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申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形势下，促使先进文化的传播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使命任务。鉴往知来，本文对于春秋末期孔子从事文化传播的社会环境与传播思想进行了认真地梳理与总结。认为孔子能够取得划时代的文化传播成就，与他坚持正确的文化传播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孔子的文化传播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有效地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仍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孔子;文化传播;传统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D41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3-0004-05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与教育家，由他所开创的儒家文化传统，无论是在孔子当时，还是在他之后，所取得的影响力都是极其深远的。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是孔子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精神文化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他也是一位划时代的文化传播学者，孔子的文化传播思想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总结与借鉴。

一、孔子从事文化传播的社会环境分析

任何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传播活动，一定要有其适宜的社会土壤，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恰恰提供了礼乐文化传播的肥沃土壤。

孔子出生在春秋末期，按照历史的记载，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西周开创的礼乐文化传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不过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主要是指用于约束贵族精英阶层，带有等级区分功能的礼乐文化遭到了破坏。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这段时期“礼乐文化”的传播不但没有出现萎缩的局面，反而迎来了新的发展。原因是西周结束之后，衰弱的周王朝已经养不起身边的史官、乐师与祭祀人员，他们为了求生存致使大量流落民间。这些散落各地的文化专职人员，就像一个移动的传播平台，使士民阶层也有了学习礼乐文化的现实需求与可能性。

即使对于当时的诸侯国贵族来说，精通礼乐，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执政能力，失礼就会授人以柄，使国家利益蒙受损失。公元前535年，鲁国权臣之一的孟僖子陪同鲁昭公出访郑国和楚国，由于不懂相应的礼节，在外交场合闹出了笑话。孟僖子归国之后开始认真学习礼乐文化，并嘱咐自己的儿子向孔子学礼[1]。公元前500年，齐鲁两国在夹谷结盟，齐景公因为在夹谷会上失礼，最后只好将以前侵占的鲁国“郓、灌、龟阴之田”归还给鲁国[2]。

由此可见，在春秋的政治舞台上，周天子仍然是天下共主，周礼名义上仍然是大家不得不遵守的共同规范，制衡着春秋社会的各种势力，维系着春秋社会的既有秩序。清朝学者顾炎武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3]。此翻描述正是春秋时期的礼乐文化状况。但由于原始宗法制的逐渐解体，礼乐人才的大量流失，部分贵族对于繁复的礼乐文化也开始有些陌生，他们客观上也有学习礼乐的现实需求。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普通的士民阶层在生活富裕起来之后，就会萌生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孔子“有教无类”的平民化传播策略自然受到大家的欢迎。

二、孔子的文化传播思想分析

孔子的时代还没有产生系统化的文化传播理论，但这不意味着孔子不理解文化传播者的职责与使命，不懂得运用文化传播的原理与方法。以传承、发展礼乐文化为己任的孔子，有着丰富的文化传播实践活动，其中所展现出来的文化传播思想，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地进行借鉴。

（一）传播者应该具备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学识修养

“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孟子·尽心下》），一个真正的文化传播工作者，应该像老师一样尚德修身，热爱学习。孔子好学，在我国几乎是童孺皆知的常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首句就告诉我们文化具有习得性，只有学而不厌才能化成天下，自我传播的品质制约着文化传播的效果。

孔子总结自己一生的学习经历，得出结论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又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这说明孔子终其一生都在完善自身的道德与学识，这种不懈的追求使他拥有了丰富的学识与卓越的人格，同时，这种充实的内在修养又外化为言行与政治主张，使他取得了卓越的文化传播效果。

（二）述而不作却又与时俱进的文化传承思想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本身具有继承性与变异性。没有继承性，文化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历史，更不可能成为一种文化传统[4]。因此，文化传播不可能脱离已有的人文历史传统去进行传播，今天是这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也不能例外。

为了让已有的优秀文化能够长久地流传下去，孔子做了空前的努力，对古代的文献典籍做了比较全面的整理。史载孔子晚年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存亡继绝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与此同时，孔子还提出了“述而不作”的文化传承思想。认为文化传承的首要任务，是忠诚于历史文化的精神内核，不要按照个人的意志随意进行创新。从孔子的这些言行來看，周朝的礼乐文化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异化，只有在先恢复古代文化真实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复兴、发展固有的文化。

此外，孔子也认为，文化是前后相继的，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古代的文化制度和礼乐文明是可以改进的。但传播创新的前提是尊重历史文化的精神内核，绝不能顾此失彼。对此孔子举过一个例子，他说，以前用麻布做礼帽，现在改成丝质的了，后者节俭，我赞成。但跪拜时应该先在堂下，现在改成堂上了，后者显得傲慢，我不赞成[5]。说明孔子对于文化传承的态度是辩证的，支持有内涵的文化创新。

（三）克己爱人，仁孝忠恕的文化传播价值观

文化与传播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化是传播的基础，不存在无文化的传播，也不存在不传播的文化。也就是说，文化天然就具有传播性，传播性是文化的基本屬性之一。与此同时，文化传播还具有持续的“自我传播”效应。所谓“自我传播”，是指文化理念、内容乃至具体的文化活动等自身所具有的吸引力，能够激发人们自愿的交流分享与扩散沉积。

由孔子传承的这部分文化传统，就具有这种强烈的“自我传播”效应，两千多年来，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文化几乎一直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在社会的各个阶层获得了广泛而持久的传播。儒家文化的这种“自我传播”效应，与孔子秉持的正确而适宜的文化传播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就是克己爱人、仁孝忠恕。与重视信息传递的资讯传播不一样，文化传播的首要功能是文化传承与社会协调。一种文化，如果不能最大程度地调整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那么人们就不会主动去传播它，这种文化就会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快被人淡忘。孔子正是针对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与普遍的民族心理，提出了克己爱人、仁孝忠恕的文化传播价值观，从而获得了各个阶层的普遍认同，一直流传至今，创造了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奇迹。

（四）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示范性传播思想

示范性传播是指文化传播者的品行是一个重要的传播致效因素，模范的行为会带来积极的传播效果。不论哪个时代，作为个体的文化传播者，他的言谈举止与价值选择，都决定了一种文化在他身上起作用的程度，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文化的传播效果。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说明文化作为一个习惯性的行为体系，必然体现在文化传播者外在的举止与行为方法的选择上，而这种外在的体现又影响着人们对于这种文化的认同与接受。

孔子极其重视君子的人格辐射效应，《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有关君子人格的讨论，有记录的说法就有107处，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孔子设教授徒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君子，君子是孔子进行文化传播的示范载体。

对于示范性传播的效果，孔子用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认为国君诸侯与社会贤达的言行，对于维系一种文化传统，起着至关重要的示范作用。孔子还提出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论断，把示范性传播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决定文化受众行为效果的程度。

“能近取譬”是指示范性传播除了应该做到以身作则之外，还要讲究适当的传播方式与方法，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贴近受众的生活场景与真实情感，推己及人，释疑解惑，而不是进退失据，脱离实际。《论语》当中，有许多学生向孔子问“仁”，孔子都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给予了不同的回答，这就是一种“能近取譬”的理念。根据提问者的需求给予个性化的回应，这既是对“仁”的回答，也是一种“仁”的示范。这种理念避免了文化传播中的教条主义，消除了文化传播中的片面性与简单化倾向，为优秀文化理念的长远流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生活化的非语言文化传播思想

孔子以复兴周朝的礼乐文化为己任，自己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礼乐大师。礼乐文化，从文化传播的符号来看，主要的载体是非语言符号，是一种艺术化的理念传达方式。非语言文化符号主要类型有体语、视觉性非语言符号与听觉性非语言符号。孔子非常善于运用非语言文化符号从事文化传播，史载孔子精通音乐，即使是在“陈蔡绝粮”那样的困境之下，孔子也依然弦歌不绝，淡定地应对生活困境。《史记·孔子世家》上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孔子的弟子经过孔子的教育后，也懂得运用音乐来移风易俗。《论语·阳货》中记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 ‘割鸡焉用牛刀？ ”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听了子游的回答后，连忙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等于肯定了子游的教化方法。

除了音乐之外，礼也是一种重要的非语言文化传播载体。礼虽然是以非语言符号为主，但其实也融合了语言符号，因而相对于单一的语言符号传播，礼的广泛性、参与性、互动性与重复性更强。孔门弟子颜渊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来赞叹孔子综合运用语言与非语言符号所取得的文化传播效果。

此外，孔子还特别重视日常的行为举止与衣着装束等体语的文化传播功能。《论语·述而》记载：“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子罕》中说：“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论语·乡党》篇则几乎用了全部的篇幅，用来记录孔子在衣食住行方面的举止，说明孔子的文化传播具有鲜明的生活化特征，成功地发挥了非语言符号的传播功能。

（六）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文化传播把关思想

“把关人”这个概念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卢因提出的。在文化传播领域，把关人决定了文化传播活动中何种内容可以传播、传播多少，以及传播的人或机构[7]。作为一名文化传播的先驱，孔子的文化传播把关思想是比较丰富的，但最值得借鉴的，主要是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文化传播把关思想。

文化信息与一般的事实信息最主要的区别是文化信息具有构建价值观的作用，因而一旦把关不到位，就会出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效果差异。文化传播当中最难以处理的，就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理念事实，如果传播者没有良好的人文学识造诣，就会引发事与愿违、本末倒置的传播效果。

孔子对于文化传播的复杂性有深刻的认识，对于一般人习以为常的文化传播乱象，常常会提出严厉的批评谴责。

孔子首先反对的是礼制上的僭越行为。根据《左传》的记载，公元前517年，鲁国的季平子进行家祭，使用了周天子规模的舞队，受到了孔子的严厉指责。孔子抨击季氏这种行为是：“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季平子后来去泰山献祭，孔子也认为这是一种违背周礼的僭越行为，希望弟子能够阻止。

其次，文化传播要尊重事实。“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对于超自然的文化内容持回避态度。孔子的弟子子路向孔子请教奉事鬼神，孔子回复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语·先进》）孔子愿意传播的是事实，而不是一些超出正常人感知范围的神秘事务。对于超自然的文化话题，孔子保持了一种先知先觉的警惕，避免因为事实的不完整给人留下传播内容不可靠的印象。

最后，孔子反对传播似是而非的文化内容。文化有糟粕，也有精华，并且糟粕与精华往往混杂在一起，难以辨别。作为一名专业的文化传播学者，必须具备见微知著的能力，能够将落后的文化传播内容辨别出来并及早防止它的扩散。孔子明确地反对郑声这种落后的文化，他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论语·阳货》孔子认为郑声虽然也是一种文化传播内容，但容易使人精神颓废，有识之士应该远离这种似是而非的文化传播内容。弟子颜渊请教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他：“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巧言乱德，危害至大。文化传播的真正危险来自似是而非的传播内容与缺乏诚意的传播者。

（七）开坛授徒、四方游学的组织化传播策略

孔子在后世被誉为“万世师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子创立了私学，把原来作为“王官之学”的《诗》《书》、礼、乐下移为“平民之学”。通过办学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播，这是孔子的一个创造，它把士人的仕途愿望与完美的人格教育结合起来，开启了一种组织化的传播途径，拓宽了文化传播的范围，提高了文化传播的效果。孔子的弟子对于传播孔子的礼乐文化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孔子去世以前，孔门弟子有的就开始授徒讲学，孔子去世之后，为师设教的就更多了。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澹台灭明早就“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记录孔子言论的《论语》一书，也是依赖弟子们回忆记录汇集而成。

三、孔子的文化传播思想对于社会转型时期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启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孔子并不一样，但面临的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任务却是相似的，借鉴孔子的文化传播思想，对于我们有效地开展优秀文化的传播活动，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文化传播需要有根植于历史与社会大众的正确理念

文化传播离不开继承，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但继承不是照搬，继承的是文化中具有活性的精神内核，是正确文化理念的继承。如孔子所说的“礼”，它就不完全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讲礼貌的意思，春秋时代的“礼”，既是一种社会制度设计，也是一种生活化、艺术化的教育与传播手段。“礼”作为一种形式，传播承载的精神内核其实是“理”，即孔子那个时代人们认为正确的人文理念。站在今天的时代来传播“礼”文化，就要准确地把握好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既要避免给现代受众造成认知上的困扰，又要避免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没有传达到位。

（二）文化传播者应该贯彻“知行统一”的原则

文化传播带有鲜明的劝服传播特征，文化传播者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对于传播的效果影响很大。只有看到传播者在践行自己的文化理念时，文化型受众才有可能受到感染，从而上行下效，取得真正的文化传播效果。反之，如果传播者自身行为失范，则不但无法获得受众的认同，在新媒体传播时代，还很容易惹火烧身，让自己陷入舆论风波，给传统文化传播事业带来负面的影响。

（三）选择包容性的文化传播话语体系

文化传播要惠及最广大数量的受众，就要在褒贬的态度与词语的选择上非常慎重，避免因为主观化的情绪或措辞不当使潜在的文化受众流失。

孔子对于财富，未必真的是汲汲以求，但在《论语·述而》当中，孔子却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是一种入乡随俗的表达方式，显得很有亲和力。对于子贡评价自己“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的说法，孔子则谦虚地回应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的文化传播跨越春秋时期的多个国家，与之接触的文化受众，社会身份比较复杂，孔子总是秉持一种包容性的话语体系，尽量让更多的文化受众从中获益，体现了高超的语言技巧与人文情怀。到了今天的智能分发时代，人们再也不需要跋山涉水地去传受文化资讯了，但依靠煽动对立、撕裂社会、贩卖焦虑的方式来博取流量的行为，仍然可能成为部分网络传播者的路径依赖，孔子的智慧始终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1] 左丘明.左传[M].公元前722～公元前468.

[2] 谷梁赤.谷梁传[M].定公十年.

[3] 顾炎武.日知录[M].

[4] 陈建宪.文化学教程（第二版）[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7.

[5] 陈晓莹.文化传播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129.

[责任编辑：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