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生

1978年春，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考入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大）中文系。时值百废待兴，人人刻苦向学，古人所谓焚膏继晷、雪窗萤火之类，都在这时找到了精神的传承。但是，从乱纷纷的扰攘中，突然进入宁静的读书环境，一时也还有不知所措之感。至于今后向何处发展，更难免头绪多端，兴趣数变。直到千帆师的到来，道路才开始明晰起来。

1980年1月，千帆师偕师母来徐州师院校对《古诗今选》，应邀给中文系师生做演讲。这个消息惊动了系内外的许多人，饭厅临时改成的礼堂很快就被挤满，迟来者就只好趴在窗户外面。千帆师讲的是古典诗词的欣赏和研究，他的渊博和深刻，征服了在场所有的人，直到现在，同学聚会，仍然津津乐道。现在看来，在短短不到两小时的报告中能得到多少创获，这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但千帆师的某些学术精神从那时起就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一是充满自信而又非常谦虚，如他谈到自己所讲的内容时说：“古人说‘莫把金针度与人，我这次因为不是金针，所以就讲出来了。”二是善于在比较中形成观点，如他所总结的古典诗词中的一与多、大与小、曲与直等，纵横比较，那么平实，却又那么深刻。三是运用不同类型的材料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谈论形与神的关系时，他举《扬州画舫录》中说书艺人的故事，说到《三国演义》张飞大战长坂桥一段，要表现张飞大喝声，吓退曹军数十万的勇武，只是把嘴巴大大张开，却不发出一点声音，而满座如闻炸雷。以此说明诗歌也能以遗貌取神来创造想象的空间。这些虽然都是我后来才体会更深的，但那时却也感到强烈的震撼，更别提千帆师的谈笑风生、幽默风趣带来的愉悦了。从那以后，我深深记住了这个名字，立志要报考他的研究生。

天从人愿。千帆师于1979年招收了第一届硕士生后，1981年才招第二届，这正是我毕业的时候。当时的导师，大多两年招一届。如果千帆师早一年来到南大，他一定会在1978年招第一届，1980年招第二届，那么，我后来会走什么道路，还真很难说呢。千帆师招收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方向是“唐宋诗”，共考六门功课，除了外语、政治为公共课，其他四门是诗学、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和古代汉语。

我其实一直不知道“诗学”到底要考什么，千帆师所列举的阅读书目是范况的《中国诗学通论》，可是这本书民国年间出版，收在《国学小丛书》里，我就读的学校根本没有。好不容易，才从外地一家出版社的保留书库中借到此书，借期却非常苛刻。到手一看，虽然眉目清楚，却是用文言撰写，而且基本上是抄撮和隐括古代诗歌和诗话。受环境制约，我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主要靠读作品，从《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一直到唐诗、宋词，都熟读背诵了不少篇，而这本《中国诗学通论》中又有不少作品是比较陌生的，于是一面全文过录此书，一面熟读或背诵这些作品。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复习是否对路，但走进考场，才发现“诗学”一门正好基本上是考对作品的掌握和理解。比如有一题：“王夫之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试根据古代文学作品予以解释。”在此之前，我从未读过王夫之的这段话，但凭着记诵所得，把涉及这两个方面的作品一一列出，并加以分析，倒也写了满满两页。

对作品本身的重视，是千帆师治学的重要思路。1984年，千帆师出版了论文集《古诗考索》，开宗明义第一篇《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认为一与多作为一对美学范畴和一种艺术手段，启发作家去追求平衡、对称与不平衡、不对称之间的矛盾统一，并努力使这种表现为数量及质量的差异并存于一个和谐的整体中，从而更真实、更完美地反映出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千帆师的目的是恢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直接从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做法，也就是希望加强对作品本身的研读，并进一步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理论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已有不少人在从事它，后者则似乎被忽略了。实则直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方法，是传统的做法，注意这样的研究，可以从古代理论、方法中获得更多的借鉴和营养，并根据今天的条件和要求，加以发展。”只知空谈理论，忽视玩索作品的现象，在学术界一直存在，千帆师的论述，正是高屋建瓴，其意义又不仅在于探讨一种研究方法而已。

“诗学”的另一个题目是：“以《新秋》为题写一首诗。”这又是一个意外。我平常虽然也学着写上几笔，可从没想过要像唐代进士考试那样当堂写作。时间还剩半小时，已经没有细想的余地，于是诌出一首七律，记得前四句是：“云龙树色一层秋，淡月微微欲上楼。窗外蜇寒鸣切切，林间萤闪过悠悠。”颈联大约是夜读之类，后两句是：“读罢诗书抬望眼，皎然星汉正南流。”不用说，诗写得很不成话，更糟的是全不切题。后来，千帆师始终没有提起过我考试时写的这首诗，肯定是不入他老人家法眼。所以，虽然“诗学”考得不错，写诗一题却肯定拉了点后腿。

1981年12月，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曾即兴写下一首诗，连同以前所写若干篇，一起寄到南京大学，算是自报家门。入学后，第一次见到千帆师，他就说：“你寄来的诗，我都收到了，你还不会写诗。不过——”，他语气一转，“写总比不写强。慢慢地，就进步了。”其后，师生在一起谈话时，写诗经常是一个话题。我一度曾经写得太快，不免率意，千帆师除了当面教诲，还在1986年12月31日寄自武汉的信中说：“诗如要写，就得好些，内行些。否则宁可藏拙。我问你，就是為此。可慢慢酝酿，不必，也不可能急就。”善于用慢，是他经常给我们的忠告，“匆匆不暇为草书”，也是他常说的话。我跟了千帆师将近20年，诗也写了不少，却很少得到他的当面首肯。这也难怪，像千帆师这样的精熟古近体诗的诗人，一般的作品，如果他不说不好，那就是很大的鼓励了。记忆中，只有几首《鹧鸪天》得到过他的夸奖。那是1990年为蒋寅赴山阳而作。

其一：故国何堪理旧狂，高江急峡入苍茫。长空阴雨频遮日，小苑丛兰已半荒。扶岱岳，走潇湘。书生胆气总飞扬。忍将沥沥青春血，换得萧萧两鬓霜。

其二：点点残红欲尽时，台城旧苑草离离。故人一去空余酒，风雨三春懒诵诗。听画角，望灵旗。九衢严逻尚依稀。而今重过南池子，剩有长天碧四垂。

其三：南指魁罡报岁残，落梅风里月光寒。栖栖燕子惊才定，寂寂江潮去又还。歌慷慨，涕汍澜。斯人堪羡复堪怜。大庠委巷同憔悴，谁倩清歌解醉颜。

但是，也许这只是因为其中表现了同学情谊并带有点时代气息吧。对创作的重视，是千帆师一贯提倡、晚年尤为强调的思路。他认为，研究者要能感字当头，他本人的研究过程就是先被所要研究的问题感动，然后再去弄清楚它的所以然，而能够感动，也和他会作诗有关。只有亲自实践，才能够真正懂得古人的甘苦。所以，在《治学小言》中，他说：“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完全没有创作经验是不行的。研究诗最好能够写点诗，即使会画点画也好。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之间，并不曾隔着铜墙铁壁。长于形象思维，必然对逻辑思维有帮助。”又说：“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不能自己没有一点创作经验。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没有一个理论批评家是不能创作的。正由于他们有创作经验，才能够从自己的和别人（包括古人）的创作中，抽象出、概括出理论来。任何理论都是从当代和前代创作中抽象出来的，而批评（如果不是棍子）也必须对其批评的对象的艺术经验有较深刻的理解。一位从来没有作过诗或有其他艺术经验的人侈谈诗歌艺术，不说外行话，也难。”有不少老一辈学者到了晚年，总结一生治学的经历，都有向传统复归的倾向。据说冯友兰先生深深倾倒于天人合一的境界，王元化先生要对三纲五伦重新解释，千帆师则对古代批评家的传统情有独钟，其中的原因，值得认真参详。

作者系香港浸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