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燕峰

父亲在东北现场汇报疫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国，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动员一切力量共同抗击，我相信疫情终将被战胜。在这些不平凡的日日夜夜，我不禁想起了我的父亲洪引——疾控战线上的一名老兵。

上世纪50 年代初，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在东北边境投放细菌弹，致使一些边境村庄疫病流行，特别是鼠疫。鼠疫容易在人群中传播，致死率极高，引起极大的恐慌。父亲认为传播比死亡更让人恐怖。国家对此极为重视，时任东北防疫总站站长的父亲曾多次带领防疫队员到现场执行防疫任务。

父亲30 年代曾在上海雷士德医学院学习，原本想成为一名有所建树的内科大夫。不过，他最终拿上的是一把手术刀。1938 年，父亲从抗大毕业后担任抗大医院院长，然后转战南北。在战争期间，他为了抢救八路军指战员伤员的生命，夜以继日地重复着外科基本手术。

对于突然面临的细菌战，如何进行防疫，父亲知之甚少。我曾听父亲讲过，当时国内缺少防疫专家，检验设备也很落后，缺乏应对疫情的必要药品。看到志愿军战士、老百姓受到疫情感染，父亲感到无比内疚，他决心改变这种被动局面。

1953 年，父亲奉调北京，主要任务是组建国家防疫总站（国家CDC 的前身）。经过父亲和一些专家的努力，尽管组建工作有些难度，但还是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此时，朝鲜战争已经基本结束，来自于细菌战的防疫压力减小，国家开始进入经济建设发展时期。为此，中央决定撤销国家防疫总站建制，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建立卫生防疫站完成辖区防疫工作。父亲则被留下来组建卫生研究所，当初的宗旨就是从防疫角度对我国劳动卫生、环境卫生、食品卫生、营养卫生等问题开始研究并着手培养我们自己的专家队伍，为地方防疫站提供技术支持。

60 年代初期，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由于当时的经济、政策环境影响，初建起来的卫生防疫体系经受了第一次曲折，许多地方将卫生防疫站与专科防治所、卫生行政机构、医疗保健机构合并，使大批防疫机构工作停顿，人员流失，造成一些传染病进入回升状态。那个时期也是父亲最为紧张的时期。

在防疫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是应急技术支持工作。记得我那时候在家里最讨厌听到电话铃声，铃声一响，准是找父亲的，并且还是大事。我们经常被深夜里的电话铃声、敲门声惊醒，接着就是父亲匆忙离家，有时竟然几天几夜看不到他的身影。

60 年代初期一个夏日的夜晚，北京闷热得出奇。高温、高湿让人夜不能寐。半夜时分没有一丝凉意，我刚刚入睡，电话铃声忽然响起，把我吵醒。电话那边要求父亲马上赶到山西某县的一个农村，那里发生了集体中毒事件，已经上报中央。那时由于我们国家电讯业很落后，长途电话信号时断时续，现场实际情况不是十分清楚，只知道有人已经死亡。该县公安局的公安人员已经赶到现场，领导要求父亲马上赶到现场，组织抢救，判明原因，防止疫情扩大并上报疫情。父亲还想多了解点情况，可电话还没有打完，门口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上边派来的车子已经到了。父亲没有来得及拿任何东西，就直接奔赴北京的一个军用机场。

数年后，父亲在“五七”干校患了重病，返京治疗。我到医院看护他的期间，父亲向我断断续续讲了那次中毒事件后来发生的事。他离家那天，北京和当地气象条件都不好，父亲乘坐的军用飞机像在海浪中颠簸的一叶小舟，上下起伏，几次面临危险又几次化险为夷。在飞机上，父亲几乎把黄胆水都吐出来了。最后终于到了一个军用小机场，早已在机场等候的吉普车将他连夜送入现场。到了现场以后，父亲发现现场气氛异常紧张，公安人员已经介入，并把全村“地富反坏右”都集中在一间屋子里开始问讯。

父亲在当地主要领导陪同下看望了病人。很明显，大部分病人都呈现出中毒症状，表现为恶心呕吐、呼吸障碍、心搏骤停、昏迷、痉挛、疼痛、肺水肿、脑水肿等。由于耽误了治疗，2 个重症患者已经死亡，另外2 个重症患者濒临死亡，还有不少重症患者和一般患者病情在不断加剧。父亲顾不得探究其中毒原因，明确首要是救人。父亲一面打电话汇报，要求派北京、上海有关的临床医生赶赴现场，一面组织现场医务人员将患者有效隔离，同时清洗患者中毒的皮肤，使其病情不会继续恶化。北京、上海的医疗专家很快赶到了现场，他们对中毒较深并已引起脏器衰竭的患者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治疗，同时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中毒者慢慢恢复了脏器功能。经过几个昼夜的奋斗，父亲和医疗小组的临床大夫都已疲惫不堪，好在2 个重症患者已经脱离了危险，其他患者有的渐渐康复，这种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疗效。

由于疫情有了好转，父亲腾出手组织专家调查这次中毒事件发生的原因。当地有关人员和领导认为这是一起“反革命投毒事件”，他们有人证、物证，认为没必要再进行调查了。父亲看了他们提供的材料，发现漏洞百出，有些地方甚至都不符合基本医学常识。父亲根据临床观察，大部分患者都是从皮肤感染开始的，这可不是一起材料提供那么简单的“反革命投毒案件”就能解释的。他初步感觉这是一起公共卫生事件，不过这样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中毒事件是怎么发生的，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多年以后，父亲提到此事还是十分感慨，当时太难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人证、物证铁证如山，可是父亲还是断然拒绝这个看似完美的结局。当地领导不断警告他，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站稳政治立场。这时北京也催促他尽快返京，有关领导要听取汇报。虽然压力很大，但父亲想到，这样罔顾事实的草草结案，纸是包不住火的，不久之后，当地公共卫生事件肯定还会再次爆发。那样，老百姓会受到更大灾难。最后父亲毅然决然地推迟了回京时间，力排众议，搞清楚了原因。

原来，该地区属于我国偏远山区，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在使用“六六六”“DDT”农药杀灭农作物害虫提高产量的同时，有人发现这些农药对杀灭人体寄生虫虱子、跳蚤、臭虫也有很好的效果，于是异想天开地将水稀释农药，清洗自己的内衣，防止人体寄生虫在自己身上滋生。

开始由于用药量较小，气温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防止人体寄生虫在自己身上滋生的作用，个别人的皮肤只有一些轻微的不良反应。后来，随着天气变热，人体大量出汗，汗液溶解了内衣里的农药残留物，由皮肤进入了体内，引起了中毒。各防疫部门对公共卫生认识不足，缺乏公共卫生人员，以致耽误了这些中毒人员的最佳治疗期，导致了这起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的扩大。

父亲赶回北京之后，立刻向有关领导汇报此事件，并建议通报各省疾病预防部门。与此同时，父亲召集了卫生系统有关专家着手制定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设立有关课题的研究。

父亲已经去世多年。现在的疾控部门变得越来越重要，疾控工作不仅涉及人民身体健康，也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此外，作为一个合格的疾控工作者，其知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单一的防疫学，还包括了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病毒学、传染病学、健康教育等等诸多学科……唯一不变的是老一辈疾控人给我们留下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