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红 刘胡升

摘 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强了自身的政治建设，主要包括加强党内团结，维护党的统一领导;提高政治警惕，加强“两条路线”的斗争;服从党的决定，遵守党的纪律;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改进党的工作方法。为达到这些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教育，从思想上提升党员的党性修养;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从制度上约束党员的行为;开展审干运动，从组织上纯洁党的队伍;塑造“三大”党风，从作风上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文章认为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仍有广泛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0.01.05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周慧红，刘胡升.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探析[J].克拉玛依学刊，2020（1）30-36.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统领，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党的政治建设是指党围绕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方针、政治策略的制定和执行而在党内开展的一系列政治层面的综合实践活动，包括坚定政治信仰、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强化政治担当、提高政治能力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政治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持续加强自身的政治建设，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

一、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背景

（一）民族、民主革命的顺利进行需要一个政治上巩固的政党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日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之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领导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共同抗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武装进攻。然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一面进行军事进攻、一面进行政治诱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很快投降日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则动摇不已，并故意制造摩擦，企图削弱甚至取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中国共产党坚持从民族大义和抗日大局出发，采取正确的政策，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争取和平与民主成为中国人民的普遍呼声。中国共产党团结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进行了殊死斗争并逐步取得了人民战争的胜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坚持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制定和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始终是党的建设优先考虑的问题。

（二）党内政治问题倒逼党的政治建设

抗战初期，我党作出了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加入党的同时不免会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行为带入党内，影响党的健康发展。首先，党内不团结的现象仍然严重。分散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两面派”行为依旧存在。1937年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后，王明以中央的名义擅自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以所谓的“六大纲领”否定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其次，党内还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①一方面， “左”倾关门主义在党内仍有余热;另一方面，在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过程中，部分党员犯了右倾错误，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党必须时刻和两条错误的路线做斗争。再次，党内纪律意识淡薄。刘力功便是不遵守政治纪律的典型。刘力功从“抗大”和延安党校毕业后不服从党组织将他分配到基层的决定，坚持要到马列学院学习或者回原籍工作，在党组织的再三教育下，他仍不服从组织安排，后被开除党籍。最后，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有待完善和改进。一是党内还存在部分官僚主义现象;二是在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中，不少党员干部缺乏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的能力，遇事容易走向极端。

二、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

（一）加强党内团结，维护党的统一领导

党的团结和统一是保证革命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的前提，是保证抗日战争和人民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任何破坏党内团结和统一的行为都是削弱自己、帮助敌人。1938年，张闻天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上指出了党内团结的基本条件，即保持政治路线、战略方针等政治原则的一致，发展党内民主，养成党员之间信任、友好的精神和谦逊和气的工作态度。1940年以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维护党的领导的统一性、集中性的具体要求。首先，维护党的统一领导要反对分散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和“两面派”行为。分散主义即地方主义，表现为“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1]。宗派主义表现为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新老干部、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之间的不团结和不信任。个人主义往往和宗派主义联系在一起，表现为将个人与党对立起来，争名利、争风头，突出个人。“两面派”行为表现为阳奉阴违，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其次，维护党的统一领导要正确处理党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中央集中统一全国党的领导。地方党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治路线、决议与决定，不得有任何反对中央的言论与行动。对于中央有不同意见时，应直接向中央提出，不得向下面宣传或传达。”[2]712同时，“中央对于地方党的指示，必须估计到各种可能的变动，而带有弹性与伸缩性，给地方党以机动的余地。”[2]712党的上级和下级关系亦是如此。下级党委要服从上级党委的指示，上级党委要帮助下级党委开展工作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二）提高政治警惕，加强“两条路线”的斗争

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革命形势下，党对敌人要提高政治警惕。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党里。对于这些分子的警惕与严防，是一刻也不应该放松的。”[2]645抗战胜利后，革命的敌人发生了变化，党要以最大的政治警觉性面对变化的革命形势，防止敌对分子混入党内。党在对敌人保持警惕的同时要与朋友联合，但联合并不等于妥協。在革命统一战线中，要加强“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加强“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充分认识“左”倾、右倾错误的表现。延安时期，“左”倾、右倾错误在党内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左”倾错误在政治上表现为关门主义，排斥并拒绝联合工人和农民以外的阶级;在工作中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不顾实际地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及以往的工作经验。右倾错误在抗战时期较为明显：“忽视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忽视党的巩固与发展及自己力量的壮大。迁就友党，放弃自己的立场。”[2]700“左右倾机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是互相贯通的，左倾的分子，在另一种条件下，可以转变为右倾，右倾的可以转变为左倾。”[2]262-263党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左”倾错误，破除“左”比右好的观念;另一方面，要反对右倾错误，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其次，加强“两条路线”的斗争要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问题。在反倾向斗争中，既不能“乱戴帽子”，给党内个别同志一时一地的错误思想冠以错误倾向之名，也不能采用调和主义。反倾向的斗争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加以解决。

（三）服从党的决定，遵守党的纪律

党的决定是否得到服从、党的纪律是否得到遵守，关系着党的政治路线能否顺利实施。有了严格的服从意识和纪律意识，全党才能行动一致，向着敌人做斗争。“任何违反纪律的行动，都是给敌人以利益，给党以损害。”[2]256  首先，服从党的决定和遵守党的纪律要依据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即党员要严格执行所在党组织的决议;少数服从多数，即少数党员要服从多数党员的决定;下级服从上级，即下级党组织要严格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全党服从中央，即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议。当党内有分歧时，党组织不能向下传达不同意见，而要向上级机关表明情况。其次，服从党的决定和遵守党的纪律要做到“一视同仁”，任何党员都不能例外。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严格的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3]。1939年，陈云对此作了解释，“不管你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不管你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要遵守纪律……不管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支部委员会，都要遵守纪律。一句话，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4]。最后，服从党的决定和遵守党的纪律要同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相区别。党的决定虽然具有强制性，但这是建立在广大党员民主决议基础之上的;党的纪律也不等于惩办主义，惩罚只是保证执行纪律的方法，而不是目的。“一切问題最好不用纪律与组织手段来解决，只有在必要时不得已时才使用一下，一切问题最好在政治上原则上取得一致来解决，而不去使用纪律与组织手段。”[2]815

（四）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改进党的工作方法

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直接关系着党的政治路线能否有效落实。首先，完善党的领导方式要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相结合。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即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党组织对党员要采用解释、说服和教育的方式。“在党内部要明确的（地）解说中央方针，防止和克服一切可能发生的惊慌失措与悲观失望的情绪，防止党员丧失自己立场或轻易离职的现象。”[5]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即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保证每个党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党内事务。其次，改进党的工作方法要求处理好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关系。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要截然分开，不能混淆。党的公开机关和秘密组织要区分清楚，做公开工作的党员不能兼任秘密工作，做秘密工作的党员要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的规定。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表现。在沦陷区，党的秘密工作是主要的，同时，党要利用一切为数不多的公开机会进行公开工作;在国统区，党拥有一定的合法地位，可以开展公开工作，但这种公开是有限度的，因此，党要进行一定的秘密工作;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可以广泛进行公开工作，但由于外部敌人的包围和内部奸细的破坏，党的某些部门还需要进行秘密工作。在党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合法主义的错误倾向，即事事按照国民政府的法律条文进行;另一种是忽视甚至排斥合法运动的错误倾向。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要在具体环境中有机结合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群众常常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三、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进路

（一）开展党内教育，从思想上提升党员的党性修养

延安时期是党内教育较为繁荣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开展党内教育，“党内教育应当是普遍的，从最高级的领导干部到每个党员都应当把学习当作是自己的责任”[6]132。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是党内教育的核心，是改造党员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途径。干部学校开设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如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概论等;除此之外，干部学校还开设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问题等课程，注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结合起来。政治教育是党内教育的重中之重，政治教育包括理想信念教育、政治纪律和制度教育、策略教育等。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政治纪律和制度则是统一全党行动的准则。政策是党的行动指南。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是干部学校，干部学校开设相应的政治课程。不少党的主要领导人还去干部学校做报告，如刘少奇同志曾在延安马列学院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对学员进行党性教育。此外，党报、党会等也是政治教育的主要载体和依托。策略教育是党内教育的一部分，旨在提高党员的政治工作能力。194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规定了党内策略教育的材料、方法等，并将策略教育作为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考察干部成绩的重要标准。在不同时期，干部学校根据党的政策灵活开展相应的策略教育。

通过开展党内教育，全党的党性修养有了很大提高。首先，全党的理论素养提升。通过持续、系统的学习，全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更为准确和全面的认识，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辨别“左”倾、右倾的错误，并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其次，全党的政治素养提升。通过党内教育，党员的政治意识和纪律意识有了明显强化。如经过延安整风，党内的宗派主义和个人主义大大减少，至中共七大，党内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最后，全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得以完善和改进。通过党内教育、尤其是策略教育，党员掌握了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政治执行力大大提高。

（二）健全党内法规，从制度上约束党员的行为

延安时期，党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的建设。1938 年，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上指出：“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2]652。这一时期，党出台了许多法规性质的规定和决议，健全了一系列党内制度;其中，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而建立的制度主要有民主集中制、巡视制度、报告制度。第一，民主集中制。1938年，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指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2]769。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在继续强调“四个服从”的同时，明确指出要运用选举制选举党的各级党委会，各级党委会要向选举自己的组织报告工作。第二，巡视制度。1938年，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将党内巡视进一步制度化。其中，为便于上级党委指导下级党委工作，上级党委应向下级党委派出巡视员，以传达上级党委的意见和检查下级党委的工作。第三，报告制度。报告制度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上级对下级的报告。各地区、各部门关于上级对下级报告的规定并不统一。二是下级对上级的报告。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指示规定，各级党委给下级党委发出的指示和答复必须给中央再发一份;各级党委如果收到下级党委重要的报告必须向中央告知;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有随时向中央报告的义务和权利。

党内法规制度的健全对党员起到了规范引导、警戒约束的作用，使党员的行为有章可循，进而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民主集中制的完善密切了党的上级和下级组织的关系，使党员更加自觉地维护党内团结和党的权威。巡视制度和报告制度的完善则对党员执行党的决议起到了监督作用，还有助于把下级党组织的运行状况反馈给上级党组织，从而使上级党组织不断优化政策。

（三）开展审干运动，从组织上纯洁党的队伍

革命形势下，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会给党带来致命危害，同时，持观望态度的投机分子进入党内也会削弱党的力量。因此，审查干部是党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延安时期，我党共有两次较大的审干运动。第一次审干运动从1939年开始，中央政治局发布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为了巩固党的组织，必须对党员成分进行审查，把党内的投机分子和敌特分子清理出去，但这种审查应该是个别的、详细的审查。在审干运动中，各级党委干部科是领导运动的机构。被审查的党员要详细填写履历，如遇重大历史事件，则要有旁人写出证明书。所有材料要交给干部科审查。干部科首先考察党员对党的忠实程度，把奸细和投机分子清理出党;其次，干部科考察党员的工作能力和长处，以便合理配备和使用干部。除此之外，干部科还考察党员的社会关系和家庭背景，但不以社会關系和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决定党员的纯洁性。审查干部都有一定的结论，对于混进党内的奸细，要坚决清除出党;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党员，要撤销或调动其工作;对于曾经犯过错误、但本质上是好的党员则要加紧教育。第二次审干运动从1943年开始，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将整风的目标转向了肃清党内暗藏的敌特分子。本次审干运动虽然发生了过“左”的抢救运动，但在中央“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7]方针的指导下，审干运动得到了一定的纠正。从1943年底开始，审干运动进入甄别、平反阶段，许多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得到平反。

总体来说，延安时期的审干运动取得了成效，党内的奸细和异己分子被清除出党，党的队伍更加纯洁，从而为党的政治建设打造了巩固的组织根基。“据冀中区的统计，在9万名党员中，被洗刷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太落后分子共2 730人，占党员总数的3%多一点，其中叛变者138人、逃跑脱党者406人。北岳区洗刷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2%。”[8]

（四）塑造“三大”党风，从作风上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就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9]。延安整风时期，党的优良作风得以塑造和传播，其中，最主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首先表现为良好学风的形成。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学习制度化和常态化，对学习的形式、内容、方法都作了规定，党内形成了争先学习理论的良好氛围，同时也强调，党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还表现为调查研究之风的形成。194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负责调查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独立区域的党委下设调查研究室，负责调查本区域敌、友、我三方的相关情况。中共中央还多次组织调查研究团赴各地开展调查活动。在实际工作中，党的领导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0世纪40年代初期，陕甘宁边区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党的领导人带头劳动，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重要标志。批评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一切批评应当是正面坦白诚恳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挽救，而不是为了打击”[6]146。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整体，对于党的重要领导人来说，自我批评极其重要。这一时期，党内的自我批评蔚然成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的高级领导人都曾做过自我批评。

延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为党的政治建设营造了健康的政治生态。首先，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消灭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营造了实事求是的政治生态;其次，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营造了民主的政治生态;最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消灭了党内的宗派主义和分散主义，克服了部分党员存在的自私、狭隘的缺点，营造了团结、宽容、无私、进步的政治生态。

四、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现实启示

（一）加强党员党性锻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举措

党性锻炼是党员政治上入党的必经过程，党的政治建设要求每一名党员都要经历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延安时期，广大党员不仅接受党内教育，而且在革命斗争中历练，增强了党性，从而使党在政治上团结如一。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仍要以加强党员党性锻炼为核心举措。首先，加强党员党性锻炼要从思想上入手。通过开展党内教育，加强和深化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其真学、真懂、真信，坚定共产党人的政治原则，把准共产党人的政治方向，站稳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其次，加强党员党性锻炼要在实践中历练。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才能焕发真理的魅力。广大党员要积极主动地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深入一线，抓住矛盾，化解矛盾，防范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

（二）健全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保证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优良传统。民主集中制能够有效发扬民主，并使全党意志集中、行动一致，从而保证党的决策得以畅通实施，为党的政治建设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延安时期，党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不断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政治建设的有序和持续。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仍要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根本保证，健全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健全民主集中制既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宽松和谐的党内氛围，又要善于集中和统一，形成有集中又有民主，有纪律又有自由，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三）落实党员政治标准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环节

党员政治标准作为加入党组织的第一标准。如果政治上不合格的党員进入党内，那么党的组织肌体便会受到侵蚀，党的政治建设必然会大打折扣。延安时期，党通过两次审干运动把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清除出党，从而为党的政治建设打下了纯洁的组织基础。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仍要以落实党员政治标准为关键环节。当前，党员的政治标准即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那么，落实党员政治标准一要在入党时严把政治关，严格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和政治背景，绝对不能降低政治标准;二要经常开展党员审查工作，把政治上不合格的党员及时清除出党。

（四）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政治建设的生态保障

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关乎党的形象和事业，对党的政治建设具有引领和支持作用。延安时期，优良党风的弘扬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健康的政治生态。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仍要以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为保障。首先，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各级领导干部要大力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以良好的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10]其次，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要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当前，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一些突出问题，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员干部不论职位高低、资历深浅都必须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严肃认真地过党内政治生活，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注释：

①“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我党历史上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而反对“左”倾错误路线和“右”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左”倾错误路线和“右”倾错误路线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大体来讲，“左”倾错误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将马克思主义僵化，“右”倾错误路线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前者比后者更不易被察觉，斗争起来更为困难。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32.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80.

[4]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6.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7.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89.

[8]陈至立.中国共产党建设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67-368.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2.

[10]刘云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把全面从严治党决策部署变为实际行动[N].学习        时报，2016-11-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