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约翰·契弗受邀为菲茨杰拉德撰写小传，行文结束时，他写道：

在菲茨杰拉德的小说里，人们总能近乎狂喜地发现自己所在的确切位置——城市、旅游胜地、酒店、时代和日子……所有人都生活在怀旧与变化的危机里，他们都被深深地卷入无处不在的爱与苦难之中。

“无处不在的爱与苦难”，是小说对世界的临摹、虚构、抽象与嘲讽，是小说身处其中又抽身出离的所在，或是但丁所谓的“永恒泉源”。万燕在《猫》（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后记曾定义了作为一种写作方式的小说：

用静态和动态的细节与结构，把政治、历史、人性、思想、心理或生活的所有明亮、黑暗与秘密，以虚构的方式呈现于人间。

“所有”二字，最能昭示作者的胸襟与野心。以庄子的哲学寓言而言之，人间是“无所逃”的人间世，但亦可“攘臂而游于其间”（《庄子·人间世》）。“所有明亮、黑暗与秘密”，是对世界的整体感知与认识，也是小说在人间世的浮游，唯有风能如此穿行。这或许是万燕将小说主人公命名为“风娘”隐含的秘密之一：这是作者理解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存在、并呈现这个世界的某种形式。万燕最长的诗歌《有些风像是我的生育》或可作为一个证据。诗名来自里尔克：“有些风/像是我的生育”。风娘当然是作者所“生育”，所创造，更是作者对身处其中的世界的“呈现”。抑或如猫。小说的名称之为《猫》，其根源或也在此。万燕在《猫睡了，还有蛇》诗中写过：“月光下，只要神灵动静，你就灵敏地奔跑。”像风一样灵敏奔跑的猫。

但是，就小说自身虚构的世界而言，《猫》给出了自己之为“猫”的另一个原因。小说中构拟了一篇《文人、老人、孩子和猫》，这篇散文出自公丁之手，并且引起文坛的“小轰动”。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老登赞许这篇文章酣畅淋漓：“只有饱读诗书又具备洞察力且略通神秘文化的公丁，才能写出此等文章。”老登的描述介绍了公丁的形象：饱读诗书、有洞察力，还懂得神秘文化，他本人似乎就是一只他笔下的那种猫。为了应和公丁的文章，老登写过一篇《女人与猫》，以为猫是女人的“喻体”，二者都是风情万种。这显然只见了猫的一面，公丁说得更加清楚：

而文人大多骨子里都是如猫的个人主义者……追求自由的人或猫是很难收买的……文人与猫相视牵挂，因为秘密思想，懂得猫的独立不羁。文人兼具老人的睿智和孩子的童心，文人就是猫。

猫并非阴性动物，更准确地说，它不止于是阴性动物，更是一种精神象征：自由、独立与隐秘。正由于感受到这种精神象征，公丁的文章才会让风娘觉得“犹如巴兰河水中的波纹粼粼闪过，看得见，摸得着，捞起来却没了”。“扬之水，白石粼粼”。风娘在公丁散文中之所见，多少回响着万燕在《关于90年代散文写作》（收于散文集《心灵的性别》）中的某些思考：“散文把人的思维引领到最自由的状态。”

但是风娘感受到的自由却多少有些悖论。水不离于水，如人不离于世。但日常生活的人，不会想去“捞起水的波纹”，来探查这个世界的究竟。只有写出各种文章的人，各種文人，比如风娘、公丁或者老登，才会想捞起世界，借助光亮看看存在的秘密，但却常常一无所得。我们若视公丁之言为一条线索，那么，《猫》似乎就要刻画诸种文人形象，但是，这些就是猫的种种形态？小说之名“猫”为一理念，书中种种人物，则是其现实的实现？或者说，在小说里，这些形态各异的人物，或有耻或无耻的，都可以称之为文人吗？

小说以风娘和老登这两位文学编辑为叙事核心，塑造了文坛众生相。但很显然，其中许多人并没有公丁所谓的“自由”与独立不羁，他们总是为不同类型的束缚所拘囿，主动或者被动，比如著名作家木通：“傲慢、刻薄、贪婪、吝啬”，“这么小的心眼，这么重的功名心”。但也有一些人总在撕扯各种束缚，比如以《故事在梦的左边》为风娘的杂志救火的衣服不败，似乎是某种隐喻，他的小说结尾一句是“这是上帝赐予的一种自由……”可是，后者总在疼痛之中，总处于无处不在的苦难之中。或许，带有某种精神追求，至少看起来是在精神追求的生活里的，就是人间世里的某种猫;而在小说的世界里，他们都以“猫”为其表征。但猫与猫并不相同，甚至有些不过看似如猫。有真则必有假。有跟随精神跃动而在人间浮尘的人物，便有浮华浪荡乃至鄙俗的文人。我猜想，这很可能是作者故意的含混，她所以将这些人笼统而含混地并言，因为这正是世间常态。但反过来，要发现自己是否是猫，是不是真正的猫也并不容易。小说似乎试图借助某些故事与细节，想让猫的敏锐朝向那些真正的敏锐之处——为了那些尝试逍遥的自由灵魂。而要接近这个谜团，我们首先应该留意小说中那只真正的猫。

这只猫的名字叫记记。

和小说中大多数人物的名称一样，这个名字也是比喻。这个看起来略显怪异的名字其实是一种愤世嫉俗，风娘在给女儿起名的原委时说：“看她一只眼白多，一只眼白少，很像阮籍叔叔，就叫阮籍，简称籍籍，不过这两个字你写不来，就叫记记吧。”作者当然可以直接称之为籍籍，但所以采用记记这个名称，原因或许不止于孩子的幼稚。这多少是一种修辞的策略，必须返回到这个命名的最初时刻，读者才会记得记记与阮籍之间的关联。这是一层障碍，也是一层诱惑。愤世嫉俗也常常飘着凡常的外衣。

记记的命运终究是悲凉的。当衣服不败被车撞上的时候，它“被纷乱的人群吓得没头没脑地乱跑”，迎面也来了一辆车，“记记在阳光下飞起，黄白的光闪过尘埃，然后落下”。作者用一行诗记录了记记的死亡，如一首澄静的挽歌。小说中这只真正的猫并没有九条命，而是殒命于车祸——虽然风娘最后以为它仍旧活着，但这更像是她的自我安慰。我们还要注意两个细节：记记“在阳光下飞起”，飞是真实，也是幻觉;这时的记记怀孕太久，“早就过了预产期”。死亡瞬间的记记在阳光下飞起，终究没能生育。但是，幻觉中或者比喻中的记记呢？生育是这部小说中明显的主题之一。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问法，这只猫如何才可能生育呢？这将超出小说的物理界限，但却是一条隐匿的线索。死亡与重生。这与死亡有关，更与飞行有关。

记记之死是由于衣服不败之死，他是诗人，是哲学式的小说家。像木通这样的小说家不可能死去，不可能会让风娘感受到“人类灵魂受惊时”的无助。衣服不败之死，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事件。它直接让风娘触摸到“人类的灵魂”，无助地触摸到人类的灵魂。但衣服不败之死与风娘无关。表面上，他死于爱情，死于潮湿、现代而贫瘠的南方，但更因为他重复了阿多诺的话：“错误的生命无法正确地生活”。或者说，他对阿多诺的倾心却没有让他认识到自己生命的正确，德语里的生活与生命其实是一个单词：Leben。小说对衣服不败之死的描述既冷漠又悲悯：“他变成了一张纸。”冷漠是因为作者如此残酷地戳穿真相，悲悯是因为不如此不足以让那些纸张一样的抽象还原到人的生活。早于阿多诺的尼采说：“自由的生活仍旧向伟大的灵魂开放。”（《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不是枯萎与病症，而是向更伟大的可能的开放，这才是自由生活。但这并不意味无视生命中的爱与苦难。老登也经历了一次死亡，自己父亲的死亡。从不写诗的老登却写下诗句：

我看见了坟

向它们走去

就是走向自己

不如说，只有向着死亡，才有可能朝向更形而上的精神存在，才能真正走向自己;又只有俯身大地尘埃，像苍穹的谦卑那样，才可能摆脱世俗的死亡恐惧。在这个意义上，风娘亦如是。孩子的失踪，婚姻的失败，对老登爱情的拒绝，与其说是一种孤独的命运，不如说是某种死亡的预演，一点点剥落自己生命中从前的痕迹。但她的灵魂却开始飞行，某种禁欲主义的飞行，却向着更高的爱欲的飞行。人并不能洞悉世界，但总是做着洞悉世界的尝试。

这就是小说最后的结尾场景：“飞机起飞了。风娘和飞机静止在紫色的天上……”

这是风娘的飞机起飞之前，她想起古诗句“鸿飞冥冥”中的境界。笔者不能强作解人，鸿飞冥冥或许是杜甫的“鸿飞冥冥日月白，青枫叶赤天雨霜”，但我更喜欢皎然的“六月鹏尽化，鸿飞独冥冥”。孤独而无所不在的逍遥游。

但飞机不可能静止，这似乎是某种暗示。这似乎是一个美好又可怕的结局。中国人有个俗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一种危险（如果按照《人间世》里的说法，并非要飞于高天，而是“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小说其实早已消解了这种危险。当风娘从绝望的沉醉中醒来，满口情色语调。但她早已得出结论：“对于性和美的追求是人类永远的贪婪。”她正视这份贪婪，清冷而讽刺。这是这个结局真实的含义吗？或许不是，因为飞行也是一个比喻，小说借新生代作家莫寒雨之口说，写作是更美妙的飞翔，小说的代后记标题是“慢慢飞过悬崖”，细心读者若将这些飞行的细节一一摘出，或许是切入本书主题的一个便捷方式，或许也是成为一只敏锐的猫的可能方式。紫色的天正是写作那澄明而美好的精神世界。这或许也是小说在大胆呈现的同時，充满了各种优美文体写作的相关性。我们可以设想，风娘的灵魂似乎刚刚开始真正的开放，小说在结尾时，才到达作者诗集的名称：起风的时刻。飞行总是某个时刻的飞行。

但是，风娘曾经濒于死亡的边沿，或者濒于衣服不败死亡前的境地。小说中说她“已经醉了整整半年”。这不是诗意的沉醉，而是生理和精神上醉酒沉沦。风娘这半年的生活如同死亡。是谁拯救了风娘？

“是父母的家保护了走向绝望的她。”

真实的生活与平凡保护了她。这种保护并不能保证她的未来，却给予她忍受生命与死亡的基本存在感。这正像记记来到北京的方式：火车而非飞机。飞行是一种隐喻，而这只作为飞行寓言的猫却不能通过飞行的方式来到北京。这固然是一种写作技巧，更是《猫》作为小说更为深沉的地方。无论风娘还是老登，都没有足够的胆魄与技巧将小猫偷带上火车，但是火车站以送站为业的人，却可以成功将猫送进车厢。登上火车之后，风娘对老登说：“你们不是老争论民间和知识分子或者作家的问题吗？你看，民间能够把猫带上火车，知识分子和作家就不能。”知识分子、作家，或者文人，是《猫》中的主角，但他们没有让猫先验存在的能力。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飞行的比喻所以系于猫，正因为猫并不能飞行。

（娄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