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

毛泽东在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中，有两种艺术形式不离不弃，一是书法，一是诗词。在毛泽东手中，书法和诗词交相辉映，成为二十世纪独特的文化景观。书法最能体现他的个性。毛泽东书法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从阶段性变化到持续积累产生质的变化，由楷至行，晚年主攻狂草，开辟了新境界。毛泽东并非是刻意创造，而是不想重复别人，就有了自己的新天地。

毛泽东是政治巨人，对于他的书法，有众多评述文章，主要观点集中在书法分期和风格赏析方面，略作回顾。

有关书法风格分期的三种分法

第一：四个时期

1908-1921，这一时期存世墨迹较少，主要原因是年代久远，不能很好地保存。彼此风格区别较大。

1922-1937，是毛泽东书法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也是研究毛泽东书法的主要范围。

1938-1949，由于国内局势的重大改变带来书写环境的改善，毛泽东开始了新一轮的书法操练，创作出很多经典。

1950-1970，晚年“人书俱老”。暮年多用铅笔。

“四个时期”的分法源自毛泽东本人。关于毛泽东书法实践活动的史料，比较重要的一则是来自舒同之子舒关关的回忆——1959年，毛泽东曾在济南与舒同谈到自己的书法历程：“我练字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年以前，打下书法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第三阶段是1938年到1949年，我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第四阶段是进北京城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也就欢快飞动了。”（引自冯都：《舒同与毛泽东的翰墨情缘》，2010年10月27日《湖南工人报》）

第二：五个时期

1900-1919，学子时期。入私塾、进师范，步人社会，初学书法。

1920-1937，探索时期，从一个身无分文的学子走上了驾驭中国革命航路的领袖地位。人生转变剧烈，书法风格多元。

1938-1949，转折时期，在狂风巨浪中淘漉，在战火硝烟中锤炼。建立新中国后，书法学习环境稳定而更加优裕了，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1950-1960，深化时期，历经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此时毛泽东六十岁上下，作为领袖人物，华岁英年，胸纳万有，精力过人，书法博采众长，深化升华。

1961-1966，造极时期。书法进一步深化。政治影响因素增加，书法实践时间受到影响。

第三：三个时期

毛泽东一生活了83岁，分为三个阶段，每阶段正好28年。第一个28年建党建军，第二个28年建国，第三个28年执政。毛泽东书法的演变，可按照这三个阶段来作相应的划分。

不管哪一种分法，存在共同点，即大致按照毛泽东的革命历程来划分。随着各种因素变化而变化，革命经历无疑增加了其中的变数，踌躇满志、志在必得。毛泽东自进入延安之后，书法是一个转型期，生活暂时安定下来，题词、电报等实用需要多了起来。建国之后经历第二个转型期，环境进一步稳定下来，条件更好，能够看到很多碑帖真迹，思考更多的问题，感受更多，启发更多。

毛泽东的书法在不同阶段，也伴随着自身年龄的增长而变化。

风格评价主要集中在“东倒西歪、偏中求正”的特点上

在毛泽东几十年的书法实践过程中，字形依次经历过西歪、东倒、东倒西歪和方向不定等四个变化阶段。这从毛泽东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具体的证据。有一些关键时间点：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书迹最早的乃1936 年11月2日致许德瑜等教授的信，字势左斜放纵，铸成他一生的“字根”——偏中求正、攲侧取势。1940年2月7日为《中国工人》月刊写的发刊词，一律左斜长瘦字势。1940年大约是左斜字勢的终结。1941 年大约是右斜字势的开始，当年5月所写《改造我们的学习》草稿非常明显。1941年以后逐渐变为自右向左，略有倾斜。

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虽然他对书法极其钟情热爱，但并没有专门的书论。对于诗词亦如此，只在与陈毅的通信中偶有言及一些观点。翻遍《毛泽东选集》，找不到毛泽东谈论书法或者说到自己学习书法的经过或经验。如今能够见到的一些毛泽东谈论书法的观点，大多是转述。如徐涛《毛泽东的保健养生之道》（载《缅怀毛泽东》下册第6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中有记：

“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

“比如王羲之的书法，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他的草书有‘十七帖。记住了王羲之的行笔你再看郑板桥的帖，就又感到苍劲有力。这种美不仅是秀丽，把一串字连起来看有震地之威，就像要奔赴沙场的一名勇猛武将，好一派威武之姿啊！郑板桥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这就叫掷地有声啊！”

这些观点可以参考。需要说明，风格评价无法定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理解，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键是如何选取独具一格的视角。评价毛泽东的书法，既有宏观上脉络的厘清，又有微观上的具体分析。

分析和评价毛泽东的书法，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的书法主要来源有哪些？

一、博取与贯通：毛泽东书法的来源

一个书法家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演进，除了毕生的坚持之外，与个人早期在书法技能上的基础性训练密不可分。然而，毛泽东的书法几乎不临古人，借鉴以读帖为主。目前存世毛泽东最早墨迹为1908年的“还书便签”，最后的手稿是1976年5月的批示，跨度为68年。也就是说，毛泽东的书法创作从垂髫之龄一直持续到暮年终老，惟晚年手稿以铅笔起草，中年时期也有少数，可见毛泽东有不择纸笔的习惯。

（一）比照推测

早年作品不多见，可以按“件”来分，风格跨度大。1938年后则按照阶段来分，因为数量更多了。

“还书便签”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存世墨迹。然后期的一些技法习惯，典型的是字形欹侧特征，终生保留。这是一个人的气格。1915年写给萧子升的信，虽然时间相隔五年，但无论用笔还是字形，都非常接近，尤其是转折处理，先顿而转，形成方中见圆的效果，明显是唐人法书特点。这两件作品可与欧阳询《卜商帖》对比，无疑一脉相承。毛泽东书法结体的瘦劲硬朗、部分笔画的伸展和不同寻常的左放右收，此时可见端倪。可以看出，少年时的训练，已经无可改变地铸成了他的运笔动作习惯，其中有明显的欧体和魏碑的结字特征。欧字奠定了毛泽东书法风格的基础。

任何书家的风格在某个阶段会显现出总体上的稳定性，但一定会有起伏变化。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所作《商鞅徙木立信论》作文手迹，以丝毫不苟的小楷一气呵成书就，笔笔遒劲，由此作来看，得力于钟王。书韵文采兼备，所以指导老师写下“传观”批语，并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的评价。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几十年的陈秉忱回忆：“在延安时期任务那样繁忙，毛主席仍然常阅览书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等帖，一直常在身边。”（《毛泽东的书法艺术》第53页）毛泽东的书法是有童子功的。

1913年抄录的《离骚经》和《讲堂录》合在一起，时间在1914年，全以小楷书写而成，一丝不苟。前面11页为《离骚》《九歌》全文。后面36页主要是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所做的国文和修身类听课笔记，合称《讲堂录》。此件乃是纯正的欧楷风姿。这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一生书风的险峻、瘦硬特点，得力于欧阳询父子。

1915年所作《五古·挽易昌陶》，增加了行意，明顯取法李北海。李邕代表作《麓山寺碑》后移至岳麓书院，毛泽东是有机会接触到的。此作笔画多见行意而字形之间并无连带，与李邕的《缙云三帖》对比，如出一辙。毛泽东自成年之后，字形从不愿端端正正，而是险中求稳，由此可窥来源。

“风格跨度”无疑是评价书家水平的重要标准。毛泽东一生的书风尚变且善变，自早年始便显山露水。他为萧子升自订的读书札记本《一切入一》写的序言，竟然有居延汉简笔意。也许他当时并未见过，只是一种“暗合”，然而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笔性不凡！

毛泽东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和胡适有过联系。毛泽东自北京回到长沙后，随即给胡适发了一张明信片：“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毛泽东。”这无疑是两位重量级人物之间交往的最明确的证据。毛泽东写给胡的信，有颜书笔意，较之《<一切入一>序》多见圆转变得方圆兼容。多用短笔是此信书法风格的一大特点。

随后写给舅父的信函中提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工一事，时在1918年前后。全札清秀飘逸、流利俊雅，与赵佶瘦金书类似。不独于此，如此瘦硬的书风，尤其是捺画夸张，与胡适的书风有默契之处。也许是因为接触了而受到某种启发？

致黎锦熙的信札又见一变，已有集王《圣教序》笔意，兼有李邕法书特点，但整体上随意性太大，可能处于一种求变的当口，也可能是纸笔不相称所导致的。

1920年致彭璜信，可以看出与何绍基书法的渊源，乃是非常纯正的颜书韵味，用笔厚重，已经有大家气象。

《夜学日志》字形扁宽，右肩上耸，捺脚波挑，明显是魏碑特点。同样是学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感悟和吸收。“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题词，也是学碑，笔画却是行书写法。可以看出，毛泽东习惯上左边极力伸展而右边收紧，往往把横画起笔和撇画收笔拉得很长，少字作品和多字作品皆如此，推测受过《张猛龙碑》的影响。毛泽东结字欹侧由此非常突出，有的行楷书横画几乎呈四十五度角。这样的险峻之势，无疑达到了临界点。最典型的如“丰衣足食”题字，“食”字“人”字头捺画省略为一点，几乎见不到同样的写法。“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题词”也是取法北碑，明显以方笔为主，虽不免有印刷加工变形之因素影响，仍可以感受到与《龙门二十品》的渊源。

再看《明耻篇》 批语：“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件也称为“十六字铭”，明显出自颜。“为群众服务”题字也是取法颜，却有别于早期的横细竖粗，笔画圆厚，更加饱满有力。说明一点，毛泽东对于某一种碑帖，在不同阶段可能会采用“回溯”之法，加以体验，寻找不同的感觉，不断丰富自己的笔法。

毛泽东在四十年代的一些笔法是会意米芾的，如“多想”题词，运笔迅疾，笔下生姿，有风樯阵马之气。

“船山学社”题词可以看出取法黄庭坚。毛泽东集中学习黄庭坚达四五年之久。“与邓宝珊先生通信”即是用黄庭坚笔法创作，最明显的是第三行第四字“然”，与黄的原字极似，可见毛泽东的读帖观察和消化功夫。全篇长枪大戟，横画和撇画极其夸张，最终却能融为一体。曾见过一张毛泽东晚年接见外宾的照片，显示茶几上搁着打开的黄庭坚代表作《松风阁》。

写给林伯渠信封上的“席”字，呈现出汉简韵味。如前所列，早年为萧子升自订读书札记本写的《<一切入一>序》笔迹也有汉简笔意。现在则变得更加奔放，有不可羁勒之气。两下对比，大可玩味。

毛泽东收笔的一捺，经常有高高的挑起，看上去不够自然，也无助于提高书写速度，却是深刻的习惯。即便是中晚年，有些笔画仍然保留了这一特征，如“天天向上”和“天天求进步”中的“天”字捺画，还有《人民日报》刊头中“人”字的捺画。小草中的捺画常出钩，乃郑板桥的笔法特征，同时亦会意《爨宝子碑》。《致符定一》信函章法乃典型的郑板桥“乱石铺街”之章法，巧妙化用。

行草书在某个阶段主要取自文天祥、黄道周和王宠。文的细劲、黄的险峻，以及王宠的秀逸，兼而有之。将毛泽东的手书李白《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和文天祥《草书木鸡集序卷》对比，无论是用笔还是气息，非常接近，相似度百分之九十！就字形来看，把黄道周紧缩的字态扩张开来，气息外露。不妨再将毛泽东手书杜牧《题青云馆》和王宠《杂书帖》对比，非常接近，只是王宠书法字字独立，没有牵丝而已。

毛泽东心摹手追张旭和怀素，最早的例子是1956 年12 月29 日致周谷城的信，满纸龙蛇。学张旭的典型例子，是手书陆游《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字势连绵，一片烟云，意笔相从，豪迈飞动。学怀素的书例，是手书李白《忆秦娥·萧声咽》，硬毫走笔，中锋建骨，侧锋生姿。

写给华罗庚的信，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不拘绳墨，天马行空，得力于王铎。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即便是取法同一家，在不同状态下也会存在很大差异，此乃书家对于即时状态的有效把握，所书李白《早发白帝城》笔意纵横，灵秀飘逸，与写给华信老辣苍茫的风格相比，跨度极大。

（二）直接例证

毛泽东所书白居易《琵琶行》，无疑为意临欧阳通一路，结体突出险峻的特征。“苏维埃管理机关”的题词笔势连绵，既有二王风范，又有魏碑笔意，用笔则有欧阳通《道因法师碑》笔意，从该碑中抽出一个“己”，与题词中的同字进行对比，非常接近。

毛泽东一生只有一件正规意义上的临作，就是意临《兰亭》作品，脱去形貌，自抒胸臆，甚至有几处别字，显然是背临，透露出明确的“书法意识”。毛泽东的诗词或字数多的小草面目作品多以二王笔意为统摄，连绵而下、行云流水。毛泽东的草书创作中多用侧锋起笔，受《十七帖》影响较深。毛泽东对于二王的垂青是持续终生的。据史料记载，1910年毛泽东考入湘乡东山书院，学习之暇，常临王羲之《十七帖》和附近东台山凤凰寺所藏清代湘籍书法家萧礼容的碑刻，书法水平大有长进。

（三）文字记载

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青年作家殳宭在奔赴延安的途中，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得四册名著及《石索》《三希堂法帖》各两卷，如获至宝，带到了延安。一天，在素有“长征才子”之称的朱光引见下，去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对殳宭一见如故，殷勤款待，殳宭感动不已，便将自己挎包中几本“宝贝”掏出来，准备赠给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不料一旁的朱光手疾眼快，一把将书夺了过去，说：“见面分一半！”两人争着要书，各不相让。最后只得由原主人那位青年作家出面调停，两人最终平分，朱光得到两册名著和《石索》，毛泽东得到两册名著和《三希堂法帖》。法帖进一步开拓了毛泽东取法的视野。

1958 年10 月16 日，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片（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这封信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对于毛泽东来说，1958 年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线。

言及至此，如果尝试进行综合判断，毛泽东书法主要受到二王、张旭、怀素、欧阳询、欧阳通、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何绍基等人的影响，甚至包括郑板桥的“怪”，也被吸收消化。前文有表，毛澤东一生很少直接对临碑帖，读帖第一。一生所读过的帖数量相当可观，从精神上来接受，着眼于分析各家长短，观察用笔、结构，体悟章法风格，吸取精髓，取法高明，大象无形，丰富自己。尽管从墨迹中可以大致看出毛泽东主要取法的对象和形成渊源，但并不能从某些点画、结字和章法上辨别出对应具体哪一家。像他这样特行独立之人，不会以模拟他人为目标，强调自抒胸臆。毛泽东一生贯穿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不限于某碑某帖。早年根基正，中年广涉博取，求欹侧、求险峻，而后专尚“猎奇”，一段时期的笔画朝左伸出，而后又向右伸出，笔画起收落笔极其用力，捺画收笔上翘，刻意夸张，到了晚年，融会贯通，自然脱化。其中在五六十年代，绝对是王者之气，天马行空，那个时候他的人生理想及书法艺术都达到了顶峰。对照毛泽东的书迹，一生都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回顾其一生的创作，虽然很难窥出某家某派，但他的每一步和每一种创造都是有渊源的，以超人的槃槃大才融汇到创作中，终以特性独立的面目展现给世人。

二、实用和艺术并举：毛泽东书法作品形态

毛泽东的传世文稿墨迹有笔记、批注、信札、题词、报头、批示、讲话、电报和手书古诗词、自作诗等，后二者被普遍视为艺术创作。其中书稿、文稿、信函和起草的电报等，从一个独特层面见证毛泽东的实用范围，毛泽东的书法“入世”既深，将实用性发挥到极点。笔者读过一则资料，毛泽东曾即兴在一农民的白毛巾上题词留作纪念。自1931年到1970年，毛泽东公开发表的题词共有381次，建国前的题词202次，建国后179次。在这些题词中，题给集体的267次，题给个人的108次，对象不详的6次，累计约13000多字。自作诗词和手书古诗词共140多件。综合来看，外在形式虽然丰富多彩，但形制上主要是规整的纵长或扁横形式。也许在他一生当中，偶有抄录文榜或为他人书写对联的即兴行为，然而这些作品散佚不见。2010年第29期《收藏快报》刊载了一则消息，1939年日军轰炸延安后，重建了农贸市场，由舒同写匾额“延安大市场”，毛泽东配上了对联：“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仅有文字记载，没有见到作品照片。

（一）笔记、批注与札记

笔记存世不多，批注则较多，多为铅笔所书。毛泽东的阅读量亘古少见，因而其批注、札记很多。

（二）文稿

前后期风格差别不大，本身也有很多类型。在毛泽东存世的一千多万字的墨迹中，文稿至少占据一半以上的分量，涉及范围极广，跨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建国前大多数以毛笔书写，1960年代后文稿渐少，且以铅笔书写居多。

起草文件，必须便于识读，所以毛泽东使用比较规范的行楷。有的文稿比较草，可能是因为给自己看，或者打字员、发报员比较熟悉毛泽东手迹。由于毛泽东思路清晰，思维速度极快，文稿书写速度一直极快。毛泽东试图在速度与可辨识之间找到平衡。

作战命令文稿内容特殊，基本上按照白话文行文习惯来横写，签名也都是横写。落款时间中基本上不会出现天干地支，与文风强调通俗易懂是相对应的。看来他并不排斥新出现的格式，顺其自然，有一种开放的态度。顺便说一下，他的一些诗词也会横写，题词也是如此。毛泽东的书法有很多适应现实形式需要的弹性，其中经营非常完美。“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时有涂改，与书家的诗稿有异曲同工之妙。平生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具有草稿性质，有意保留和记录了创作的即时状态。由此而言，毛泽东着实有过人的发挥能力、想象能力、应变能力和造型能力。

（三）手书古诗词和自作诗词

这是毛泽东的书法最为社会所熟悉的艺术形象。目前业内探讨最多的正是这类作品，但存世数量远低于书信、文稿、批注和题词。所书《滕王阁序》中“落霞孤鹜”名句，习惯性的侧锋没有了，代之以藏锋，轻重连断，抑扬顿挫，节奏感极好，几近完美。不独于此，1962年所书《清平乐·风云突变》《采桑子·重阳》与《忆秦娥·娄山关》，都能看出已经得笔，以中锋为主，侧锋取势，中侧兼用，至此走向成熟。《蝶恋花·答李淑一》是毛泽东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情诗之一，回忆起早年岁月，思绪难平，故有涂改。看情境不是初稿，不过仍能看出心理微妙变化。1963-1964两年的墨迹中，代表作有《满江红·和郭沫若》，笔法更进一步，气魄沉雄，不拘成法、随心所欲。毛泽东有时诗兴大发，不择纸笔，《鸟儿问答》即以硬笔书写。毛泽东对于个人的“即时状态”很注意把握，这是他书风多变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对自己喜爱的古诗词，尤其可以引起情感共鸣的常反复书写，并且全部是默写，即便像《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长篇，亦是信手挥洒、一气呵成，其中有一些字词偶有记错或脱漏。这些手书古诗词，作品不落款，不用印章，不用天干地支纪年，乃兴之所至，书法与诗意融合，浑然一体，风格多样，或豪迈苍凉，或遒劲雅丽，或清秀飘逸，或峻拔取势，或慷慨悲壮。不过，因为《毛泽东手书古诗词》是按照诗词作者的年代顺序来排列，就欣赏毛泽东书法而言，看不出风格变化轨迹，是一个遗憾，比不上他的题词和书信墨迹本。应该按照毛泽东的创作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更为合理，而不能以书写内容为中心。不少的作品只有正文无落款，不知何年何月所写，但全部作品排列之后，可以大致推断，因为存在同步时期的信函和题词。

（四）题字

这类主要是为报纸、杂志、学校以及各类机关单位题写，因当时的主要人物和发生事件而题写。绝大部分为毛笔所书，晚年有少数铅笔书写。

1950年6月，毛泽东应邀为清华大学题写校名，一连写了六幅，谦逊地自称“右下草书似较好些”。

北京师范大学也在同一年请毛泽东题字，他写了三幅供其选择。

全国各地先后有几十所大学采用毛泽东的题字作为校名，有的是毛泽东专门题写的，有的则是通过其它途径“借用”的。如1951年，毛泽东给正在武汉大学读书的革命烈士子女陈文新回了一封信，武汉大学便采用信封上的字样做成校徽、校牌。山东大学的校名，也是从毛泽东给山东大学写的亲笔信的信封上借用的。《光明日报》的题写也是偶然。毛泽东比较爱看《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1963年元旦，《东风》上发表了郭沫若的《满江红》词，毛泽东遂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唱和，词末注明“郭词见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光明日报》”，此四字被制成报头。这些事例说明，毛泽东书法的功效被发挥到了极致。

据资料记载，毛泽东最早题写的报头是《陕西日报》的前身——1942年在延安创办的《邊区群众报》。1948年易名为《群众日报》，仍由毛泽东题写报头。

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由毛泽东题写报头，1949年在上海再次出版，至今仍沿用。

毛泽东共为《人民日报》题书了两次报头，一次是1946年4月间，一次是1948年6月，至今一直使用，成为经典代表作。四字中前三字笔画少，不好安排，最终处理成两边字形大而中间两字小、大小相背的布局，“人”字笔画少而形体较大，起笔先声夺人，纵力而出，中锋取势，侧锋取妍，使得左右气势开张，章法浑然一体。

毛泽东曾三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第一次在1949年9月，第二次在1953年2月23日，第三次在1964年7月29日。第二次是写在信笺上，有附言：“柯庆施同志：提议《新华日报》换一个报头，原报头写得大坏。”他本人已经很不满意了，主动提议换写一个。第三次题写时，毛泽东最后亲自选定四个字，并附上一封信给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新华日报》报头写得不好，宜换过。现重写。如可用，则在今年国庆节改换为宜。如不可用，请你退回重写。”

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题写的省级报纸多达24个，在加上中央、市县，至少近40个左右，像《云南日报》也是反复题写，展现出一种他精益求精的态度，追求完美。更多的则是集字，有《石家庄日报》《兰州日报》《郑州晚报》等近百余家。

毛主席为《红旗》题写刊头共二十余幅，在给《红旗》编辑部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广为熟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其余杂志类则有《中国青年》《中学生》《辅导员》《新北大》《中国妇女》《铁道兵》《人民空军》《思想战线》《诗刊》《人民铁道》《人民画报》《学理论》和《诗刊》等。

毛泽东的个人著作封面题字常见的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等，各见千秋。

毛泽东还曾经给延安的“清真寺”题匾。这种“碑化行草”非常适宜，收笔尤见隶意。现在书坛时常讨论“碑化行草”或“碑帖相融”的问题，其实毛泽东的书法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从实践上来看，他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题词语句高度精练，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宣传效果。这是古人所没有的创作形式，属于政治人物所专有。题词属“少字派”创作，字数少，突出每个元素的对比和整体上的构成关系，要求更高。毛泽东的很多题词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诸如“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向雷锋同志学习”“为人民服务”，至今仍令人回味无穷。题词的章法处理见证了毛泽东过人的创造力。

（五）书信

书信写来无拘无束，偶有涂改处，带有草稿性质，天真自然。到延安以后至1950年之前，毛泽东有很多书信都是横向书写的，虽然单字是向右上方倾斜，但是一排的方向有不少都是向右下方倾斜，估计与他的坐姿有关。毛泽东的书信非常频繁，能够从中看到他风格的演变，存在一个渐变的过程。1950年前后，毛泽东的字更为圆劲爽利，转折处的棱角逐渐变少，被弧线所代替。建国后，毛泽东除起草公务活动的电文外，写了一千多封回复亲朋故旧和素不相识群众的来信。1960年代以后渐少。风格有较大差别，主要是因为不同对象、不同内容、不同情绪而有所不同。给文人的信就会比较草，因为文人有草书修养，能认识。对文化程度低的一般群众，多工整的行楷书，给高级民主人士、科学家和教授等回信多为草书。字越写越草，越写越精彩，如他写给袁水拍的信函有草稿意味，十分见趣。毛泽东致信最多的是黄炎培，其次是章士钊。一般都是寥寥数语，达到两百字的就属于长篇大论。

毛泽东手书的信封尤堪称道。书写收信人笔画较为粗壮，非常醒目，绝大部分有鲜明的棱角，线质弹性好，节奏感强。笔势流畅有力，绝无拖泥带水和扭动颤抖。章法布局极力撑满，有时会有意压盖红色的印刷方框，造成重叠相交，对比生动，這种空间把握能力，奇崛雄伟，震撼人心。个人签名往往非常疾速简约，突出收信人的名字，以示尊重。

（六）招牌和商标

毛泽东所题写的最著名的“招牌”有人民教育出版社、新华书店、北京电视台等，成为经典代表作。

“东风”汽车的LOGO是国内比较早设计的机动车标志。两字就是从“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中选出来的。用作汽车标志的还有“红旗”“江淮”“解放”“黄河”等，也是毛泽东的笔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手迹出现在了烟标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大江”香烟，取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开头二字，今天仍保留的还有“中华”烟。偶然一次机会，见到台湾桃园机场的一家商店，将“为人民服务”题词中的 “人”字“艺化”处理，作为店招，令人印象深刻。

近年来，毛泽东的手迹在国内乃至世界拍卖会上，多次亮相。2017年7月11日，苏富比拍卖行在伦敦拍卖了一份毛泽东手稿，内容是晚年书写的杜甫《登高》中“风急天高猿啸哀”句，最终成交价为70.4万英镑（约人民币612.5万）。其实早在2004年3月11日，毛泽东所题“学习马列主义”，就已经在国内拍卖会上登场。2013年3月，毛泽东致张学良的亲笔信，在纽约拍出45.8万美元（约310万人民币）。当年11月，一份毛泽东亲笔致傅作义、薄一波的公函封，在北京以655.5万元成交。2015年，毛泽东1937年写给英国工党党魁艾德礼、呼吁援助中国对抗日本侵略者的英文信，在伦敦以约580万元人民币被中国买家购得。

（七）硬笔作品和暮年之作

毛泽东在晚年习惯使用硬笔，其实中年已经有一些，创作“光明在前”题词是在行军途中，故以硬笔书就。“为抗大四期同学毕业”题词风格特别，字迹抖动，推测就是放在左手心题写的。毛泽东的不拘小节由此可见一斑，甚至就连《中央军委庆祝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给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样重要的文献，也是以铅笔起草。“开发矿业”四字行云流水，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书写有一种超熟练程度。熟能生巧。

当然，任何人都无法逃脱自然衰老的规律。1964年到1965年间，他被“僵硬、颤抖和不幸的帕金森病症在侵扰着”（《毛泽东的后半生》第116页），1967年以后“突然衰老了”。据文献记载，1974年毛泽东被诊断出患有“老年性白内障”，视力下降，阅读能力也降低，说话难度也越来越大。何况书写？有知情人回忆，1975年8月5日，毛泽东与他人对话时辅助写下“实录、构体”等字，几乎无力捉笔。

毛泽东的晚年因为体力和疾病等原因，影响个人书写过程中的表现，但作为毛泽东一生书迹的组成部分，应当有所了解。不时会有精彩之笔，如“关于兴建某水利枢纽工程的批示”，可谓人书俱老。暮年鲁迅诗稿，字迹几乎不成形，但毛泽东的气格还在，偏中求正的特点还在，展现了毛泽东过人的意志力和顽强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