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楠?梁慧娟?李欣芳

重大疫情的防控旨在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其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有其客观规律，传染源、传播途径及易感人群三个环节缺一不可，若切断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即可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从理论上讲，重大疫情完全是可防可控的。从2003年SARS疫情和2019年底以来在全球多个国家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来看，重大疫情发生和发展，虽有人类对新发传染病认识不足等客观原因，但更主要是由管理体系和管理机制不完善导致的。

危机就是转机，重大疫情是考验更是机遇。与2003年SARS疫情所处的时期相比，当前我国的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2009年启动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带来包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在内的整个卫生体系的深刻变革;党的十八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特别是在今年2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就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出新要求、作出新部署，为进一步推进卫生事业改革、完善管理体系机制提供了重要遵循。

根据美国危机管理学家斯蒂文·芬克提出的“社会危机生命周期”理论，重大疫情可分为潜伏期、暴发期、善后期和解决期，其防控机制也相应地可分为：1.潜伏期的预警机制。识别重大疫情发生的影响因素，监测和评估重大疫情发生的风险并发出预警。2.暴发期的响应机制。重大疫情发生时做出迅速反应，及时、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控制、阻止疫情的进一步演化和发展。3.善后期的补救机制。疫情后的恢复重建、救助补偿、心理抚慰、调查反思、追责问责。4.解决期的检验机制。反思、总结和检验重大疫情防控的经验，将有效的措施制度化，优化重大疫情防控体系。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为重大疫情防控和应急管理体系提供了实践检验的机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抗疫重要，但疫情过后的反思与变革更加重要。为此，我们应该紧紧抓住新冠肺炎疫情这个契机，深入探讨如何建立重大疫情潜伏期、暴发期、善后期和解决期的相应防控机制，扎实解决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存在的问题，以更加完善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更加健全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更加强大的疫情防控和应急管理能力，从容面对和有效防控各级各类疫情的冲击。

落实预防为主方针，完善潜伏期的预警机制

第一，建立和完善重大疫情风险因素识别与评估机制。加强对重大疫情风险因素的研究，识别主要的风险因素并进行监测和评估。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以及研究成果政策转化机制，根据研究证据完善传染病监测系统的功能，提高预警精度和速度。第二，建立和完善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风险沟通是培养公众理性，降低公众风险恐惧感，提高行动一致性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渠道。及时、充分、客观地向公众公布疫情风险情况，避免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和抵触情绪。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组织机构间的沟通机制，在疫情防控的技术准备和资源管理方面达成共识，解决职责权限的争端，提高风险应对的反应速度。建立疫情防控相关组织机构与媒体的沟通机制，借助媒体的力量进行信息发布、情绪疏导、安抚恐慌、消除不良影响。第三，建立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咨询机制。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充分发挥各领域专家人才在公共危机风险管理过程中的决策咨询作用。第四，建立和完善大数据以及现代科技手段的开发使用机制。如利用手机的位置信息监测传染源的空间分布、人群流动信息等，提高疫情预警的精准度。

提高指挥协调效率，完善暴发期的响应机制

第一，建立和完善中央与地方互动的决策机制。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向地方政府下放决策权。各地可根据国家对重大疫情防控的要求，结合本地区特点，组织相应专家团队对疫情进行全面、科学评估，根据本地区疫情状况确定应急响应级别，制定精准、科学、合理的防控措施。提高重大疫情防控效果，稳定社会情绪，保障经济活动运行。第二，建立和完善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的应急决策机制。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发布的对全球多个国家卫生应急体系及其反应情况评估报告中指出，多部门、多学科构成的专家委员会在制定规划、监督实施、协调应急行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重大疫情暴发期具有时间压力、资源约束、不确定性等特点，其防控策略的制定需要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公共政策、经济管理等多学科专家通力合作，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才能保证疫情防控工作精准发力、迅速起效。第三，建立和完善区域间、部门间的联防联控机制。根据重大疫情的特点及需要，确定联防联控机制的主导部门，合理确定参与联防联控的地区、部门、人员等，明确有关部门和人员职责分工，建立沟通协作机制，防止政出多门、职责不清、推诿扯皮等现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完善善后期的补救机制

第一，建立和完善重大疫情風险治理的追责问责机制。追究风险原因、惩处肇事者是社会大众在风险发生时的情感诉求。更重要的是，通过追责问责能够发现制度漏洞并进行完善。第二，建立和完善重大疫情发生后的补偿机制。明确补偿主体、补偿范围、补偿渠道，对疫情期间遭受损失的组织、机构和个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和救助。通过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化补偿机制，最大限度降低危机带来的损失，提高整个社会抵御风险的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持社会稳定有序。第三，建立和完善重大疫情恢复重建机制。主要包括工程性恢复重建与制度性恢复重建两个方面，恢复重建的目的是建立更具风险抵抗力的社会。短期恢复的任务在于满足危机受众的紧急需求，使其在重大疫情过后，由应急状态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而长期恢复主要是制度性恢复，以此为契机改善脆弱性，提升抗风险的能力。第四，建立和完善社会心理抚慰机制。重大疫情的心理影响波及范围广泛，不仅是事件的受害者，普通民众也会受到危机信息传播以及应急管理政策的影响，产生创伤后心理反应。增加对长期心理援助的投入，建立长效心理援助机制，积极预防、及时控制和缓解重大疫情的心理社会影响，消除社会公众恐惧心理，恢复公众的信心，对于提高重大疫情后恢复和重建的效率和效果都有积极作用。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完善解决期的检验机制

第一，坚持“大卫生”“大健康”的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将重大疫情防控工作放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卫生部门与其他社会部门共同协作的视角来审视，建立和完善重大疫情解决期的检验机制，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第二，建立和完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建立由卫生和疾控部门牵头，多部门协同的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应急预警能力，将防控重点关口前移，有效预防重大疫情的发生。成立重大公共卫生安全应急高级专家委员会，加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研究。第三，建立和完善不同类型卫生机构在重大疫情防控过程中的融合协同机制。形成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单位与医院间信息、资源共享的联动机制，理顺新发传染病上报、确诊和发布的流程。加强学术交流和跨学科的科研合作机制，建立系统的整合的科研联合攻关体系，提高重大疫情科研攻关能力。第四，建立和完善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在重大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分工协作机制。尤其需要加强基层卫生机构的作用，发挥其在疾病预防、健康监测、健康教育等方面的先天优势，使其真正发挥“网底”的作用。第五，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实用型人才培养机制。加强用人单位和人才培养单位的沟通，畅通社会需求信息的反馈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数量充足、业务过硬的公共卫生实用型人才。优化公共卫生专业人才队伍的使用机制，提高公共卫生职业相关人群的待遇和地位，改善公共卫生专业人才队伍的整体水平。第六，建立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依法监管机制。严格执行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工作，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依法严厉打击抗拒疫情防控、暴力伤医、制假售假、造谣传谣等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健全监督机制，促进公众和媒体的参与和监督。不断完善重大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利益。

在党和政府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举国抗疫，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顯著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疫情总会过去，但疫情防控工作不会结束，要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机制，有效提升卫生应急管理能力，有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扎实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作者单位：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自治区卫生政策研究所）

责任编辑：李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