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强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借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鲜明指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他围绕怎样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从改革制度着手”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在这篇纲领性文献中，他剖析了我国政治建设中存在的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断：“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怎样才能避免和防止重犯历史错误？邓小平明确表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这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坚持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

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这说明，制度建设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以坚持社会主义为方向、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具体地提出了检验“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的三条标准：“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中，他明确了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从全局高度提出了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明确表达社会主义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

在各方面逐步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在制度设计和建设过程中，邓小平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依据我国国情和时代条件赋予了社会主义制度新的内涵，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比如，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方面，强调“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强调人民代表大会“最符合中国的实际”;在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方面，告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在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方面，申明“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在坚持和完善中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方面，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确定为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准则;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邓小平强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同时，他还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1992年1月，他在南方谈话中再次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摘编自2019年12月16日《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高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