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波

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自然主义者，论文作家，批评家，诗人。被人们富有感情地称为“斯莱伯塞德的智者”（斯莱伯塞德是巴勒斯自己在哈得孙河畔农场上建造的乡村小屋）。巴勒斯也被誉为教育家，他“试图教会美国人真实而准确地看待自然，以便理解身边的世界以及他们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巴勒斯的散文所涉及的题材从鸟类与自然研究到宗教和艺术。他一生著述颇丰，共创作了二十多部作品。主要的有《延龄草》(1871)、《蝗虫与野蜜》(1879)、游记《清新的原野》(1884)、《季节的迹象》（1886）、《鸟与树枝》（1906）、《时间与变化》（1912）、《生命的呼吸》(1915)及《接受宇宙》(1922)等。

巴勒斯出生于纽约州卡茨基尔山区的一个农场，正是家乡山林中那些色彩美丽斑斓、歌声婉转动听的鸟儿，使他从小就迷恋自然，但他所热爱的自然不是荒蛮的森林与沙漠，而是介于田园和莽林之间的东西。年轻的时候，他在农场里干活，对家乡卡茨基尔山脉充满了好奇心，时常静静地坐在石丛里研究环绕在四周的各种有趣的事物。尽管他一生从事过教师、新闻记者，也做过华盛顿国家财政部门的职员以及银行监督员，而他的兴趣始终在奇妙的大自然中，这使他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热恋的家乡卡茨基尔山。

他尤其喜欢鸟类，第一次看到奥杜邦的《美洲鸟类图谱》，他就决心做一名自然主义者。巴勒斯从十九岁起开始一边教书一边写散文。1871年，创作并出版了第一部自然散文集《延龄草》，引起文学界和自然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同时也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成为当时最受爱戴和尊敬的美国作家之一。他最后定居在哈得孙河西岸，一生的后四十八年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1921年3月29日，八十三岁的巴勒斯在从加利福尼亚返程的火车上逝世，死后被安葬在家乡的罗克斯贝里山中。

他最后的话是说给他的终身伴侣、秘书和他最初的传记作者克拉拉的，那是一个简单的问句：“我们离家有多远？”巴勒斯最后的话为估价他的生活和作品提供了一个和墓志铭一样有用的铭文。“家”，在其众多的含义中，成了他首要的艺术与观念指令。家是他最常涉及的主题，是在他描写更远领域事物时不变的阐释视角。家是他在哈得孙河畔亲手搭建的小屋，有着石头围墙，他亲手种植的葡萄和苹果树。对家园的追寻，在更大的意义上，也是指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是对自然母亲近乎乡愁般的怀念：“我是那向前行进的孩子，我注视每件东西，带着同情、爱或畏惧，我变成了我所注视过的东西，那东西也成了我的一部分。”（见《约翰·巴勒斯的生活与书信》，1925）

他的兴趣在于将地域性的特定细节与普遍语境联系起来。在《在美面前》一文中，他把自己当做传递者和斡旋者，放在了自然界的美与那种美能够揭示的普遍的神圣感之间。他写道：“当我走进森林或田野，或者爬上小山，我似乎根本没有望见美，但是却像呼吸到空气一样呼吸到它。……我是怎样地跟大地和天空享有一样多的快乐！美依附在岩石和树木上，与粗糙和野性为伍；它从纠结在一起的蔓草和沟壑里升起来，它跟鹰和秃鹰一起栖落在干枯的橡树桩上；乌鸦从它们的翅膀上将它散落下来，又编织进它们那小木棍搭成的鸟巢；狐狸朝它吠叫，牛朝它低哞，每一条山路都通向它神秘的所在。我不是美的旁观者，而是它的一个合作者。美不是一种装饰，它的根须穿入地球的心脏。”他的主题并不仅仅是风景中的动物和植物，而且还有他带给风景的情绪和感觉。观察自然的位置就是你现在所在之处，你今天所走的路就是你明天所走的路。你不会发现同样的事物，被观察的对象和观察者都已改变。因此，巴勒斯认为，要想做一名自然的观察者，一个人所需要的仅仅是养成集中注意力的习惯：“在你能够从灌木丛中发现鸟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必须先有鸟的存在。”巴勒斯通过他的散文带领我们走上穿越树林的旅程，进行寻找野蜜和鳟鱼的远足。他最喜欢的旅伴是“一条狗或一个男孩，或者是一个拥有狗和男孩的美德的人——透明、好脾气、好奇、感官开放”。

和所有的生态作家，如梭罗、惠特曼一样，巴勒斯也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许多著作都是根据日记整理加工而成的，正如他在《鸟与诗人》的序言中所写的，他的写作是“把户外自然草稿与纯粹来自书本上的经验结合起来”。日记的灵活简便随意性，适合及时记录大自然瞬息万变的现象，季节轮转，花开花谢，草长鸢飞，以及点滴心情与体悟，都被纳入他的笔端。而在日记的写作过程中，许多被日常生活所忽略的细节便清晰具体起来，在文字中获得了更为深广的意义。在《岁月的顶峰》（1913）中，巴勒斯表达过与此类似的思想：“我走向书本和自然就像一只蜜蜂走向鲜花，为了酿造自己的蜜而采集花粉。”

巴勒斯对早期博物学家的阅读、他的农场背景、他与惠特曼的友谊，都使他清晰地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鸟与诗人》一书的《自然的笔致》一文中，他坚持不把“人”放在进化阶梯的顶端，而是毫不犹豫地放在一个互相交织的生态网络之中。他说，“什么是自然的尽头？哪里是苍穹的尽头？地球在任何一个点和所有的点上获得平衡。所以，实际上每一个事物都在顶点上，而又没有一个事物位于顶点。”人不是自然界的调节者，而是和所有生灵一样，被自然所调节。人是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宇宙是一个模具，人是流入模具里的熔化的金属。

他偶尔会将自然浪漫化或情感化——鸟儿是“歌手”和“有羽毛的族类”，狐狸因它们在童话里的“列那狐”名字而为人所知——但是他努力对抗这种冲动，承认这是一种自负，很容易蒙蔽自然事实的本质力量。根据巴勒斯的观点，自然选择和适应不是自然智慧的一个标志，而毋宁是她的公正的标志。她对一种动物比对另一种动物更不放在心上，但是她公平地站在一边，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她把二者都完全不放在心上。每一种动物都得自己碰碰运气，人也不例外。……无论猎人杀死了野兽，还是野兽杀死了猎人，大自然都不关心；她会将他们都制成优质肥料，而且无论哪一方成功，结果都是她的成功。这种确信赋予他的散文以一种惠特曼式的抒情风格：“地质学时代，地球的震动和疼痛将人类分娩出来以前，世界上不过只有甲虫。四季的财富，这些太阳与恒星的影响力，深深地埋在地下的火，这些海洋和江河湖泊，大气流，作为生命的必需品，所有这一切，不都像属于我们一样地属于被我们践踏的蚂蚁和蠕虫吗？”（《鸟与诗人》）

与大化合一，重归自然的大道周行，是所有伟大灵魂的终极渴望，巴勒斯也不例外，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会被囚禁在你们将要埋葬我尸体于其中的坟墓，我将分散在伟大的自然中……我的元素和力量将返回它们所来自的最初的源头，这些源头在这广大、美妙、神圣的宇宙中是永恒的。”

他的写作中交织了个人叙述、形而上反思、诗歌和精确的科学观察。在他的手中，这一切都成了互相依存并具有同等力量的认识世界的方式。正如他在《延龄草》序言中所写的，他希望他的文章为读者提供“一只活的鸟——树林或田野里的一只鸟——有着那些地点的大气层和种种关联，而不仅仅是一个填制的标本”。1913年，当他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为孩子们做演讲的时候，他告诉孩子们，博物馆和自然书籍不是寻找自然的地方。一只被打死并做成标本的鸟已经不是鸟了。他希望他的书能激发人们在林中远足的好奇心。他做到了。他教会了无数美国人认识到自己最熟悉的自然的重要性——学会欣赏从自家门前延伸开去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