历史散文著作。其中的鬼神叙述描写想象奇特，内容纷杂，变幻多彩，是不容被忽视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左传》中鬼神叙述的成因对其在文学层面体现出的艺术特点也有较为密切的关联，正是因为叙述中对内容、目的的要求使得《左传》的鬼神叙述在形式上表现出了某些独特的艺术价值。

二、《左传》鬼神叙述在文本中的作用及艺术特点

从文学角度而言，《左传》鬼神叙述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在文本中的作用，叙述描写语言的艺术性、对后世文学的参考价值。结合前人观点，分析如下。

（一）鬼神叙述在文本中的作用

《左传》成功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鬼神叙述的一大作用就是协助侧面塑造人物形象。鬼神叙述常常与人物形象紧紧相联。这些人物多为君主或臣子，鬼神叙述从侧面丰富人物形象，使得人物性格飽满生动，也令人印象深刻。以晋楚城濮之战中楚国将军子玉为例：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黄河河神在梦中向子玉索要美玉镶嵌的帽子，子玉没有赠送。这一小段落的描写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子玉重视钱财，心高气傲的性格特点，也暗示了楚国战败的其中一个原因。

此外，鬼神叙述也用于推动情节进展，暗示或照应战争、事件结局。如庄公十四年：初，内蛇与外蛇斗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内蛇外蛇相斗与郑厉公郑子婴兄弟相残相照应，且内蛇死的结局也对应了郑子婴遇害，郑厉公复位的历史事实。

鬼神叙述也可用于预言事件或人物命运。如宣公三年，郑文公贱妾燕姞梦天使送子，后生郑穆公。鬼神叙述常常作为预言出现，并且大都应验，不能不让人怀疑作为记录者“二次创作”的可能。只有当预言应验，或虽未应验却有别的作用的时候，鬼神预言才会被记录为史料。如作恶多端的穆姜占得吉卦却仍然死于东宫，这则鬼神预言虽未应验，但作者以此警示世人，表达了上天不会保佑德行有失的人的观点。通过穆姜自己之口起到了“反预言”的效果，却也同样与人物命运紧密相连，起到虚实相映，强化故事性的作用。

鬼神叙述还经常体现为当时贵族政治的工具，反映了某些政治需求。臣子通过引用鬼神进行上谏，劝说君主惩恶扬善，修身养性，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或约束君主;君主则利用神权达到巩固统治、震慑臣子的政治目的。例如僖公二十二年载：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三也。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弗听。叔詹劝谏郑文公礼待重耳，所用理由重耳是上天所扶助的人。叔詹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预见到重耳将会有大作为，希望郑文公与重耳与之交好，但为了让谏言更为可信，叔詹选择利用鬼神之说劝说郑文公。鬼神之说成为了人的工具和手段，而不再主导人们的思想。

从客观上说，鬼神叙述可以增加文本的传奇性、趣味性、可读性。王崇仁认为这种作用歸结于鬼神叙述所带来的“强烈的陌生化效果”[4]。他认为：“《左传》志怪篇章中的鬼神，常常在没有任何情节说明、没有任何情景渲染的情况下突然显然现身，极具冲击力和震撼感。”《左传》作为一本史书，所述内容繁杂庞大，文字精简凝练，这使得《左传》的语言常显现出冷峻色彩。鬼神叙述的插入打断了这一特点，文字前后的强烈反差使得《左传》的趣味性大大增强，增强读者的阅读体验。

（二）鬼神叙述的艺术特点

概括来说，鬼神实际上来源于人类的丰富的想象，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因此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类心理。而鬼神自带的神秘性色彩，也让想象奇特诡谲成为《左传》鬼神叙述的最大特点。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前夕梦到楚子俯在他的身上吸食脑髓，醒来之后大惊。此则叙述反映了大战之前晋文公紧张不安的心理。细节生动，感染性强是《左传》鬼神叙述的另一大特点。

成公八年：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这则鬼神叙述对厉鬼这一虚像进行了细致生动的想象描绘，短短“披发及地，搏膺而踊”八字，一个头发披散、长及地，凶神恶煞的厉鬼形象就轻松浮现在读者脑海中，加上后面的语言描写，更是让人感到寒意渗透，可怕至极。轻而易举将读者带领至灰暗的奇幻意境之中。《左传》中详细的鬼神叙述大都故事性强，具有较大的冲击力，因此能产生巨大的审美张力。

三、《左传》鬼神叙述对后世文学的参考价值

《左传》的鬼神叙述对后世文学的参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如东晋小说家《搜神记》中《蛇斗国门》一篇，就是取材于《左传》庄公十四年内蛇外蛇斗于郑国门的鬼神事件，加以想象和补充。

第二个方面是叙述模式的创新。《左传》的鬼神叙述在建构因果关系构成完整叙述结构方面作用不容忽视。《左传》常常巧妙运用补叙、插叙手法进行叙述，而鬼神叙述多作为补叙、插叙的内容进入文本。鬼神叙述常以预言、梦境形式出现，因此具有了全知性的特点，使得叙述历史事件的视角由经历者转换为事件结束后的评述者，跳脱出原本按照自然时间顺序发展的事件之外。

第三个方面，《左传》使后世史书的产生并发展了教化倾向。韩霞认为：“它具有鲜明的政教伦理批判意识，强调人应该顺应天命而行事以修身保德，这种思想对于司马迁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与《左传》的政治教化倾向是有联系的。”[5]

四、结语

综上所述，《左传》中的鬼神叙述描写想象奇特，内容丰富，是不容被忽视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历史散文而言，它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艺术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因此，对《左传》的鬼神叙述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尤其是《左传》鬼神叙述内在的文学价值，即使是在现代社会，《左传》鬼神叙述的艺术特点与方式仍然值得文学作品借鉴学习。

参考文献：

[1]温晓玲.《左传》“志怪”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4.

[2]于晶.《左传》鬼神观念及其成因考论[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1.

[3]何德威.《左传》鬼神观念新论[D].南京：南京大学，2013.

[4]王崇任.《左传》文学专题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

[5]韩霞.《左传》梦占预言的文学价值[D].延吉：延边大学，2007

[6]周倩平.《左传》异象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