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航空报国

我是上海人，1930年出生，今年89岁。曾在上海为公小学、青年小学、成义中学读书，1945年9月，考入上海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以下简称“中职”）。该校于1918年创办，是一所私立学校;1947年，由国民党中央委办中等机械技术科一个班，学生均为公费生，因我家穷，经济窘迫，便转为该班的一个学生。

中职的校长和教职员，大都是以前民国的名牌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的毕业生，有很多教师原本就是上海一些工厂企业的工程师，在中职当教师只是兼职。因此，他们不仅有书本基础知识，还有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讲课中常常能理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我们所学的主要专业是内燃机、活塞发动机原理等，上课用的课本是英文版的影印本。因英语是本校必修课，我学得还可以，大体能听懂讲课。老师对我们上课常常是两节课连讲，在讲课结束前的十几分钟，还要结合自身的实际经验，讲些专业课程之外的东西，如就业技能的培养、国情政治和社会问题等，这也是我们学生最爱听的内容。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老师讲，我们中国工业之所以落后，不是我们中国人脑子笨，而是晚清政府把中国的工业革命和现代教育耽误了，我们的现代教育和工业比西方国家起步晚，但我们只要能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花几年十几年时间完全是可以赶上去的。他还说，要当一个好的工程技术人员，学好书本知识还不够，还要在实践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比如，同样是按相同的圖纸做活儿，我们的工人做出的产品常常就不如外国的，达不到设计指标，这其中就有一些技术难题，这些难题说难也不难，有时甚至就像一张纸，一捅就破，但人家（指国外技术人员）就是不告诉你，往往需要你经过反复试验和摸索才能掌握。所以，你们要不断地学习，要终身学习，不仅要从书本上学，还要在实践中学，一些技术上的难题，我相信终能突破的。有些真知诀窍，人家国外是对我们保密的，是花钱也买不来的。我们现在学习，是为了将来航空救国。这个问题，校长的儿子贾日升（本校教师）讲得最多。他还领我们参观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展览馆。他还大讲一个国家空军不行，国家必弱，航空工业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性。他还说，我过几年还要到美国参观学习喷气式飞机技术。喷气式飞机，这还是当时刚诞生不久的新机种，可见他总是在学习航空领域最前沿的科学技术。

严金贵

中职的老师，不仅教书，还教我们立德树人、诚信友善。记得学校有一个机械绘图老师，叫王品端，手工绘图和仿宋体字都非常漂亮，他常常手把手地教我们，三年毕业后，我们的手工绘图都很标准、很漂亮，为日后就业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上海中职是所民主的学校，当时在校生家庭背景各异，政治倾向也不同。富家子弟往往都说国民党好，而我们穷人孩子却都说共产党好，还经常唱一些解放区流行的进步歌曲。学校里有住校生和走读生两大类，我是后者。教室里的墙上，还有个学习园地，经常贴着我们学生个人对救国主张的文章。在解放战争期间，中职学生受外校进步学生运动影响，罢课参加了“三反”（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游行。

中职学校毕业后，当时中国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招考机械员，只招14人。因该公司工资待遇较高，报考人员趋之若鹜，竞有300余人，其中中职学校就有10人报考。考场就设在上海四川路大厦，几天后收到通知，我被录取了。当时要按规定的时间到天津路2号中航公司报到。后来，原中职学校转来另一单位——国民党空军设计室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原来，我考取中航的消息，并未通报中职学校教务处，恰好国民党空军设计室派人到中职学校，要招收一名航空机械员时，学校就推荐了我。收到两份录取通知后，我选择去了中航。

我去了中航公司后，先是进行上岗前的技术培训，半天学习，半天实习。老师均为海外归国的留学生。不久，培训结束，我被分配到机场外勤做维修工作。然而，此时国内政局大乱，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淮海战役，国共军队在中原战场鏖战，战火冲天。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军大败。1949年4月间，解放军渡江战役即将开始。上海的中航公司接到命令，撤往台湾和香港机场。当时，个人随公司往哪里撤是有多种门道的。有关系有钱的，大都去了香港;而我既无关系又无钱，只得随外勤组去了中航台北的松山机场，住在台北市郊的一个集体宿舍。

响应“两航”起义。重返大陆

1949年11月9日，我乘坐机场的班车，到松山机场上班。当时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往日常见的两名空姐，此时却不见了。听一个领班说是请假到香港旅游去了。后来才知道，她们调动到香港，秘密参加了“中航”和“央航”（以下简称“两航”）两家航空公司的起义。领班开始说，上午10点钟，要我们对几架从香港来的飞机进行登机检修，结果，等到下午，飞机还未来。后接到通知，飞机有故障，今天来不了了，明日来了再检修。结果次日还未等来要修的飞机。后来，我们中有一个年龄稍大的老同事从收音机里获悉了“两航”起义，12架飞机飞回祖国大陆的消息，第三天台北报纸上也刊登了这个消息。因台湾当局怀疑我们内部有共产党，不让我们进机场上班了，要审查我们，但工资照发。一到晚上，我们驻地警车警笛轰鸣，下来的国民党宪兵队士兵踢开门，进屋就搜查我们的房间，连厕所也不放过。一连突击搜查两三次，要查潜伏的共产党，结果一无所获。因我们都是普通员工，查不出名堂，不了了之。一个月后，台北警务部门又下令，凡是“两航”人员，一律禁止离开台湾，连工资也将要在1950年1月底停发。这下，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了。员工们常常结伙到台北的中航分公司上访诉苦，要求离台谋职。当时，中航总公司留守处（位于台南）也向台湾当局施压，反映了我们的诉求。为了生计，中航失业员工纷纷找出路，年纪大些，如一些30多岁的老师傅，为了养家糊口，已在台北找到新的工厂上班;而我们这些20岁左右住在台北郊外的青年员工却大都不想呆在台湾。因为一个老同事从收音机里获悉，中航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发出通告，要公司所属员工，凡愿意参加起义的，要在1950年某月底之前，前往中航公司香港办事处报到，以便安排回祖国大陆天津总公司报到，重新分配工作。恰好此期间，我也收到从香港转来的家信，父母告诉我，上海解放后的社会形势很好，有个东北招聘团，正在招人参加东北工业建设，你们原中职学校的不少学生已被招走。希望我尽快回归上海，即便找不到工作，就业也不成问题。还获悉，中航起义后改为新中国民航，当时我们上海中职学校的毕业生，被招进民航公司的员工有14人，我更坚定了回天津，还干老本行，实现我航空报国的梦想。

1950年2月底，台湾当局在中航公司压力下对下属员工解禁，允许“两航”人员出境。然而，去香港也相当不易，那里是不让穷人进的，谁要进入，或要香港铺保，或在香港大学上学，或被香港某公司录用上班，够其中一条才许可入境;当然，还有冒险偷渡一条路，浙江舟山群岛就有专门从事偷渡的蛇头干此行业，当然，他们也是要钱的，没钱还是不行。我们几个员工经商量，决定绝不走偷渡这条路，那样弄不好，性命难保。后获悉有一家公司，可以旅行社名义把人走私送到澳门，从那里去香港很方便。只是每人要交50R金入境费，还要台北市的铺保。我们机场汽车队的一名司机，与台北市有亲戚关系，可出铺保，后来，他在铺保证明书中，偷偷用相同颜色的墨水，模仿对方的笔迹，用蘸水笔在名字的空白夹缝中添上了我们几个人的名字。后来，这份“铺保”，在那个司机上送台北警务部门审查时，居然骗过了对方，盖上了允许出境的公章。哪知，3月5日，我们在台湾基隆港拿船票时又出了岔子，一个警察竟然指着我，说我出境是为了逃兵役。我辩解说，根据当地相关法律条文，我还差半年才够服兵役的年龄，对方不信，要我拿相关的证明。无奈，我只得紧急赶回台北，找到分公司人事科长，说明了情况。经查阅档案资料，确实我的年龄差半年。于是，科长为我的报告上签字盖章。次日（6日）赶到警备司令部审验盖章，当时，对方问我为何要去香港，我说是去谋生，并一再声明我去香港还是要回来的。人家这才发给我出境证。当办完了手续，我回宿舍拿行李时，卡车已经开动，我急招手也未停。我忙叫乘一辆人力三轮车，赶到台北火车站，很快赶到基隆码头。本来，我要乘的船已经误点了，幸好碰到一个同事，这才知道，他们乘的是一艘多年失修的老爷轮船，起航才几分钟就发生了动力故障，只得重返码头检修，不然我就要被撂在码头上了。第三天，我们重登船，经过四天航行，到达澳门。由于澳门码头水浅，我们在距离数百米处需要改乘小船，由于缺少乘小船的经验，加上人员拥挤，我等几人差点掉进海里。当晚在澳门住宿一晚，次日乘轮渡抵达香港码头，停留半天，又乘摆渡船开到九龙，找旅馆住下，次日即向“两航”起义后的办事处报到。在这里，我得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两航”起义领导人员时曾说，新生的共和国欢迎你们回国参加建设，更希望你们回来一些航空人才，建设新中国的民航事业。此话对我感召很大，更是归心似箭。

因为我们是无组织（主要指中航公司）响应起义，自愿回国归队，为避免敌特乘机混入，因而还要进行政审。在香港人口密度大，租住旅馆很贵，为省钱，我们租住在一个同事的老师傅家楼上三层出租的鸽子铺，后来，一日三餐吃饭改在工会（中航企业员工活动的场所，有地下党员掌控）食堂。

一天，香港启德机场发生了爆炸事件，一个国民党特务在两架C-47型飞机尾部安放了定时炸弹，由于炸彈量不大，只炸坏了飞机尾翼和起落架。由此，我们30多个从台湾过来的中航员工都成为怀疑对象，要严格审查。好在我们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经半月审查，我们被解除了嫌疑，4月初，办事处批准我们回国，为我们开出了回国介绍信，并要我们回大陆后向中国民航天津办事处报到，以便安排工作。

记得那天真是难忘！我们乘火车到达罗浮桥——香港出境深圳的边界。那里，罗浮桥这边是穿着深蓝制服的港英警察，另一边则是身着黄绿军服的大陆深圳的解放军官兵，这是我们平生从未见过的情景。

在祖国大陆徜徉、学习的难忘岁月

原本过境的行人都要一一检查所携带的行李，当我们向解放军递交了回国介绍信，对方一看，得知我们是“两航”起义人员，落款盖着“军委民航局香港办事处”的大红印章时，解放军一个军官随后摆摆手：“行李不用检查了，全部放行！”那一刻的情景，我们几十年也忘不了！

过了罗浮桥，就是深圳口岸，我们把携带的港币全部兑换成大陆通行的人民币，很快乘上火车，抵达广州的民航办事处。原来这里的工作人员也接到了我们从香港转道而来的“两航”起义人员要北上的通知，给我们安排住进旅店，开好了新的介绍信。次日，我们乘上火车，经历四天四夜，到达上海家乡落脚。为何火车要乘这么长时间？这是由于全国刚解放，世道还不太平，火车在广沪行程之中，经常不时响起空袭警报，国民党军用飞机前来轰炸，我们旅客要全部下车进行疏散。记得在一个疏散点上，当地居民用茶水招待我们，还卖给我们葱油饼、麻花等当地特产，使我们倍感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四天四夜的行程，就是这样在开开停停中度过的，其中在过一条河流时，由于铁桥被炸断，火车是用驳船轮渡分段运过河的，运到河对岸轨道上再连接起来行驶。

在上海休息10多天后，我们乘火车到达天津中国民航局办事处。这时已是6月份了。我们先是被安排几天的政治学习，而后又被安排到北京西苑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以下简称“华大”）政治学习。西苑华大是今中央党校的旧址，这里绿树成荫、风景优美，距离颐和园仅有500多米，节假日我们常到颐和园玩。在校学生均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有些还是全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和待业青年，他们到本校进行短期培训学习，主要是以政治学习为主，进行思想改造，为新中国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我们在校实行半天学习（上午）、半天劳动（下午）的制度;我们在校是二部四班。1950年这一年，因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每逢重要节日，学校都要组织参加游行活动，以扩大党和国家的政治影响。这年的七一建党日到了，学校组织我们师生参加天安门大游行，还为我们预订了一列空货车，一直开到西直门。从西直门下车后，我们打着华北革命大学校旗，步行走到西单预定的游行聚集地。

这天阳光明媚、天气晴朗。当我们学校的游行队伍路过天安门时，我们都看见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我们频频招手，毛主席还挥手说：

“欢迎华北革命大学的师生！”我们感到真是太荣幸、太幸福了1

10月1日是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我们又一次参加了大游行，第二次见到了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

国庆后，我因体弱咳嗽发烧，学校X光检测是肺结核病，被校方安排提前退学，到北京黑山湖肺结核疗养院进行治疗。经会诊，造成肺病的原因是营养不良、劳动过度，还在颐和园游过泳。肺结核又叫肺痨，要是在旧中国，我得了这种病，是没钱住不起医院，买不起药的，只有死路一条。而幸好赶上了在新中国，党和国家把我送进专科医院。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仅用了半个多月，我就痊愈了，后经北京著名大医院体检拍片，一切正常。我事后也怀疑，这么快就治好了肺结核疾病，恐怕先前是被误诊了，也许是因发病初期，得到及时治疗的结果。总之，我感谢党和国家的关怀，期盼早日奔赴工作岗位，报效国家。不久，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不少学生和社会青年报名参军。但上面也有明文规定，“两航”起义人员一律不准当兵。

10月底，我在“华大”结业后，又回到天津民航公司办事处。当时在分配工作时有三个选择，一是留天津张贵庄机场当机修工，二是到北京的新中国民航当机修工，三是到太原将要创建的民航机械修理厂工作。前两个单位，据说工资待遇高，而太原正准备建厂，不仅工资待遇低，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但将来是要造歼敌机飞机的，当时我想，我是中专生，是学航空机械专业的，为实现我的航空报国的夙愿，到太原比较适合我的专业发展。至于条件待遇差一些没啥。就这样，在天津原中航公司的外勤人员中，我是唯一一个自愿报名来到太原工作的。

不畏艰难困苦为航空事业做贡献

太原是我实现航空报国夙愿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不怕艰苦和困难，励精图治、砥砺前行。1951年1月，我随原中航公司的272名员工乘火车来到太原，参加了太原航空机械修理厂的建厂工作。三个月后，工厂竣工，上级进行民航工业结构调整，刚建好的航空机械修理厂全部上交军委民航局，也调走一大批员工。在后来的二二一厂（太航仪表厂的前身），我在仪表车间当工人，改行修理航空仪表工作。

航空仪表，我从未搞过，于是开始重新学习这门专业技术。我从书本上学，从接触的老师傅在实践中学，很快就掌握了基本技术要领，后来被调入技术研究室当技术员。27岁那年，还与本厂一位女职工相识成了家。

记得1953年的一天，厂里向全厂各车间征求合理化建议，车间主任实践经验丰富，但文化水平低，让我根据他的意图，绘制一份合理化建议的草图以及填报建议书，我绘完图逐级上交厂部后，厂技术研究室主任林树棠看了，说我绘的图纸与美国的图纸一样，非常标准。林科长在厂里是技术专家，负责技术工作，能得到他的肯定不容易。后来，林主任向车间打听图纸是谁画的？车间主任说是一个小徒工，并告诉了我的名字。不久，厂生产科把我调去临时帮助工作，后厂设计研究室抽调我试用了三个月。当我回到车间不久，太原市举办第一届先进技术展览会，厂里抽调我去展会帮助工作。这次展览以太钢、矿机、三机等著名的大型骨干企业为重点，全市很多优秀厂矿的产品参展。我厂当时展出了一台美国进口的绘图机，我还当场进行表演，还边示范表演边解说，说这台绘图机比用丁字尺、三角板绘图要快得多，还绘得标准。展览完毕，此产品编入展览图集。展览方要编印《太原市优秀工矿产品图集》，还要抽调相关厂家技术员参加，就这样，我留下继续工作。

嚴老的劳模证和奖章

记得当时在人民公园（今文瀛公园）石拱桥下一间屋子里，每日由太钢技术部一个工程师（展览主办人）领导主持下，按统一技术标准和格式进行编绘图纸。三个月后，图集编完了，我回到了厂里。一天，车间主任告诉我，恭喜你，你到厂技术研究设计室吧，人家展览方看上你了。这下，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经询问才搞清，我回厂不久，太钢工程师为我写的工作鉴定也寄回厂里，不仅高度评价了我在展会期间的表现和绘图技术，还向本厂领导拟商调我去太钢技术处当设计员。技术处的技术员、设计员，那通常是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岗位，而人家能如此看重我一个中专生，我简直不敢相信。可见人家太钢不限学历看水平。据悉林主任当然也不愿放我，于是谢绝了太钢方面的好意，将我正式调入本厂技术研究室工作（点评：可以说，是太钢工程师这个伯乐，发现了严金贵这个潜在的“千里马”，商调的“激将法”，推动了仪表厂调整了他的工作岗位，也成为他大展宏图的新起点）。

1961年，太航仪表厂在飞机高度表的制造上，遇到了一个“抗震稳定性差”的技术难题。该产品是严格按苏联图纸制造的，但产品做出后，经检验，却达不到设计的抗震稳定性的要求，以致做出的产品报废率高，军代表拒绝在验收合格证书上签字。当时厂里曾邀请苏联专家共同会诊，也找不到原因。苏联专家还埋怨说，图纸在苏联生产就没有这个问题，怎么到了你们中国就出现了？是没有按标准要求吧？为查找故障原因，厂里集中一些工程师、技术员会诊，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来。在办公会议上，不少工程技术人员说，也许苏联产品质量不行，不如美国的产品好，建议厂里尽快转产，废除苏联产品，改为用美国的技术图纸进行生产。我这时也顾不得自己学历低、工作资历浅，有无话语权了，当场发表了不同意见。我说，美国仪表是好，但一个仪表上百个零部件，苏美产品差别很大，光设计制作这些零件，再组装加调式，没个两三年搞不出来。真要这样，那我国的“歼32'（我国早期生产的一种军用战斗机）还制造不制造了？耽误了我国的军事航空工业发展，这个损失谁负得起责任？所以我认为转产美式产品是下策，还是在苏联产品上继续查找原因、早日攻下难关为好（点评：从国家的军事航空工业的大局出发，关键时刻敢于担当，力排众议，难能可贵）。我的意见，得到了厂领导的支持。

为尽快解决高度表的技术难题，全厂停产达半年时间，集中技术力量查找原因，进行攻关。其间，二机部四局仪表科来了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师长巡视我厂，他认真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还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开展了招标“诸葛亮打擂”的技术攻关运动。当时号召不论干部、工程师、技术员还是普通职工，只要你觉得自己能攻关，谁也可以报名参加，也可以挂帅组织技术攻关小组（点评：如此发扬民主、招贤纳士，这有点像后来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个人承包责任制）。

我当时感到，自己作为厂技术研究室主任，这原本就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理应毛遂自荐、有所担当;但在大会上公开应标，还觉得底气不足。后来在车间小会上，我提出我们技术研究室愿意组成攻关小组试一试，对方问我有多大把握，我回答说，把握没有，但我觉得经过努力是可以拿下的。经领导同意后，我从本室抽调三人组成攻关小组;在此期间，仪表车间也报名组成了一个三人攻关小组。于是，厂里为两个小组各发10套高度表的零部件，正式摆开擂台赛：谁家组装的样品合格，就验收谁家的产品。

在那些日子里，我带领攻关组白天看书、看图纸，晚间一点一点研究技术细节问题，常常在研究室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研究，我终于找到症结，就是零件的组装步骤里面还有个零件合理搭配的诀窍，搭配得好，产品稳定性就高。正如我曾在中职学校老师说的那样，技术难题有时就像窗户纸，一捅就破，但在哪里捅，常常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付出艰辛的努力。就这样，我终于排除了困扰多时的技术难题。后来，经厂军代表验收，我们技术设计研究室攻关组的10套产品全部验收合格，而车间攻关组的产品，合格率仅有30%。我们擂台赛打赢了，厂里开始推广我们研究室的仪表组装经验，停产半年的生产也恢复了。

1962年初，我被破例提拔为太航仪表厂技术设计科工程师，年底被评为太原市劳动模范;1963年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1983年，我因解决厂里多项技术难题，荣获省劳动模范奖章。

1966年6月，“文革”开始，我受到了严重冲击，被打成所谓“反动技术权威”，整日戴高帽子批斗，敲锣进行游街。其实这顶“黑帽子”只是明的，还有暗的，那就是有人怀疑我是台湾派遣特务。在“文革”中，特务是“文革”中重点打击和要清理的“黑八类”之一。其实，这个问题对我是个老问题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就被组织怀疑上了，列为可利用不可重用的监控使用对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要对我进行秘密政审。我从1951年就写了入党申请书，但组织上一直未能审批通过，就是因为那个“特嫌”问题查不到证据，但也不能轻易放过。好在“文革”期间，我在厂里还是技术员，厂里生产上处理解决疑难问题，还离不了我。因而一方面批斗我，让我经受运动考验;另一方面还要用我，让我在生产技术上发挥一点作用。我有时也常常在想，只要党和人民用我一天，我就要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义无反顾、鞠躬尽瘁。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国从此进入政通人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981年底，省人民政府领导来厂里召开大会，为包括我等全厂57个“两航”起义人员颁发了起义证书。后来，在统一评选职称上，我被评为高级工程师。新来的厂党委书记还对我谈话说，我知道你1951年就写了入党申请书，由于历史的原因未入党，别灰心，党的大门是永远向你敞开的，你再写申请吧，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会吸收你入党的。终于在1984年，我加入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里下达的生产任务日益繁重，质量要求也高，然而，一些青年工的责任心和工匠精神卻有所下降，加上一些同级领导层的内耗问题的干扰，很多产品因质量问题出不了厂。为此，我从国家航空工业生产的大局出发，不避嫌疑，带领技术人员攻下了不少难关。为此，厂长任命我担任太行仪表厂研究所副所长，三个月后转正为所长，后来又担任厂长助理、总工程师助理等职。1988年，在我58岁那年，为了给厂里的年轻人的发展让路，我主动写了申请并被批准提前退休（严老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了祖国航空仪表工业的发展）。

回首往事，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进入了耄耋之年，我感到自己一生中，为实现航空报国的夙愿，恪尽职守，努力奋进，做了一点自己的贡献。这是在党和人民支持下完成的，我要感谢党，感谢改革开放，也要感谢社会主义的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