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斐斐 张 可 朱丽娜 高 皓

(1.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 2.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3.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1 研究背景

创业坚持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认为是影响成功创业的关键性因素。家族创业作为最基本的创业模式，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研究表明，大多数新创企业都有家族参与，或者控制家族在人力、财务、社会资源上的投入[1]。鉴于家族创业的重要性以及创业坚持的实践意义，国内外学者开始探究影响创业坚持的前因，例如，企业家特质学派认为，创业者性格特征，如大五人格等是影响其创业决策和新创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2,3]；制度环境学派认为，外部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创业过程中需要更加努力工作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才能抓住机会来获得成功[4]。吕斐斐等[5]则基于创业家族的视角，分析家族期望对于创业坚持行为的影响。然而，鲜有研究关注企业经济期望的实现程度，以及家族情感因素的交互作用。

家族创业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创业者的行为决策不仅需要实现企业经济增长，而且要实现创业家族的价值体系和非经济类目标[6]。家族企业是企业系统和家族系统的结合, 实现社会情感财富等非经济类目标显得尤为重要，影响创业者坚持或者退出的关键性因素，可能同时包括他们对于企业的情感依恋以及财务承诺，鉴于此，创业坚持也可以被视为是比较情绪化的过程[7]。在创业家族情境下，创业坚持决策是一个理性和感性并存的复杂过程，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和非经济目标共同作用的结果。

企业行为理论[8]为解释管理者的风险决策行为与组织战略变革提供了理论框架，亦为创业学相关研究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模型便是业绩反馈模型[9]。基于企业行为理论，经济绩效是影响企业家决策的重要信息信号，所以更多的学者是基于经营业绩的角度，去解释创业坚持或者退出的现象，目前来看，研究主要关注了经营业绩等经济类目标对决策行为的影响，而非经济类目标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对于家族创业企业而言是有缺失的。关于经济目标抑或非经济利益诉求的讨论，无疑为家族创业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因为影响创业家族行为的根源性因素是其经营的目标[10]。社会情感财富概念的提出[11]突破了企业行为理论的研究框架，认为家族企业追求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关心的是其所拥有的社会情感财富，即非经济类财富，并且这是家族企业决策的一个重要参照点。然而，关于经济财富目标与社会情感财富目标如何共同作用于决策者的行为，仍是尚未解决的学术问题[12]，鉴于此，本研究在探讨经济期望对于创业坚持行为影响的同时，也将家族情感依恋作为社会情感财富的重要维度纳入研究模型。

虽然企业家选择继续创业被认为是一种惯性行为，因为他们并不会轻易考虑其他的可替代性选择，如其他的就业机会。然而，当经济业绩反馈比其预期的更为消极时，企业家就会更加谨慎地评估坚持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一旦创业者对其所处状态评估较为负面，则会影响其后续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决策，如创业坚持[13]。由此可见，经济业绩反馈是影响创业坚持决策的重要因素。大多实证经验表明，经济期望的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是积极的线性关系；但一些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表明，创业坚持与经营业绩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因为创业退出并不意味着经营失败，创业者有可能选择高位退出[14]。同时也有实际数据表明，美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在进行清算时，是处于经营状况良好的状态下，或者是处于成功的状态[15]。据此可知，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之间可能不是简单的正向线性关系，因此，本研究拟依据企业行为理论和期望理论，检验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GIMENO等[16]的研究表明，创业者选择是否要继续创业，其依据包括经济业绩、非经济收益，以及不同职业之间的转换成本等。因而除却理智的经济类考量，创业者的行为还受制于非经济类因素，如情感收益与情感成本、家庭和谐等。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作为家族企业研究中的主流理论，解释了家族企业行为的异质性[11]，也为解释家族创业者坚持或退出的决策行为选择差异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对于创业者而言，除了将经济利益作为参考之外，影响其决策的重要参考点，可能是社会情感财富(如情感依恋)。对创业者而言，非经济利益参考点与经济利益参考点的平衡与博弈的探讨可能具有一定意义，但大部分创业学和家族企业的相关研究，要么只关注了经济利益驱动，要么只单纯的关注社会情感财富等情感类驱动因素[12]。鉴于此，本研究拟检验创业家族对于新创企业的情感依恋在经济期望与创业坚持之间的调节作用。

2 理论与假设

2.1 经济期望与创业坚持

企业家能否坚持创业，是影响新创企业长期成长的核心问题，由于业绩是影响企业家决策的重要信息，所以更多的学者基于经营业绩的角度，去解释创业坚持或者退出现象。WENNBERG[17]认为，企业家是否选择创业坚持，将取决于企业家是否实现了其期望水平，于是为了说明主观目标实现程度的概念，就需要引入组织研究中所提出的行为决策模型。既有研究认为，经济期望水平的实现与否，是影响企业家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11]。根据企业行为理论的逻辑，当企业实际经营业绩低于期望水平时，会更加倾向于选择战略变革来提升企业经济绩效，以满足其期望水平，因而创业者很有可能选择出售目前正在经营的产业，或投入新的创业领域来改善经济绩效。期望理论可以为创业者是否会做出其他可替代性选择提供理论支撑，其强调了一个客观事实，即个体都会倾向于选择最大化自身所期待的结果，或者利益的可替代性方案[18]。当企业经营业绩远低于期望水平时，将会限制组织的自由度和自主权，而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或者战略决策，比如，高薪职业或其他更有潜力的市场[19]。故本研究认为，当企业经济期望实现程度较低时，企业家会判定其无法实现该行业内，或者自身所追求的财务业绩目标，而倾向于退出创业，即降低坚持创业的可能性。根据期望理论，创业者对于其所经营企业的市场价值评估，会随着经济期望实现程度的提升而有所改变，企业家会根据真实绩效与期望水平之间差距的缩短，从而有更乐观的判断，以提高其坚持创业的可能性，因为创业者是根据其对未来预期结果的价值判断来做决策的[20]。从一个企业撤资或者退出，对于创业者而言是非常困难的选择，通常大家会觉得退出意味着失败，而继续坚持经营才是成功的标志。随着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即经济期望水平实现程度的提升，由于心理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减少业务或者退出企业经营的决策将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13]。

根据期望理论，当企业经济期望实现水平较高时，市场对于创业者所拥有企业的评估价值也会得到充分体现，很多创业者选择在收获的情况下退出，不在该领域继续经营[21]。这里的收获是指投资过程当中的盈利，成本包括创业者投入的时间、精力与金钱。通常这种创业退出有可能是企业家应对市场较为积极的策略，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获利，去追求其他利益或者获取其他资源。TAYLOR[22]的研究表明，相对少的创业者是由于破产等非自愿情境而选择不坚持创业，更多的企业家是自愿退出，因为他们有机会进入到更好的或不同的活动领域。CHRISMAN等[23]也发现，因破产而结束创业的事件是相当少的，因此创业者不能坚持继续创业可能是自愿行为。因而当企业的经营业绩期望实现程度很高时，企业家的自我成就价值感已经获得实现，他们可以将资源配置到更好的市场，抓取其他更好的经营机会[24]，因而更加可能选择高位退出，选择不继续坚守当前的创业行为。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企业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之间呈倒U型关系。

2.2 家族情感依恋的调节作用

BATES[25]指出，企业家在考虑是否要放弃创业时，不仅考虑机会或转换成本，更是关心非经济目标的实现，因此经济与非经济的共同作用才最终导致了创业退出。创业者不仅只是关注外在激励(如经济收入)，其他一些非经济的激励(如自我满意度)也在激励创业活动过程中非常重要，比如，创业者可以通过独立、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为家人和社会创造福利中获得较高的满意度，成为影响其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由此，创业者所控制的企业经常兼具经济与非经济目标，如声誉、家族福利及情感依恋等[11]。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本研究检验了创业家族情感依恋在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企业家及其创业家族对于其所控制的企业都有较强的情感依恋，而情感是深嵌每个组织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6]。创业者对企业不能割舍的情感，实际上就是社会情感财富的体现[27]。由于创业者对企业付出较多心血和精力，对企业有较强的情感依恋，所以比较倾向于坚持继续创业。尤其当创业家族成员对新创企业也有较强的依恋，会给予其较多情感支持时，即使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不如预期，创业者的情感驱动因素更可能会被激发，而继续坚守创业行为。KAHNEMAN等[18]的前景理论也表明，“效用损失”在一定规模的现实损失下，要高于同规模现实收益下的“效用收益”，因此创业者在经济期望实现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对其创业家族所承担的责任会更加敏感，从而更能激发其要继续坚持创业回馈创业家族的想法。

另外，当创业家族情感依恋程度较高时，经济期望实现程度越高的创业者，会觉得企业积累的经济财富和市场价值超过预期，他们更加倾向于将企业传承下去，以实现长期的家族经济财富[28]，同时，这也是其对企业情感寄托的一种延续形式；反之，当创业家族对新创企业的情感依恋程度较低时，家族成员对于新创企业的支持力度较弱，缺少情感支持的创业者可能会降低其坚持创业的热情[29]。不论经济期望实现程度的高低，当创业家族情感依恋程度较低时，创业者比较容易陷入放弃的情绪状态，因此会削弱经济期望程度对创业坚持的正向线性影响。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家族情感依恋对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即当创业家族对新创企业情感依恋程度较低时，经济期望的线性正向作用将会被削弱；当创业家族情感依恋程度较高时，会削弱经济期望对创业坚持的倒U型作用关系。

3 样本选取与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

本研究以成立时间在8年以内的新创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以两个标准来衡量家族企业：创始人或家族持有最多的股份，且至少有两名家族成员在高管团队中任职。研究对象主要来自浙江、上海、福建、广东等地区，涉及电信、制造、服务等行业。本研究共发问卷580份，主要通过电子邮件和现场调查的方式，历时3个月，共回收问卷239份，回收率为41.2%。剔除32份不完整的问卷和13份无效的问卷，最终获得了194份有效问卷。为了进一步检验所收集问卷信息的完整性和有效性，研究人员随机抽取了20份问卷，并通过电话联系了被调查者，以确认他们填写信息的准确性。

3.2 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前述的研究假设, 本研究设计了如下的回归模型：

式中，PS表示创业坚持；AS表示经济期望实现程度；EO表示情感依恋；X表示控制变量；β0表示常数项；β1～β6分别表示各变量的系数；ε表示随机扰动项。

3.3 研究变量

本研究采用Kaiser-Meyer-Olkin方法，主要研究变量如下。

(1)创业坚持根据吕斐斐等[5]对创业坚持的衡量方法，用4个指标来衡量创业坚持，如“我会付出毕生的精力来支持企业发展”等。KMO值为0.703 (χ2=298.125,df=6,p<0.001)，Cronbach’sα为0.807，表明量表具有较高可信度。

(2)经济期望实现程度大多数关于经济期望水平的实证研究，采用了历史比较和社会比较的方法，而其中大量的研究用企业的历史业绩来计算决策者的期望水平[30]。然而，此计算方法必须有严格的假定，即研究者要明晰管理决策者如何设置决策参考点。为了克服此类缺陷，学者们建议收集一手数据资料，如问卷调研等方法，来获得决策者直接感知的期望水平[9]。据此，根据期望水平的定义和研究方法[9]，本研究采用了4个测项来衡量创业者的经济期望实现程度，如“与你自己的期望水平相比，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成本的实现程度”(反向计分)等。KMO值为0.812 (χ2=292.673,df=15,p<0.001)，Cronbach’sα为0.824，表明量表具有较高可信度。

(3)家族情感依恋家族成员情感依恋是社会情感财富的重要维度，根据BERRONE等[31]所提出的量表，本研究采用了6个测项来衡量情感依恋，如“在我的企业，情感和情绪经常影响决策制定过程”等。KMO值为0.816 (χ2=271.365,df=12,p<0.001)，Cronbach’sα为0.875，高于可接受的信度值为0.7的建议，表明量表具有一定效度和信度。

(4)控制变量根据既有研究，本研究在分析新创企业的经营效率时，控制了以下因素的影响：①企业员工人数(EP)，本研究选取公司员工总人数的自然对数进入模型。②企业寿命(L)，定义为受访当年，即2016年与公司成立时间之差。③企业绩效(PF)，可以从成本、质量、人力资源、生产、财务业绩等方面去衡量经营效率；另外，是否具有创业效率也是相对的，可以将其与期望水平相比较，比如，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或一个区域的平均水平等进行比较，本研究通过采取诸如“与前些年相比，企业的业绩提高程度”等4个指标进行测量。该因子信度Cronach’sα达到0.874，累计解释力达到79.868%。④企业所在行业(I)，即如果处于制造业，取值为1，其他行业则取值为0。⑤创业类型(ET)，即如果为夫妻创业，取值为1，其他创业类型则为0。⑥创业者角色(R)，即如果董事长兼任CEO，取值为1，其他则为0。⑦创业导向(O)，本研究在模型中以二值变量来表示，即如果是企业优先与赚钱优先，取值为1，其他导向则为0。⑧创业者性别(G)，本研究在模型中以二值变量来表示，即1为男性，0为女性。⑨创业者年龄(AG)。⑩创业者受教育水平(ED)，以创业者受教育年限衡量。⑩创业者子女数量(S)。⑪创业者信仰(B)，模型中以二值变量表示，即1为有宗教信仰，0为无信仰。

3.4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见表1。由表1可知，因变量创业坚持(PS)的平均值为5.346，标准差为0.923；解释变量经济期望实现程度(AS)的平均值为4.632，标准差为0.847；调节变量家族情感依恋(EO)的平均值为5.724，标准差为0.736。由主要控制变量可知，企业平均寿命为6.763年，且大部分为男性创业者。表1中的相关性分析表明，经济期望实现程度、家族情感依恋与创业坚持的关系都为显著为正。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N=194)

注：***、**、* 分别表示p<0.01、p<0.05、p<0.1，下同。

4 模型与实证结果

4.1 检验结果

(1)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的关系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关系的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中的模型2可知，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的关系显著为正(β=0.894,p<0.01)，经济期望实现程度的平方项与创业坚持呈显著的负相关(β=-0.674，p<0.05)，这表明，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经济期望落差的实现程度在一定范围内会促进创业坚持，而当经济期望实现程度落差过大时，却会导致创业退出。据此，假设1得到了验证。

(2)调节效应的分析表2的模型4检验了家族情感依恋对经济期望的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的调节作用，其中，家族情感依恋对创业坚持的关系显著为正(β=0.190,p<0.01)，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家族情感依恋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β=-0.463,p<0.01)，经济期望实现程度的二次项与家族情感依恋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0.399,p<0.01)，这一结果表明，家族情感依恋对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关系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当家族情感依恋较高时，企业主的乐观情绪与创业坚持的倒U型关系将有所削弱。由此，假设2得到了支持。

表2 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关系的检验(N=194)

注：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下同。

为了更清晰地解释上述关系，本研究绘制了经济期望实现程度对创业坚持的关系的二维图形(见图1)，以及家族情感依恋对于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之间的调节效应图(见图2)。由图1可知，经济期望实现程度对创业坚持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经济期望实现程度的增加，创业者会选择坚持创业，而当经济期望实现到达一定高点时，创业者会选择“高位退出”的策略，这与本研究的假设1保持了一致。由图2可知，当家族情感依恋较小时，经济期望实现程度对创业坚持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当家族情感依恋较高时，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的关系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说明家族情感依恋在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企业坚持之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这与本研究的假设2保持了一致。

图1 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的关系

图2 家族情感依恋的调节效应

4.2 稳健性检验

表3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家族情感依恋调节作用的稳健性，本研究根据家族情感依恋的差异情况进行了分样本检验，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3。表3中的模型1为家族情感依恋较高时，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关系的检验结果；模型2为家族情感依恋较低时，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关系的检验结果。对比模型1和模型2可知，当家族情感依恋较高时，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的关系显著为负(β=-1.398,p<0.05)，经济期望实现程度的平方项与创业坚持呈显著的正相关(β=1.439，p<0.01)。这说明当家族情感依恋较高时，创业者是否选择退出就不仅仅是根据经济效益，他们还会更多地在乎家族的感受，这就使得即便企业的经济期望实现程度较低，但由于家族感情较强，家族依恋程度较高，此时创业者不会轻易选择退出；同样，当企业的经济期望实现程度较高时，高位退出的情况也会减少，因为此时创业者更希望能够使家族有永续经营的可能。而在模型2中，当家族情感依恋较低时，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的关系显著为正(β=1.381,p<0.01)，经济期望实现程度的平方项与创业坚持呈显著的负相关(β=-1.174，p<0.01)。这说明当家族情感依恋较低时，经济期望对创业者是否坚持创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若经济期望实现程度较低，则创业者会选择退出，从而寻找更适合的职业发展道路；当经济期望实现程度较高时，此时创业者的满足感得到了极大提升，但由于创业者的家族依恋程度较低，此时全身而退则是更适合的方式。据此，假设2得到了验证。

5 讨论与结论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本研究检验了经济期望与创业坚持之间的关系，并且探讨了创业家族情感依恋的调节作用，主要得到以下两点结论：①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之间呈倒U型关系。②创业家族情感依恋在经济期望与创业坚持关系之间具有调节效应，即当创业家族情感依恋程度高时，经济期望实现程度较高的创业者更倾向于坚持创业，经济期望实现程度比较低的创业者，也变得更愿意坚守当前的阵地继续创业；反之，当家族情感依恋程度较低时，经济期望实现程度对于创业坚持的影响则会削弱。

以上研究结论包含的理论贡献如下：①本研究表明，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之间呈倒U型关系，打破之前创业研究中对于经济目标单一的线性假定，丰富了与创业坚持前因相关研究的成果。②本研究探讨了经济与非经济利益参考点的交互作用，将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形成的决策困境延伸到创业学领域。在现实决策环境中，创业者总是试图平衡各种类型期望参考点，或想实现各种类型的目标，而经济与非经济期望的作用不能进行互相替代或者转换，这就为本研究的模型提供了有效的前提条件。将社会情感财富等非经济利益诉求作为决策的一个重要参照点，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家族企业的独特性和异质性行为。本研究认为，当情感逻辑比理性逻辑更为重要的时候，退出创业的决策可能性会下降，企业主更有可能选择继续坚持创业，这个研究推论对于理解创业者决策过程中，面对理性与感性的博弈有着重要启示，也丰富了企业行为理论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在创业学领域的应用。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只考虑了创业家族情感依恋作为重要的非经济类驱动，即情感财富因素的衡量，并没有考虑情感财富其他维度的影响，如家族控制的欲望、内部传承的意愿、家族成员的身份认同等对于创业坚持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不同维度的社会情感财富变量，以及经济驱动因素的交互作用对于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②囿于资源和时间，本研究只采取了横截面研究，无法观测到创业者的连续决策行为，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注重纵向研究，对创业者行为决策进行长期追踪，进一步明确创业坚持的内涵；③本研究只选取了家族企业主作为问卷调研的被试对象，未来研究可将控制家族的核心成员作为调研对象，以弥补创业者单独填写问卷的缺陷，进一步检验本研究的结论；④所用横截面数据并不能很好地捕获经济期望与非经济期望的动态性，未来研究可以采用长期追踪或采用面板数据，来探讨经济与非经济类参考的动态性在创业坚持模型中的影响。