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信林 杨 羚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蚌埠 233030

引言

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面临现实压力，更遭遇理论困惑，创新驱动已然成为突破困境主要动力，政府研发资助成为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产学研合作，是指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则共同开展创新活动[1-2]。产学研合作研发模式是企业寻求外部技术资源，突破自身资源和能力限制，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3-4]。十九大以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高校和科研机构为支撑、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体系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重要突破口，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公共研发部门产学研合作被纳入国家战略。提高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研发投入是重要影响因素并受政府资助影响，因此在资助差异化前提下分析研发投入对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影响尤为必要。

一、文献回顾

企业愿意开展产学研合作原因之一即可藉此从高校、科研机构获取技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降低学习和交易成本[5-6]。产学研合作对企业自主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7]，促进企业提高市场绩效[8-9]。为此，国内外许多学者探究产学研合作意愿影响因素。Bonaccorsi等认为企业R&D强度影响产学研合作创新，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10]；Adams等认为企业规模和R&D强度是影响产学研合作重要因素，企业规模越大、R&D强度越大，产学研合作意愿越强烈[11]；Veugelers和Cassiman证明企业规模和企业内部R&D能力是建立产学研合作重要影响因素[12]；Torres等发现技术创新相关因素对产学研合作有显著影响[13]。此外，部分学者发现开放型企业和R&D活动多使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更强[14]；创新型企业R&D强度和规模较大、产品或工艺创新性较强，且拥有政府资金支持，产学研合作意愿较强[15]。国内学者大多从企业自身和外部因素研究产学研合作原因。唐孝云等利用问卷调查方法从内、外、双方三方面探究企业产学研合作的影响因素[16]；杨以文等利用长三角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调查问卷实证得出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水平正相关[17]；刘炜指出企业规模和吸收能力对产学研合作意愿起到关键作用[18]。多数学者均认为政府在这一过程发挥重要作用。谢园园等指出企业研发吸收能力、外部政策对产学研合作有显著影响，研发投入能力对产学研合作无直接影响[19]；洪银兴认为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等政府支持是促进产学研重要力量[20]；周海涛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发现政府激励政策会促进企业产学研合作[21]。但部分学者认为政府未有效提高产学研协同创新[22]。

综上，由于研究方法、指标、数据等差异性，研究结论不尽一致，多数学者认为企业研发投入是影响产学研合作意愿重要因素。研发投入是指全部研发资金绝对数或相对数，包括企业自有资金和政府资助资金，未甄别政府资助影响程度。部分学者将政府行为（资金支持或政策环境）纳入产学研合作意愿影响因素，研究政府行为影响程度，但未区分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无法甄别其作用差别。

本文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将政府资助与研发投入分离，作为门槛变量，分析研发投入对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影响效果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第二，将政府资助分为直接资助（财政拨款）与间接资助（税收减免），讨论不同资助方式作为门槛变量，研发投入如何影响产学研合作意愿，使政府财政政策更具针对性。

二、理论与假设

产学研互动是合作双方基于自身条件及风险利益的双向选择，政府资助是解释产学研合的作重要因素。研究显示，政府资助对产学研合作意愿影响体现在四方面[23]：一是政府资助使企业扩大研发资金总量，缓解产学研合作资本约束[24-26]；二是政府资助作为研发储备绩效，购买研发设备，减少冗余成本支出，进而影响产学研合作意愿[27]；三是政府资助作为对企业质量和未来需求信号，获得政府R&D补贴即获得政府认证信号，吸引更多外部认证融资[28]，获得政府资助项目会释放需求“信号”，增加企业未来市场需求，有利于吸引更多研发投资；四是政府资助可协助企业寻求长期合作伙伴，产生信息外溢，构建强强联合网络关系，获取专业人才、专业设施、专业服务等创新资源，引导企业合作研发[23]。

政府资助方式包括直接财政补贴和间接税收减免。按照新会计准则（2007），财政补贴即企业获得政府无偿给予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税收减免即国家针对现实要求，对企业某些特殊情况给予减轻或免除税收义务。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政府资助激励作用并不明显，归因于产学研内部主体缺乏长期深度互动[29]，政府资助额度和方式与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存在偏差[23]，需区分政府资助方式以反映政府资助内在作用机理。政府资助效果大致体现在企业研发决策、行为和绩效三个层面[22]，产学研合作意愿关乎企业研发方式选择，按照不同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绩效产生不同影响类推，不同政府资助方式极有可能对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产生不同影响。就直接资助而言，企业获得政府直接资助有利于减少研发成本支出和扩大企业研发总量，进而影响产学研合作意愿；就间接资助而言，政府税收减免可降低研发边际成本，进而影响产学研合作意愿。

对此，提出假设1：研发投入对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影响程度与政府资助方式有关。

补贴效果受作用路径和资助金额影响。过量补贴额度会引发超额利润、寻租行为、道德风险，有效补贴激励效应需在适度区间，说明补贴额度极有可能影响补贴效果[30]。相较于外部性和风险较大的研发投入，研发性企业更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以获得稳定规模效益。当政府补贴目的在于扶持产业时，企业更愿建立产学研合作，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经济价值[31]。当政府补贴强度过高时，企业会使用部分研发资金与政府建立联系，以获得当地政府自由裁量权下补贴资金[32-33]。

对此，提出假设2：研发投入与产学研合作意愿因政府资助力度呈区间效应。

三、研究方法与样本数据

（一）模型设定

我国2006—2015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相关数据可获取，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开始于2008年7月，2009年正式实施，故2009年后政府间接资助数据衡量指标增加了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考虑到数据可对比性，本文使用2009—2015年我国30个省市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西藏部分数据缺失，故剔除），探求不同资助方式对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影响程度。

政府对产学研补贴额度并非越大越好，不同支持力度下影响效应不同，这些结论会使政府支持在不同“门槛”值上，对产学研协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基于此，本文采用Hansen“门槛”面板回归模型，考查政府支持对产学研影响“门槛特征”。以政府资助两种方式（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作为门槛变量，研究不同资助方式是否对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有“门槛效应”。

模型 1：Iurit=μi+α1Giitrd（Giit≤γ）+ α2Giitrd（Giit＞γ）+θxit+εit

模型 2：Iurit=μi+β1Tcitrd（Giit≤γ）+ β2Tcitrd（Giit＞γ）+θxit+εit

其中，i为公司，t为年份，Iurit（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为被解释变量，Rdit（研发投入）为主要解释变量，Giit、Tcit（政府直接资助水平、政府间接资助水平）为门槛变量，γ为特定门槛值，xit为一组对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研发能力、研发绩效等，θ为相应系数向量。μi为样本个体效应，如企业领导人创新意识、行业研发活力等不可观测因素，εit为随机干扰项。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本文数据来源于我国《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相关统计年鉴，选取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作为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研发投入和政府资助力度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和门槛变量。

从实际情况看，研发投入力度直接影响产学研合作意愿，企业研发资金充备，研发方式选择更多，反之，产学研合作意愿可视作不影响研发投入。企业研发投入根据上一年度销售情况或主营收入按比例预算分配，因此本文在研究上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除政府资助外，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产学研合作意愿与企业内部因素有关，如企业规模、研发强度等。故本文着重考查研发投入对产学研合作意愿的影响。考虑数据可得性，涉及具体变量如下：

产学研合作意愿（Iur）。产学研合作研发是企业与高校、研究院等研发机构合作，共享研发成果，共同完成研发活动过程。本文构造“产学研合作意愿”指标反映企业对产学研合作研发方式偏好程度。产学研研发力度越大，表示企业越偏好产学研合作研发方式。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通过境内研究机构支出与境内高等学校支出之和与主营业务收入比值表示[21]。

政府研发直接资助力度（Gi）。直接资助是政府采用直接拨款形式资助企业研发活动，有利于减少企业研发成本支出和研发总量，进而影响产学研合作意愿。本文以R&D活动中政府资金取对数衡量政府研发直接资助力度。

政府研发间接资助力度（Tc）。间接资助是政府为激励企业研发实行的税收减免政策，可降低企业研发边际成本，进而影响产学研合作意愿。本文以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之和取对数表示[22]。

研发投入（Rd）。不同研发投入使企业研发储备资源不同，研发储备资源影响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本文用科技活动内部支出与科技活动外部支出之和取对数表示。

企业规模（Size）。企业规模差异给企业带来不同研发选择，小企业更具研发活力，大企业拥有更多资源优势[23]。企业规模对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影响可预见。本文以主营业务收入对数值表示。

研发能力（Cap）。可通过企业研发人员衡量研发能力，企业研发人员通常就职于企业内部研发机构，人员越多，研发能力越强。该指标以R&D人员数指标取对数表示。

研发绩效（Product）。企业很大程度根据研发绩效和对未来市场研发预判确定研发方式。本文以使用新产品价值与主营业务收入比值表示。

具体指标、计算方法和统计性描述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文在构建模型中引入较多影响因素指标，为避免变量间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对面板数据计量回归前，首先检验研究所涉及变量多重共线性，再计算各影响因素相关系数矩阵。由经验法则可知，当最大方差膨胀因子VIF=max{VIF1，VIF2，…，VIFn}≤10时，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由表2相关系数矩阵计算可知，变量平均方差膨胀因子（VIF）数值小于10，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因此，回归方程中各解释变量的线性问题较弱，保证计量回归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

表1 样本统计性描述

表2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二）总体门槛效应检验及回归结果

分别验证假设1和假设2，即研发投入对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影响是否与政府资助方式及资助规模有关。参考模型设定，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政府直接资助（gi）对产学研合作意愿有显著双重门槛效应；政府间接资助对产学研合作意愿无显著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见表3。

以政府直接资助为门槛变量开展双门槛效应回归，结果见表4。整体而言，研发投入与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呈显著正向关系，即研发投入越高，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越大，影响效果与政府直接资助额度呈显著区间效应。在低水平政府直接资助情形下（gi＜9.1548），研发投入增加显著促进产学研合作；在中水平政府直接资助情形下（9.1548＜gi＜12.6291），研发投入增加促进产学研合作效果相对低水平资助时略低；在高水平政府直接资助情形下（gi＞12.6291），研发投入增加对企业产学研合作促进作用进一步降低。因此，政府直接资助以财政拨款形式预先支付给企业，企业获得资金后，研发投入随之增加，产学研合作力度加大。当较低政府资金进入，企业利用全部资金与和学研机构合作，以期短期获得收益。随资助资金加大，企业不满足于短期收益，利用大量资金提高研发能力储备投资，包括研发设备更新、研发人员培训等，以获得长远发展，使产学研合作意愿低于低水平资助时。

企业规模显著影响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大企业研发设备与研发资源更多，对自身研发能力较自信；小企业研发设备与研发资源不足，研发过程中面临较大风险，一旦政府资助到位，借助学研机构提高研发效率情况更多，即产学研合作意愿更为强烈。

表3 全样本门槛变量显著性检验和门槛估计

表4 以政府直接资助为门槛变量的全样本回归

研发能力显著影响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研发人员属于企业研发资源，且较多就职于企业内部研发机构，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可侧面反映企业研发能力。企业研发能力较强（研发人员较多）更倾向于内部独立研发，使其产学研合作意愿并不强烈。

研发绩效与产学研合作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企业拥有较多新产品时产学研合作意愿较低，归因于企业拥有一定研发规模和研发能力，拥有专门研发团队，相比产学研合作研发，更倾向于利用自身研发优势内部研发。

（三）空间异质性视角下门槛效应检验及回归结果

由于地理位置差异，我国东、中、西部工业化进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处于工业化进程后期，经济较为发达，第二产业比重缓慢下降，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中部和西部地区仍处在第二产业迅速增长阶段，第三产业发展较慢，对中西部地区而言，第二产业仍是地区主导产业。主导产业不同对工业企业产学研合作产生不同影响，为比较东、中、西部企业产学研合作影响因素差异性特征，将样本分为三个部分再次检验，结果见表5。

表5 空间异质性视角下的门槛效应显著性检验

结果表明，东、中、西部企业产学研合作影响因素差异明显。东部地区企业研发能力与产学研合作意愿因政府间接资助力度呈显著区间效应，但不受政府直接资助影响；中部地区受政府资助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因政府直接资助力度呈显著区间效应，但不受政府间接资助影响。可见，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企业研发活动不缺乏资金，政府直接资助影响效果不大，但政府间接资助——税收减免作为营利性企业事后激励措施，激发拥有良好研发能力企业进一步拓宽研发方式，即加大产学研合作意愿。中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工业为主导产业，企业研发同时缺乏资金、人才、技术支持，因此政府资金支持无法显著作用于企业研发能力和产学研合作水平。西部地区经济较落后，研发能力远落后于中部和东部，且由于地域原因，高校和科研机构相对较少，企业自身研发能力较低，产学研合作水平低，政府间接资助措施作用有限，直接资助会显著提高企业研发能力，进而提升产学研合作意愿。

在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表6 空间异质性视角下的门槛回归结果

结果表明，在考虑政府资助情况下，东西部地区研发投入和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正相关。低水平资助下，东西部地区研发投入促进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更为明显，随着资助水平提高，作用依然显著，但促进效果下降。同时，企业规模显著抑制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这和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一致，即大企业更倾向于自主研发，小企业更倾向于寻求外部研发。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基于不同政府资助方式，利用2009—2015年工业企业相关数据，建立门槛面板模型，研究研发投入与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得出以下结论：

从政府资助方式看，研发投入与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正相关，且受政府直接资助力度呈显著区间效应，不受政府间接资助力度呈区间效应。低水平政府直接资助下，研发投入加大显著促进企业产学研合作；高水平政府直接资助下，研发投入加大对企业产学研合作促进力度降低。

从不同地区看，东部地区企业研发能力与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受政府间接资助力度呈显著区间效应，不受政府直接资助影响；中部地区企业研发能力与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受政府资助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企业研发能力与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受政府直接资助力度呈显著区间效应，不受政府间接资助影响。

从其他控制变量看，企业规模显著抑制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即大企业更倾向于自主研发，小企业更倾向于寻求外部研发。企业研发能力、研发绩效对产学研合作意愿影响因地而异。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提高政府直接资助力度，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导企业积极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产学研合作是企业突破自身资源和能力限制、统筹内外部创新资源重要渠道。由于资金不足等外部影响，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往往较低。研究发现，研发投入与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正相关，利用政府职能加强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弥补企业自身研发短板，促进企业创新动力和效率显著提升尤为必要。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直接资助力度在引导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时存在门槛，当力度高于门槛时，需掌控资助力度，合理利用财政手段，平衡企业内部研发和产学研合作研发，有效提升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

其次，高效提升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需根据企业所处地区实行差别研发补助政策。东部地区政府间接资助更为有效，西部地区政府直接资助更为有效，且均存在门槛效应，需根据地区选择政策方案。

最后，提高产学研合作绩效。我国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不高归因于我国产学研合作绩效不高，学研机构理论研究居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大力推行产学研合作旨在促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必须着力提高产学研合作绩效，使企业自发开展产学研合作，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