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婧　徐畅

摘要：四言诗是我国最早发展完备的诗体。四言诗以其雅正的特点，一直影响了后代的诗歌。至魏晋时期四言诗再次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从发展流变的角度来看，四言诗在魏晋的发展沿循两个脉络：一派以儒家思想为主，代表诗人有三曹、束皙、陆云等人;另一派沿循玄学脉络，由嵇康肇始，至郭璞、兰亭诗为最盛。两条脉络的融合体现在陶渊明身上，既有儒家君子固穷的精神，又有玄学清谈的风尚。因此，代表着魏晋四言诗的最高成就。《诗经》学在魏晋的繁荣与发展也影响到了诗歌创作的题材、内容、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三个特点：歌功颂德之作众多;诗歌交往的应用性功能增强;出现模拟《诗经》之作。

关键词：魏晋;四言诗;诗歌发展

四言诗是我国最早发展完备的诗体。早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四言诗就已经发展完备，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占据了诗坛霸主之地位，并且影响着其他各种诗体甚至文体的发展。四言诗作为正宗诗体，体貌雅正。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指出“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南朝梁刘勰也明确指出：“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可以说，四言诗以其雅正的特点，一直影响了后代的诗歌。至东汉五言诗正式进入文坛以后，四言诗的主导地位逐渐削弱。至魏晋时期，五言腾涌，形成四言、五言共同繁荣的局面，而四言诗再次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四言诗篇目众多，作家辈出。

然而，学界多关注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对于魏晋四言诗研究不够，对于四言诗在魏晋的分期发展及发展流变关注更少。迄今为止，多数学者只关注到个别作家的四言诗研究，并未曾将其放在《诗经》学发展衰微以及《诗经》解读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更缺少从“诗歌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四言诗。因此，四言诗史的研究仍需深入，故本文着眼于魏晋四言诗的整体发展，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详细论述其发展流变。

一、四言诗的沉寂与再度兴盛

四言诗自《诗经》后，至魏晋之前，逐渐沉寂，佳作不多。汉代文人虽有四言诗歌，只是上承《诗经》余续，未有太大创新。至汉代，比较好的四言诗仅有韦孟《讽谏诗》、傅毅《迪志诗》等。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诗经》已经成为四言诗发展的高峰，难以超越;另一方面也与四言诗体式的局限性有关。正如葛晓音先生所论：“在汉魏到两晋长达四百年的重构体式的探索中，实字四言所找到的新句序主要是与二二节奏最相配的对偶句的连缀和堆砌。尽管对偶句也有一些变化，但是对偶句对虚字和连接词的排斥消解了句意之间的自然连接，使四言最适合于需要罗列堆砌的内容，自然就成为颂圣述德应酬之首选。”

至魏晋时代，四言诗却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再度辉煌。事实上，魏晋四言诗既是继《诗经》、秦汉四言诗沉寂后的复兴，又是四言诗发展的最后辉煌。韩国学者崔宇锡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魏晋时期共有四言诗作家102人，存有四百多篇四言诗之作。就作者数量而言，占有魏晋时期210位诗人之一半;就作品数量而言，不仅超过《诗经》三百篇、两汉八十多篇，而且大大超过宋、齐、梁、陈、隋五朝四言诗作品三百多篇的总和。”形成魏晋四言诗复兴的原因，既与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时代背景有关，也与诗人的诗学观念以及魏晋兴盛的文学复古之风有关。

“建安时期虽然出现曹操、曹丕等人的乐府四言诗，似乎脱离了《诗经》以来，以雅颂为主调之诗教传统，但是，建安的雅颂风格四言诗，仍旧保持其正统地位。”其实，魏代诗坛，即使如乐府四言诗，也仍旧带有雅颂之风，如曹睿《短歌行》：“翩翩春燕，端集余堂。阴匿阳显，节运自常。厥貌淑美，玄衣素裳。归仁服德，雌雄颉颃。执志精专，洁行驯良。街土缮巢，有式宫房。不规自圆，无矩而方。”表现出与曹操《短歌行》完全不同的风格，与乐府朴素自然之风有别，向雅颂之典雅温润回归，继承《诗经》诗教之传统。另一方面，雅颂四言诗仍旧占有重要地位，如挚虞《文章流别》评王粲曰：“王粲所与蔡子笃及文叔良、士孙文始、杨德祖诗，及所《为潘文则作思亲诗》，其文当而整，皆近于《雅》矣。”曹植之雅颂四言诗以《责躬诗》最为典型，如诗之首章：“于穆显考，时惟武皇。受命于天，宁济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来王。超商越周，与唐比踪。”不仅诗的内容恪守儒家诗教，其句式体格都与雅颂颇为近似。

正始时期，阮籍存四言诗十三首，与五言《咏怀》有别。四言虽间有玄言或隐逸之思，然其主导则是儒家思想，如其四言诗：“谁能秉志，如玉如金。处哀不伤，在乐不淫。恭承明训，以慰我心。”秉承儒家之志，不失“温柔敦厚”之风，并没有完全背离儒家诗教。嵇康以四言诗为主，虽其思想“越名任心”，反对名教礼法，有深厚的老庄思想之烙印，然而，其体式上亦时见《诗经》的影响，如《赠秀才人军》四言诗其三：“泳彼长川，言息其浒。陟彼高冈，言刈其楚。嗟我征迈，独行踽踽。仰彼凯风，涕泣如雨。”其四：“泳彼长川，言息其沚。陟彼高冈，言刈其杞。嗟我独征，靡瞻靡恃。仰彼凯风，载坐載起。”在体式上颇受《周南·卷耳》《小雅·谷风》《邶风·燕燕》之影响，只是风格和思想已经摆脱了《诗经》雅颂之传统，以及儒家诗教之羁缚，而下开东晋四言诗风。

西晋时期诗坛流行着一股四言复古之风。五言诗虽然在不断发展，但四言诗的声势亦盛，数量多达一百八十多首，若以每章为单位计算，数量远远超过五言诗。西晋四言诗数量繁多，以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应诏”“赠答”“公讌”“祖饯”等庄重场合使用时，均为四言诗。甚至傅玄、张华改造魏时乐曲，将杂言变为典正的四言。另外，模拟《诗经》的四言诗盛行，束皙、夏侯湛都有相关作品。萧统将束皙的《补亡诗》列于《文选》诗之首，而明代胡应麟也称赞：“尚有前代典型”。足以看出这些四言“正”“雅”之作，之所以在当时受到推崇，既是由于时代风气之影响，亦是因为儒家“温柔敦厚”“颂美”之“诗教”传统的影响。

四言诗在魏晋的再度繁荣，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及儒学、经学之发展有关。晋武帝始建新朝，平吴统一四海，可以算作短暂的盛世，自然需要文人盛赞其功绩。新朝伊始，尤其需要儒家学说为其服务，证明其立朝是顺承天道的。朝臣也意识到了儒学之于治国的重要性。荀崧《上疏请增置博士》文所说：“昔成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旬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晋书·荀崧传》）可见晋初重视儒学，崇儒兴学，经始明堂。因此，在这种儒学背景之下，诗歌亦成为有助教化的工具，四言诗更是最适合的文体。西晋文人崇尚“四言为正”的诗学观（挚虞《文章流别论》），既是受儒学之《诗经》学的影响的体现，又是当时文人选择四言之作的原因。

二、魏晋四言诗的发展流变

从发展流变的角度来看，四言诗在魏晋的发展沿循两个脉络：一派以儒家思想为主，代表诗人有三曹、束皙、陆云等人;另一派沿循玄学脉络，由嵇康肇始，至郭璞、兰亭诗为最盛。两条脉络的融合体现在陶渊明身上，既有儒家君子固穷的精神，又有玄学清谈的风尚。因此，代表着魏晋四言诗的最高成就。魏晋四言诗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乐府四言诗、雅颂四言诗、玄言四言诗。其中乐府四言诗与雅颂四言诗沿循第一条发展脉络;玄言四言诗则沿循第二条发展脉络。

（一）乐府四言诗

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汉武帝时设立乐府机构进行采诗，后将这些诗歌称之为乐府。乐府诗歌分为两类：“乐府文学之成分，约有两种：一、民间歌谣，二、文人诗赋。”诗歌以四言、五言为主，其中《郊庙歌辞》多以三言、四言为主。由于四言诗歌的雅正地位，四言乐府多用于祭祀、赞颂等较为庄重的场合。四言诗主要是祭祀宗庙等内容，如成就较高的《郊祀歌》。后汉后期，文人乐府渐行其道，魏晋时期，文人创作了不少乐府诗，许学夷：“魏人乐府，四言如孟德《短歌行》、子桓《善哉行》、子建《飞龙篇》等，其源出于《探芝》《鸿鹄》，轶荡自如，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其中以曹操乐府四言诗为代表。

曹操乐府四言诗成就卓著，他以乐府旧题写新事，开辟了新的四言诗写作风格。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基本沿循汉乐府传统进行创作，如《善哉行》。古辞为四言诗，曹操《善哉行》亦为四言诗。第二类既继承汉乐府，又有创新，如曹操《短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而曹操《短歌行》除了咏叹人生短促之外，更多的是表达求贤若渴的心情。第三类完全脱离汉乐府，大胆创新。如《步出夏门行》，古辞皆为五言体式，而曹操之作皆为四言。

曹操乐府四言诗突破了汉代四言诗的格局，大胆创新，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成为四言诗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明代徐祯卿评：“韦仲、班、傅辈，四言诗窘缚不荡。曹公《短歌行》……工堪为则矣。”钟惺评价目：“夫《风》、《雅》后，四言法亡矣。然彼法中有两派：韦孟和，去《三百篇》近，而韦有有韦之失;曹公壮，去《三百篇》远，而曹有曹之得。”（《钟伯敬合集》昃集二）所谓“去三百篇远”就是他以乐府旧题创作诗歌，不拘泥于乐府与《诗经》原先的内容与体式，另辟蹊径，创新并取得更大成就。

此外，曹丕、曹植、曹睿也仿效曹操，创作了大量四言乐府。曹操作《短歌行》，曹丕、曹睿亦有同题之作。罗根泽在论曹操父子三人的乐府诗歌成就时说“‘以旧曲，翻新调，虽不始于曹氏父子，实成于曹氏父子。汉平帝时东平王《武德舞歌诗》，和帝时《雁门太守行》，虽皆依旧谱制词，然此外不多见，未成风气，及曹氏父子兄弟出，其所作乐府，率皆一用汉谱，完成仿效的乐府。自六朝至隋唐，所有乐府，几全属此类。为功为罪，治文学者不能不归之于曹氏也。”曹操文人乐府四言诗还影响到了傅玄、陆机等人的乐府四言诗创作。

（二）雅颂四言诗

所谓雅颂四言诗，指的是以《诗经》之雅颂为创作范本，内容符合温柔敦厚的儒家传统，风格较为庄重典雅的诗歌。常见的诗歌题材有赠答诗、宴饮诗、述志诗、述祖诗等等。雅颂四言诗不管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是魏晋四言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代表作家当属陆云、陶渊明等人。陆云是西晋四言诗创作的大家，他着力于四言诗创作，绝大部分诗歌均为四言诗，题材承袭《诗经》，充溢着《诗经》的雅颂精神。除此之外，陆云四言诗还于艺术精神与艺术技巧方面受《诗经》的影响。陆云之四言诗作妙在不是亦步亦趋的模拟，而是在领悟风、雅、颂之妙处后，“以风得雅”“以雅得风”，得《三百篇》之艺术技巧，语意深远，意在言外。陆云四言诗之所以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不得不归功于他对《诗经》的学习与借鉴。其作品不仅受到《诗经》文本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汉魏“诗经学”的影响。他的四言诗并非亦步亦趋模拟《诗经》，受其压抑，反能汲取精华，自立一家，成为西晋四言诗的典范之作。

西晋四言诗多以赠答、酬唱为主，属于“雅颂四言诗”。而至陶渊明，四言诗虽只有九首，但是题材丰富，或思念亲友，或惜时酬志，或回顾先祖，勉励儿子，或酬答好友，赠语同族，或颂农耕种;又风格多样，既学风骚，又拟雅颂，同时注入玄言的特色。清腴堪比嵇康，寄托遥深堪比阮籍，赠答酬唱比肩陆氏兄弟，玄言简远胜过郭璞。一人熔铸众家之长，堪称魏晋四言诗集大成者，代表着魏晋四言诗的最高成就。

（三）玄言四言诗

所谓玄言四言诗是指以玄言为主要表现内容的诗歌。玄言四言诗的代表是嵇康的玄言四言诗，含有玄理成分，呈现出清峻的特点。嵇康在四言诗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詩歌被刘勰称赞为：“嵇志清峻”。（《文心雕龙·明诗》）他还将玄学风尚带人四言诗，促进了玄言诗的发展。

郭璞玄言四言诗成就卓著，于诗歌风格和诗歌内容方面都起到“变创其体”的作用。诗歌内容中承袭了建安风骨“慷慨悲凉”的特点，叙写生民之变真挚动人，又加入玄理成分，初步形成正式的玄言诗;诗歌风格上秉承魏晋四言诗特点，却摒弃四言晦涩难懂的弊端、加入对诗歌骈俪体式的探索，呈现清拔的特点。

兰亭四言诗是玄言诗中的精品。玄言诗虽然在诗坛绵延一百余年，但是现在留存下来的，能够看到的诗篇不多。主要原因恐怕是许多只谈玄理，理过其辞的作品被历史自然而然地淘汰了。仅存下来的如孙绰、许询、王羲之等有代表性的玄言诗诗人的作品，多保存在《兰亭诗》中，并非纯粹地只谈玄理，而是将谈玄论道与山水景物、人事往来、宴飨集会综合在一起，兰亭玄言诗转变了之前玄言诗“理过其辞”的特点，表现出较浓厚的文学色彩以及较高的艺术成就。

三、《诗经》学对诗歌题材内容之影响

魏晋时期，《诗经》学一直被立为官学。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兼之《诗经》亦经亦诗的特征，使得《诗经》对文人影响很大，《三国志》《晋书》中随处可见称颂某人幼学《诗》《书》。《诗经》学在魏晋的繁荣与发展也影响到了诗歌创作的题材、内容、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诗经》学中的美颂传统影响到诗人采用《诗经》形式的四言诗来写歌功颂德之作;第二，魏晋《诗经》学中相互辩论的风气强化了魏晋时期以诗歌来交往的应用性功能，出现以四言为主赠答诗的创作高潮;第三，魏晋《诗经》学的发展及文坛复古之风，使得文坛出现了模拟《诗经》之作。

（一）歌功颂德之作较多

魏晋《诗经》学依旧尊奉以“诗教”为本的儒家诗学体制，发扬美颂精神。这一点，在魏晋诗歌创作中有鲜明的体现。然而，魏晋四言诗讽喻之作希见，而颂美之作众多。这类诗歌主要体现在公宴诗题材上。

公宴题材，建安就已出现，以西晋为盛。建安留下了大量的“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之词。然而，建安公宴诗以五言为主，西晋则以四言为主;建安诗人慷慨任气，磊落使才，西晋诗人则润色鸿业，歌功颂德。晋武帝喜好游园、宴饮，故整个上层社会游宴之风大盛，文人相从赋诗，应诏献酬、歌功颂德之作便风靡诗坛。西晋有两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宴集活动，一次是武帝泰始二年的華林宴集，一次是太康元年三月三日的华林宴会，留下了大量诗作，如王济《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陆机《皇太子被命作诗》、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九章》等。这些诗作均是典型的带有西晋时代特征的歌功颂德之作，且诗歌体式多为四言。其中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九章》堪称代表之作。这首诗《文选》李善注云：“《晋纪》曰：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园与群臣宴，赋诗观志。孙盛《晋阳秋》曰：散骑常侍应贞诗最美。”这首“最美”之诗，从诗旨来看是赞颂武帝的圣德功绩;从语言风格来看古朴典雅，有颂诗之致。可见，之所以被称为“最美”，是因为符合儒家伦理教化之故，颇得《诗经》颂美之精神，符合《诗经》学一贯承颂的“诗教”传统。此外，皇太子以及达官显宦的宴会，诗人应制而作的公宴诗在西晋也非常发达。如陆机《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王赞《侍皇太子宴始平王诗》、陆云《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等。“其要旨或歌颂晋朝的隆盛、颂美晋帝的美德及太子的贤能、或称美大将军成都王颖的功绩美德等，无不发挥颂美精神。”

由此可见，即便魏晋时期《诗经》学多有各派相与争锋的情况，作为古文经学《毛诗》之“教化”之旨并未改变，这一宗旨，不仅代表着当时统治阶级提倡下的儒学思想，还决定着当时诗歌创作的主旨思想，影响到诗歌的题材与内容。只不过对传统诗教有所取舍、有所偏向而已。

（二）赠答诗的发展

赠答诗在魏晋时期蔚为成风，几乎每个魏晋时期的著名诗人都有赠答诗。如曹植《赠白马王彪》，刘桢《赠从弟诗三首》《赠徐干诗》，王粲《赠蔡子笃诗》，嵇康《赠兄秀才人军诗》，陆机《赠尚书郎顾彦先诗》《赠冯文罴诗》《为顾彦先赠妇诗》，陆云《为顾彦先赠妇诗》，张华《答何劭诗》，左思《悼离赠妹诗》，张载《赠虞显度诗》，潘尼《答杨士安诗》，刘琨《重赠卢谌诗》，陶渊明《答庞参军》《赠羊长史》等等，都为名作。但是魏之赠答多为五言，四言以王粲为代表（见上文所论）;晋之赠答则多是四言。

赠答诗在魏晋时期繁荣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为受《诗经》学的影响，但是四言赠答诗受《诗经》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表现在诗歌的四言体式上，而且表现在赠答题材的内容和诗教继承上。与公宴内容有所不同的是，西晋四言赠答诗有颂美，也有规谏。如傅玄《答程晓诗》、辛旷《赠皇甫谧诗》、潘岳《为贾谧赠陆机诗》、陆云《赠郑曼季往返八首》等。这类诗歌的基本结构模式是：由赞美晋朝，转入赞美对方的文才、人格、事功，再写劝勉，抒发思念之情。如陆云《赠汲郡太守》，奚世都为汲郡太守，大将军司马颖设宴为之饯行，诗人作此诗而美之。诗先言晋君求贤，才得其所，笼罩诗之后四章;然后以二章颂美奚生之威仪、道德、识见、令名、际遇;再以二章写自己对奚生的期待、劝勉、祝福，最后以晋行直道而用才，奚生以明德而受禄，将朝廷人才合写，关合首章，转入后二章别情之描写。诗教之“主文而谲谏”的传统在这类诗中尚有所体现，与止于颂美稍有区别。

赠答诗在魏晋的繁荣有多方面原因。首先，《诗经》学者辩难析疑风气的形成，在促进学术交流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四言诗的交往功能，促进了赠答诗的发展。

其次，从源流上说，赠答诗的发展有更为复杂的因素。赠答诗起源于《诗经》。傅刚先生说：“赠答之义远矣，《诗经·小雅·伐木》中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史记·孔子世家》载老子送孔子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荀子·非相》中说：‘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无疑，《诗经》中的这一类诗歌便是赠答诗的萌芽。真正意义的赠答诗可以东汉后期《客示桓麟诗》、桓麟《答客诗》以及秦嘉《赠妇诗》与徐淑《答秦嘉诗》为代表。但是这一时期赠答诗数量不多，且未成风气。

第三，魏晋时期文人集团大量出现，相互赠诗，切磋诗艺，逞才斗能成为时代风气，客观又扩展了诗歌的交往功能，既有如王粲《赠文叔良》表达友情的作品，又有如刘桢《赠从弟三首》抒发伤感情怀的作品，甚至还有二十四友相互唱和、吹捧的作品。可见，赠答诗已经真正成为一种交往的工具，是《诗经》“兴、观、群、怨”功能中的“群”功能的绝好体现。经学家相互辩论的风气又对强化诗歌的交际功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出现了西晋以四言为主要体式的赠答诗的创作高潮。

（三）模拟《诗经》之作

西晋诗坛模拟《诗经》之作蔚然成风。傅咸创作《六经诗》，其中即有《毛诗诗》一首;夏侯湛有《周诗》一首，束皙《补亡诗》六首，是依照《诗序》之义，补填《诗经》中笙诗六首。有些诗歌虽然没有明确标明拟作《诗经》，但考其内容则是模拟《诗经》之作，如陆云则有多篇模拟《诗经》之作。

傅咸之《毛诗诗》、夏侯湛之《周诗》，既是以《诗经》为诗教之经典，亦以《诗经》为文学之经典，而加以模仿。如傅咸《毛诗诗》二章，其一曰：“无将大车，维尘冥冥。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显允君子，大猷是经。”其二曰：“聿修厥德，令终有俶。勉尔遯思，我言维服。盗言孔甘，其何能淑。谗人罔极，有腼面目。”不仅其诗句多取自《诗经》，而且风格典雅厚重，颇有说理的色彩。夏侯湛《周诗》序曰：“《周诗》者，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有其义而亡其辞，湛续其亡，故云周诗也。”实际上是一首补亡诗之作。“全诗使用了‘雍容‘雅润的四言，说明‘奉朝侍昏‘宵中告退等奉养父母之道理，显然符合儒家诗教传统。”很显然，以诗的形式而传达儒家思想。

陆云的一些四言诗，虽然没有像傅咸等人明确标明模拟《诗经》，但是其赠答诗却又是以《诗经》为题，如《赠顾骠骑二首·思文》，诗题与《诗经》同，诗序义相近。《周颂·思文》诗序曰：“后稷配天也”。郑玄于“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句后笺曰：“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周颂·思文》赞颂后稷德以配天，陆云《赠顾骠骑二首·思文》则是赞美祁阳（顾骠骑）有俊德，内教谨严，由齐家而治天下。此篇虽是拟《周颂·思文》诗，但不囿于原篇的结构，反而与《文王》《大明》之诗结构相似。诗作共八章，更注意结构的安排与各章之间的衔接过渡。如此，虽是拟《诗》，却非亦步亦趋地模仿，而是选择《诗经》诗的形式，注入新的主题与内容，有独特魅力。难怪王夫之对陆云大加赞赏：“士龙自树宗风，不一循《三百篇》也。”（《古诗评选》卷二）。又如《赠郑曼季往返八首·谷风》，此诗也是拟《诗经》诗。全诗共五章，模仿《小雅·谷风》，每章皆以“习习谷风”起兴。但是其序义却与《诗经》中的两篇《谷风》不同。其一《邶风·谷风》：“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其二《小雅·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此篇诗序却是：“《谷风》，怀思也。君子在野，爱而不见，故作是诗，言其怀思之也”。与《诗经》之两篇《谷风》全不相同。此篇诗序义却取《小雅·隰桑》序“《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陆云的拟《诗》之作，别有风味，既是进一步对《诗经》的学习与借鉴，又是以文学的经典形式表现儒家思想的合理方式。

综上所述，魏晋时期四言诗的发展是极其显著的。从发展流变的角度来看，它既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秀传统，又吸收了魏晋《诗经》学的成果，且融会了汉代乐府诗、晋代玄学的优妙之处，因此再度繁盛，代表《诗经》之后四言诗的最高成就。

（责任编辑 马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