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禾

摘 要 技术与文化的博弈古已有之，尼尔·波兹曼曾对传统文化在技术中的迷失颇为担忧。从工具统治文化到技术统治文化再到技术垄断文化，人类享受技术的红利也当警惕技术的弊端。碎片化的表征作为互联网技术垄断的标志之一，已经借助大众传播的全过程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传播的主客体中间造成了现实身份和虚拟身份的碎片化；在传播的内容和载具层面形成了时间与空间的碎片化切割；在传播效果方面，碎片化则分别作用于个体和集体，造成个体心象与社会叙事的碎片化逻辑。

关键词 技术垄断；碎片化；载具；心象；宏大叙事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0）23-0007-05

1 技术垄断的兴起

1.1 尼尔·波兹曼的先见之明

媒介环境学派（media ecology）重要代表人物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为世人描绘了美国依次从工具使用文化时期、技术统治文化时期走向技术垄断文化时期的现实状态，并合理预言了技术垄断程度将不断深化的趋势。他的著作《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Technopoly：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自1992年问世至今，已历经28个春秋，但其中的见地在今日依旧具有现实意义。他对人类的技术崇拜取向充满担忧，并以批判的视角阐述技术主义价值观念对人类发展进程的深远的负面影响，发人深省。技术垄断论意为“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1]52文化的语境被迫随着技术的功能指向而逐渐偏离原有的发展轨迹，最终形成技术与文化交融的独特景观。如果说从工具使用文化演变为技术统治文化是一个质变的飞跃过程，那么从技术统治文化过渡到技术垄断文化就是量变的渐进过程。

1.2 技术与文化的博弈

在工具使用文化时期（远古时代至17世纪），由于政治统治的强度以及宗教思想的全面把控，早期的简易技术工具并未被作为科学加以维护，而是仅仅处于社会意志结构的底层辅助人类生活，带来便利条件，政治与宗教预设的原则迫使工具封闭于旧有的意识形态之中，也只能显现出既有的文化选择，并未形成社会结构性变革的驱动力量。例如：在中国古代曾出现震惊世界的四大发明，当人们回顾历史总会感叹，如此先进的技术创造明明可以带来先进文明的启迪，火药可以制造枪炮，指南针可以指引航线等，但在古代中国，火药进了炼丹炉，指南针成为算命必备的道具。工具没能抵抗封建文化的掌控，也没有带来社会的革新。

在技术统治文化时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技术红利不断显现，给予了人类追求更高标准的可能性。技术的开放性促成了民主思想的勃兴，弱化了文化高度集中的治理手段，人类意识到先进技术区别于文化的显著优越性，将原有的意识形态优先地位让渡给了技术所带来的物质利益，这一时期的文化虽未与技术并驾齐驱，但它在关键时刻对技术的制约作用还能为世人所认同。以尼尔的观察，这种技术统治文化发轫于美国，得益于这个民族作为短时间内高速崛起的移民国家所内置的技术信念和文化资源，他们的个体本位思想驱使着其不断追求更高的生存目标，迸发出对于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蓬勃能量。

在技术垄断文化时期，技术与人类利益的天平开始发生倾斜，人类在不知不觉中拓宽了技术路径的发展空间，起初利用技术为人类服务的想法在其实现突破性进展的阶段演变成“脱缰的野马”，逐渐失去人类的完全控制，也失去了传统文化的道德约束，任由其发展极易带来众多伦理难题。当人类在技术可以召唤的巨额财富、歷史性成就和相伴而生的不伦代价中踌躇不前时，技术垄断文化导致的良知困境就显示出技术冷漠而失控的一面了。如果我们的文化无条件向技术投降，技术秩序凌驾于经济基础、政治信条之上，那么也就成为了替代宗教信仰的“技术信仰”。时至今日，不仅是美国，技术逻辑主导着中国甚至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进步路径。

我们常说，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技术的变革从来都不只是数量上的增减损益，而是技术的整体逻辑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结构性的根本变革。互联网信息技术垄断力量已经成功融入了现代科技的每个角落，它强大的整合性使我们很难将其逻辑单独分解出来，由此互联网所拥有的碎片化、交互性、时域性等基础特征也就绕开文化的防御围墙，深入到我们的生存空间之中，其中碎片化的表征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迅速扩张。

2 碎片化表征的扩张

互联网技术的规则输出始于数字传播的媒介转换和工具应用，碎片化表征的扩张路径则汇聚了从传播主体和对象到传播内容与传播载具再到传播效果的大众传播全过程，全方位地颠覆了以往传播要素的性质，进而对传播局面进行结构性干预。

2.1 传播主体、传播对象的碎片化

传者与受者的概念应用之所以在如今逐步减少，是因为互联网最大限度降低了内容的制作成本和传播的技术门槛，所有的网络应用平台都在极力降低信息获取与输出的操作难度，简化界面的操作设置，大众媒介空间中的话语权借此被分发至网络触角所及的任何终端，传统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对象由传播活动的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二者互相交融，不分彼此，统一于传播的互动机制之中。

2.1.1 现实社会身份——阶层碎片化

阶层代表着一种社会身份，社会整体的阶层构成代表了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不同关系的价值联结，阶层变化不是单一因素的影响结果，而是以技术为先导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所带来的综合作用。传播对象与传播主体的碎片化首先体现在二者的阶层变化之中。一方面，在经济态势起伏跳跃的大背景下，消费生态变化万千。生活理念的多元化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亦步亦趋，经济的增长不但带来部分人群日常消费力度的大跃进，而且催化了消费需求的多元图景。原本收入水平的高低对应了支出欲望的强弱，才导致贵价商品衍生出身份象征的功能与价值。收入与支出的对应关系可以折射出一个人所处的阶层，而在消费社会的过度引诱下，这种关系无法维持已有的平衡和规律，出现了收入水平较低，却具有追求消费非实用性体验价值意向的人群，尽管体现出消费升级的趋势，却无法在收入层面表明与消费层次相匹配的阶层属性；而另一群人推崇价格第一的消费理念，自行降低个人的消费品味与性能要求，呈现出消费降级的表象。人们的消费升级与降级的程度分别发生不同程度的加深，导致以收入为标志的职业身份和以支出为标志的消费水平发生二元分裂，二者的统一关系不复存在，无法相结合作为清晰描述阶层的指标。同时，双重职业的流行及社会流动速率的加快为阶层界定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阶层成分愈发复杂。另一方面，互联网使得信息分发范围得以最大限度地扩展，这种趋势无形中活跃了社会不同阶层间的文化流动，精英文化不只是精英阶层的认知专属，平民文化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平民阶层的范围之中，文化的跨阶层渗透带来了更加丰富的表层文化形态，也缩小了阶层间的综合性差距，使得阶层复杂性十分显著。技术赋权给予了阶层碎片化生成的合理性，反之，阶层的碎片化又进一步加速了技术赋权的进程演化。

2.1.2 虚拟社会身份——标签碎片化

出于商业竞争的需要，互联网各大应用程序运用算法逻辑为用户带来符合其理性需要或情感诉求的内容推荐，实为被大数据定义精准传播。极具理性的大数据的分析检索过程，是将每一位完整的传播对象形象分化成由不同标签构成的“特征画像”，标签包括经授权可识别的个人基本信息、算法得出的内容偏好以及各类人格化属性，随着数据收集的完整度增加，算法甚至可以得出每一个传播对象在不同场景、不同应用环境所喜好的信息内容差异。因此，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中，算法对人的定义乃至使用算法的人对传播对象的定义，将人的感性抽离出来，以繁杂的标签分类异于传统的现实社会。

同样地，数据理性的思维方式从分析传播对象的层面衍生至匹配传播主体的过程中，以期实现传播主体价值与传播对象价值的统一。当传播对象使用任意App进行首次登录操作，登录成功后，系统提示的第一个步骤往往是选择喜爱的关键词、KOL或信息类型、内容板块，在此过程中，标签化顺势也指向了传播主体的身份定义过程。为了迎合个性化推送的要求，将具象的个性解构成碎片化的意义标签，只会使内容匹配的数据思维无法跳脱出不断精细化的目标追求，将标签的分类被迫引向进一步细化的道路，比如：今天，我们的数据关注用户对某一主题的内容持正向情感还是负向态度，以此完善用户标签选项，然而未来，数据的关注点在于用户所持的正向情感的具体程度或这种情感的时空区间，以此将以往单一的正向情感标签精准到数值的程度，形成更多子标签。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本身的碎片化趋势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仅由碎片化的标签进行勾连的程度愈演愈烈。另外，不同平台间存在竞争关系导致信息共享成为奢望，“信息孤岛”分布密集，更加剧了碎片化表征的的泛滥。不论是主动言说的一方还是接触信息积极反馈的一方，技术都他们纳入到碎片化机制之中重新洗牌。

2.2 传播内容与传播载具碎片化

传播的内容与载具作为信息的容量与格局，统一于信息本体的内在建构过程中，也处于现代大众传播环境的核心圈层。碎片化的表征经由传播内容的呈现及传播载体的变迁得到了最直观的表达。

2.2.1 横向的空间切割——内容碎片化

大众传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信息的传递与交换，但在传统媒体盛行的时代，传播工具将人固定在某个空间位置当中，不支持伴随身体行动的内容获取机制，尽管信息流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人却无法每时每刻都能接收指定的信息。例如，笨重的电视只能在客厅坐着看；阅读书籍要保持视线移动轨迹的平稳，无法边走边看……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人类利用技术手段实现了自身接收信息的空间突破，从电脑到手机再到智能手表，信息时代内容获取终端的缩小趋势提示了人类生活中对于信息产品的便携性需求，也带来了随时随地获取信息的可能性。

它们解放了信息接收的空间连续性，也就给予了内容制造者们用信息填补原有空间缝隙的机遇，不管是在路边、在车上、在电梯……在从前所有被迫孤立、屏蔽掉电子信息终端的零散场景里，都能够实现信息的接收甚至传送。为了满足这些破碎空间中信息体验完整性和逻辑合理性，信息本身的分量就被稀释了，被撕裂成能够插入现实场景间隙的短小单位，因为在短暂的时空区间中，我们依旧希望获得完整的意义拼图，而不是单纯的连续剧式的片段内容，因此，我们提高了对信息空间利用的性价比要求，这迫使内容本身的生产理念和生产机制发生质的改变。新的信息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它们被赋予“嵌入”生活场景，而非占领生活空间的使命，信息在“以人为本”的生产初衷面前，变成相对次要的附属品，长篇幅信息所透露的具体的、全面的意义版图不再是快节奏生活的人们的迫切需要了，也无法适应注意力经济规律指向的信息生产逻辑了。

内容的碎片化是不可逆的縱深发展过程，博客写作逐渐衰落，微博应用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是个“微”字引发的效果。博客是适应PC端的信息产物，内容输入不限字数，以生成长篇文章为常态，而微博在移动手机端流行开来，限制用户全文字数输入上限为2 000字，信息流输入上限为140字。信息工具与内容永远是互相匹配的，就仿佛我们在习惯使用电视的时代，不会要求生产与电视屏性质、结构不相符的信息类型。如今，信息的传播空间增多，而信息单位减短，意义缩减，这必然意味着信息的量将大幅增多。这些增加的信息包含为满足场景化需求而割裂看待场景空间的内容提供者，他们推动了内容制作的专门化和垂直细分，使原本能够一次性输出的完整意义被打碎，被分发至不同的意义空间当中，无形中扩充了内容传播的密度。此外网络应用的增多分散了用户的注意力，稀释了各种内容产品的享用时间，催生了另一种格式的信息，它们无所不包，被生产出来争夺传播对象的注意力，通过综合性、娱乐性极强内容来消解大众传播场域中的严肃表达，吸引人们将其网络世界作为逃离现实世界、暂缓生活压力的自我投射空间，因此它们杜绝长篇大论的理性叙述，擅长使用调动人类感性的娱乐修辞，由此更促成了碎片化的表达方式。内容的碎片化就在技术的囹圄之中不断强化，“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1]72人类希望借助技术来治理信息的泛滥和失控，然而结果背道而驰，因为互联网信息技术逻辑的本身就是碎片化的，以其来改善碎片化的现状无疑是百上加斤。

2.2.2 纵向的时间切割——载具碎片化

用载体、工具来形容“泛媒时代”用户信息接收的端口或途径已经不具备前瞻性了，因而“载具”一词应运而生，内容的载具表示人与信息交汇的中间地带，是负载信息能量的介质，它与内容是相辅相成，二者是不能被孤立看待的统一架构。在传统媒体和前互联网时代，纸媒、电子媒介、数字媒介所包含的各类信息传播工具之间是互相独立、截然分明的关系，这些工具迎合每个个体的喜好和诉求，将人们的时间划分成完整的条块，例如：纸质阅读两小时、收看电视一小时、浏览网站一小时等。一日二十四小时，时间分割的上限并不零散。内容生产的产能与人类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形成合力，没能迫使技术营造出如今一般“万物皆媒”的景象。

如今的载具碎片化发展由两种路径演化而来，一种是新技术生发的载具类型扩充，另一种则是功能开发目的驱使的载具内部的双重嵌套。以技术为导向的内容传播载具构成了信息的存在格局。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生发的物体媒介化以及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促成的人体终端化取向，将一切存在并具备信息承载能力的事物卷入内容载具的行列，各色智能终端、交互界面甚至人类本身都具备了载具的功用。此外，科技发展的惯性及互联网信息传播系统的商业竞争也加剧了载具的碎片化趋势。

纸媒、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市场份额不断收缩，机械化的“无差别覆盖”传播不复从前的效能。全国范圍内媒体转型的呼唤意味着移动终端载具的数量将大幅增加。所有加入进互联网赛道的内容生产商为了使载具进一步收割“眼球效应”的红利，更加契合碎片化的时间逻辑，提高信息渗透进传播对象生活的概率，选择在电子设备已有的应用程序内开发新的功能设置或开辟虚拟的容纳空间，“媒体所销售的媒体碎片不仅是以某一种具体的传播工具为单位，甚至是以某种具体传播工具中的特定空间或时段为单位。”[ 2 ]例如：微信中的小程序、视频中的弹幕、搜索引擎中的关键字广告位等。人们的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信息载具，手机变成了混媒终端，人们逐渐失去了区分载具类型的可能性。

碎片化的载具更易与时效性强的需要发生耦合，从严肃的传统新闻到娱乐性的网络广告，所有的载具转化都遵循碎片化的原则，传播对象们也欣然使用了碎片化的载具，接受了碎片化的内容。传统报媒内容生产一日一版、电视节目生产一日一档甚至更少，而转型后的新闻客户端着重考察用户媒介接触的时间规律，选择更高的内容推送频率、更短的内容生产周期，通常为一日三次以上，增加了信息的数量，同时也降低了信息的质量。而互联网广告的载具从博客到微博、从视频到短视频的变化则体现了信息长度的缩短，载具供应商简化界面、缩短内容呈现的篇幅和时长，甚至使视频的加工单位由“秒”变为更碎片化的“帧”。大量短时信息不断繁殖，导致信息垃圾随之泛滥，对信息环境造成负面冲击。

载具的可再分性是技术垄断的思维产物，它使进一步切割可利用时间成为必然，在此基础上，“一切碎片时间都被利用了起来，同时一切时间都变成了碎片时间。”[3]此时，人们再幻想着融合线上、线下不同载体拼凑出完整的传播通路已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事实上，载体附带着信息已经被切割成可无限分解的碎片单位，企图用跨载具的信息进行文本拼贴与重聚是无法还原被切割的时间与空间的。

2.3 传播效果碎片化

碎片化作用于传播的效果层面，体现出两种路径：1）通过个体学习、接受知识的行为影响心象，成为覆盖在传播对象认知表层的显性效果。2）通过社会集体的意识导向，造成共识的消解，形成沉淀在传播进程中的隐性效果。

2.3.1 个体心象碎片化

“心象”是“思维的重要构成要素，是感觉经验的心理表象，是将外在世界中的事物编码后转化成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意识图像。”[4]碎片化的内容与载具构建了现实世界中普遍的碎片化的语境，15秒描绘一个主体的短视频、140字讲清一件事的微博博文，人类浸泡在这样的语境中，逐步地接受了碎片化的学习模式、思维体系和认知结构，将碎片化的符号编码转化，形成碎片化的信息存储习惯，最终建构了碎片化的心象模型。在心象的作用下，人类实践过程中，在脑海提取的经验框架是残缺而松散的，知识单元都是不规则分布的，逻辑秩序都是杂乱无章、缺乏条理地排布。长时间地沉浸在碎片化的信息环境中，会使人产生注意定势，此时尝试阅读或思考非碎片化长文本，比如传统的书籍、长篇幅新闻报道时，就会感到知觉负荷，排斥进一步的思考和记忆行为，甚至引发强烈的烦躁情绪。人们由于互联网信息接收终端极大的集合性、便捷性而产生长期依赖，碎片化的信息逻辑也就随着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全方位渗透和沉淀，加深了对心象的影响，成为钳制传统信息传播工具的机制。

当新媒体的技术逻辑向旧媒体发起攻击，围绕旧媒体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必然存在被颠覆的危险，以往我们习惯媒介视觉信息的接收，因而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强化了视觉神经的感知性能，而虚拟现实技术的蓬勃发展将融合推进视听嗅等多重感官的感知功能锻炼与转化，在此期间必然引发感官的适应障碍，带来技术的阵痛。心象的改变也不例外，比如，在工具统治时代，书写媒介占主导地位之时，我们在书写文字的过程中会在脑中强化有关笔划步骤的信息加工过程，而互联网默认的拼音输入法将一味强化拼音记忆，弱化具象书写步骤，一定程度上加剧提笔忘字的现象。新媒体碎片化信息引导下的快餐式学习以及娱乐化解读不仅淡化了文字之上的价值观念、思想内涵方面的教化功用和意义，同时也削弱了文字作为具象的符号、信息、知识所承载的原有作用及意义。人们习惯于在碎片化知识的表层意义中截取有用信息，这个过程往往是不求甚解和断章取义的。

我们所处的社会存在的一切符号皆是碎片化的见证，它们进一步影响我们的对现实的感知，包括知识目标、兴趣结构、时间观念等。而碎片化时代的人适应了碎片化的时间和空间，“注意力处于四处漂移的涣散状态，兴趣中心在短暂的聚焦后随着页面的更换而转瞬即逝，关注点在不断地被制造也在不停地被抹杀。”[5]人们模仿搜索引擎与超链接的信息联系方式和组织架构去重塑脑海中的认知图式，无疑加大了建立完整知识框架和概括合理逻辑层次的难度。“受众的每一次译码诠释、每一次转码扩散，在获取对其传播身份的认可和肯定的满足中，其呈现出的沉浸其中的深度卷入，在貌似碎片化的传播中耗费了无数碎片拼凑的巨额时间，这些巨额时间原本可以用于构建更有意义的生活轨迹和生命结构。”[6]更令人担忧的是，转瞬即逝的内容呈现机制会引发记忆的不稳定性，而记忆的修复并非一蹴而就。信息环境造成心象在信息冗余及信息增值的天平上找不到平衡的中心，使人们陷入了深受碎片化之苦却甘愿身处碎片化的恶性循环之中。

2.3.2 社会叙事碎片化

我们之所以会依照传播主体的意图来对内容进行解码，是因为我们共享的符号意义。“对作品进行解码要受三个因素影响，即作品所处的位置，历史时刻以及读者所经历的文化熏陶。”我们在信息接收的同时，大脑会根据我们生活的社会语境、叙事习惯和意识共识进行加工处理，传播主体总是希望传播对象能够理解信息的本质并能引发共鸣，因此最优的效果来自于二者经历相似的文化形塑过程。我们的民族最统一的文化形塑来源于宏大的社会叙事。尼尔·波兹曼曾预见“技术垄断力量使文化虚弱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符号的耗竭和叙事的流失。”[7]而文化体系内的符号和叙事都是大众传播中各种媒介品类的传播效果得以发挥作用的基本意义载体，因此，碎片化作用于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最明显的效果就是社会共有的叙事框架受到了分解。

中国的传统的社会体系一直都需要依靠宏大叙事来完成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整合与统一。所谓“宏大叙事指的是对文化叙事规划的一个无所不包和整体的有条理的、知识和经验解释”[8]。国家力量与社会权威都要借助宏大叙事来获取合法化与合理化的资本，他将政治意志投射到意识形态的领域，借助文化的柔性力量，不诉诸武力也能在社会中间占领主导地位。例如宗教信仰在欧洲中世纪被作为统治阶级的宣传工具，它就是在教义中添加了宏大叙事的成分，给予神灵和教宗以无比神圣的崇高地位，进而维护已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

碎片化是作为宏大叙事的解构工具而存在的。而当今的互联网体系中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不再等同于宏大叙事结构塑造的非异质性的芸芸众生形象，他们的身份、地位、个性、消费需求等都在网络环境中显现出差异分布的图样。同时，社会关系的虚拟流动化解了传统社会层级分明的管理体系架构，催生了个性的解放，甚至兴起了网络化的个人主义思潮。新冠肺炎疫情下女医护人员集体剃光头上阵的报道非但没能迎合片面爱国主义思想的单向灌输欲望，反而引起性别平等主义者们声势浩大的抗议。另外，“互联网用户已经不再容忍长篇大论的宏大叙事了，他们讲究主动地使用而不是被动地阅读和观看。这个主动地使用，使得任何直奔主题的文本或视频得到了青睐。”[9]短视频遵循片段式表达的原则，不追求叙事的完整性，它的风靡进一步传达了宏大叙事体系被分解的真相，也使碎片化的叙事操作更加深入人心。传播对象渴望摆脱宏大叙事的束缚，对于各类形色的反主流的异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传播主体为了顺应传统叙事的解构趋势，将更加有指向性地制作碎片化的内容。

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争夺人类的注意力和时空区间的竞赛中，新媒体显然占据了优势地位，人类在对社会叙事的工具选择自然而然转向新媒体时，宏大意义的流逝就与文本的碎片化相伴而行了。而我们的党媒依旧以传统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介为主，企图通过融媒体建设来试探互联网传播转型的可能性，这个过程也就意味着，党媒——宏大叙事最重要的舆论阵地放弃了宏大叙事的主导能力。而原有的传统媒体也因整个媒介生态的碎片化变革默认了互联网技术操控社会叙事文本的符号和结构的权力，使得原本内涵丰富的语义符号无法在宏大叙事的框架内表达传统的议题，进一步弱化了政治意识的控制效力。

3 总结

技术垄断文化的视野下，大众传播的全要素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颠覆和侵蚀，原有的传播秩序正被逐渐瓦解，新的秩序由碎片化逻辑进行归序。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入手，我们只能窥见技术垄断所导致的碎片化对于人类的交往过程及信息系统的干预，然而跳脱出狭隘的局部现象和表面征兆，着眼于更广阔的全局视角才能发现，碎片化的进程正不断融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的议程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头脑。技术逻辑缺乏道德核心，更缺少适应庞大社会语境的能力，我们的生物性本能、信念、价值判断都在技术面前处于从属地位。而碎片化，是技术逻辑的必然，也是人类自己的选择，它应当被人类看作一种完整的社会生存模式，并以辩证的眼光审视它，在实践中警惕技術带来的深层次的、不易被察觉的负面影响。毕竟技术的惯性是无法单纯靠人的理性来解决的，我们只能使它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被关注、被思考、被质疑、被批判，竭力在文化与技术之间找寻逻辑的契合点，使二者的互动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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