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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类图书策划与出版浅议

2020-04-10吴继平

新华月报 2020年6期
关键词:学术类类图书丛书

吴继平

与主题出版图书、市场类图书等图书的策划与出版相比,学术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在各类图书策划与出版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并且学术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是其他各类图书策划与出版的源头活水,本文就学术类图书策划与出版的意义以及如何进行学术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结合多年的编辑工作实践,粗浅谈谈如何做好学术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工作。

一、学术类图书策划与出版的重要意义

很多人即使在出版界工作的许多编辑都有一种认识误区,即认为学术类图书不需要策划,书稿由全国各高校及研究院所专家、学者所写的学术专著自行交给出版社就行,还需要编辑去主动策划吗?殊不知,学术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非常能体现一个编辑的学识水平和策划能力,学术类图书题材范围较广,既包含自然科学类学术图书,也包含社会科学类学术图书,因此,学术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是其他各类图书策划与出版的源头活水。

学术类图书如前所述因其题材范围的广泛性,做好学术类图书的前期策划论证工作以及后期相关题材的再加工,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意即有了这些丰富的原材料和素材,就可以加工、生产出主题出版图书、市场类图书、励志类图书以及其他各类图书等多种图书副产品,因此,做好学术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能较好带动其他各类图书的顺利策划与出版。

二、学术类图书可以策划、打造成學术类主题出版图书

学术类图书也有策划,策划好了,还可以打造成学术类主题出版图书。《1949年到1976年的中国》这套丛书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

2008年,笔者刚进人民社的第二年,因为专业为党史所学的缘故,对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凯歌行进的时期》《曲折发展的岁月》《大动乱的年代》这套丛书记忆犹新。这套学术丛书因其档案资料丰富、撰写质量较高,在国内党史学术界引用率相当高,加之,这套丛书出版多年,实有修订再版的价值和意义。笔者联系到国防大学当时还健在的两本书的老专家林蕴晖和丛进老先生,得知他们都愿意将这套他们毕生精力写出的图书最终交由人民社再行出版,笔者异常兴奋,当时认为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在即,何不将这套厚重的学术丛书打造成次年的学术类主题出版图书,经请示社领导,将该丛书进行修订并送审,获得通过,其间,图书经过再次仔细编校,对书稿内容错漏之处进行修订核实,同时,根据图书章节内容,适当增加了珍贵的历史图片,以再现历史现场感,丛书命名为《1949年到1976年的中国》,这套丛书出版后影响很大,成为常销书。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一书是另一个学术类图书策划成为学术类主题出版图书的好例子。李玉贞老师是笔者认识多年的中国社科院的老专家、老朋友,因其大学所学专业为俄文专业,后经过多年近代史学术研究,成为社科院近代史资深研究员。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李老师经常去俄罗斯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其间收集了较多国民党和共产国际关系方面的大量第一手珍贵档案资料,尽管此前国内也有研究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图书面世,但由于缺乏权威档案资料,研究均不深入。得知此事后,笔者立即找到李玉贞老师,和她沟通后,她爽快答应了,表示可以出版这样一部厚重学术图书,并取名为“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写作中要求目录简单清晰,着重写史,配之以精彩档案图片,阐明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来龙去脉,次年又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这真是恰逢其时。此书还可以做成2011年学术类主题出版图书,经过一年的编校送审,2011年该书成功上市,销售较为理想,该书还成功入选2011年“中国好书”。

三、学术类图书可以策划、打造成学术类市场图书

一部普通的学术图书,如何策划、打造成一部成功的市场类图书,获得热卖,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延安大学的谭虎娃教授一直是笔者多年的重要作者和好朋友,说来话长,他是笔者硕士时的一位师弟的博士同学,他也尊称笔者为师兄,笔者虽年长他一岁,也尊称他为老兄。笔者进社以来,他就在人民社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这得益于他多年在学术方面的辛勤耕耘和刻苦研究,即使是在平时繁忙的教学中,谭虎娃教授勤学不止,深入开展党在延安十三年史的研究。这些学术著作多次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不同等次奖项,同时,凭借多年的优秀教学研究成果,他还是国家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基于这种情况,笔者建议他可以尝试将多年学术研究著作转化为市场热销图书,做一个图书撰写形式和风格的转型和提升,开始他说可以尝试下,对此笔者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作者利用在延安工作的便利,在延安档案馆收集到党中央领导人在延安的珍贵历史照片,经过一年的刻苦写作,他将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重大历史分为若干章节予以简明、生动的讲述,尽管此前也有类似图书出版,但与他的图书相比毕竟还有些差距,无论是史实性、资料的丰富性,还是生动性等方面,书稿都有上乘表现,书稿交给出版社后,取名为“历史的转折——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果不出所料,该书出版后,共加印5次,销量达到1.5万册,在如今纸质类图书销售急剧萎缩的背景下,还取得如此高的销量,难以置信。截至目前,该书还在热销中,并且该书还获得陕西省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可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这样该书完成了由一本普通学术著作向市场类图书的华丽转身。

《这里是延安——中国共产党对外如何讲好革命故事?》一书背后更有一段传奇的出版故事。早在2017年,笔者受邀到西北大学参加由该校组织的纪念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笔者无意中看到一篇参会论文,题目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与启示”,论文题目初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仔细琢磨后,这篇论文似乎可以策划成一部图书,联想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对外宣传好中国,讲好中国故事,受此启发,笔者以为这不正好是一个好素材吗?研讨会上,论文作者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王纪刚老师因为其他原因未能到现场参加会议,回京后,笔者通过研讨会提供的通讯录联系上作者,经过沟通交流,得知王纪刚老师原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后被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作为人才引进调入学院,在学院曾长期负责延安时期党对外宣传历史的研究和布展工作,因工作便利,作者收集了大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对外宣传的历史文献资料,经过长期研究,作者著有《第三只眼睛看延安》《延安大学校》《延安风尚》《延安:1938》《中外记者团在延安》等丰富的前期成果。得知该情况后,笔者建议作者撰写一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精彩讲述革命故事的图书,没想到,王纪刚老师欣然同意,经过反复磋商,将书名最终定为“这里是延安——中国共产党对外如何讲述革命故事?”,拟定选题和申报资料后,选题顺利在社里通过立项。更让笔者没有想到的是,王老师竟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撰写完毕,而且写得非常好,有血有肉,感人生动,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革命故事的伟大历史实践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书中,延安时期党的对外宣传机构宣传革命、访问延安的国外知名记者见闻以及党中央、毛主席对外亲自讲述革命经历的历史场景,令人震撼,读后久久难以忘怀。书稿经过编校和送审,2019年年初顺利出版。图书出版后,反响很大,中宣部领导看到该书后,对此评价较高,主张出版界多策划类似图书,图书初印80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这是笔者当初策划该书时没有想到的。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笔者和作者积极深耕,将其打造成一本颇具销量的市场类图书,笔者充分利用人民社读书会平台,邀请作者制作了8集短篇微视频,扩大该书的受众范围和读者群,同时,建议作者和其他学者撰写本书体会和书评,经过一番努力,该书销售直线上升,目前销售1.5万册,2019年在西安举办的第29届图书博览会上,人民社重点推介该书,获得了较大的反响。

以上所述是笔者多年来从事编辑工作中对如何做好学术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的一点体会和粗浅看法,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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