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13年，韦努蒂在《翻译改变一切》中提出翻译的阐释型模式，关注到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归化倾向，强调译入语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增强了其理论的普适性。他认为翻译本质上乃是阐释，阐释本身包含译者运用解释项铭写原文，并完成在目标语文化中重构新语境的过程。理雅各《庄子》英译本是庄子思想内涵在异域重构的典型代表。本文以韦努蒂阐释型模式下的语境重构为视角，从名物、注释、修辞三个层面剖析理雅各铭写《庄子》文本过程中运用的解释项。最终发现，理雅各从基督名物、西学价值及修辞传统重构了《庄子》文本意蕴。

关键词：阐释 《庄子》 理雅各 铭写 解释项

一.引言

理雅各是19世纪苏格兰来华传教士，回国后成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其《庄子》英译本于1891年與《老子》、《太上感应篇》英译本同时被收入英国宗教学、语言学家穆勒编辑的《东方圣书》中。译本除正文外，还附有长篇前言、导论、各章提要，八项附录和专有名词索引，注释多达1010 条（张广法、文军，2018：71）。汪榕培教授称理译本“是最具权威性的英文全译本，后人的翻译大都能从他的译文中吸取有益的成分”（汪榕培，1997：18）。国内学者对《庄子》英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概览《庄子》英译本现状，总结目前国内语言学、文化学、哲学等视角的研究（文军、甘霞，2012）;其二，运用语言符号学，文化派翻译学等理论揭示《庄子》不同译本在处理人名、核心概念等方面的不足（赵彦春，2017）;其三，从哲学角度出发，认为当前国内外译本应充分利用传统注疏和训诂学优势，译介作为哲学文本的《庄子》（朱舒然，2019）。这些研究大大丰富了《庄子》英译视角，但大都从语言层面评价得失，偏重宏观哲学体系的阐释，缺乏对《庄子》文本语境重构的系统分析。本文以韦努蒂阐释型模式为视角探析理雅各《庄子》英译本的重构，并对其发挥的作用进行评估。

二.阐释型模式视角下的语境重构

在《译者的隐形》中，韦努蒂推崇施氏的异化翻译实践，以“抵抗式翻译”解构英美霸权文化，以“异化”解构民族中心主义的归化。但异化翻译植根于英美霸权文化中心，论域有限，一度遭到国内外学界质疑。韦努蒂随援引贝尔曼翻译伦理思想，将异化翻译上升至伦理层面，提出存异伦理。新世纪伊始，韦努蒂不断质疑上述理论并进行修正（刘微，2013：50）。他后来认为施莱尔马赫“让读者最充分的享受纯外文作品”，“最直接地享受作品本身”，以及贝尔曼的“揭示原文语言空间内的异质”（Venuti，2013：3）等表述都试图以未经打扰的方式接近外语文本，同隶属于翻译的工具论模式。工具论模式基于经验主义哲学，该模式认为原文中存在着一个不变量，译者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点的约束轻易摄取原文中的不变量，将其传递到译文当中。韦努蒂提出翻译的阐释型模式，认为任何文本类型的翻译均是一种阐释行为，是多种阐释中的一种可能的铭写，必然在形式、意义和效果上发生变化。“铭写”是德里达对文本书写系统的认识，德里达认为文本一经形成，其起源就不复存在，意义成为随处播撒的痕迹，随阐释者的铭写发生改变。这表明原文经译者干预再也无法保留原初意味，译者的铭写使译文无限地偏离原文。

翻译是一种阐释型铭写，铭写过程中，译者以解释项为“媒介”协调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完成原文到译文的转换。解释项是“译者将原文转换为译文过程中运用的各种因素”，（同上，246），本质上是互文的、语篇之间的，与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形态密切相关，植根于目标语文化价值体系当中。译者的铭写需要解释项来完成，铭写和解释项相互作用，共同说明了翻译的阐释本质。翻译过程中，译者根据目标语文化兴趣和可理解度将原文置于另一语言形式、文化兴趣、价值观念传统中，重构新的语境。这其中正是译者解释项的运用使原文重新语境化，译者用目标语文化中的互文和话语关系替换了源文中的互文关系，进而服务目标语文化。阐释型模式下译者的翻译即是运用解释项在目标语文化中重新铭写、构建新语境的过程。

三.理雅各《庄子》译本的语境重构

理雅各对待翻译严谨求实，为使译文准确，他常参考中外已有研究成果，仔细斟酌，缜密注解。翻译过程中，理雅各力图忠实全面展示庄子思想，在翻译道家核心术语“道”时，通过对道家思想全面的研究，他对巴尔福以“nature”译道表现出不满，认为“nature”暗示了上帝前概念的含义，让人在头脑中联想到“上帝”（Legge，1891：13）。理雅各对译文的忠实态度可见一斑，他不以西方宗教概念比附中国传统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然而，译者的外来文化身份及长期浸淫宗教义理势必影响原文解读并对翻译产生影响，译者的无意识或因职业身份操守不可避免解构原文语境，造成原文意义的消解、变化，翻译本质上乃是阐释。理雅各《庄子》英译服务于穆勒倡导的宗教文化介绍，决定了其译介《庄子》文本的目的是宗教文化交流，他对《庄子》译本的语境重构主要表现在名物、注释及修辞方面，这可以从理雅各译文中解释项的铭写中窥见。

1.名物的铭写

理雅各在翻译人物姓名时大都采用音译，但对于《庄子》文本中一些中国文化独有的概念，理雅各常将其同化为英语世界的对等物。如将原文中的匠石、栎社树、东维、箕尾分别翻译为“mechanic，oak-tree，Sagittarius，Scorpio”（同上，217;245），译者通过字典词义达到与原文本的对等，但翻译仍然不可避免的改变原文的形式和意义，原文语境独有的文化内涵经由译者的翻译更多的与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念相联系。

（1）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陈鼓应，2016：109）

Quiet acquiescence in what happens at its proper time and quietly submitting （to its ceasing） afford no occasion for grief or for joy. The ancients described （death） as the loosening of the cord on which God suspended （the life）.（Legge， 1981：201）

此句描述的是秦佚“三号”吊唁老子，遭弟子问诘后作的辩解。秦佚认为喜怒哀乐如人自身强加于己，与倒悬无异，只有忘却生死，才能解悬，重获自由。原文中的“帝”为自然而然之意，表达的是人生在世，摆脱情绪烦扰，自然就可以解脱束缚。译文中的“God suspended（the life）”无疑改变了庄子内涵。“God”明显是西方基督教中的上帝，庄文中自然的解脱变成了“死亡是解除上帝系累于自身的枷锁”，使人联想到基督教中的救赎，庄子飘逸洒脱的人生态度被悄然解构，转而展现为人与上帝间斩不断、理还乱的宗教情思。理雅各运用“death”和“God”这样的解释项构建了浓厚的基督情怀的庄子。

《庄子》中“帝”字共出现三次，理雅各全部都将其翻译为大写的“God”，另外，庄子独具特色的“气”“天”“神人”译文分别为“spirit，Heaven，spirit-like man”，极具基督价值内涵。这些名物的翻译不是原文内涵的原初再现，是理雅各对原文铭刻的一种阐释，他打破、消解了原文内涵，从西学价值观念出发，运用极富基督文化价值观的解释项重构了新的语境。

2.注释的铭写

不同文化间存在历史、地域、习俗、思维等诸多层面差异，译者有时无法在译文中完美呈现原文涵盖的全部文化内涵，加注成为译者补偿原文信息丧失的重要手段。《庄子》文本艰深晦涩，加上庄子文风雄起，笔法恣肆，理雅各常在文中添加脚注以求阐释庄子的言外之意。其译文字面看似忠实，却在注释中呈现出违背庄周本意的宗教维度的语境重构。

（2）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陈鼓应，2016：235）

They consulted together how they might repay his kindness， and said， ‘Men all have seven orifices for the purposes of seeing， hearing， eating， and breathing， while this （poor） Ruler alone has not one. Let us try and make them for him. Accordingly they dug one orifice in him every day; and at the end of seven days Chaos died.（Legge，1981：267）

浑沌之死是庄子无为思想中最发人深省的故事，儵与忽为报答浑沌之善，日凿一窍，表面的善举造成混沌的悲惨死亡，庄子藉此批判儵与忽的“有为”之行，揭示人类对自然本原的破坏。理雅各在注释中表示浑沌不应该死掉，并且儵与忽做的事情也没那么糟糕，庄文独有的无为思想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浓厚的善行善举应该得到回报，有悖庄子无为蕴意。理雅各先后用“poor Ruler”和“Chaos”这两个解释项翻译浑沌，认为浑沌是宇宙的支配者，与基督教中宇宙创世纪的故事建立联系。不论是译词层面，还是注释层面的细致解读，理雅各的译文都将原文的无为思想消解泯灭，在目标语文化中构建了译入语文化读者熟悉的宗教价值观念，彰显了基督善良的道德品行。

《庄子》放诞无拘、诡谲怪异，实难理解，理雅各在译本前言及译文注释中不止一次提到文本理解的困难，因而他在注释中试图联系其他宗教进行阐释。《齐物论》中的庄周化蝶，理雅各解释为佛教中的人生如梦般的幻想（Legge，1891：197），《养生主》中最后一句“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理雅各认为“薪”代表身体，“火”代表灵魂，人虽死亡，但灵魂可以永传（同上，202）。而恰恰是这些较难以释意的概念构成了庄子哲学的精髓，这些思想中蕴含了庄子齐物、逍遥、无为的哲理思辨，理雅各注释中的解析及译文中的解释项从西学价值观念出发进行互释，铭写、重构了另类的庄子形象。

3.修辞的铭写

《庄子》一书洋洋洒洒，七万余言，字字珠玑，其芒忽恣纵，深宏而肆的浩瀚文笔与天马行空，极具匠心的泓邃思想吸引着历代文史哲人的阐释辨读。文本采用卮言、重言、寓言三种言说方式，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庄文中不仅有诗歌、韵文，更有顶真、排比、对偶等多种修辞方式，理雅各在翻译中常借修辞传递原文感情基调与内涵旨趣，呈现出破旧立新的翻译倾向。

（3）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陈鼓应，2016：235）

Ah！ come， Sang Hu！ ah！ come， Sang Hu！

Your being true youve got again，

While we， as men， still here remain

Ohone！（Legge， 1981：267）

該段为诗歌形式，理雅各的译文将原文变为三行，采取了较为自由的英文诗歌形式译出，原文的感叹助词“嗟来”替换为“ah”，与英美读者认知习惯趋向一致，并且在译文的后两句押尾韵“again”“remain”，附以“ohone”这一苏格兰情调的感叹传递原文的感情基调。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有名的《相和歌》中并没有悲凉、叹息的悲伤情感，相反，它表达的是忘却生死的洒脱与飘逸，理雅各以忧伤笔触翻译，并在形式上尽量符合目标语读者熟悉的诗歌体验，在解构原文内涵的同时，在目标语读文化读者群体间重构了悲伤哀怨的《庄子》形象。

（4）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陈鼓应，2016：235）

Non-action （makes its exemplifier） the lord of all fame; non-action （serves him as） the treasury of all plans; non-action （fits him for） the burden of all offices; non-action （makes him） the lord of all wisdom.（Legge，1981：266）

排比是《庄子》中运用较多的修辞手段，句式整齐匀称，音律铿锵，说理条分缕析，节奏感强，给人以密集、紧凑、一气呵成之感。理雅各在英译时每句都以“non-action”起句，形成排比句式，做到了与原文形式上的对等，较好的传递了原文风貌。例（6）这段话原文仅16字，理雅各的译文多达35个词，是原文的两倍，仔细读来，译文中带括号的内容是原文没有的内容，他添加括号中的内容以帮助目标语读者定位原句中缺失的主语，原文的清晰简洁变为了译文中的详细陈说。理雅各的译文打破了原文简单干净的“无为”气韵，为译文读者铭写了易于理解的无为内涵。

综上，翻译过程中原文语境不可避免的丧失，理雅各运用解释项从名物、注释、修辞在目标语文化中重构了新的语境，他的译文是他那个时代对《庄子》文本铭写的一种阐释。他运用译入语读者熟稔于心的解释项铭写了易读、易懂、易解的庄子，使得西方读者逐渐知悉来自中国古代的《庄子》思想。

四.结语

理雅各着手翻译《庄子》时英语世界尚无译本出现，历时八年完成初稿后，英语世界出现了巴尔福和翟里斯的译本，他借鉴中外已有研究成果，力求全面详尽透彻解析《庄子》，其译本成为后继译者和相关学者研究《庄子》不可忽视的经典。必须注意的是理雅各的译本表面看似字字句句忠实，但借助韦努蒂的阐释型模式视角，其译本不是再现原文的内涵旨趣，而是在运用解释项铭写原文。名物上，他以基督场景替代《庄子》文本中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注释上，他从译词和文本阐释出发，借西方价值观念释庄子逍遥无为的思想内涵;修辞上，他改变原文语言形式和修辞手段，尽力符合译入语文化读者认知状态。至此，理雅各的译本从名物、注释、诗学三个层面消解了《庄子》独有的文化意蕴，运用一系列解释项在目标语文化语境中重新铭写、构建了另类的《庄子》形象，使艰深晦涩的庄子思想能够渐为西方读者所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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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闫如玉，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17级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