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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淳《启蒙初诵》用韵看南宋漳州启蒙教育中的教学语言

2020-04-10吴文文

现代语文 2020年1期
关键词:教学语言

摘  要:由陈淳《启蒙初诵》及其诗歌用韵可以看出,陈淳时期的南宋漳州方言和今天的漳州方言在语音特点上仍然有很多相同之处,如东、阳韵相押,支、鱼韵通押等。因此,陈淳撰写的《启蒙初诵》,是一本适于用当时漳州方言诵读的地方教材,陈淳与他的启蒙老师所使用的教学语言是当时漳州的本地方言,而非南宋时期的通语。

关键词:陈淳;《启蒙初诵》;童蒙读物;教学语言

《宋史·选举志一》曾描述宋代的教育情形是“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1]。其中,书院和蒙学在南宋的学校教育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承担着重要功能。正如有研究者所分析的那样:“以文治国的国策促使社会上普遍重视教育,南宋官学有所发展,私学更为繁盛,文化下移使得教育对象扩大,满足了中下层平民子弟的文化教育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促进南宋一朝的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在科举考试的刺激下,南宋的官学、书院、私塾、村学都得到了发展。官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书院和蒙学逐渐成为教育的主力。南宋私塾、村学等学校遍及全国各地,在启蒙教育的普及程度上也达到空前。”[2](P17)在南宋蒙学教育中,涌现出了一批颇具特色的蒙学教材,其中,陈淳的《启蒙初诵》颇为引人注目。

一、《启蒙初诵》的编撰原则

总的来看,南宋时期的蒙学教材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南宋学者黄震《黄氏日钞》卷四十六云:“往岁尝过村学堂,见为之师者授村童,书名《小杂字》,句必四字,皆器物名,而字多隐僻,义理无关,余窃鄙之。然本其所由作,特以识器物之名,于世尚为有用。”[3]有研究者指出,南宋时期的私塾教育中,“虽然蒙学教材的种类多样,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蒙师也会根据所处的环境和条件选择教授相应的教材与内容”[2](P18)。

从来源来看,南宋时期的蒙学教材大体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以前的传统教材,其中,南朝梁周兴嗣的《千字文》使用广泛,影响深远;此外,还有四言成句、易诵易记的《百家姓》等。另一部分是与时俱进、由当代人撰写的新教材,如朱熹著《小學》6卷、《童蒙须知》1卷、《训蒙绝句》(《朱子训蒙诗百首》)1卷;吕本中著《童蒙训》3卷;吕祖谦著《少仪外传》2卷;真德秀著《对偶启蒙》5卷、《音律启蒙》5卷等。值得关注的是,此期出现了很多以传授理学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为主要内容的童蒙教材。欧阳光认为,这一现象和南宋理学的确立并日益推广盛行有着直接的关系[4]。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著名理学家陈淳也编撰有宣扬理学思想、传播儒家经典的童蒙读物《启蒙初诵》和《训童雅言》。陈淳(1159—1223),字安卿,漳州龙溪北溪人,世人称为北溪先生。在朱熹的众多门徒中,他的学术地位是相当高的,被誉为是朱熹四大弟子之一。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六在谈到自己编写童蒙教材的初衷时说:

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又以其初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曰《启蒙初诵》,凡一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5]

在南宋时期,私塾先生自编教材的现象并不少见,教学方式也灵活多样。“他们在教学过程中也起一定的主导作用,可以自主选择教育内容、教学形式,除课堂教学外,还注重师生间的互动、切磋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教育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6](P44)如上所述,虽然在陈淳所处的南宋之前,已经产生了一些童蒙类教材,但陈淳认为,这些已有的教材,“但其详见于遗经者多,或字艰而文涩,非幼习之便”(《北溪大全集》卷十六)[5];他还考虑到学龄前儿童“未能长语也”,遂“以三字先之”。

同时,陈淳在编撰这两部教材时,无论是文字的选择,还是声律的用韵,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从编写教材的初衷可以看出,他主要是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文字字形相对简单;二是诵读起来流利畅达。可以说,陈淳童蒙教材的编写原则、编撰体例及语言形式等确实是达到了一定成效,并且对此后一些蒙学读物的编写产生了很大影响。

邱汉生在《陈淳的理学思想》一文中指出:“《启蒙初诵》三言有韵,形式、内容都像《三字经》……当为后来的《三字经》所祖述。”[7]美籍华人学者刘子健在《比〈三字经〉更早的南宋启蒙书》一文中认为,“《三字经》这样的书,是不会突然出现的”,“《启蒙初诵》是早出的尝试,而《三字经》是成熟的结晶”[8](P303)。陈荣捷也认为,“《启蒙初诵》确在《三字经》之先,故谓前者是后者之前驱,亦未尝不可”[9](P672)。李良品更是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陈淳的《启蒙初诵》上承《礼记》,下启《三字经》,是《三字经》的直接源头。陈氏之作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语言形式都直接地影响《三字经》。”[10](P157)

二、《启蒙初诵》的用韵分析

如研究者所说,《启蒙初诵》为《三字经》的“前驱”或“直接源头”,那么,我们颇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启蒙初诵》为什么没能像《三字经》那样广为流传、影响深远?这也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与讨论,因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对目前幼学读物的编撰、设计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很多学者注意到了《启蒙初诵》在内容上存在片面宣扬理学伦理道德的局限,不够生动形象,缺乏故事性、趣味性,我们不再赘述。这里仅从语言形式上对此加以探讨。

我们颇感兴趣的另一个话题是:陈淳教儿子读书时,用的是南宋时期的通语,还是当时的闽南方言?这一话题和上一话题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两个问题都可以从《启蒙初诵》所反映的语言形式、用韵特点窥知一二。

《启蒙初诵》的用韵体例是三字一句,每章中每两句的最后一个字押韵。每章结束后,有的换韵,有的不换韵,不拘定格。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韵脚字作为材料,考察它所反映的语音特征,并由此推测陈淳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时的教学语言究竟是当时的通语还是闽南方言。

《启蒙初诵》全文如下:

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

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心同然。

性相近,道不远;君子儒,必自反。

学为己,明人伦;君臣义,父子亲。

夫妇别,男女正;长幼序,朋友信。

曰孜孜,敏以求;愤忘食,乐忘忧。

讷于言,敏于行;言忠信,行笃敬。

思毋邪,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入则孝,出则第;敬无失,恭有礼。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色容庄。

口容止,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

正衣冠,尊瞻视;坐毋箕,立毋跛。

恶旨酒,好善言;食无饱,居无安。

进以礼,退以义;不声色,不货利。

信道篤,执德弘,见不善,如探汤。

不迁怒,不贰过;毋意必,毋固我。

道积躬,德润身;敬日跻,新又新。

祖尧舜,宪文武;如周公,学孔子。

礼三百,仪三千;温而厉,恭而安。

存其心,尽其性;终始一,睿作圣。

在这段引文中,凡是用着重号或下划线标出的韵脚,都是不合官韵的。可以看出,在《启蒙初诵》中,东韵字“恭”、“弘”分别与阳韵字“庄”、“汤”相押;鱼韵字“武”亦与支韵字“子”相押。显然,这些都不符合宋代通语的押韵规范。不过,从现在闽南语漳州话来看的话,东韵字和阳韵字相押是很普遍的语音现象,“武”和“子”也依旧可以押韵。

我们不妨再对陈淳诗歌创作的用韵情况进行一下考察。众所周知,宋代科举考试对诗赋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必须按照官韵作诗写赋。因此,这一要求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在童蒙教材的编撰中。作为一个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陈淳对这一要求应是了然于胸,十分清楚的。我们发现,和《启蒙初诵》一样,在陈淳所作的近体诗和古体诗中,却出现了很多不合官韵的现象,比如东、阳韵通押,支、鱼韵通押等。刘晓南先生曾指出:

南宋漳州龙溪人陈淳(1159—1223)诗中东阳通押有6例之多,涉及大量韵字,这就绝对不是偶然的了:

1)七绝《送廖子晦倅潮还别》之四“疆穷鸿”

2)七绝《送廖子晦倅潮还别》之二“邦风蒙”

3)五古《自讼》“狂穷躬通曚”

4)七古《遭族人横逆》“融霜攻强将章狼枪傍伤胸恭量刚穷”

5)七古《上赵寺丞》“房漳遑宫工洪阳峰溶通防央朦旁堂章望翁皇扬光刚庸纲珑乡洋顒朦从墙常风良芳忠骧庠霜铓躬昂墉碧功融藏彰同亡荒印详钟曦郎供行裳东王萝封容茫隆终宗要羊穷踪丰将忘煌恭颂蒙跄重雍梁缝筋黄梁庄徉浓相康攘逢中惶尝涝璋肠跳崇充衷凶公邦酿唐胸长羌捆桑降彤强冲羌棕方昌减冈疆狂量张聋”

6)五古《榘子名字义》第6韵段“动动往”[11](P160)

在上段引文中,阳韵字下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以与东韵字相区别。刘晓南对南宋时期闽南地区诗人的用韵情况进行了穷尽式考察,他指出,除陈淳以外,当时其他闽南诗人用韵均不见此种韵例,这可能是其他诗人谨守官定诗韵的缘故。福建词人这类用韵情况只有1例,出于泉州人蒲寿宬之手,他亦属于闽南人[11](P160)。由此看来,陈淳语言中的押韵情况确实与官韵有所不同。这极有可能是由于陈淳本人尚未很好地掌握通语,至少也反映出他无法严格区分当时闽南方言与通语在一些用韵上的细微差异。这或许也是陈淳身为朱熹高足,虽然满腹经纶,却始终未能中举的关键所在。

至此,我们可以给出上面两个问题的答案了。

笔者认为,在陈淳看来,《启蒙初诵》只是用来向儿童灌输理学伦理道德观念的,只要能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不拘语言形式,于是便采用幼童更容易接受的方言来编写。因此,这一教材需用闽南方言诵读才能押韵合辙、琅琅上口。在某种程度上说,陈淳的《启蒙初诵》是一本用宋代闽南方言编写的童蒙教材,这成为它在闽南地区以外传播的最大障碍。因此,《启蒙初诵》的流传就不如《三字经》那样广泛。

笔者还认为,陈淳教儿子或弟子读书时,用的应是当时的闽南方言。如前所述,陈淳在使用通语的能力上存在一定的局限,不如方言那样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因此,他采用当时的闽南方言教学自在情理之中。时至今日,在个别的边远农村地区,一些未经过专业普通话训练的“赤脚老师”在教学生时,仍然是用方言来进行的。

由此可以推测,南宋漳州人陈淳、泉州人蒲寿宬在作诗填词时不守官韵,显然是受到了方言母语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他们在童蒙阶段未能系统地接受通语的训练所致,其中的原因,就包括使用的是以本地方言编撰的教材、私塾老师用本地方言教学生。

三、“文言”教育中的教学语言

结合本文的研究课题,笔者访问了漳州市长泰县叶瑞甫老先生。我们对叶老先生的诗文吟诵进行了录音,录音的主要内容是启蒙教育中的常用教材《三字经》《千家诗》,此外,还有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之后,将这些资料请闽南诗词吟诵专家、闽南师范大学施榆生副教授分析。在仔细听完诗词吟诵录音后,施榆生认为叶老先生吟诵时采用的是同安音。据叶老先生亲述,他的诗词吟诵的启蒙老师,是一位很有学问的清末王姓秀才,而王秀才正是同安籍。这个事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在诗文吟诵的教学过程中,解放前后的那一代教师通常是采用他们的本地方言作为教学语言的。以今拟古,宋代闽南地区的诗文教育采用的也应是闽南语。一方面,从学习者角度来看,方言比通语更易于接受和领会;另一方面,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宋代还未大规模开展类似于现在“推广普通话”这样的活动,启蒙老师也大多不具备用通语开展教学的能力。且不说近一千年以前的宋代,就是笔者幼时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仍然有不少小学教师是采用方言作为教学语言的。

中国古代的启蒙教育,长期以来是一种以“文言”为教材的教育。而这种“文言”,就其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来说,或许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认识会更加客观。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旁观者清”吧。笔者最近经常翻阅19世纪英国传教士杜嘉德(Rev.Carstairs Douglas)的《厦英大辞典》(即《厦门白话汉英字典》),在其序言中对“文言”有如下论述,值得我们参考:

所谓的中国“文言”的确是在全国范围内相一致;但与其说它是一种语言,不如说是一种符号;因为这种通行的文言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大声朗读时是发不同的音的,所以,虽然写下来它是同样的,一旦被读出来,它就分成了几种不同的语言。并且,这种文言虽然可以拿着书大声朗读,但却不会在任何地方以任何一种语音形式用于谈话。那些有学问的读书人也从不在日常口语交流中应用这种书面语言,即使是在他们之间的谈论中也是如此。事实上,它和中国为数众多的方言口语之间的关系,正如同拉丁语和欧洲西南部语言之间的关系。[12]

在来中国传教之前,杜嘉德受过较为正规的语言学训练。他在19世纪的厦门生活了很多年,为了传教,杜嘉德深入接觸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对闽南方言进行调查、研究,最终编成第一部大型厦门腔白话汉英辞典——《厦英大辞典》。杜嘉德对中国“文言”特点的论述,是十分接近当时事实且具有启发性的,也可以为本文所探讨问题的内在原因提供答案。

四、结语

由童蒙教材《启蒙初诵》的编撰实际,并参照陈淳诗歌的用韵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陈淳撰写的《启蒙初诵》,是用漳州方言来诵读的,是一本地方教材。“在古代因同宗同缘,家族聚居的情形普遍存在,南宋亦然。对于有经济实力的家族来说,对其家族子弟的教育问题很是重视。因此在自己家族中的宗祠或另辟屋舍,聘请当地有名望之人做老师以教授宗族子弟,家塾之设兴盛,如南宋著名的吕氏家塾。只是这种家塾是一个宗族组织创办的,所以具有家族性。”[2](P18)陈淳编写《启蒙初诵》这一童蒙读物的初衷是为了教育他的儿子,至多也只是为了推广于其家族、家乡。因此,这一教材的编写并没有放眼全国,主要是为周边闽南方言区的家塾蒙学所用。此外,我们可以由上述用韵特点推断,陈淳以及当地的启蒙教师所采用的教学语言,都是当时漳州本地的方言。南宋诗人陆游到蜀地时,曾经过荆南百里洲,看到这样的情形:“亦有村夫子聚徒教授,群童见船过,皆挟书出观,亦有诵书不辍者。”(《入蜀记》卷五)[13]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私塾这一基层教学中,方式是比较自由的,学生则以方言诵读为主。

第二,在语音特点上,今天的漳州方言和陈淳所处南宋时期的漳州方言仍然有很多相同之处。如:上文曾指出的东、阳韵相押,支、鱼韵通押现象。无独有偶,上溯至唐代,漳州陈元光诗集《龙湖集》中亦有一些支—鱼通押的例子[14]。支、鱼两部相押,是唐宋以来闽南语的一个相对独特的音韵现象,这个特点一直延续到今天。北方地区原来也存在这一现象,但宋代以后逐渐消失。刘晓南指出:“(北京语音)支—鱼通押,唐五代7例,宋代5例,金代不见,呈递减之势。唐代多见于北方的这一方音特点,宋以后在北方地区逐渐消失,而成为南方吴、闽、赣等方言的普遍现象,这种转变的机制值得深入探讨。”[15]确实如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将是我们下一步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元]脱脱.宋史[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2]吴昌磊.教育活动史视域下南宋蒙学教育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3][宋]黄震.黄氏日钞[M].元至元刻本.

[4]欧阳光.也谈《三字经》的成书年代[J].文史知识, 1996,(2).

[5][宋]陈淳.北溪大全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张建东.一个被忽略的教育群体——宋代民间士人的教育活动[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3).

[7]邱汉生.陈淳的理学思想[A].中国哲学编辑部.中国哲学(第三辑)[C].北京:三联书店,1980.

[8]刘子健.比《三字经》更早的南宋启蒙书[A].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C].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9]陈荣捷.朱子新探索[M].台北:学生书局,1988.

[10]李良品.《三字经》的成书过程与作者归属考略[J].社会科学家,2004,(5).

[11]刘晓南.宋代福建诗人用韵所反映的十到十三世纪的闽方言若干特点[J].语言研究,1998,(1).

[12]Rev.Carstairs Douglas,吴文文.19世纪杜嘉德《厦英大辞典》序[J].闽台文化研究,2016,(1).

[13][宋]陆游.入蜀记[M].景钞宋本.

[14]吴文文.陈元光《龙湖集》用韵考[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15]刘晓南.宋代文士用韵与宋代通语及方言[J].古汉语研究,2001,(1).

On the Zhangzhous Teaching Language of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Based on Chen Chuns QiMengChuSong

Wu Wenwen

(Minnan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By Chen Chuns QiMengChuSong and his poetry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re still have a lot in common on the phonetic features between Zhangzhou dialect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Zhangzhou dialect of the contemporary era, such as the phenomenon of rhyme of Dong(东)and Yang(阳), Zhi(支)and Yu(鱼).Chen Chuns QiMengChuSong is a local teaching material book which should recite in zhangzhou dialect, Chen Chun and his first teachers eaching language is local dialect of zhangzhou rather than the Standard language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Chen Chun;QiMengChuSong;teaching material for children;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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