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腾飞

摘要：2013年来，中国对非援助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中国提出来“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义利观，继续坚持和完善对非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原则，同时采用“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指导方针。本文试图从国际道义的视角下，将正确义利观的理念与交换正义、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原则与平等正义、“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方针与均衡正义进行对比分析。通过笔者的分析发现，中国对非援助提出的理念，坚持的原则和实施的方针三个方面符合国际道义，并且在实施方针上更进一步丰富国际道义的内涵，在注重受援国的实际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受援国自己能力的建设，对非援助取得了良好效果，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国家不符合事实的宣传。中国对非援助工作不断取得积极进展，也促进了中国对非贸易与经济的增长，同时展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和坚持国际道义的良好形象。

关键词： 对非援助 交换正义 义利观 平等正义 均衡正义

一、国际道义与对外援助

国际道义是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应遵守的基于人道主义和正义原则的行为准则与规范 ，在国际关系的研究历史中，国际道义具有深厚的理论传统。以自然法、中世纪神学、契约论、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信条体系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思想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称为国际伦理传统。即使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十分关注道义或者伦理问题，比如，修昔底德写的“米洛斯人的辩论”，汉斯·摩根索认为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是限制强权的因素，把强权控制在社会能容忍的范围之内。二战后，西方思想界经历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思想革命，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道德研究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重新获得重视。查尔斯·贝茨（Charles·Beitz）将自己的国际主义道义观和当代国际政治之中所流行的两种国际道义观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他认为：国际道德怀疑主义是将国际关系和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进行了结合，道德判断在主权国家之外的地方是不适合的；而现在自然法传统的现代阐释责任为国家道义论是将国家和人类进行了类比，认为国家也具备了某种免于外在道德批判以及政治干涉的自治权利；而查尔斯·贝茨则是提倡国际主义道德观把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相类比，认为处于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国家的成员，对于其他国家的成员也应该负有正义义务。按照查尔斯·贝茨的观念，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应当对其他国家负有正义的义务，也就是发达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应当对不发达国家和贫困国家进行援助，对外援助就与国际道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大英百科全书》把对外援助定义为“基于受援国国家或者人民的利益，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向受援国转移的国际资本、货物或者服务。可分为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等”。中国学者也给对外援助下了定义，周弘教授主编的《国际援助与对外关系》强调：对外援助是二战后国际关系，尤其是南北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包括了发展援助、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援助等不同性质的援助。而实施外援的主体不单单是一个国的政府，还涉及一些国际组织（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乃至一国内部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红十字会）。此外，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对外援助在发展中国家之间逐渐开始流行，比较富裕的阿拉伯国家和中国、印度等都是比较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援助大国。2011年，中国首次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中界定了中国对外援助资金的三种类型：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而中国对外援助的方式主要有：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中国的对外援助至今仍然沿用这种类型和方式。

二、正义观与中国对非援助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特殊的国情，因此中国自身既是受援国，又是对外援助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同时在国际对外援助中起着建设性的作用，尤其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体现的更加明显。其实自从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大力援助埃及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中国对非援助一直都是中非之间外交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职后的首次出访就到达非洲，在访问非洲期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合作和发展支持提升了一个新高度，展示了中国对非关系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举措，体现了中非之间外交关系的重要性，也从多个方面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以及中国坚持国际道义的准则。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身份以及影响力也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领域、规模及力度。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不怀好意的宣傳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新殖民主义”的论调；由于中国在亚洲的能源项目不太成功，在中东也没有竞争过西方国家，因此把目光投向了非洲，中国对非的援助实质上是对非洲资源的掠夺的“掠夺资源论”，更有西方学者称中国援助非洲是“漠视人权论”英国皇家非洲学会会长理查德·道登甚至认为“中国人喜欢和不民主的政府打交道”。这些不正当，不符合事实的，不负责的言论和观念，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冲击和对非援助的作用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针对西方国家的学者和媒体对中国对非援助的质疑，本文试图进行探讨中国对非援助的理念与原则和国际道义之间的关系。第一、中国对非援助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这与交换正义的理念存在相似之处，强调合作的双方，既要重视义的道德作用，也不能忽视利的物质追求，只有在这种良性互动中，中国对非的援助才能使非洲国家和人民真正受益，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第二、中国对非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这与国际道义中的平等正义的思想具有契合性，中国对非的援助无差别的对待受援国，不像西方对非洲的援助与所谓的人权和国内政治挂钩，实行差别对待，甚至是歧视。使真正需要援助的非洲国家得不到援助，反而加剧了该国的人道主义危机，许多无辜平民受到伤害。第三、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坚持“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理念和指导方针，与均衡正义的理念有相似之处，同时更强调在对非援助的过程，既要根据非洲国家的发展情况和发展条件不同，开展不同的援助合作计划，同时注重在援助中促进非洲国家自身能力的建设，从“输血”到“造血”的过程转变，为此中国提出“中非合作十大计划”，注重对非洲本土人才的培养和国家能力建设，这种援助理念才能真正帮助非洲国家逐渐摆脱贫困，减少对援助的依赖，更好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三、交换正义与正确义利观的共鸣

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访问非洲期间，不断阐释中国对非洲外交关系的理念和原则，强调中非关系发展中要不断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同时奉行“真、实、亲、诚”的中国对非政策，强调中非之间永远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并且欢迎非洲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快车，这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中国对非洲的援助的行为本身就是符合国际道义的，体现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同时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更能体现交换正义的理念，交换正义是指个人或者集团通过交换价值或者讨价还价，相互承认各自的权利，并承担和尊重这一权利。这种正义的理念使双方都能从中获益，而不是一方不断地对另一方实施无偿的援助和贷款。墨子说“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墨子强调义的同时，也强调利的重要性，义利是合一的，这一点与交换正义的思想有共通之处，中国对非的援助既不能忽视国际道义的理念，也不能无视国家追求利益的本性，只有在“义和利”两者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中，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才能实现双方的互赢，而不是单方面的，非洲只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而非洲在政治上对中国提供了帮助和支持，而是双方在“义和利”方面都获得的好处和实惠。在这種正确的利益观和交换正义的指导下，中国对非援助的力度和意愿也不断增加，中国向53个非洲国家提供了援助。总共援建了1000多个成套的项目，这些项目涉及到了农业、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等诸多领域；并在华为非洲培训了53700多名各类人才；向多达42个非洲国家派遣出了医疗队，并且还向埃塞俄比亚等15个国家派出了397名青年志愿者。我国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物资、技术援助以及现汇援助。尤其是2013年至2016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肆虐，中国政府援建非洲国家60多个医疗设施项目，帮助受援国缓解了医疗卫生设施不足的问题。此外，中国还向受援国提供了80多批医疗设备和药品物资。非洲国家也积极地开展对华的经济合作，2013年中国与非洲贸易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并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在南海仲裁案中，30多个非洲国家明确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在正确的义利观的指导下，中国对非的援助既符合国际道义，也为非洲兄弟国家带来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尤其体现平等正义的理念，也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出口，同时赢得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支持，这种互利共赢的良性循环充分证明在正确的理念指导下的中国对非援助，能取得双赢的局面。

四、平等正义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原则的契合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最大特点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不干涉非洲国家的内政，尊重国家和领土完整，尊重非洲国家自主发展的权利，真正地支持非洲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这符合平等正义的原则。平等正义指无差别的对待在能力、需要或其他方面有差别的人或者集团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中国在对非援助的过程中一视同仁，不搞歧视。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不附加任何苛刻的政治与经济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经常将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援助与人权和国内政权性质挂钩，以这种手段和方式来对非洲国家实施所谓的民主化改造。西方发达国家将本来符合国际道义的对非援助，不坚持平等正义的原则和立场，中国对非援助与西方对非洲的援助性质上有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通过自己的实地调查和访问，针对中国对非洲的援助给予了积极评价和支持及肯定，并且对西方关于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各个方面的质疑和不正当的宣传，用大量事实和数据，以及采访专业人士等方法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和反驳，同时强调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和借鉴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验。另一方面，中国对非的援助应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利用中国对非洲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内政的平等正义的优势，利用多边平台开展对非洲的援助，加强与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和协同来更还得对非洲进行援助，更多的帮助非洲得到国际的更多和更好地援助资金和技术帮助。2014年李克强总理访问非洲时强调：“中国真心支持非洲合作伙伴多元化，愿意在非洲开展第三方合作”，这不但使中国对外援助的平台和机构多元化，而且可以完善中国对外援助的体系和层次，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的优势资源和机构，同时中国和西方对非的援助也可以进行优势互补和相互学习，而并非是你死我活和不断争取非洲的地盘的“零和博弈”的困境，非洲的稳定和不断发展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同时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实现优势资源互补，来更好地完善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体系和国际援助的机制和平台。

五、“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理念对均衡正义补充和发展

中国对非援助的过程中紧紧把握“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理念和指导方针，同时又对非援助的政策和引导方面加强了顶层设计，要求各部门、机构以及不同层级的行为体要密切合作，成体系、系统的、有步骤有序推进和实施对非的援助。同时强调中国在帮助非洲发展，中非双方相互合作，共同发展，整体的指导思想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用事实和实际行动来证明中国对非的援助中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体系。“授之以渔不如授之以渔”的理念与均衡正义的内涵有相似之处，均衡正义是指有差别的对待在能力、需要或者其他方面有差别的人或集团，赋予他们为实现社会价值公正分配所需要的不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均衡正义强调差别的对待，给予不同的群体和个人实际需要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是以援助对象国为主体，强调援助对象国自身的发展需求和实际需要，而不是简单地免除债务和无偿援助，而是全方位开展援助工作，争取手段的多样化、方式的多元化、从“输血”到“造血”，根据各国的发展情况不同，采取不同的措施，实现援助的最大效益。中国对非洲的援助2013年，习近平首次外交访问就到达了非洲大陆，并访问了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共和国，在出席德班金砖国家峰会时，习近平宣布中国对非援助的新举措。2014年，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的首场外交访问到达了非洲大陆，提出来中非“461”合作框架，打造中非合作“升级版”。在合作框架下，一、中国与非盟共同发表《加强中非减贫合作纲要》。二、中国承诺为保护非洲野生动物资源，向非洲提供1000万美元无偿援助，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并推进在肯尼亚建设“中非联合研究中心”，加强中非生态环保领域合作。三、李克强代表中国政府承诺，愿毫无保留地与非洲国家共享中国开发出的先进适用技术及应用成果；向非洲国家增加贷款额度；为非洲国家提供1.8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在“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中国提出在金融合作、绿色发展合作、和平与安全合作等领域开展对非洲的援助与合作，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发展，中非之间的合作已不仅限于经济和项目建设领域，而是正在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2015年，中国外交的收官之作——习近平主席又到达了非洲大陆，在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承诺将向中非未来3年的“十大合作计划”提供 600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2013年以来，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但在量上有了显著的提高，并且在质上更是有显著进步，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基本上覆盖了中国对非洲合作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不但在传统的对非洲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人道主义援助医疗卫生方面有了新的进步和支持力度加大，而且在金融合作、绿色环保、和平与安全领域，中国以前对非洲的援助很少或者基本没有涉足的领域，现在也开始对非的援助和支持。中国愿意把自己的发展成果与非洲各国一同共享，乐于让非洲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

结语：

2013年以来，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同时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采用“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理念和指导方针的引领下不断取得良好的成效，这些理念不同程度上也体现了国际道义中的交换正义、平等正义和均衡正义，在一些方面也丰富了国际道义的内涵，增强了其适用性。国际道义中的交换正义、平等正义和均衡正义，都试图用一条标准来实现整个过程或者整体事件的正义与公平，这是极其困难的，实践的难度也是极高的。对外援助本身就是十分复杂的国际道义的实践，需要从多个维度和多个方面来指导这项工作，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坚持国际道义的前提下，采取灵活多变的指导方针和工作方针，这样才能取得对非援助的良好效果，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关于中国对非援助的不实情况和负面宣传，在中国对非援助的理念、原则和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对非援助工作不断取得积极进展，也促进了中国对非贸易与经济的增长，同时展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和坚持国际道义的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

[1]时殷弘：《论世界政治中的正义问题》，载《欧洲》，1996年第1期，第4-5页.

[2]【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

[3]【美】查尔斯·贝茨：《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丛占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163页.

[4]周弘主编：《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页.

[5]【美】弗雷德里克·皮尔逊、西蒙·巴亚斯里安：《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体系中的冲突与合作》，杨毅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